1957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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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内外同志亲密合作互助共事
保证有职有权 遇事诚恳相商
武汉公用事业管理局树立良好榜样
新华社武汉27日电 武汉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的共产党员干部,尊重民主党派成员局长的职权,和这位局长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
武汉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共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一贯支持这个局的民主党派成员局长周焕章(民建中央委员)的领导,并积极帮助他进行工作。局里的共产党员科长和所属公司的经理在处理工作问题时,都主动地向周局长请示汇报,凡周局长作的指示,下属机构都能遵照执行。在每次例行的局务会议、办公会议或全局职工大会、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周焕章也是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举行前,共产党员干部们都积极地按照周局长的指示为他收集和整理材料,由他代表全局去作报告或发言。他不仅能看到上级政府部门发来的电报和文件,为了工作需要,有关的共产党内的文件和电报,共产党组织也供给他阅读。共产党员副局长梁天益也很尊重周焕章。凡是周局长要他作的事,他都积极执行。有一次,周局长对秘书写的一份发言稿不同意,梁副局长就亲自动手连夜改写好,使周局长很满意。有了这些好的工作条件,周局长工作起来劲头很大。他经常对老朋友们说:在公用事业管理局有职无权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遇事诚恳相商,互相尊重对方意见,这是公用事业管理局搞好合作共事关系的另一个关键。在处理较大的问题时,领导干部总是在意见取得一致时才向下发指示。遇到某些问题经过商量后意见仍不能一致时,他们就到群众那里去找办法。有一次,周局长根据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意见,想决定把用户水表以内水管漏水等问题在短期内全部解决。梁副局长认为周局长这种愿望是好的,但是由于他来局工作不久,对所属各公司的力量不够了解,因此就和局长一道深入到基层去具体观察,听取职工群众意见。周局长从实地观察中,发现想急于一时解决所有问题是政府财力、人力所办不到的,只能采取相应措施逐步逐个解决,就修正了自己原来坚持的意见。经过多次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他不仅学会了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自己的急躁情绪,使自己的主观愿望能经常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在生活问题上,这个局的党内外干部都互相谦让,感情融洽。工余时,他们经常互相串门,拉家常,或谈谈工作上的问题。最近,周局长生病休养,共产党员干部们经常去探望他,使周局长很感动。
但是,这种好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据这个局的中共党组负责人说,在1955年周局长来到这个局的初期,局里的共产党员干部有事只向共产党员副局长请示报告。党组织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在党内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批判了宗派主义情绪,才使这种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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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没有把我当外人 我也没有作客思想
民革山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西省民政厅长 杨自秀
我从解放后和共产党在一起亲密无间地合作共事已有八年了。在这八年当中,我从没有感到党把自己当作外人看待,而我自己也从没有过“作客”的思想。我认为合作共事的共同思想,就是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在今天的合作共事,就是共社会主义的事。但合作共事,还必须有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也谈不到合作共事。而另一方面,被领导者也不能盲目服从,因为盲目服从,就会失去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会给革命带来损失,而且这样当然就不会把事共好。
八年多来,我深深体会到,要在党的领导下,和党员同志共同把工作搞好,首先就是要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没有这一点,就会“人云亦云”,就不会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自己常想,党和人民是这样信任自己,自己的一切物质享受又都超过了一般劳动人民,那么,我对人民又作了些什么呢?想到这里,自己对人民事业的责任感就越来越强烈了。有了这样的责任感,不论在各项政策、法令、指示的制定上,也不论在日常工作中的某些问题上,我也就会畅所欲言地发表我的意见,并且敢于大胆坚持自己的意见。比如今年在讨论制定贫苦烈军属优待劳动日的暂行办法的时候,根据烈军属的生活水平应不低于当地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的原则,党员副厅长主张:在春天评定了优待多少个劳动日后,如果秋收分配时,烈军属的收入因为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而低于一般群众的水平,就应该再作调整。当时我考虑低了固然应该调整,以保证烈军属的生活,但是高了也应该调整,以免烈军属的生活脱离群众,给他们在政治上造成被动。因此,主张在秋收分配时烈军属的收入不管偏低还是偏高,优待的劳动日都应作调整。双方为这个问题争执得很厉害,后来经过省人民委员会的研究,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这种情况,在我们山西省民政厅几个党与非党的领导同志中,是经常发生的。由于个人的看法不同,往往在一些问题的讨论上有分歧意见。但这种分歧都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就是为了把工作搞得更好,所以经过争论不但没有伤害感情,反而加强了团结。
记得在1952年参加中央组织的南下土地改革工作团,到江西省帮助土地改革工作时,当时有些非党同志怕戴“地富思想”的帽子,曾有宁“左”勿右的思想。这时候,自己的思想也是动荡不定,但后来想到,右了对人民事业不利,“左”了对人民事业也不利,党的政策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还是按政策办事对。及至到了江西省乐安县第五区荷波乡后,该乡的土地改革工作,已经进行了相当的时期。当时的工作组长是个党员同志,不按照政策规定办事,对大小地主和非法地主与守法地主不是分别对待,各方面都搞得有些过火。自己当时是被派去做副组长,看到这些后,一开始虽也想提意见,但感到他是党员,又是一个遇事独断专行习气很深而毫无民主作风的党员,今天是共产党天下,想怎搞就怎搞吧!后来又想这样不对,工作搞好搞坏自己都有责任,决不能坐视不理。于是自己一面向他提出意见,一面就亲自到另一个村里去检查,并通过和农会研究,及时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向。但后来当区上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在一次全区土地改革工作队的会议上,区的领导却认为我那样作是错误的,并说我有地富思想。当时自己仍然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声明不能接受这一批评。最后,经过县委研究,才对我的作法作了结论,认为那样作完全正确,并从而纠正了当时其他乡在工作上发生的偏向。经过这样的互相批评之后,不但工作搞好了,同志间的关系也更融洽了。
因此,我认为搞好党与非党同志的合作共事关系,就是要处处从人民利益出发,大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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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开始具体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四十万人将得到适当安排
新华社哈尔滨27日电 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对全省四十多万从外省盲目流入的农民、复员军人和中、小学毕业生以及整编中调整出来的干部、职工,开始进行安排和处理。
中共黑龙江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非常重视对上述四十万人的安排处理,曾研究了几次,最后才提出了处理的方案。
现在,从外省盲目流入省内的五万名农民,其中除少数人不愿到农村生产被动员返籍外,许多人已经被安插在地多人少、有荒可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或安插到条件较好的移民新村里。国家还向他们发放了二百万元的投资和一百万元的贷款,这笔钱即将发到他们的手里。对复员军人和整编中调整出来的干部、职工的处理,也有了具体方案。今年的复员军人有80%要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出生在城市和有技术或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复员军人,将在城市就业。目前,已经回来的一千多名复员军人,其中绝大部分已经愉快地走上了农业生产岗位。二万名从整编中调整出来的干部、职工中,一部分骨干分子要被派到基层单位去工作;年老多病和子女过多、家务繁重的女干部,将动员他们退职或退休;另外抽调一批具有文化程度的青年职工报考中等技术学校。对这些人的处理要作到“留者安心,去者满意”。
对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省人民委员会的措施是:凡家居农村的应全部动员参加农业生产,有条件的还可以组织他们在生产之余进行自学;对家居城市的学生,应本着能安排一个就安排一个的精神,组织部分学生参加各种手工业、服务业,而大部分毕业生要通过各种自学形式,以提高文化水平,准备逐步就业。现在,全省的中学和小学,已开始向学生们讲清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全部升学的道理。有些农业社并开始了迎接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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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结合具体情况讨论内部矛盾
干部认识必须改变老一套作风
本报杭州26日电 4月18日到26日,中共浙江省委分别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扩大)和宣传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其他文件。参加会议的党内外干部齐集一堂,结合浙江省的具体情况,讨论得很热烈。
干部们在讨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如何划分的问题时,有的同志提出,由于过去人民内部矛盾中有一些是夹杂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所以一发现矛盾,就自然地联想到反革命的破坏。如定海县小沙区一个社的社员们把社长、乡长、乡支部书记绑起来了,县委听到讯息,就怀疑有反革命的活动。经派人到乡调查,发现这个社有三个党员贪污,乡支部书记开口就训人,群众很不满,绑人的社员都是基本群众。在调查时,社员提出清理帐目、退回贪污财物、对贪污问题要处理、改选干部等四个要求。县委表示支持群众意见,群众自己也检讨了绑人的错误,并且积极地投入了生产。大家认为,碰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冷静,要善于区别和分析矛盾性质,积极地去解决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矛盾扩大,甚至会把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在讨论中,许多干部还检查了过去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错误和缺点,进一步认识了旧思想和老一套作风已经不能适合今天的形势了,如不赶快转变,就会被时代抛弃。
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许多干部检查了过去放松了对群众的思想教育,片面宣传社会主义幸福生活,忽视了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碰到问题常常采取简单粗暴的“压服”办法,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使矛盾尖锐了。如有一个县,今年春节后群众赌博盛行,县的领导方面采取了抓赌的办法,不但没有完全平息赌风,反而连过去对赌博不满的妇女也不满政府了。有的地方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平息赌博,群众就自觉地不赌了。
讨论中,大家认为,虽然细致的说服教育比简单粗暴的“压服”要困难得多,麻烦得多,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来说,应该排除万难,一定要下决心改变旧思想、旧作风。
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除了加强思想工作、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外,许多同志提出,还要搞好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积极领导群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这是从最根本方面解决农业社中各种矛盾的方法。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向自然界作斗争,发展生产,改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人民物质生活提高了,也会减少人民内部的矛盾。如舟山渔区的同志说:“去年渔业增产了,今年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减少了。”
在学习和讨论期间,各级党委书记对回去如何贯彻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进行了研究。许多县准备回去后采取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工作的方针,通过整社、生产、开社员代表大会等方法进行贯彻。有些县还准备总结过去正确的和错误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吸取经验教训,分别是非,教育干部,使所有的干部逐步认识、掌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义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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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伏老冒雨漫游西湖名胜
晚间观看盖叫天名剧“恶虎村”
新华社杭州27日电 今天上午伏罗希洛夫主席由周恩来总理和浙江省省长沙文汉陪同,冒着细雨在苏堤漫步,并到花港观鱼公园和虎跑寺游览。
伏罗希洛夫主席挽着周总理的手,从西冷桥附近的宾馆漫步走过横贯西湖的苏堤,欣赏西湖雨景。快到南面的苏堤口时,周总理指着前面对伏罗希洛夫主席说,那里原来有个雷峰塔,也是西湖的著名的风景点,后来倒掉了。周总理还向伏罗希洛夫主席介绍了关于白蛇传的美丽传说,伏罗希洛夫主席听了很感兴趣。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花港观鱼公园观看了有许多种颜色的金鱼。然后到园里的“翠雨厅”喝茶休息。
伏罗希洛夫主席离开“翠雨厅”时,一个刚到杭州的金华市女教师许以玮迎着他,代表全班四十多个学生向他问候,并把她得到的一枚“一级劳卫制奖章”献给苏联贵宾。伏罗希洛夫主席握着她的双手向她表示感谢,并把一枚有列宁像的纪念章送给她,请她代向学生们问好。
在公园里的蒋庄,伏罗希洛夫主席遇到了我国著名学者、浙江省文史馆馆长马一浮老先生。经周恩来总理介绍后,伏罗希洛夫主席亲切地和他握手,并且邀他一起照了像。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虎跑寺还参观了传说中“济公活佛”的骨灰葬地——佛塔。
新华社杭州27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今晚在杭州观看了著名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主演的京剧“恶虎村”。陪同贵宾一起观剧的还有贺龙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我国驻苏大使刘晓、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和杭州市市长吴宪。
演出结束后,伏罗希洛夫主席上台向盖叫天赠送鲜花,祝这个七十一岁的老艺术家青春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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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省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讨论毛主席讲话
提高了认识揭露了工作缺点
据新华社福州电 中共福建省委最近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传达和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到会干部在讨论以后,认识提高了,不少人还批判了自己过去的看法,如认为“进入社会主义了,问题还有这么多,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事情越来越难办了,不知如何是好”等等。经过讨论并且对照实际工作情况的发展变化,大多数干部坚定地相信,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要采取正确的方法来处理,不仅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而且可以推动各种工作的前进。
会议批判了目前有些地方农村工作存在的不注意克服工作中和干部思想作风上的缺点,不注意向人民群众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对有意见的群众往往加上“地主富农思想”的大帽子的错误做法。同时,会议批判了前一时期部分干部不注意分析各种思想的是非、不及时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右倾情绪。
会议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多数干部认为:目前不是“放得有余”,而是“放得不足”。他们认为,要提高党内外广大群众的认识,要制止粗暴干涉现象,必须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这次会议是在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代表省委向大会作了总结报告。
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五百八十三人,其中党外人士一百二十七人;另有四百多人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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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已到县级机构
广大干部在学习中开始注意联系实际
据新华社济南27日电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山东省已经传达到县一级机构的工作人员。据不完全统计,青岛、烟台、淄博三个市以及惠民、菏泽、聊城、济宁、莱阳等专区大部分县的基层干部也听到了传达报告。到目前为止,全省听到传达报告的党内外干部以及科学界、文艺界的高级知识分子等已经有二十多万人。
目前,各地广大干部在学习和讨论中都初步注意到联系实际,分析各地和各单位人民内部的矛盾,研究处理矛盾的方法。中共青岛市委在4月18日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学生升学和参加劳动的问题;中共聊城地委正在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正确处理农村中的矛盾。在学习中,许多干部体会到要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重要的问题在于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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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克服领导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
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黄火青
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地解决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必须首先严肃地认真地克服领导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一点,从天津市最近进行的一次干部思想检查的情况来看,我们感觉十分重要,也是确有实效的。
部分干部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 不了解人民内部会产生矛盾
几年来,天津市绝大部分的工作人员,保持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保持和发扬了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辛勤努力,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作上也有显著的成绩。但是,在去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也有少数干部认为剥削制度已经基本消灭,生产关系大变革时期已经胜利结束,就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们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在敌我之间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在人民内部,仍然会产生矛盾,还需要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的各种问题。因而在一部分干部中,工作松懈,骄傲自满,高高在上,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很显然,这是不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
根据“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天津市的干部思想情况,在学习“八大”文件的基础上,我们在全市三千多科长以上的干部中,进行了一次以克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工作和思想检查。检查从今年1月初开始,到2月底结束。所采取的方法是检查思想和检查工作相结合,按照我党解决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启发自觉,发扬民主,“和风细雨”,领导人员以身作则,深入开展自我批评和批评,达到提高认识,增强团结,改进领导,改进工作的目的。
在这次检查中,多数单位的领导干部都有比较高的自觉性,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地启发和倾听自下而上的批评,主动地进行自我检查。这样作的单位,检查进行得都比较顺利和迅速,问题揭发得比较彻底,检查得也比较深刻,在改进领导改进工作上效果较为显著,对一般干部和群众的教育作用也比较大,增强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团结。但是也有少数单位的领导干部,在检查初期自觉性不高,态度不够端正,或者是骄傲自满,或者怕丢面子、怕负责任,对检查有抵触情绪,不积极征求下面的意见,不主动、认真地进行自我检查,甚至拒绝批评;这样,检查就不能顺利开展。对这样的单位,我们就亲自找它的领导干部个别谈话,提高他们的思想自觉,端正他们的态度,解除他们的顾虑,推动并帮助他们充分发扬民主。同时引导群众揭发问题,提意见;并给被批评的同志以充分发言的机会,以共同讨论、分析的方式,使批评自我批评深入下去,切实搞通思想,提高认识。这样就使那些原来有抵触情绪的同志,改变了态度,逐步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从检查中看出,在少数干部中,个人主义思想和政治衰退的现象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其突出的表现是争名誉,争地位,争待遇,不争工作。有些人以功臣自居,把名誉、地位看成是自己应得的报酬。有人说:“过去‘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应该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不能再这么提了。”甚至有人向党和国家讨价钱。例如有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说:“工农干部工资太高了,我们有预付资本(指受过教育),工资应该高些。”另一个干部因为没有提级,不好好工作,说这是“按酬付劳”。此外,有些人贪图安逸,工作松懈,缺乏责任心。他们认为“对工作问题索性不要深追,越追,麻烦事越多”;“工厂脏,马路长,冬天冷,夏天热”,不如坐办公室“又省事,又舒服”;遇事不是推给领导,就是推给下级,得过且过。有的人思想颓废,暮气沉沉,走退坡路;还有的人吃穿想的多,工作想的少,生活铺张浪费,工作消极、疲沓。事实证明,凡是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得比较严重的地方,凡是有革命意志衰退倾向的干部,就必然产生工作上不负责任,生活上脱离群众,不能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现象,就必然产生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 领导不深入作风不民主
从检查中可以看出,官僚主义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二:
(一)领导不深入,一般化;行动迟缓,办事拖拉。不少干部几年来滋长了“松一口气”和满足于现状的思想。有的认为:“革命胜利了,不像战争时期那末紧张了,有事拖一下也塌不了天”;也有的认为:“工作秩序正规了,下面已经有经验,工作中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因此,遇事很少亲自动手,刻苦钻研;满足于听听一般的汇报,开会作一般的布置,坐在办公室里批批文件,很少深入下去。偶尔下去也是“走马观花”,不能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认真解决问题。同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是机构大、层次多、工作手续繁杂。
(二)作风不民主,不尊重党委集体领导,领导方法简单生硬,单纯使用行政命令,不走群众路线。他们认为:群众讨论半天,不如行政一道命令”,“说服教育太麻烦,还是批评、处分效力大”,有些干部骄傲自满的情绪滋长,强调个人作用,计较个人的得失。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要求,不加理睬,对他们的工作,不注意帮助,动辄批评,轻率处分,影响了下面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疏远起来。
经过这次检查,广大干部、特别是各单位领导干部的思想有了很大提高,普遍地认识到如果不加强思想改造,使个人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发展起来,不但个人的发展是危险的,而且将加深领导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对革命事业将有重大危害。因而艰苦奋斗、勤恳工作、勤俭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和作风在干部中有所发扬;干部之间的团结也有所增进。特别是向政治衰退的干部敲响了警钟,其中大多数人已开始醒悟过来,认识到“如果一任自己的错误思想发展下去,就有脱离革命的危险”,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
随着思想的提高,各单位在领导上、工作上都有了一些新气象。市级各机关在精简机构方面,实事求是地积极贯彻了中央关于精简编制的指示。如市委各部决定减编二百六十三人(其中科、处长级干部七十五人),占干部总数的26.8%。市人民委员会系统各单位减编也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中,如民政局减编33%,税务局减编41.5%)。领导机关精简下来的干部,正在调往区级机关和基层单位。对于会议也作了一些合理的调整,市级机关确定了“无会议日”,在这一天,全市领导机关不举行会议,以便领导干部深入下层进行工作。经过这次检查,大多数领导干部在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加强具体领导等方面,较前大大注意了,工作较前深入了。
转变领导作风 推进了增产节约运动
领导上的转变,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工作。这突出地表现在增产节约运动上。如耐火器材厂(主要生产坩埚),过去因为原料供应经常不足,生产不正常。这次检查后,厂长亲自到原料产地(山西)了解原料生产的情况,协助当地组织了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坩子土的副业生产。结果不仅解决了该厂的原料问题,1、2月份产量超额50%,而且使原料产地的合作社员增加了收入。
这次检查虽然有许多收获,但是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有些干部自觉性不高,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上级领导机关也缺乏具体的帮助;有些单位还有些前紧后松的情况,检查得不深不透。就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为了巩固成果,也还需要作很多努力。
从这次检查中,我们也深深觉察到过去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存在着许多缺陷。上述种种思想问题之所以未能更早地得到解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干部的政治思想领导不强。特别是去年社会主义高潮以后,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帮助广大干部了解已经发生的巨大深刻的转变的重大意义,使大家的思想能够适应新的形势;我们没有及时在干部中大力进行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教育,使大家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有些方面的政治思想工作反而放松了;同时,对干部也缺乏经常的教育和监督。
这次主要是检查和批判了官僚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至于目前干部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还没有着重检查。目前不少干部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对统一战线政策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等问题都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模糊认识。不清除这些错误思想,就会妨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因此,这次检查只是加强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始,今后还需要进行很多工作。最近我们召开了全市宣传工作会议,吸收了科学、教育、文艺、卫生、新闻出版各方面的非党知识分子和党的宣传工作干部在一起,讨论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同时在党内党外广泛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要求大家深入学习,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展开深入的讨论,进一步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思想提高的基础上,还要结合各单位的工作,具体分析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研究新形势下提出的许多新问题。
其次,我们正在组织全市党员学习党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深入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加强党性锻炼,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并为不久即开始的整风运动作好准备。
为了继续克服官僚主义,有效地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还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发扬民主。除了正确贯彻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及健全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制度,加强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外,还要广泛动员群众的力量,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在工厂中应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在学校、医院中应建立定期征求群众意见的制度,增加领导干部与群众的接触,遇事多和党外人士协商。我们相信:只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领导干部又能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那么,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一定能够及时发现,并及时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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