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加强团结，改进电影工作
夏衍
去年秋天以来，北京和上海的报刊上展开了关于我国电影问题的热烈的讨论。除去文学艺术工作者、电影工作者之外，广大的电影爱好者也参加了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意见。这种讨论表明了人民群众对电影事业的真挚的关怀，也表明了我们电影工作中的确还存在着不少错误和缺点。
几年来，我们的许多影片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与欢迎，但是人民群众对一些质量不高、枯燥无味的影片也表示了不满。他们希望能有机会发表意见，提出批评。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来，电影工作的组织者和创作人员之间，正在探讨改进领导方法和改变艺术创作的组织形式，因此这一讨论就提供了一个集思广益、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以便纠正错误和缺点的机会。在这一讨论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批评、有益的意见，但同时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片面的、不正确的看法。有些人看不到解放后我国电影事业的根本的变化和发展，而用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否定一切，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发生动摇；另外一些人则只看见工作的成绩，不愿意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采取了不欢迎的、乃至拒绝的态度。显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对的。我们的态度是肯定成绩，坚持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同时，坚决地克服缺点，改正错误。
这次讨论涉及的范围很广，问题很多。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打算着重地研究一下下面的几个问题：这就是：一、对八年来我国电影的评价；二、对解放以前的我国电影的评价；三、加强电影工作者的团结和改进电影工作的领导。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明确地解决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这就是电影工作的性质和电影工作在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对于这个问题，早在1907年列宁就曾指出：“当电影掌握在庸俗的投机者手中的时候，它常常以恶劣的剧本将群众引入堕落之途，它带来的害处多于益处。但是，当群众掌握了电影的时候，并且当它掌握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手中的时候，它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电影是通过艺术的形象时时刻刻同千百万群众直接接触的、最富于大众性的艺术，它具有从精神上影响群众的无可比拟的巨大力量。因此，革命的电影工作者的任务，首先就是力图掌握这一犀利的武器，来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使之服务于革命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同志也曾指示过我们：“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艺术必须服从政治，艺术必须为革命斗争服务，为劳动群众服务。因此，中国电影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的革命中是否服从于所规定的革命的任务，是否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我们在检查电影工作的时候，必须首先答复的问题。
电影为什么人服务，这是一个原则性方针性的问题。我们要坚持和贯彻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可是，在按着这个方针进行工作的时候，接着的还有一个如何去服务和怎样才能服务得更好的问题。由于这样，在这次讨论中我们首先要明确的问题应该是：我国电影的基本道路是否正确，是否服从了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否执行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其次，我们还要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过程中，检查领导工作和艺术创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坚持文艺服从政治、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我们的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另一方面，不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不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那么，正确的方针就不能有效地贯彻，就不能产生出对群众有益而又为群众所欢迎的作品。
从这个基本态度出发，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接触到这次讨论中首先被提到的八年来我国电影的成就和缺点的问题，和对解放前的我国电影的估价问题。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电影事业获得了划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我们不仅在短时期内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反动电影，观众由1949年每年不足五千万人次（主要是城市观众，其中80％以上是美国电影的观众）扩大到1956年的每年十三亿九千万人次（其中城市观众占总数的39％）。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六千多个电影放映队，组成了全国规模的放映网，更重要的是摄制了许多真实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和人民生活的、质量较高的故事片，其中如“白毛女”、“钢铁战士”、“董存瑞”等获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评。此外，还摄制了数以千计的及时反映新中国面貌的新闻片、纪录片，译制了大量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影片。这样，中国电影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这就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挤掉了霸占中国电影市场达三十年之久的美国电影，用新型的、健康而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来满足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上的要求。
在这里应该特别着重指出，解放以后摄制的各种影片，由于坚决执行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由于绝大多数电影工作者通过学习和自我改造，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因此，这些影片和解放以前的电影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且不谈解放以前的那些单纯以赢利为目的的、黄色的、低级趣味的电影，就是进步电影，也往往是从革命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用迂回曲折、隐蔽讽喻的手法来表达对被压迫人民群众的同情；而今天的人民电影，则明确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用鲜明的阶级观点，来真实地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和愿望。中国电影经历了二、三十年的艰困的路程，从此才走上了康庄大道。中国电影工作者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和探索，从此才得到了可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中国电影呈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中国银幕上出现了新的人、新的事、新的思想感情、新的道德标准。中国电影通过银幕告诉人民：人民革命的胜利从何而来，中国革命经过了怎样的道路，经历了多少的困难，以及要怎样才能保障胜利和争取更好的将来。十三亿人次并不是一个小的数字，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亿万群众通过银幕所受到的感染和教育。新的电影不但给了人们以强烈的革命的思想教育，并且改变了过去许多电影观众的不健康的趣味。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尽管八年来的电影工作还有许多缺点——甚至很严重的缺点，但是它已经踏上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坚实道路，使电影成为教育和鼓舞人民的工具，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必须予以足够的估计，决不应该抹煞的。如果对于这一基本性质的成就不作充分的估计，把中国电影工作的正确的方向和领导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混淆起来，因而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发生怀疑和动摇，这种看法和想法无疑是片面而有害的。
“文艺报”评论员在“文艺报”1956年第23期所写的“电影的锣鼓”一文以及同一作者以朱煮竹的笔名在1月4日“文汇报”上发表的“为了前进”一文，就表现了片面性的错误。这位作者用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电影工作的成就，片面地把少数大城市电影院的票房价值当作唯一的“检验问题的标准”，认为解放以来的电影完全糟糕，其原因则是由于“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他不了解解放以前的进步电影和解放以后的人民电影的基本性质上的区别，而要求我们的电影事业“倒退”回去。他甚至怀疑党和政府对电影事业的领导的必要性，认为党和政府对电影事业领导力量愈强大，就愈产生不出好影片。他否定整个电影生产中必要的“选题计划”，把电影艺术人员的思想、业务学习叫做“一年一度的传道”。他以片面性去反对片面性，以宗派主义情绪去反对宗派主义，其结果，不是促进电影工作者的团结，而是加深他们之间的隔阂，不是鼓舞大家起来克服缺点，改进工作，而是散布悲观失望情绪，使人们丧失信心。按照这位评论者的意见，那就只有取消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取消党对于电影工作的领导，让电影倒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显然是十分错误而有害的。
在这次讨论中，许多电影工作者批评了艺术领导的方式方法，如领导过分集中，审查层次过多，在制片思想上狭隘地理解工农兵方向，机械地规定题材比例，制片计划不切实际，对影片内容要求不适当，以及用许多清规戒律来干涉艺术创作中的细节等等。这些现象是确实存在的。解放以后，我们接收了国民党政府经营的残破不堪的电影厂，后来又对私营电影厂实行了国有化，电影从业人员来自各方，经历不同，思想不同，缺乏互相了解和共同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统一集中的领导和对影片的较高一级审查制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过分集中和审查层次过多的状况，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没有能相应地及时地加以改变，就妨碍和束缚了电影创作人员和各厂领导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强调电影应为工农劳动人民服务，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正确的。但是电影为工农兵服务不等于电影不应该反映工农兵以外的题材。相反的，党和艺术家团体不止一次号召作家们以更广泛的题材、更丰富的样式，来反映中国人民过去和今天的斗争和生活。群众需要各种题材的影片，需要从今天的斗争和过去的斗争中来认识现实和增长知识。因此，把为工农兵服务狭隘地理解为只能反映工农兵的生活，无疑是错误的。我们的电影有一个时期题材范围特别窄狭，是与某些同志的这种狭隘的看法有关。但是，那种认为电影工作的缺点和电影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就是由于“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了工农兵”的看法，却是不正确的。事实表明，近几年来摄制的故事片中，以工农兵为题材的并不是太多而还是太少。工农兵的生活是无限丰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也决不是因为写了工农兵的生活。问题在哪里？从领导方面说，这是由于在一个时期内，电影领导上曾经不从现有的艺术、技术人员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观地计划和号召要摄制所谓“史诗”式的、“纪念碑”式的、概括整个历史面貌的作品，同时又过急地要求电影反映当前的政治运动，机械地要求电影宣传当前的政策法令；加上在一个时期颇占上风的粗暴的文艺批评的影响之下，艺术领导人员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常常用生硬的公式教条来衡量艺术作品；这样就一方面助长了电影片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与此同时，又轻率地否定了一些本来可用的剧本。当然，从电影艺术工作者方面来说，由于在工农兵中缺少知心朋友，因而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斗争、思想、情感缺乏深刻的了解和体会，缺乏足够的艺术表现能力，也是造成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本原因。这次讨论中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是不要领导，而是要求有更好的领导，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艺术家们要求的不单是通过或者否定的决定，不单是好或者不好的评语，而是希望得到对他们的作品的细致的分析，和亲切的、同志式的建议与批评。上面所说的那种主观主义的做法和对艺术创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曾在一个时期之内束缚和阻碍了艺术家们的自由创造，因此，改进艺术领导的方式，尊重艺术家们的创造性的劳动，建立起领导和艺术家们之间的有利于艺术创造的亲密友谊，是改进电影工作的重要环节。
造成上述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于管理电影这样一项包含艺术、科学、技术和经济组织的复杂而重大的国家事业还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于领导上存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我们在制定发展电影事业的规划和电影工作的各种制度规章的时候，在规定影片选题计划和审查每个具体作品的时候，常常没有充分考虑电影艺术的特点；没有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而教条主义又总是和宗派主义相结合的。我们的电影事业拥有一支庞大的、从各方面汇合起来的队伍，从这次讨论不难看出，这支队伍中的党与非党之间、新干部与老干部之间、行政工作者与艺术人员之间，都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隔阂。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宗派主义情绪。他们对解放以前的进步电影缺乏认识，对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的作用和几年来他们在思想上的进步估计不足，因此没有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力量，有些人被长期闲置，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感到极大的苦闷。加上，在电影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工作中缺乏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愿望，惯于用“左”的词句或者粗暴的指责来代替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对历史上和工作中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善于从思想上分析错误的历史原因，本治病救人的精神来使更多的人从错误中得到教训。这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大大地妨碍了电影工作者的团结和合作，造成了工作中的损失。
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之所以产生，除了思想方法上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解放初期，我们的电影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因而在某些电影领导工作者的头脑中就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对一些有经验的非党的电影工作者采取了傲漫的、排斥的态度。这样，领导与群众，党和非党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近两三年来，这种状态虽已有所改善，但是由于一部分电影领导干部墨守成规，对于过去承袭下来而在今天已经不合适了的一些领导方法和制度，还没有能够及时地加以改变，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还没有能够系统地、彻底地从思想上加以清算。因此，坚决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在电影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就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二 在这次讨论中，还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我国电影的传统问题。由于对过去的电影看法不明确，不但影响我们去正确地接受过去的有用的经验，而且影响到对于过去的电影工作人员的团结。因此，对于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中国人自己摄制故事影片，还不足四十年的历史。在初期，它受到的主要是“文明新戏”（即现在的通俗话剧）和武侠、言情小说的影响。联华公司成立之后，中国电影开始受到“五四”新文艺思潮的影响。共产主义者参加电影活动，开始于1932年的“一二八”战争之后。到1933年，才组成了一支包括主要的电影导演、演员、美术家、音乐家、影评家在内的电影界的进步力量，才鲜明地树立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在三十年代初期，以上海为基地的中国进步电影有了飞跃的发展，它根据民主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摄制了许多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片，并和封建思想、买办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不能也不会忘记，早在二十几年之前，中国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之下，已经摄成了像“大路”、“渔光曲”、“桃李劫”这样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服务于当时的革命任务，对人民群众起了巨大的教育、鼓舞作用。应该承认，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中国进步电影是站在先进的行列中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的中国进步电影在这一历史阶段所受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电影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一方面是包括艺术和技术的集体性的劳动，同时又是一种需要有大量经济力量来经营的企业。中国电影在旧中国的上海这一特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历史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在这时期，中国电影事业绝大部分掌握在官僚买办资本家、影片商和投机商人的手中。大家也都能够记得，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上海是国民党白色恐怖肆虐的中心，1930年之后，进步电影又成了内外反动派联合“围剿”的对象，摄制和发行一部影片必须经过三重四重的检查和删剪，电影艺术家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斗争和生活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加上，除了这些外在的压力和限制之外，在电影艺术家们自己的思想、生活、创作方法上也还不可避免地受着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是中国知识界的先进分子，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受到过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影响。但是，由于他们长期处身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受着反动统治的种种限制，他们没有和劳动人民接近的机会，他们的灵魂深处也不可免地带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鲜明烙印。他们忧时愤世，他们为苦难的人民鸣不平，他们力求用他们的艺术来吐露他们对国家对社会的理想。可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究竟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还有一定的距离。他们是凭热情、凭“正义感”、凭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来参加革命的文艺事业的。在当时，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都能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斗争和生活。他们一方面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和年轻的苏联电影的影响（中国电影在1930年以后，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罗姆等人的理论和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之后，才开始有了正规的电影剧本和摄影台本），另一方面也受到有毒素的美国电影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特别是庸俗的小市民趣味的影响，以致在解放以后还产生了像“武训传”这样的影片。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说明，“武训传”的错误不是孙瑜先生一个人的，当时的一些担任电影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对于这部影片的摄制和发行应负主要的责任。由这件事可以说明，不但一些非党的进步的电影艺术家，就是有些党员电影工作者，在思想上也还是保留了若干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因此，在政治方面来说，上海的进步电影是反帝反封建的。但是从思想方面来说，上海的进步电影事业的内部却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分。一些好的影片，在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坏的影片，像“武训传”，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的，即反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尽管如此，中国进步电影有如在严寒的气候下突破层层的瓦石重压而生长出来的新苗，经过进步的电影工作者的钻研摸索，在运用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和在制片工作的实践中，也确曾积累了不少值得我们继承的适合于中国情况的经验。我们应该正确地恰如其分地估价过去，我们要很好地接受有经验的电影工作者们在艺术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继承他们的战斗传统，学习他们艰苦朴质的作风。
因此，如何对待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我们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首先必须区别：在解放以前有进步的、革命的电影，也有更大量的落后的，反动的电影，在进步电影中，又有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之分。我们必须继承我国电影中一切优良的、进步的传统，同时要正确地恰如其分地批评它的缺点和错误。否认或轻视这种传统，无疑是错误的。但是，要顾后更要瞻前，我们接受过去的经验和遗产应该用新的观点来分析和抉择，应该有批判地加以取舍。因此，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好，要求现在的电影再回到过去的老路，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三 加强团结，改善领导方法，是改进电影工作的关键。如前面所说，在一部分电影工作干部，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中，还存在着宗派主义情绪。这种宗派主义，妨碍了电影工作者之间的团结，限制了许多电影工作者的艺术实践，压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现象，给电影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并且直到今天还没有彻底改变。就在这次讨论中，也还看到一些狭隘的带宗派情绪的意见，这就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理解不深，对近年以来广大知识分子、艺术工作者的进步估计不足，对监督和引导我们艺术事业的社会力量缺乏信心，因而对文艺工作的自由竞赛、自由辩论心存顾虑，深怕在改变了电影艺术创作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之后，会出现“毒草”，会产生出不好的以至有害的影片，他们疑虑重重，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同时，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认识不深，因此，不能虚心接受各种批评意见。也有一部分人对讨论中出现的某些片面的看法，显得有些急躁，缺乏耐心说服的态度。显然这也是不利于电影工作者的进一步团结的。
必须认识，我国电影工作者经过了学习和思想改造，经历了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绝大多数已经基本上树立了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因此，电影工作者的团结已经有了可靠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应该让电影工作者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采用他们所熟悉和喜欢的创作方法，大胆地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创造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电影工作的领导者应该对他们的艺术才能有充分的估计和信任，并且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和可能的帮助。新的和老的电影工作干部也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过去对于一些老的电影艺术家不够信任和尊重的宗派主义作风必须彻底纠正。应该看到，这些老的电影艺术家不但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他们具有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电影工作的领导人员和年青的电影工作者都应当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而决不应该排斥他们。同时，老的电影艺术家也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艺术水平，热心帮助和培养年青的电影工作者。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团结，才能把我们的电影事业向前推进。
要改进领导方法，最根本的就是必须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按照电影艺术生产的特点去领导电影工作，充分发挥电影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他们去进行工作。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在电影事业中得到贯彻。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消灭了。从剥削阶级出身的人，正在被改造成为劳动者。电影艺术如果要反映现实，势必要多写劳动人民的题材。因为现代的题材，除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外，其他就越来越少了。我们的电影必须始终不渝地为劳动人民服务，因此就必然的要写劳动人民的题材，但是，这决不能被了解为电影只能表现工农兵的题材。电影的题材应该十分广泛，应该从各方面来反映我们的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以满足观众的多方面的要求。我们应该帮助电影工作者去熟悉和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同时又应该允许并鼓励他们自由地选择他们所愿意描写的创作题材，发挥一切电影工作者的才能和积极性。我们的电影生产，应努力增加出品数量，在保证一定数量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质量。
在生产管理方面，应该实行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相结合、自愿结合和统筹安排相结合的办法。应该改变过去的对电影事业过分集中的领导和艺术创作上的行政干涉的作法，将艺术创作的责任交给制片厂和创作干部自己去担负，以发挥电影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在方针政策、电影事业发展规划、全国制片计划和题材比例等方面，必须有国家的集中领导，以保证电影事业的发展能够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和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利益。
在经营管理方面，要在保证影片具有一定质量的条件下，逐步地实行经济核算，增产节约，降低成本。“票房价值”有两种，思想上进步的影片可以有很高的票房价值，思想上极其恶劣的影片也可以有很高的票房价值。那种忽视影片的思想内容和它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只根据单纯的“票房价值”去评价电影事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但是把影片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与成本核算对立起来，好像为工农兵服务的电影可以浪费人力物力，而不努力改善经营，降低成本，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应该承认，我们有些电影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还是不高，特别是许多新走上电影工作岗位的青年干部，还缺乏电影创作的经验，这不能不是有些影片质量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没有一批优秀的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又有丰富的创作经验的电影艺术干部，是不可能产生出具有高度的艺术质量的影片的。因此，在我们面前就摆着一个培养和提高电影干部的严重任务。除了帮助他们进行学习，给他们解决学习上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以外，最重要的是使他们经常和劳动人民接触，经常获得艺术实践的机会，通过艺术实践来锻炼和提高他们的艺术才能，使他们很快地掌握电影艺术的特性。我们不应该使许多人闲置起来，除了要拍摄更多的影片以外，还要加强电影演员剧团或者剧院的工作，使电影艺术工作者不仅在银幕上，并且在舞台上能够经常与观众见面。我们有一个不算太小的电影艺术队伍，其中许许多多电影艺术工作者都是有才能的，只要能给他们以适当的有效的帮助，他们的作品一定能够很快地赶上世界先进的艺术水平和技术水平。
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必须知道，电影是教育人民的工具，不管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事情总是这样的。电影工作者必须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不管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事情总是这样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电影工作除了为工农兵服务以外，难道还能为别的什么阶级服务么？因此，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必须自己奋勉，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够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政治上赞成社会主义，并不等于思想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光光读些书本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到劳动人民中去，使自己有工农兵的知心朋友。影片中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出来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电影工作者还缺少工农兵的知心朋友，同工农兵格格不入，或者若即若离，因而工农兵也不肯把真心话告诉我们的电影工作者。要在工农兵中结交知心朋友，这需要长期的努力，不是一蹴而致的。我们要在长时期内，使电影工作者能有比较更多的人做到这一点。这是把我们的电影事业在思想上提高一步的根本关键，也是电影界实现进一步的团结的根本关键。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们电影艺术工作者面前已经展开了无限宽广的天地。我们的新生活丰富多采，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描写各种不同的题材，来创造真实地反映出这个伟大时代的、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作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电影艺术家们能够加强团结，虚心学习，不断地提高思想艺术水平，深入人民生活，努力艺术实践，并从实践中总结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使这些经验教训成为今后工作的借镜；同时改进我们对电影工作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那么在我们电影艺术的园地中一定能开放出争奇竞艳的鲜花，一定能创造出真实地反映出社会主义现实、而又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作品。对于我们的事业的前进和发展，我们是充满了希望和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