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新风气和新努力
冯友兰
许多人对哲学史的学习显出了空前的热情。哲学界还没有“百家”，但已开始“争鸣”了。应该破除一切顾虑。
在近来几次会议与各方面的接触中，我感觉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正在以“旋乾转坤”的力量纠正学术界和艺术界中教条主义的风气。谁说党不能领导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呢？这就是最伟大最正确的领导。当然，说党能领导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并不是说党能指导科学中某个试验应该怎样进行，或者某个作品应该怎样下笔；说党领导只是说党给我们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和道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正是党指给我们的一个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
上月我在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大会发言中说：自从“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因时间很短，还没有特殊的成绩表现出来。这并不等于说自从这个方针提出后，学术界的空气还没有什么改变。就我所比较熟悉的哲学界的情况来说，自从“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研究和学习的风气已经有很显著的改变。
恩格斯说过：“理论的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自然辩证法二十三页，人民出版社版）这句名言好久仿佛是被忘记了。几年以来，对于哲学的学习，往往仅是限于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是必要的，但是是不够的。自从“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对于哲学史的学习，显出了空前的热情。我在保定和天津作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报告，听众都达到一千多人。这是一种新现象。
在哲学史的研究方面，也有一种新的风气。在1月间，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一个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中对于许多问题大家争论得很热烈；但是，就我个人所感觉到的，在有几点上，大家的意见是没有很大分歧的。第一点：在哲学史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有斗争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对于怎样统一是很有争论的，但是大家都认为确实有统一的一面。过于强调这个统一面是不对的，不承认有这一面也是不对的。第二点：关于哲学继承性的问题，大家的争论更为热烈；但是大家都认为在过去的哲学遗产中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继承的。这种继承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并不是像过去几年大家所想的，唯物主义仅只继承唯物主义的传统，唯心主义仅只继承唯心主义的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中间是有很多交叉错综的关系。第三点：因此，大家都认为，对于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应该仔细研究和发扬，对于哲学史中的唯心主义也应该加以仔细地分析和批判，不能采取一言以“毙”之的办法。对于哲学史上的有些体系，不能仅只给它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就把它置之不理。这都是对于过去几年的偏差的一种纠正。
大家也都认识到，研究哲学史，首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指导原则。但是历史的具体内容，比原则丰富得多，研究哲学史也要从实际出发，那就是必须从原始材料入手。研究哲学史也正如研究其它东西一样，“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就要学习看古文，念古书。对于古代的哲学家，首先要搞清楚他们说的什么，然后才能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分析和估价。
这都是一种新的风气，这种风气是健康的。
我们可以说在哲学界中虽然还没有“百家”，但是已经开始“争鸣”了。不过在知识分子中似乎还有些顾虑，这些顾虑我认为都是不必要的。
第一种顾虑是还有点怕扣帽子。的确，在过去几年中，帽子是有点可怕。听说在外省有一个高等学校里，有一位教授在街上破纸堆中买回来几部佛经就被人家扣上一顶有封建思想残余的帽子，大家群起而攻之，并且在评薪时降了一级。我想这种扣帽子的风气以后是会消除的。假使还有这种个别现象，我觉得也没有很大的关系。假定我发表一种见解，别人给我扣上一顶帽子，我就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再检查一遍，用从前的话说，就是“反躬自省”或者叫“自反”。如果这顶帽子确实对我合适或者有一部分合适，那我就应该纠正我的错误思想；如果是不合适，我可以把帽子扔回去。所以在自由研究和自由讨论的风气中，即使有人扣帽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
还有一种人有这种顾虑：认为一个见解提出后，就要操必胜之权，如果被人驳倒，就怕有失面子。这种顾虑也是不必要的。“百家争鸣”并不是百家和平共处。历史上并没有百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例如在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孟子批判杨朱和墨翟，说他们“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种批判不能说不尖锐。哲学史中各家斗争的情况向来是这样的。这是思想发展的一个规律。提出一种见解如果引不起辩论，那大概就是一种极其平凡的见解。那种见解实在是可以提也可以不提。能引起辩论的见解，在辩论的过程中，必然有胜有败。胜利的人固然胜利了，失败的人其实也是胜利，因为他可以知道自己的错误，知道了自己的错误就是他的思想有所提高。从前有人说：下棋“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这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说法。学术辩论中，如果我们是以求真理为目的，这两句话倒是可以引用。
我们学术工作者都应该破除一切顾虑，在“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下向科学进军。在这种正确的方针指导下，祖国的学术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的前途也是无限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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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
贺麟
教条主义者气焰太盛，使人不敢“放”不敢“鸣”。教条主义即使不会断送科学研究，至少也会大大妨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毛主席早就说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无疑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指导并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使其达到高潮的伟大方针。陆定一同志在“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一文中，号召大家“争取越快越好地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很明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掌握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而提出来的。这个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一次在中国的灵活运用和创造性的发展，这个方针就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唯一正确的伟大的方针。这个方针之所以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而正确的方针，其不同于封建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建设之处，在于它一方面提倡独立思考、自由争论，足以高度发挥全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潜在力和创造性，但又不陷于资本主义社会自流、自发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党的领导为前提，但它反对用行政命令来解决学术思想问题，与反动统治阶级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统制思想的文化政策有天渊之别。换言之，旧社会的文化方针，不是散漫无归的自由主义，就是统制思想、定于一尊、拑制言论的专制主义。有伟大英明的领导，有高度的民主与自由，也可以说，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原理之体现在文化建设上面，这正是掌握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我们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为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的繁荣灿烂而欢欣鼓舞。
但是，要贯彻这个方针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熟悉、甚至不理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的人还是很多的。对于贯彻这个方针的主要障碍当然是教条主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指示要继续放手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一再表示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我想单就反对教条主义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教条主义者气焰之盛由于他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命，他自诩他的党性强、斗争性强、原则性强。这种假象吓坏了许多人，使得他们噤若寒蝉，不敢“放”，不敢“鸣”。然而事实上，毛主席告诉我们，教条主义不是香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又诚如陆定一同志所指出：“教条主义者，在哲学上也自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们也在口头上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个唯物主义原理，并且自称自己的宇宙观是辩证法的宇宙观，但是实际上他们是从主观出发，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他们在实际上是离开了辩证法而陷入形而上学，结果也就离开了唯物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
教条主义者既然是陷入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就说不上党性强、斗争性强、原则性强了。这些乃是有深厚马克思主义修养、值得尊敬与学习的高贵品质。教条主义者表面上党性强，实际上乃是态度狭隘，宗派主义色彩浓厚。教条主义者有斗争性强的假象，乃由于他们惯于用粗暴简单化的办法向与自己不同的思想作斗争，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而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所致。所谓原则性强，也就是由于他们坚持教条和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还在于他们动辄指责别人文章和言论中的“原则性的错误”，而以教条和清规戒律相绳。
刚才谈到教条主义者有了坚持教条，千篇一律地应用现成公式的特点，那么是不是他们忠诚地依靠经典著作，每一句断语都必定有经典著作的根据或出处呢？那又不然。例如，在哲学史研究中，很多人把苏格拉底说成是为了他敌视人民的反动活动而被判处死刑。这既缺乏事实的证据，也没有经典著作的根据。又如，这次关于哲学史的讨论，很多人似乎都公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一教条作为指导原则，违反这个教条便被斥为“脱离马克思主义”，“模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然而，不唯在经典著作中找不出这一条原理，而且即使那片面地绝对化矛盾的斗争的斯大林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不用说，更有些教条主义者，对于经典著作望文生义，任意加以主观的解释引伸，结果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我可以说，教条主义者并不是小心翼翼，严格遵守经典著作的原文的人，而是习于对经典著作加以随意歪曲的人。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教条主义乃是一种主观主义，并可以说明，教条主义者所以每每又是应时主义者。他善于看行情，从个人崇拜出发，去揣测领导意图，随意解释教条，并随意在经典著作中去挑选适合自己意见的词句。
教条主义者写的文章就叫做“党八股”。过去封建时代所写的八股文便叫做“闱墨”。过去的举人、进士、状元，写了很多很好的八股文或闱墨，试问哪一篇闱墨有什么学术价值呢？像戴东原这一类真正的大学问家倒反而不会写八股文。现在毛主席指示要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表示与八股文格式不相合的言论、文章、著作也有发表的机会。这更表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不需要新式的闱墨，而需要真正的独立思考和科学研究。陆定一同志曾感慨地说过：“教条主义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几乎断送了我国的革命”。在学术文化方面，教条主义即使不会断送科学研究，至少也会大大妨碍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当然教条主义应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同样应该反对。不过我认为应该以反对前者为主。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主席说：“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在我看来，现在国内学术界在“左”的教条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两个偏向中，仍然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
第二，我不承认教条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东西，事实上两者是有内在联系或统一性的，也可以说是一事的两面。同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为“左”倾，在另一个问题上表现为机会主义，为右倾，这不单是很可能，而且是常有的。教条主义者把思想缠在一根绳子上，他难免不反对新生事物，他可以是很保守、很右倾的。毛主席告诉过我们：“它们（指新八股、新教条）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由此足见，严格讲来，教条主义虽然表面上似乎是很“左”的，仍然可以是右倾的。因此我认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即可以消减右倾机会主义的。
第三，把教条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平列起来或对立起来作为反对的两个不同路线，不惟没有分别开主从和轻重缓急，而且事实上会放松甚至掩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障碍物——教条主义。因为一方面教条主义者可以重振旗鼓，搬运教条来向他所认为的右倾机会主义进攻，而许多正在改造中的旧知识分子，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学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旧包袱还没有完全丢掉，他们唯恐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因而也不敢开口动笔了。这就增加了在改造中的旧知识分子的顾虑。我揣想有许多怕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的人，不惟不敢反教条主义，连许多自己独立思考研究的成果也不敢发表了。事实上，据我了解，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旧知识分子中只要他不是反革命分子，即使有极其个别的真正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向工农兵学习，坚持唯心主义，或坚持宗教信仰的人，我们似乎不必忙于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善意地动员他解除他的顾虑，劝他把他的思想尽量说出来、写出来，然后帮助他分析批判，以达到团结改造的目的。消灭地下的暗藏的唯心主义，使它能见阳光，不要暗中作怪，同时也扶助并鼓励那只有一些子唯物主义萌芽的在改造中的旧知识分子使他们打破顾虑，畅所欲言，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以增进我国学术文艺的繁荣，——这也应是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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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消灭血吸虫病
国务院发出指示
新华社23日讯 国务院在20日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消灭血吸虫病是当前的一项严重政治任务
指示首先说：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久，对于人民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病害流行地区遍及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和上海等十二个省（市）的三百五十个县（市），患病人数约有一千多万，受到感染威胁的人口则在一亿以上。血吸虫病已经成为我国现有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种病害，它严重地影响着病害流行地区的农业生产，如果任其继续蔓延下去，势将危及我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因此，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我们当前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必须充分地发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广大群众，坚决地为消灭这一病害而斗争。
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新的经验
指示接着分析，我国人民同血吸虫病作斗争是有悠久历史的。自从中共中央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全国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后，在党、政府和血吸虫病流行地区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近一年来的防治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新的经验：第一、党和政府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大大地加强了。中央和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县以上党的组织以及大部分乡以上党的组织，都已经建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在大部分地区乡以上的各级人民委员会都建立了防治委员会。第二、发动了群众，动员和组织了科学技术力量，开展了群众性的防治运动。据不完全的统计，各省（市）已经在一亿五千多万平方公尺的钉螺地区进行了灭螺工作。一年中治疗病人在四十万以上，相当于解放七年来治疗十五万病人的266％。第三、在组织领导、发动群众和防治的技术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有效经验。在湖沼洲滩地区创造了结合兴修水利围垦种植、冬耕种植早熟作物灭螺的新方法。在一般地区创造了煤气火焰喷射灭螺的方法，发现了茶子饼、闹洋花等灭螺药物。在治疗上，经过临床试验，肯定了对治疗早期或晚期病人有疗效的若干中医药方。在西医方面，也肯定了锑剂三日疗法，此外，还肯定了阿托品和针灸对减低锑剂反应的效果。在贮粪灭卵和个人防护方面，都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
关于今后防治血吸虫病的几项工作
关于防治血吸虫病今后的工作，指示提出下面几点：第一、关于治疗病人。必须采取积极治疗的方针，以求配合积极预防工作，使病人年年减少，这是逐步达到全部消灭血吸虫病的一个重要方面。单纯预防、忽视治疗的观点是错误的。对于早期病人和晚期病人必须兼治。有症状的病人，应当尽先治疗。只治早期病人，忽视有症状病人的治疗是不对的。鉴于目前西医西药和中医中药治疗早期病人和晚期病人，各有所长，在治疗上中西医更应该密切合作。在治疗工作中必须紧密地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照医疗力量的具体条件，有计划地安排治疗工作。各省（市）人民委员会应当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和条件，订出逐年治疗病人的规划，积极组织力量，坚决加以完成。现有的其他各种确有疗效的西药和中药，应当按照各地的具体情况，慎重地加以推行。对现在已经肯定了疗效的锑剂三日疗法，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应当有步骤地积极加以推广。第二、关于预防工作。对于血吸虫病既要积极治疗，又要积极预防，由控制感染到逐年减少感染，同时配合治疗以便最后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目的。因此单纯治疗、忽视预防的观点也是错误的。预防工作的各项措施，不论消灭钉螺、管理粪便积肥灭卵、保护用水安全和个人预防感染，都必须订出全面规划，采取综合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今后，在预防工作中，应当积极组织科学技术力量，进行科学研究，总结群众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地创造新的办法，力求花钱少、人力省、收效大。第三、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血吸虫病是千百万群众对病害的一场严重斗争。既要依靠广大群众群策群力，又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正确指导，必须使两者密切地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当前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把现有的科学技术为群众所掌握，成为同血吸虫病战斗的武器。目前需要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钉螺生态、更好的灭螺灭卵药物、口服药剂或其他新的药物、中医验方等等。第四、防治工作必须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关键，是依靠从省（市）到乡的各级党政领导的统一安排，把防治工作的各项措施尽可能地和发展生产的各项措施结合起来进行。第五、必须坚决进行反复斗争，坚持到底，要求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有充分的准备，坚决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斗争，坚持不懈，有始有终，决不能半途而废。
加强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
指示最后提出加强党和政府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是消灭血吸虫病害的基本保证，并规定流行地区乡以上各级人民委员会，凡是尚未建立防治委员会的，均应当迅速建立起来。为了保证防治工作不致被当前农村中各项繁重的任务所挤掉，流行地区各级人民委员会在规划每个时期的农村工作任务时，应当把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列入生产规划，提出具体任务，同农村生产统一布置，统一检查贯彻执行。国务院和流行地区各级人民委员会的农业、卫生、水利等各有关部门，也应当根据每个时期防治工作的统一要求和各部门的业务情况，把有关的防治工作列入自己的工作计划内，认真组织执行。有防治任务的乡人民委员会，应当根据每个时期生产和防治工作的具体情况，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地安排生产和防治工作的具体任务，及时地解决生产和防治工作安排上的具体矛盾，并妥善地处理病人在治疗中的工分问题。在病害严重的地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队应该有一个副职干部专门领导防治工作。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少数民族地区，布置和推动防治工作时，必须充分地照顾到他们的生活、生产习惯和宗教风俗特点，耐心地进行宣传教育，稳步地进行防治工作，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给予他们大力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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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歌德作品初期的中译
阿英
为着纪念德国大诗人歌德逝世一百二十五周年，我感到有必要把中国文艺界初期介绍歌德生平和作品给中国读者的情况回叙一下，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德两国文化交流在文学方面的历史渊源，和两国人民的深厚友好关系。
读过清末杂志“河南”，和鲁迅先生著作“坟”的人，大都知道鲁迅先生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就曾在“摩罗诗力说”篇里，赞扬过德国文学的爱国主义精神，向中国读者“示其内质，冀略有所悟解”，并一再说起瞿提（歌德）。说到他的名著“法斯忒”（浮士德），说到他对“韦陀”四种“崇为绝唱”，称裴伦（拜伦）史诗“为绝世之文”。还希望中国有人能“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期借文学之力，来拯救当时的中国。
这也就说明了德国文学，以至歌德，对鲁迅先生及其读者的影响。
事实上，这还不是最初的一页。据已经掌握的材料，歌德介绍到中国，最早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甚至再早到二十八年（1902）。二十九年七月，上海作新社译印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又题“德意志先觉六大家传”），“可特传”（歌德传）就是其间的一篇。译述者是赵必振（曰生），依据的材料，是日本大桥新太郎的编本。何震彝译述“罗马文学史”，是在同年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赵译可说是已见到的最早中译外国文学史的第二种。
在“可特传”里，较详细的介绍了歌德生平及其著作，同希陆（席勒）的关系及其对德国文学的影响，文长逾五千言。这里可以引介绍“乌陆特陆之不幸”（“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一节为例：氏又续著“乌陆特陆之不幸”。此一篇之传奇，其用材料，概自自己之阅历而来。先是氏之在乌拉陆府也，或时临踏舞会，与聂得氏之女（同为裁判处之人）恳意殷殷，既而交情日秘，渐有不可一日偶离之势。后闻此女许嫁于其友人契斯托渥陆（列扑耶公使之书记生），乃怅然而绝意，拂袖而归于乡里。而爱慕之情，终不能绝，悲愤不已，辄欲自杀。是时有同在裁判处由陆沙列么者，亦以影事，以短铳而自杀云。氏闻其事，大感悟，且感其同情，乃缀一传奇，以乌陆特陆为主人公，半述由陆沙列么之事，半写己情。其篇中所称阿陆卫陆托者，即契斯托渥陆之变体，其全篇即为氏与加陆洛特孃之化身，自不待论。此书既出，大博世人之爱赏，批评家争为恳切之批评，翻译家无不热心从事于翻译，而卑怯之文学者，争勉而模仿之。当时之文学界，竟酿成一种乌陆特陆之流行病。且青年血气之辈，因此书而动其感情以自杀者不少。可特氏之势力，不亦伟哉！
最后还叙述了“列乌斯托”（浮士德）的写作过程，及反映的歌德哲学思想。说歌德晚年著述，“列乌斯托”尤为世人所知。“共费六十年之日月，实以一生之精力注之”。“以自家之经历，混和以哲学的之理想，而达于愉快之境，实为一种警世之哲学”。
这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在中国最初的介绍。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杂志“学报”（第一卷第一○期）“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篇里，作者仲遥更概括的这样称道：“哥的
（歌德）为客观的诗人。其为人有包罗万象之概。故其思想亦广大浩漫，如大洋之无垠。而其文章，则感兴奔流，一涛千里”。并提到“浮士德”、“赫曼与窦绿苔”……。
歌德作品的翻译，始于名诗人马和（君武）。在光绪二十八至二十九年（1902—1903）间，他译述过拜伦“哀希腊”全诗。也译述过贵推（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一节诗文，题作“阿明临海岸哭女诗”。译文道：贵推为德国空前绝后一大文豪，吾国稍读西籍者皆知之。而“威特之怨”（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实其自绍介社会之最初杰著也。沙娄（绿蒂）既嫁，威特既见疑，不能常至其家。一夕，瞰其夫阿伯之亡也，往焉。沙娄既爱阿伯，复怜威特，悄然曰：“威特不思沙娄之既嫁乎？”乃令仆持函往召二三女友来，所以释阿伯之疑，且速威特之去也。女友皆不能至，沙娄黯然。少顷，气忽壮，取比牙琴自操之，傍威特坐于安椅，曰：“威特！不能为我歌一曲乎？”威特厉声曰：
“无歌尔！”沙娄曰：“是箧内有‘欧心之诗’（莪相之诗），君所译也，予尚未读，若使其出于君之唇，则诚善矣。”威特笑，取而视之，意忽动，坐而泪涔涔下，以最哀之声歌之。是阿明哭其女初丧之词也。其词曰：莽莽惊涛激石鸣，溟溟海岸夜深临。女儿一死成长别，老父余生剩此身。海石相激无已时，似听吾儿幽怨声。月色不明夜气暝，朦胧如见女儿影。斜倚危石眠不得，风狂雨急逼醒人。眼见东方初日升，女儿声杳不可闻。有如晚风吹野草，一去踪迹无处寻。死者含哀目未瞑，只今独余老阿明。阿明早岁百战身既废，而今老矣谁复论婚姻。海波奔泻涌千山，怒涛飞起落吾前。此时阿明枯坐倚危石，独望沧溟一永叹。又见斜月灼耀明，又见女儿踯躅行。儿声唧唧共谁语，老眼模糊认不真。女儿忽随明月去，不忆人间遗老父。老父无言惟有愁，愁兮愁兮向谁诉？歌至此，沙娄大恸。威特掷纸于地，执沙娄之手，以己泪浣之。沙娄以一臂自倚，以一手执巾自揾其泪，四目相视，各相怜也。沙娄欲起离去，悲甚不能行。乃勉止泪，劝威特复歌。威特惫甚，强起拾纸续歌之，殆不能成声矣。风若有情呼我醒，风曰露珠复汝此非汝眠处。噫！吾命零丁复几时？有如枯叶寄高枝。或者明日旅人从此过，见我长卧海之湄。吁嗟乎！海岸寥空木叶稠，阿明死骨无人收！
这样流行于当时的翻译方式，是很难完满的传达出原著的精神与风格，有时出入还很大。我们只要用郭沫若译本对照一下，就不难了解其间有怎样的距离。只是我们对半世纪前的所谓“译述者”，不能不谅解其在摸索恰当翻译方式过程中的必经的困难，成就还是应该肯定的。马和也译过歌德的“米丽客歌”（迷娘歌）：
君识此，是何乡？园亭暗黑橙橘黄。碧天无翳风微凉，没药沉静丛桂香，君其识此乡。归欤归欤，愿与君归此乡。君识此，是何家？下撑楹柱上檐牙。石像识人如欲语，楼阁交错光影斜，君其识此家。归欤归欤，愿与君归此家。君识此，是何山？归马失途雾迷漫。空穴中有毒龙蟠，岩石奔摧水飞还，君其识此山。归欤归欤，愿与君归此山。这两篇诗，初稿还没有查出发表在哪里，现有“马君武诗稿”（1914）本，前者从英文，后者从德文译出。“诗稿自叙”说明成于1902—1903，如果译在头一年，那就更早于“可特传”，但目前还难以肯定。
继马和译歌德作品的，有名诗人燕子山僧苏玄瑛（曼殊）。玄瑛崇拜拜伦，热爱歌德。他曾几次提起他，如在爪哇时寄给高天梅的信说：“衲谓凡治一国文学，须精通其文字。昔瞿德（歌德）逢人，必劝之治英文，此语专为拜伦之诗而发。夫以瞿德之才，岂未能译拜伦之诗，以非其本真耳”。“文学因缘自序”也说：“沙恭达罗剧曲……传至德，Goethe见之，惊叹难为譬说，遂为之颂，则‘沙恭达纶’一章是也。Eastwick译为英文，衲重迻译，感慨系之”。译诗云：
春华瑰丽，亦扬其芬；
秋实盈衍，亦蕴其珍。
悠悠天隅，恢恢地轮，
彼美一人，沙恭达纶。
这首诗译成，至迟在宣统二年
（1910）。这些，同样说明了歌德诗篇，是如何的开始吸引着中国诗人、读者。但引起广大热爱和学习研究，却在五四运动，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较深切的体会歌德作品意义，认识其真价以后。
这时，创造社、文学研究会都成立了，创造社的领导者、名诗人郭沫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全译本（1922，泰东书局刊）也出现了，他的“浮士德”（第一卷，1928年创造社始刊）译本的断片，也先此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本出现，立即在青年中引起很大的波动。他们完全被维特和绿蒂这两个人物形象吸引住了，在他们中流行着“绿蒂与维特”之歌。歌德对中国的影响，由于符合当时客观的要求，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此，歌德的许多名著，如“浮士德”（二卷）、“赫曼与窦绿苔”、“史推拉”、“克拉维歌”、“哀格蒙特”、“迷娘”、“威廉的修业时代”、“铁手骑士葛兹”、“歌德名诗集”，就都由郭沫若、汤元吉、胡仁源、余文炳、伍蠡甫、周学普等先后翻译了过来；“浮士德”、“赫曼与窦绿苔”并有两种译本。关于歌德的研究，如宗白华等的“歌德之认识”，也出现了好几册。
不过，这已经不在这篇短文所想叙述的范围之内了。（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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