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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处理人民来信 正确解决内部矛盾
监察部加强对各单位的监督检查
新华社24日讯 各级监察机关把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当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法之一。它们在最近加强了对国家机关和企业单位的这一工作的监督检查。
监察部和国务院秘书厅最近重点地检查了高等教育部和劳动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情况。另有许多省市监察机关也进行了检查，并向监察部作了检查情况的报告。
从检查中可以看出，有些机关对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重视的。劳动部部长马文瑞经常亲自了解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情况，并督促各司局认真研究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中提出的意见和问题。据高等教育部所属四个单位最近的统计，在一年内收到的人民来信中有90％已经处理。其余的来信，有的已作了交代，有的正在研究处理。山东省在检查昌邑、长清、聊城、章丘等县的情况时，了解到这些县在一年当中受理的人民来信和来访提出的问题，有80％已经结案，没有结案的也都有了交代。章丘县高寨区区长经常检查并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几年来高寨区从没有积案。有些单位很重视人民来信来访中提出的意见和问题。本溪市工业局接到批评五金厂锯条质量不好的人民来信后，局的领导方面很快地同厂方共同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研究，最后他们吸取外地经验，提高了锯条的质量。本溪市粮食局根据人民来信提出的购粮手续繁杂的意见，改进了工作中的缺点，结果群众很满意，他们写信表扬粮站干部。
但是，检查的情况证明，有不少机关和企业对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表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例如高等教育部工业教育司曾收到一个大学生要求转学的信有一百多封，可是工业教育司对这些信不但没有认真研究，甚至于有十三封信还没有拆开过，他们认为答复这样的信是“麻烦”的事情。更多的情况是有些单位在处理人民来信时表现了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互相推诿，延误了处理时间。本溪市工业局秘书科收到批评本溪造酒厂领导方面不重视推广先进经验的来信后，将信转给干部科，干部科又把信转给轻工业科，最后这封信被转了三个多月又回到了秘书科。
监察部和各地监察机关在检查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中产生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单位的领导人不重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他们用官僚主义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高等教育部个别司的领导人员认为人民来信是一些“小事”，他们不仅自己不管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还要别人少管，以致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拖延、积压等现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做具体工作的人对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政治意义认识不足，领导方面忽视了对他们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这样就使有些人对这项工作有厌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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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知心的领导 采用灵活方式
中共甘肃省委召开文教工作会议
新华社兰州25日电 中共甘肃省委13日到22日召开全省文教工作会议，和全省各界知识分子一道讨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会议由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甘肃省、专两级文教系统、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四百四十五人。
会议指出：甘肃知识分子几年来进步很快，和党的关系密切，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有些地区和单位，党员对知识分子不尊重，知识分子有职无权。知识分子也是天天见面，不知心。产生以上情况主要原因是有些党员的特权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对知识分子应采取“知心的领导，亲切的语言，协商的态度，灵活的方式”，并号召党员和知识分子共同改造，共同进步。
会议还指出甘肃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来的情况，批判了怕乱和怕挨整的思想，认为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经得起辩论反驳，不怕乱。大家更不必有怕整的顾虑，可以大胆的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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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福建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
研究解决全省人民内部存在的矛盾
本报福州24日电 中共福建省委最近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会议在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和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者一致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大家认为以往工作中的某些错误和缺点，是由于未能正确划清敌我矛盾与内部矛盾的界限，专政和民主的界限而造成的。但福建地处海防前线，面对金门、台湾，还有残余的反革命，不应忽视敌我矛盾，不能放松对敌人的警惕。
会议对当前本省人民内部矛盾作了初步分析。要求各级党委应坚决贯彻以粮食为主、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在目前应大力领导农民搞好春耕生产，争取今年粮食大丰收。在农业生产计划方面，坚决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给农业社机动权的原则，以利农业社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从而保证全面发展生产方针的实现。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全面加强经济工作的领导，改善产销情况，协调工商关系，解决农村副业生产和城镇手工业生产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要正确执行收购农产品的价格政策，在收购中贯彻群众路线，纠正压级压价现象。
会议要求大力加强思想工作，各级党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抓思想工作。在干部中要继续进行整风、整党、整社，以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树立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作风。对人民群众要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教育。通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来充分发扬民主作风，提高群众政治觉悟，从而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改善党群关系与干群关系。
会议要求各部门在学习毛主席指示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分析各该方面的内部矛盾，提出解决方案。
会议检查了本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情况。会议认为虽然在高等学校初步展开了学术讨论，各剧种都演出了不少传统剧目，报纸刊物上开始出现了争鸣文章。但就总的情况来看，“放”的仍然很不够。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教育干部，认识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端正思想，消除顾虑，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以求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
会议最后对如何做好传达和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作了研究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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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三学社通知所属组织学习毛主席讲话
本报讯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25日向所属各级组织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通知要求通过这一学习，使每位社员同志了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学习中，应结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大方针进行讨论，从而了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意义，使社员同志基本上掌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并贯彻到工作实际和生活实际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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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高等学校负责人在座谈会上
批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据新华社长沙25日电 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召集全省六所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和一部分教授，座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省委书记处书记周礼等分别参加了小组讨论会。座谈会进行了十一天，到22日结束。
参加座谈会的三十八位党外人士都开诚布公，倾心畅谈了自己的意见，比较集中地批评了湖南省党政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湖南医学院院长凌敏猷，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邓一韪等人士对目前高等学校领导多、职责不明形成“老子多、妈妈少、管的多、关心少”等现象提出批评。
参加会的人认为这几年来在学院里，由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存在宗派主义情绪和个别党员工作方法生硬、粗暴，以致同某些非党人士合作时还有些误会和隔阂。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教授李吟秋恳切地提出，希望共产党员不要光像吸铁石，只能吸住钢铁，要像士敏土（水泥）一样，把灰尘土屑也通通凝结在一起。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听取教授们意见时，随时对个别党员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中的简单粗暴行为进行了严格批评，并要求非党人士多提意见，帮助党内整顿工作作风。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副院长魏东明（共产党员）检查了过去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表示今后努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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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商业者要加强自我改造
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常务委员 陈清琤
听了毛主席最近几次讲话的传达以后，使我进一步体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毛主席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是有矛盾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处理。这就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只有承认“有其事”，然后才能“求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既是客观的存在，那就既不应该把它夸大，也不应该把它掩蔽，而是应该把对矛盾的看法和处理矛盾的方法，尽可能地求其“是”，尽可能地去其“非”。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不断地、正确地解决矛盾。
我是民主建国会的会员，一个工商业者。联系到我的工作，有如下几点体会：
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高潮以后，去年11月，民主建国会召开二中全会，提出了目前工商业者还存在两面性的问题。不少工商业者听了，起初不服气。经过讨论，虽然承认还有两面性，但在思想上仍有不服气的地方。认为工商业者有两面性，其他阶级分子，何尝没有两面性？要改造，大家改造；不改造，大家不改造。在毛主席这次讲话中，对于这一问题，也给我们实事求是地进一步解决了。毛主席告诉我们，工人也要改造。他说：恩格斯就说过，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间，改造整个社会，也改造了工人阶级自己。
试问，目前我们工商业者要改造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改造不利于逐步消灭剥削和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目前工商业者中间，有没有这种思想行为呢？有。举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有人认为定息七年，只购买了35％，还不是完全购买。我们可以再问一问，这种思想，工人当中会不会产生，要不要改造？当然没有，也不需要改造。因此，工人虽然也要改造，但由于阶级不同，改造的要求与内容当然也就不同了。这是客观的事实，不是那一个人主观的想像。我想，我们工商业者，应该正视现实，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才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教育。
从两面性问题，使我联想到目前工商业者在企业工作中，既是共事合作关系，又存在阶级关系的这一双重关系问题。有些工商业者朋友怕听“阶级关系”四个字，最好不提“阶级关系还存在”这句话。他们认为今天工商业者在企业工作当中之所以有些缩手缩脚，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阶级关系的存在，由于公私关系的存在，由于职工与私方之间关系的存在，在彼此之间划成一条鸿沟。如果没有这条鸿沟，则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可能有更大的发挥。这种说法，是一方面。可是，同时也听到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在某些地方，觉得阶级关系的存在，也还有其可贵的地方。例如有些朋友，年龄大了一些，对企业工作，也不太熟悉，而人事安排的结果，有的则当上了经理或厂长。于是他们老老实实说：“这完全是政府的照顾。如果我不是一个工商业者，就恐怕当不上经理或厂长的”。因此，我认为这又是一个应该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对待的问题。虽然今天阶级已经基本消灭，虽然这种双重关系，今后将逐渐转变成为单一的共事合作关系，但在当前，这种双重关系的存在，无疑又是客观现实所决定的。问题不在于怕听不怕听，要提不要提，而是我们应该如何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正确的态度，来对待目前这种双重关系，以至如何通过不断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把这种双重关系，在今后逐渐转变成为单一的共事合作关系。
我们不能想像，今天工商业者既要政府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予不同于职工的待遇和照顾，同时却又否定双重关系的存在。这种无视现实纯主观的想法，对自己的改造，没有好处。要想以这种方法，来消除公私之间的“鸿沟”，缩短公私之间的距离，恐怕更是缘木而求鱼。所以我认为老老实实，正视现实，是我们工商业者接受改造的重要提前之一。
合营以后，我们工商业者朋友，在相互促膝谈心的时候，常常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工作之中，既要大胆提出意见，又要防止被目为骄傲自满；既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又要防止被目为缩手缩脚。二者之间的分寸，很难掌握，常常感觉左右为难，进退失据。我也曾经为这个问题苦闷过一个时期。对于这一问题，我又在毛主席最近讲话的精神中得到明确启示。我们所以既怕大胆，又怕虚心，无非是怕意见提得不对、怕犯错误，怕被批评。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应该力求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这是对的。问题在于我们提出意见的目的，是否为了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所提的意见，有利于社会主义，就应该大胆提出去。如果别人认为意见不对，提出更好的意见，我就应该虚心接受。反之，我对别人的意见，也应抱同样的态度。而且在对的意见之中，可能有不对的部分。不对的意见之中，也可能有对的部分。提总比不提好。我们应该力求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但决不应该怕提意见，更不应该怕被批评。特别不应该为了考虑个人得失，而怕提意见和怕被批评。这一问题，虽然是一个态度和方法问题，但实质上就是一个立场问题，也就是一个“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具体考验问题。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建立起更多的主人翁思想，真正做到知无不言，同时又能够做到有错必改，不怕批评。
但是，在这一问题上，除了我们工商业者自己首先应该努力打破顾虑，建立起主人翁思想以外，我们还希望合营企业中的公方，加强对私方的领导，给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经常肯定他们意见中的“是”的部分，同时指出其中“非”的部分，使其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明确努力方向，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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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不应该登载爬树的照片编辑同志：
我们看到4月1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的图片中有一张“很想看到”，照的是有好多人爬到树上去看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的情况。大家都感到报上这样宣传不妥。
爬树是一种不好的行为。首先这很容易损坏树木，对绿化工作不利，而政府是号召保护树木的；同时，对爬树者本身说，也是不安全的。北京日报不久前曾经发表过批评有的人爬树看马戏表演的照片，那是批评得对的。现在人民日报刊登这样的照片，无形中有鼓励爬树之意，影响不好。希望你们对爬树的人也在报上批评一下吧。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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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负起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的责任
山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新华社济南25日电 山东省级领导机关最近发现少数共产党员干部有不赡养父母、不抚养子女和虐待老人等不良行为。这种情况给党在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处的干部娄建华，因为很少寄钱回家赡养年老的父母，老人们不能归还农业社的口粮欠款，结果影响了社里的资金周转。中共山东省委监察委员会的王均益，是个老干部，家中有老有小，但他十余年来故意不和家中通信，以推卸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的责任。直到最近经过群众的批评，他才同家中取得联系。省工会的女干部李晓，她的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平日替女儿、女婿洗衣服、做饭、看孩子，有时候还得替女儿洗头。有一次李晓要老人家炒辣椒给她吃，老人被烟熏昏倒了，李晓却睡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女干部张继玉是个党员，她的公公已经七十九岁，因无力劳动才从乡下来到儿子这里，张继玉为了这事整天和丈夫吵闹。有一天因为一件小事，张继玉借此无理取闹，摔了好多家具，还辱骂和殴打老人，引起附近群众不满。
目前，党员干部的这些不良行为已经引起省级领导机关的重视。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委员会最近曾为此发出通报，号召所属各级党组织克服“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不正确看法，要求经常加强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严格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处理家庭生活上树立“尊老爱幼”的新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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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护瘫痪婆婆十二年
新华社记者 杨礼门
鞍山市友好街初轧厂职工家属金素珍，是在街坊邻居里被人们称赞的孝顺婆婆的好媳妇。金素珍是初轧厂工人苏庭香的爱人，今年已经四十四岁了。在她结婚后的第十个年头里，她的婆婆突然得了半身不遂的病，一直躺在床上。从那时候起，金素珍除了照顾四个孩子外还要侍候婆婆，到现在已经十二年零三个月了。
婆婆病倒十二年多，全是在炕上拉屎撒尿，但是当你到他们屋子里的时候，一点臭味也闻不到。这都是金素珍侍候得好，婆婆每次拉屎撒尿，都由她擦得干干净净。去年夏天，老太太得了个拉肚子病，大小便的次数更多了，有时还不一定能立刻大小便，金素珍也守候在旁边，一直等到便完收拾干净为止。她还准备三块尿布随时给洗换。夏天天气热，婆婆身上经常出汗，金素珍就经常用水给擦洗。
人在病里总是很烦闷的，特别是动也不能动的瘫痪病。金素珍为了给婆婆解闷，经常把小人书里的故事讲给婆婆听，把看过的戏里的有趣情节学给婆婆看，逗得婆婆高高兴兴的。一天，外面在扭秧歌、打腰鼓，婆婆听到了也要看看。但是窗台高，挡住了视线。金素珍就用桌子垫起来，使婆婆躺得高一些，从窗户里就可以看到外面的热闹。
金素珍就是这样日日夜夜地耐心地侍候着婆婆十二年多。她的事迹被邻居和亲属们普遍地赞扬着、传颂着，成为人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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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随笔
编后随笔
金素珍十二年如一日地侍候一个瘫痪的老人，这是多么崇高的品德，这是多么值得尊敬的行为。
一个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来赡养老人抚养子女，这是多么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像娄建华、李晓……这样的干部，用非常无情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父母。
在我们的社会上，受到尊敬的应当是金素珍这样的人，而不是娄建华和李晓这样的人。愿那些在家庭生活中缺乏责任感的人改变自己的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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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勤俭建国
本报记者 陈浚
编者按 几年来，我国的工业建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已得的成就。因之，回头看看走过的道路，想想今后该怎么办，是会有很大益处的。这篇通讯，从几个城市发展的现状中，提出了规划、设计、工业布局、城市建设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的经验而来的。过去由于不懂，多花了钱，是难免的。只要我们善于总结这些花了大钱所得来的经验教训，继续努力学习，那么，就会使我们在今后的建设事业中，学会少花钱，多办事，用有限的资金，办更多的工业，认真贯彻执行勤俭建国方针。
谁要想看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到西北走一趟，就会得到极其深刻的印象。1955年春，记者曾访问过西安、兰州、玉门，最近，重访了这些城市，并到了四川的成都。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兴旺气象。西安从原来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一跃而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和文化中心。西安市区的面积，发展到1949年的五点四倍。东郊、北郊和西郊，分布着的二十多座大工厂，遥遥相望。滻河畔出现的“纺织城”，只是两个已经投入生产和一座正在试车的纺织厂，就有二十三万纱锭和七千多台织布机。全市工业的总产值，已比七年以前提高了七十六点八倍。南郊是文化区，集中着十多所高等学校。学校的规模都很大。兰州市区，东西已扩展到六十公里，两年以前规划建设的工业区，西固和七里河，已经有了成片的高层建筑。这里的人口，只在过去一年里（1956年2月到今年3月），就增加了近二十二万人。两年以前，从兰州到河西走廊，主要只能依靠横贯戈壁滩的兰新公路。记得当时玉门的原油东运，是一件异常艰巨的工作。运油的汽车，整天整夜来回奔驶，川流不息。一队汽车迎面驶过，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对面不能见人。护路工人，长年累月在风沙里修补这条被压得坎坷不平的运油道路。当时，玉门矿务局最大的任务之一，是要由西向东进行“洒油灭尘”的工程，从玉门到张掖改建几百公里的柏油路面，准备接上从东向西修建的兰新路。那里会想到，兰新铁路修得这么快，没有等到“洒油灭尘”工程全面展开，铁路已经修到了门口。现在，兰新路玉门到武威一段，已经变得宁静了，再也看不到戈壁滩上，在漫漫的长途中，抛了锚的，翻了的，或者陷在泛浆路面挣扎的油车。一路上，永登的水泥厂行将完工，山丹煤矿已开工兴建，又有几座城市被选定为新的工业区。
工业建设进展的情景，是令人兴奋的。但是，工业建设发展得又多、又快、又猛，带来了一连串的问题，到处可以看到和听到各种各样的“紧张”：资金紧张，建筑材料紧张，物资供应紧张，公共汽车紧张，看电影看戏紧张，公园紧张，洗澡理发紧张……。这些紧张，是不是由于我们工业建设得太快太猛而来的呢？让我们从几个城市里所存在的一些共同的情况来探讨一下。
从女儿国说起
当你访问西安“纺织城”的时候，厂里的领导同志都会告诉你一个他们碰到的新问题：女工找不到结婚的对象。原来，这个“纺织城”，集中了全市新建的纺织和印染厂，只是西北第三、第四、第五等三个棉纺织厂，就有女工八千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
这个纺织区选在这里，由六、七个同类工厂组成一个工业区，从靠近电源、便于管理来看，是有道理的。可是，这里距离市中心区有二、三十里，距离别的工厂区也很远，自然而然，使“纺织城”成为一个孤立的“女儿国”，同市区，同别的工厂，来往不便，为工厂的领导人和大部没有结婚的女工们，招来了意外的烦恼。
像“纺织城”这样，远离市区，而在许多方面又必须依靠市区，就增加了城市建设中的许多困难。西安市新建的工厂，绝大多数都是分散在四郊的。这个布局的形成，是由于在工业选厂的时候，没有注意紧凑发展的原则，也没有干脆按照建立工人镇的办法进行布置；在厂址确定之后，城市规划部门又由于存在着大城市思想，不从实际出发，按照城市的发展远景进行规划，硬要把各个分散的工业区联在一起，组成完整的城市。可是远景规划上所设想的工厂和其他建筑，并不是近期所都能同时进行的。因之，出现了目前各个工厂，散在市区周围二、三十里的范围之内，东也有，西也有，不能联成一气。而这些遍地开花的工厂区都要依靠新开辟的道路、上下水道、电线等等，把它们同市中心区联结起来。往往为了一个工厂，要修建独家使用的几十里长的道路。修好了，有的道路，除了一个工厂的职工以外，就再也没有人走了。几年来，西安市投入公用事业的资金近四千八百万元，新辟道路一百七十多公里，敷设排水管道七十多公里，自来水配水管一百三十多公里；需要多少材料和人工啊！但是，即使如此，还有不少建设单位喊没有路走，路面不好。整个南郊的文化区，有二十平方公里，只有六公里的排水管道。以致这里的高等学校，虽有抽水马桶，苦于无管道排出粪便污水，不能利用。而新建市区，各在一方，既利用不上市中心区的条件，又不可能在建厂的同时搞起全套的商店、电影院、剧院。这样，职工们要买东西，要理发、洗澡，要看戏，一到假日，都得往城里涌，于是，公共汽车供不应求，商店挤得水泄不通，电影票戏票更难买上。
兰州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比西安还要困难。市区狭长达六十公里，单是供水排水系统，等到全部安设好，预计需要投资两亿元左右。
四川有一个工厂，孤单单地建在离城十公里处。银行、邮局、书店、缝纫店、餐厅、饮食业、理发馆、洗澡堂等二十二个单位在厂区设了分支机构。这些单位的房屋绝大部分由工厂投资兴建，增加了非生产性的开支。这些机构的服务人员达到五百七十七人（间接服务的人员还不在内），加上工厂本身服务性的人员，共有九百零八人，为全厂职工总数的26％。
因之，怎样确定工业布局，不致使城市过分扩大和分散，使新建工厂区能够充分依靠原有城市，节省公用事业的投资，便利群众，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水向高处流
新建和扩建的城市，必须要有个规划。但是，任何规划，都应当考虑到经济和节约的原则，考虑到城市原有的基础，考虑到对群众的方便。
西安市向东南扩展的一片新市区，需要修筑排洪工程。这个工程已经开始动工了。如果你到工地去参观，就会看到这里的排洪工程，不是根据地形条件和洪水的自然流向，进行建设，以尽可能地节省国家投资，而是为了保持规划图上道路系统的对称、平直，绿化地带的形成，不顾地形，大量挖掘土方，硬要把低处的水排向高处。
西安市文化局提出要在一个职工宿舍比较集中的韩森寨，修建一座剧院。这里有的是空地，可是由于城市规划图上没有在这里设置剧院，此地现在虽然空着，也不能在此修建。于是，这座剧院被指定修建在离韩森寨几里远的长乐区。这座剧院盖好了，花了三十七万元。可是附近只有一个动力学院，别无居民，卖不了票；而住在韩森寨的职工还是看不到戏。
给城市建设增加了困难的，还有城市市区和工厂建筑现行的某些标准定额不合理，规划和设计的思想脱离实际。由于人民防空、卫生标准太高，厂与厂之间的距离一般是六百公尺，工厂和住宅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由数百公尺到一公里不等。西安城市规划采用的定额，居住面积每人平均九平方公尺，用地面积每人七十六平方公尺，其中绿化用地为十五平方公尺，这是在这个世纪之内都难以达到的标准。工厂的设计，厂区内的建筑系数太低，建筑物用地占全厂区用地面积一般只在20％左右，个别的甚至有低到4.6％的；厂区内的绿化面积太大，一般为20％左右，个别有高达50％以上的；而且还保留了很大一部分供第二期以至“第三”期发展的用地，以致一个工厂占地动辄数百亩甚至数千亩。有的工厂，还在厂区周围圈出五十公尺的所谓“警戒地带”，一百五十公尺的“防护地带”。据太原、西安中央一个部所属六个工厂的统计，多用土地约一千四百三十亩，按每亩年产量六百斤计算，每年少生产的粮食就达八十五万斤之多；这六个工厂还都有单独的行政区，又多占用土地约八百亩，每年又少产粮食四十八万斤。由于上述各项原因，就使得工厂厂区内部和住宅区的内部、工厂和工厂之间以及工厂和住宅区之间，留下了大量不好利用的空地，在管道和道路的投资上，造成了重大的浪费。这种作法，对居民的生活，不用说也造成了很多不方便。据初步估算，如果工厂和工厂之间的距离能够紧缩一些，大约可以节约厂外工程投资的20％左右，占全部工厂投资的1％到1.5％，一个工业区就可能节约数千万元，厂区内的建筑系数提高一些，发展用地少留一些，还可以节约更多的投资。可见，绿化、防空、卫生等各方面的要求，虽是百年大计所应当考虑的问题，但是，这些要求一旦脱离了实际，就会给建设带来很多的麻烦和浪费。
“违章”建筑
在城市建筑里，有一个常用的名词——“违章”建筑。这是指的一切不合乎城市建设要求，而进行的建筑。在这一个问题上，为了保证城市建设得合理，需要有一定的机关，一定的法令和规章，来审核各个部门提出的建筑计划。这些年来，各个城市，确实也曾经发生过有些单位，不顾整体利益，只图自己方便，胡乱修建，造成不少浪费的现象。据四川省的检查，十四个建筑单位擅自占用的土地就达到一千五百三十九亩以上。但是，同时，在现有的规章法令之中，确也有一部分值得重新考虑的。比如建筑物的层数不够，不准施工。比如修建简易建筑的剧院或住宅，以不合防火要求，也不得施工。有一个机关，只有五、六十个工作人员，准备修建一幢办公室，但是那个地段，将来是高层建筑区，所以现在必须修建五层以上的楼房。可是，五、六十个人的小机关，怎么修得起这样的大楼呢？有两个新建的学校，建成以后，校舍不够用，就在学校范围里的空地上，加盖了一部分平房。这件事被城市规划与建筑事务管理局发觉了，就批评这两个学校说，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是违反政府建筑管理法令的，给国家造成了很大损失。到1956年底，陕西省城市建设局的材料，西安全市有二十六万平方公尺的“违章”建筑。据城市建设局负责人说：“由于1956年强调了职工福利事业，许多单位由于没有建筑材料，要修建平房，因为不符城市规划的要求，这些单位竟偷着盖了。结果，有些单位违章建筑的房子，占了规划上永久性建筑的位置，破坏了城市的合理布局。”当然，有些单位“偷着”盖房子是不对的，可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也是有研究的余地的。就是当着职工宿舍不够的情况十分严重、国家资金困难的时候，难道宁可让职工露宿街头，而不许“违章”修建低层建筑吗？难道宁使地皮等待几十年以后的绿化，而不许在那个靠近工厂的空地上，修建简易建筑的宿舍或者娱乐场所吗？因之，现行的建筑的规章和法令，可能有不合实际的情况，如果能够根据勤俭建国和群众需要的原则，加以研究和修改，是会有好处的。
锦上添花还是雪里送炭
许多城市的职工对于文化生活的要求是迫切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没有办法加以适当解决呢？是不是能少花些钱，更多办一些事呢？
西安全市现有影剧院三十二座。由于历史的原因，除了在东郊新建的一个影剧院以外，其他全部在市中心区，其中又有十七个集中在钟楼附近。这样，在平常的日子里，这些影院剧院并没有那么多的观众，可是到了假日，又容纳不了那么多来自四郊的观众。旧社会遗留下来不合理的现象，就无法去说它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如果把1954年以后，在钟楼附近修建的人民、民主、小剧场和春光四座剧场，分散到离钟楼较远和新市区去，就可能适当减少市中心区的拥挤现象，减轻公共汽车的负担。而根据1958、1959两年的原来计划，西安准备修建的四个电影院和剧院来看，也还有两个是要修建在市中心区的，一个是计划投资六十八万元的儿童电影院，一个是计划投资一百零五万元的宽银幕电影院。这就值得研究了。
至于新建的剧院和影院的造价，一般也是比较高的。比如民主剧院的建筑费是二十三万元，五四剧院二十四万元，长安剧院三十三万元，人民剧院一百多万元。这四座剧院就用了近二百万元。如果降低剧院的造价标准，修建几万元一座的简易建筑，就能够用同样的钱，建筑二十多座，再加以合理分布，就可能基本上满足新建区职工文化娱乐的需要。什么思想妨碍着简易建筑的剧院的发展呢？据市文化局的一位同志说：“修建一座剧院，至少应该投资六十到七十万元，才够个起码的标准。”这种思想，从西安市原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准备新建的九个电影院和剧院每座的投资额，少的是六十八万元，多的到一百九十万元，也可以看出。
在商业和别的服务性行业中，也有类似情况。以西安为例，目前这些行业，绝大部分集中在市中心区。现在西安各个新建市区已有四十五万人，占全部城市人口的43％，可是从事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的人员只有一千六百九十一人，只占全市商业和服务性行业工作人员总数的3.7％。这就难怪在新市区里，很少商业供应点了。
对于办公楼、福利设施的标准高，“工厂现代化，福利设施也要相称”的思想，也同样在各个新建城市可以找到。而这种思想，却妨碍了面向群众解决问题。有许多新厂设计得像一座花园，还有漂亮的办公大楼。许多工厂的宿舍，是水（自来水）暖（气）电（灯）卫（卫生设备）俱全。西北国营第四棉纺织厂职工宿舍每平方公尺造价九十九元一角。四川水泥厂工人村的造价每平方公尺平均六十元，虽是比较低了，可是这个工人村包括修建宿舍、俱乐部、食堂、合作社、理发室、小学、医院、托儿所、自来水、电灯、电话、绿化地带的用费，共计二百一十七万多元。预计这个村里可容职工三千人，平均为每人投资七百多元。如果同当地类似的建筑比较一下：当地土墙、瓦顶的平房，每平方公尺造价只需十五元；一所三百二十平方公尺的小学，每平方公尺造价只十二元，而这个工厂的小学，每平方公尺造价却要五十三元。
上面这些情况，不又是说明了在国家投资有限的今天，尤其是需要把国家的财力和物力集中到最急需的发展工业生产中去的时候，生活福利设施如果能力求简单朴素，面向广大群众的需要，雪里送炭，而不是为少数人锦上添花，那么，就是用同样多的钱，也是能够为群众办更多的事情的。
大搬家所带来的
城市人口的增加，十分迅速。太原、西安、兰州、成都，都同样感到了人口增加所发生的困难。这种情况能不能适当加以控制呢？
据成都市的统计，城市人口的1956年比1955年增加了十三万二千五百多人，除了自然增加的两万多人以外，从外地迁来的占十一万二千多人。其中大部分是职工和他们的家属。据两个工厂的调查，一个工厂现有职工一千五百零六人，其中由外省调来的有八百零八人中，只有三十二个技术工人是必须从老厂调的，其他七百七十六人都是普通工和学徒，完全可以在本地招收。另一个工厂，现有职工一千四百零九人，除了在本市招的五十二人、外地调入的技工二百四十九人以外，其余一千一百零八人，也是可以从本地招雇的。至于在基本建设单位中，成批工人的调进调出，更是普遍的现象。负责修建四川水泥厂的建筑公司，从东北和河北调来工人一千一百多人，连同搬来的家属达到五千人。每个职工的调动，国家平均要花一千元。
另一项增加较多的人口，是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师生和员工。成都市一年里增加了两万三千人。西安市，原来计划到1959年，才有五座高等学校，一万四千多学生，可是现在已有十六所高等学校，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已经达到五万多人。记者参加了一次动力学院学生的座谈会，在座的十四个学生就来自九省一市。全国学生南来北往，不仅增加了新建城市的负担，并且由于学生生活习惯的不同，也发生了许多可以避免的麻烦和问题，增加了工作中的困难。
最后一项增加的人口，就是“盲目”入城的农民了。其中，细分起来，有不小一部分是职工带来的。为什么“盲目”的人那么多呢？原来，有许多制度是鼓励农民进城的。以兰州和西安属于中央建筑工程部的两个建筑单位所属各公司为例，去年遵照中央有关部门的通知，凡是职工家属搬来的，都发路费和安家费。只是安家费一项，发的标准是职工本人按工资60％（在兰州竟有达到百分之百的），家属每人按职工工资的25％。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补助费、水电补贴，租私人房屋房租超过一定数量，全由公家补助，这些补助，不带家属的职工，自然享受不到。这样，职工们何乐而不把家属搬进城来呢！据西北第二工程公司一个工段的调查，八十四户职工家属中，完全可以不搬来的就有三十九户。在搬来的家属里，不但有职工的直系亲属，并且有不少人带来了舅舅、姑母、表兄、表弟和小姨子。这种情况，造成了职工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增加了城市房屋的紧张程度，也使许多在农村的生产者，进了城找不到工作，反而成了吃闲饭的。目前，属于中央建筑工程部所有单位，已经取消了这种不合理安家费的制度并准备采取每年定期放假的制度，给予家在农村的职工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假期。可是，像这种鼓励农民进城的制度，在别的地区和厂矿，也不是没有的。
问题的关键何在
从上面的情况里，读者不难看出，由于我们对勤俭建国的意义了解不够，缺乏建设的经验，过去几年里，我们有许多钱是多花了的，并且由于多花了钱，增加了许多原来可以不发生的困难。如果能从这里面吸取经验，我们一定能够进一步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把国家资金的每一元钱，都用得更加恰当，用同样多的钱，把工业建设得更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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