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不要歧视受批评的人
李蔷云
看起来，就在我们这好社会里，也还有不公平。我深感，一种带普遍性的不公平，就是歧视受到批评的人。
“嘿，他受了批评啦！”“呀，呀，他受了批评啦！”“嘻，嘻，嘻，他受了批评啦！”……这“嘿”、“呀”、“嘻”之类的声音里，涂满了惊奇、鄙薄、厌烦甚至“幸灾乐祸”的颜色。避而远之，掩鼻而过之，鸣鼓而攻之，……这就是受到批评的人受到的比批评厉害得多的“批评”。一个作者的作品受到了批评，竟会累及他的新作品找不到发表之处。上海的一个出版社出了几个坏人，甚至使它出版的好书也销路大减。东北的一位作者，遭到了一首诗的不公正的讽刺，他的某位亲友竟也不愿再跟他往来，下去体验生活时，原来对他很好的负责人也翻了脸。……
请原谅，我这里举的是一些比较突出的事例，当然不能概括全部受到批评的人（和单位）的遭遇，而且，我也知道，情况是愈来愈好了，这一两年内已大有改善，但是，多多少少的不公平，还是相当普遍存在的。
然而，在我们的好社会里，还有一个普遍的存在，那就是：每一个活人，工作着的人，都不免受到批评。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中的那些帝王将相们，人民不敢批评他们；资本主义世界的达官显贵、阔老大亨，人民没有机会批评他们；那么，我们的社会里可就不同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集体中，为一个伟大的共同的事业奋斗着，共同的目标促使我们互相关切，共同的利益又促使我们相互督促，这关切和督促就经常化为批评。请想想，一个人如果不受批评，这是多么寂寞的人生啊！而且，每个人的生长又总是跟这种批评分不开的，孩子时候的贪吃、爱打架，总要经批评才能改正。批评，进步，又批评，又进步，也正是一个人的生长的规律。
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人中，常常是越工作多的人受到的批评越多；进步越快的人，常常有不少快乐而又多少带点苦味的受批评时的回忆；善于思考的人，往往比那些不用脑筋的人挨到更多的批评。
奇怪！奇怪的是，人们有时愚蠢到这种程度，自己也受批评，自己又歧视受批评的人，到底是谁歧视谁呢？这是一。其次，批评一个人是出于关切、出于督促、出于爱，等到批评之后，就又只剩下不关切、不督促、不爱的“歧视”了。再次，受批评之后，紧跟着的常常是进步，而批评那“受批评的人”的人，却又如此地倒退了。又次，一个人受到的批评，并不一定完全是正确的，有的就很不正确，如果谁受了不正确的批评，而又受到了歧视，那更是加倍的不公平。
这也许又是人民内部的一个暂时的矛盾。我在这里尝试着揭开这一矛盾。因为，我越来越感到，歧视受批评的人的这种风气，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风气是不共戴天的，要好好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造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条件，就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打破这种风气。让大家又敢批评，又不怕受批评；又批评人家，又受人家批评。
第8版()
专栏：问题讨论
锋利，正是为了治病救人
雁序
读了“小品文的新危机”，平时积累下的一些骨鲠在喉的意见，实在有一吐为快的感觉。
一个月前我参加上海一个报纸的座谈会，这个报纸的负责同志说，“杂文在争鸣时往往容易抓人家的‘小辫子’，专事挑剔别人的错误，所以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因此我们考虑争鸣时是不是不用杂文，即使用杂文，也得从求同出发，先大量的肯定别人的正确之处，然后再在不同意见处作一些补充。这样做既全面，也不伤人。”
这些话引起了我的很多想法。我想，不伤人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一定要先替别人来个“成绩是基本的”再来个“缺点是存在的”，大家都响应号召，以为只有这样才叫“不伤人”，那末，这倒真有点破题、承题、起承转合的八股味道了。回春同志说“药之为药”，“必须和平中正”，这固然是问题的一方面，但我则更同意另一先生的一个譬喻，他说，杂文应该像针灸医生手中的针，他看中“穴道”一刺，使人有点儿酸、有点儿痛，针的效果反映到大脑皮层，病就好了。
其实，药毕竟不比糖茶，吃下去时总有些苦的，俗谚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我们似乎也不必一闻到苦味就像三岁小孩子那样大哭大叫，大喊“要不得”。
杂文是不是也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呢？有时自然也有，那就是某些作者思想上的片面性，而不是杂文本身的过错。如果因此而把一切杂文都废掉，或者把锋芒一律磨光，大家来个四平八稳，我看这只会助长官僚主义。
有人一听到“锋利”、“尖锐”等字眼，立刻吓出一身冷汗来，立刻便把大帽子满天飞、恶毒的挖苦人等等与之联系起来。其实，我觉得尖锐、锋利只应该是深刻的思想内容的孪生兄弟，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形式和外壳。真正的锋利和尖锐只意味着一针见血，把问题的症结一语道破，分析到它的骨子里。它绝对不同于大帽子满天飞和“装腔作势，借以吓人”。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意义也正在这里。
一提起战斗，某些稳重有余的同志便又慌了手脚：“人民内部还讲战斗吗？”不，我们讲的是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渣滓作战斗，而不是针对某一个或某一群人民，请放心好了。至于对待那些思想渣滓，我想倒不必那么和平中正，也不必那么温良恭俭让的。
文学工作是思想工作，它必然是对事不对人的。即使有人抬出文学是“人学”的牌子来，但我也只认为它是活人灵魂的人学，而不是“揭人之短看哈哈笑”的人学（至少对人民内部是如此）。所以杂文即使有时举出一些实际事例，也只服务于更好的阐明一种思想，引人深思，而不是使他无所立足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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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谈副作用
铁航
我想谈谈关于小品文的副作用的问题。实际上哪有什么事绝对一点副作用也没有？提倡精简节约、艰苦朴素，无疑是好事，可是也还有些官僚主义者用它作挡箭牌，拒不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你说我不关心群众生活么？我这是增产节约啊！”
事物总是有两面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抓住它的主要一面即主流。一篇文章只要其主流是治病救人，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就要得；即使有某种轻微的副作用，也无关紧要，无须乎大惊小怪。当然，如果一篇文章其主流就是“副作用”，是要不得的。这正好像一种药如果治好了肠病，又得上胃病，当然要不得；但是如果能治好一种病而对某一“经”稍有轻微损伤，却在所难免，所谓“治一经、损一经”。无论什么事，要求百分之百的全面，要求一点副作用没有，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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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身毛哔叽
周因
我一家八口人过活，生活比较清苦。但是，我竟然在全家节衣缩食之中，自己穿上了一身笔挺的毛哔叽。擦亮了皮鞋，戴上了皮帽，在北京街道上那寒冷的北风里，裹着入时的大衣，昂昂然，是一副阔绰的派头。家里人，对我有各种各样的鼓励。母亲说：“你常在公事场里，应该穿好点。”爱人也帮我打扮，为了使我能够仪表堂堂的立于大庭广众之间，常常在购置衣物时，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我自己更觉得，衣着不好，在人前就有很敏感的自卑感，心里也经常翻搅着不安和苦恼。因为，这衣着竟是代表人的社会地位的。一次，我去参加政协的一个会议。会议厅门口有两位接收大衣的同志。我去时，他们刚接过一位同志的水獭领黑呢大衣，一扭头，看见我拿着长毛绒小翻领灰布棉上衣，怀疑地看了一眼，轻蔑地问道：“你是不是送信的？”这个会议的入场券在前门就收了，我坐的汽车明明停在会议厅前，送信怎么会送到这里呢？那时，我竟自惭愧起来，连忙说声“是来开会的”，就赶快夹着小棉袄，去坐在一个角落里。
受过几次冷蔑的逼人的眼光后，我决心节衣缩食，为一身毛哔叽而积蓄，想痛快地出一口闷气。
隔了半年，我终于穿上一身毛哔叽了。庄严的藏青色，平整的双肩，曲直有致的线条，使人浑然自得。我虽然并未因此而觉得高人一等，但遇到投来的羡慕眼光，确也领受着高雅的风趣。我爱人向我开玩笑说：“你看你，穿身毛哔叽就不知该怎么着了，手脚都没处放了。”
我回到河南来了。满眼都是朴素的景象。
我认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同志，是1944年的冬天，在豫西解放区，那时他是地委组织部长，是最初给我革命教育的领导同志之一。我记得，冬天，他穿一身灰而发白的棉布衣，戴一顶有耳遮沿的棉帽，踏一双农民的鞋子。十二年以后的今天，他还是老样子，只是棉布换成了细布的，颜色稍深了一些，好像有了一顶呢质帽，农民的鞋子换成了百货公司卖的那种布鞋子。这身衣着，像十二年前我第一次听他讲党课一样，对我有着生动的教育意义，替我回答了冷白的眼光，使我感到自己为一身毛哔叽而奋斗的那种丑恶思想的要不得。回想起游击战争的岁月，心中很难过。同时，好像有一阵清水冲去了心里的浮华，也生长了志气。
星期天，史向生同志来到我的家里。因为屋里缺少椅子，两个人蹲在地下，围着一盆炭火，谈起来了。这种形式和这种情绪，都和打游击时，冒着烟雾，烤树疙瘩是一样的。不知怎的，我在这种场合下，有一种老想向老上级倾诉自己的缺点和思想问题的愿望。我的孩子在他跟前闹来闹去，无论如何赶不走，耽误了我这个愿望。他告辞时，我爱人不认识史向生同志（我也忘记了介绍），送到门口，她说：“没有事，就来玩吧！”史向生同志高兴地说：“好，闲了就来。”我为这个邀请有些吃惊，但当时也不好说话。送走了客人，我告诉爱人说：“他就是省委书记史向生同志”。她说：“我把他当成了一般同志了。”
我心里说，是的，他就是“一般同志”。（附图片）
苗地插图
第8版()
专栏：
映山红
蔡庆生
这座山，我们曾经见过面，
八年前，曾在这里作过战，
我扛着被弹片撕碎的红旗，
插上了这座山峰的制高点。
现在，我成了个测量队员，
又来了，要把这座山峰“攻占”，
满山盛开着的映山红啊！
你们是不是当年红旗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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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话我国古代足球
左坚 南宫望
有这样一个故事：唐代有一个书生，特地等到宰相看足球赛的时候去“晋谒”，想借此一显身手，以博重用。当宰相阅读他的自荐信时，他有意截获一球，“用肩妆”、“倒膝”、“顶头”、“盘拐”等花样，浑身舞弄了一番，直到宰相看完信还没有停止。宰相大为赏识。看来，古代足球的踢法和毽子的踢法有相近的地方。
但现在玩毽子远不及古代玩足球来得丰富。古代踢足球，人数能从一人、二人、三人到十人；球的数目从一个到两个（最初是熟皮里塞软东西，后来是用牛膀胱等做胆囊）；球门可以在两丈左右的高处，也可以在平地上挖窟窿，球门的数目可以多到十二个；球场有的是高台，有的是院落；踢法可以作射门竞赛，也可以作技术表演。二千多年间，它受到了上自皇帝，下至黎民百姓的热爱，以及诗人、史家、画工、稗官等的赞颂和描述。爱踢足球的皇帝，见于正史或野史的就有一大批：汉刘邦的亲老子因为没有足球踢要辞掉“太上皇”不干；汉成帝因为没有足球踢而闹情绪，臣子们赶紧献上棋类游戏；唐太宗、唐玄宗是足球名手，唐玄宗在“国际竞赛”中还出过风头；宋太祖、宋太宗和他们的四个臣子可称为球场六友，有六人“蹴鞠”的图像；明宣宗朱瞻基把看球作为“行乐”，至少算得上个“球迷”。皇帝如此积极，王公大臣自然不会落后：汉霍去病远征时还修筑球场；马援的第三个儿子修的球场比街道还长（但不知街道有多长）；和唐太宗是郎舅关系的驸马公柴绍的球艺曾博得彩礼；宋代的赵普相爷和“打瓜招亲”的郑恩就是上述六友中的二友。诗人杜甫的“十年蹴鞠将维远”，大概是指自己练了十年，并不是“有空时也喜欢踢几脚”。因为唐代的进士们必须能参加足球赛，非平日痛下工夫不行。写水浒的施耐庵、写隋唐演义的褚人获，关于足球的描述都很细致动人（见水浒第二回、隋唐演义第十七回），足见都是内行。至于广大黎民百姓，虽然没有记述，但从战国策（齐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蹹鞠者”；裴松之注三国志，“年兴金革，上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以及宋代陶枕上有少女踢足球的风俗画来看，可以断言他们是足球的爱好者。假使再从词人、墨客的著述的字里行间去寻味，那些在四周喝采，在暗角里挦毛、缝球的无一不是黎民百姓。
我国二千多年前就有了足球是不容置疑的，史书的记载确凿可证。由于这些记载，使我们知道了祖先在体育运动方面的辉煌成就。然而对古代足球的探索还只是开始。究竟它是怎样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还缺乏系统的了解。其他如具体规则、场地设施、各种活动的关系（如马球、毽子），也都没有弄清楚。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汉初的“蹴鞠新书”。这部二千年前出版的、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丛书，本身的文化价值和它的二十五篇论著的史料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但不幸失传了。
据说，“五四”运动前后，还有人在湖北宜昌一带看见农民用小竹管吹灌“牛膀胱足球”。“五四”运动距现在不过三十几年，也许古代足球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绝迹，也许在七、八十岁的老杂技家、老武术师、老踢毽手的嘴里还能讨来一些活资料。如果我们留心访察民间艺人，多少会有好处。（附图片）
古代人踢足球图（选自明朝王思义著“三才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