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战友
——一个俄语翻译员的日记片断
陈基春
7月3日 雨
霪雨绵绵。工地上一片泥泞，但工程仍然火热地进行着。
依瓦金专家一钻进雨棚，就挨个地跳下地坑去检查柱基。在搅拌机边，他照样很严格地对王健提出了许多意见，甚至看来不足轻重的小问题，也很认真。然而背地里，他常对经理说：“如果工地上有十个像王健所领导的突击队，工厂可以提前一年交工。”
今天，他忽然悄悄地问我：“王健是不是战士出身？”
我告诉他，王健也常问我：“为什么专家的声音总是沙哑？”
7月10日 晴
热电站的柱基全部拆模了，质量很好。提前了半个月完成。在现场上，依瓦金专家拉王健的手笑着说：“今天晚上你可不必带学习本到我家来了，今晚我们就开个茶话会吧！”
晚饭后，专家和他的爱人玛丽亚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专家站起举杯说：“今天，我叫它为‘战友联欢会！’来，干一杯！”
专家又对王健说：“我听说你的眼睛是一个光荣的记号，是吗？”
“不算什么！十二岁时在抗日联军里当‘小鬼’，在送文件途中打死两个鬼子时负伤的。”
专家取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两个戴红军帽的战士，我们认出来左边的就是年青时的依瓦金专家。
专家又拿出一枚红五角星帽徽，指着照片右边的中国人沉痛地说：“这就是他的！”
一霎时，大家低头无语。只有墙上挂钟的答的答的声音。……
玛丽亚说他是在西战场打德寇时被炸牺牲的。依瓦金专家的喉咙也是那次受的伤，现在碎弹片还没法取尽。
依瓦金专家把那颗红五角星送给王健，并说：
“1945年我带着‘喀秋莎’来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东北，还来不及找到第二个老战友，今天，终于在工地上找到了：王健！”
我看到了灯光下两只大手紧握着，长久地……
8月6日 阴
专家把王健改装震动机锥头的建议，作了个别地方的修改就完全同意了。
但王健昨天已受伤入院。
原来新买的锥式震动机锥头太粗，还未改装，插进模板时震动两下就被钢筋网卡住了。大家去拉拉不出，王健去拉，拉出来了，可是用力过猛，一头撞在模板角上，把那只已瞎的眼睛撞得血淋淋的。
下班后，专家马上去看王健。
8月11日 晴
今天，专家又和玛丽亚去看王健。护士悄悄地问：“这个病人是你们的经理吗？为什么苏联专家天天都来看他？”我把这话转告专家，专家说：“工人！都是工人！他是黑眼睛的工人，我是蓝眼睛的工人！”
12月10日 雪
鹅毛大雪纷纷飘着。
在这样的寒冬里大规模施工，对我们真是破题儿第一遭。
暖棚里，混凝土的浇灌工作，日夜不停地进行着。
暖棚很低，生了炉子，寒气还是从棚顶袭来。炉里发出一股煤气很呛人。
依瓦金专家和工人们一起，几乎每天都工作十小时以上。
领导上很耽心依瓦金专家的喉痛，天天劝他注意休息，但他总不肯离开。
今天晚间，王健（他出院后已升为施工员）听专家的声音愈来愈沙哑了，就特地打电话请医生来劝他。医生检查后说，喉伤复发，一定要住院。
12月11日 晴
今天，经理、主任和王健一起去看专家。
专家的喉咙已经说不出声音。看见大家的时候，空张嘴想说话。他支起身子，找了纸笔，沙沙地写了一大张交给经理。
“把它转交玛丽亚吧？”经理问。专家摇头。我把它译出，大家都感动极了。专家在病床上还给我们提了这么多宝贵的建议！
12月12日 晴
早晨，专家招待处来电话说，依瓦金专家夜间已返莫斯科医治。……
我们来不及送行，心里更难过！
12月20日（星期六）晴
我刚睡下，忽然一阵敲门声把我惊起。
王健急匆匆地递给我一张电报。我译道：
“王健同志：依瓦金专家已动手术，一切都好。临入院时，他和设计院机械师研究好了换掉焦炭炉的采暖设备问题，叫我马上拍电报给你，附建议全文如下，请速转经理参考。……
玛丽亚 ×日”
王健听完电文，把我一把抱起，险些没抛到天花板上去。
多好啊，专家平安！暖棚里又将闻不到呛人的煤气了……
5月10日 晴
真巧，今天在火车上碰见了王健。整整两年不见面了。见面时，那边有人叫他工程师！
我猛然想起，依瓦金专家常说的那句话真实现了。王健好像看透了我的沉思，一下背起专家那句话，我也立即接口插上，“我们不但愿意帮助中国建设，我们更愿意帮助中国同志都成为明天的专家！”
我在兴奋中又听王健说，依瓦金专家的嗓子已经清亮多了。他又和一群苏联专家到越南去了。他约我来北京相会，临行他紧紧拥抱我说：“干吧，战友！不管在顿河岸上，扬子江边，或在越南；在人民的土地上多竖起一根烟囱，世界和平就多长了一只钢拳铁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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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病”在何处？
侯命
杂文（小品文）曾经发生过危机，然而，杂文的危机已经过去了。
不承认杂文曾经发生过“存废的问题”，是违背了杂文发展的实际；但是，最近再把杂文创作中所遭遇到的具体困难，说成是“小品文的新危机”——“消亡的危机”，也是言过其实。
1956年的下半年，杂文大量出现了。不久之后，杂文就逐渐消失了，无生气了。到了今年的一月二月间，杂文是逐渐走向了消亡的路。一个文学现象突然发生了，又突然濒于“夭亡”了。这是为什么？说“小品文虽然是萌芽于民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产物，但它既是真理的维护者，就应该与真理的战斗永生”，这是对的；说“人民需要小品文也并不减于当年”，这也是对的。但是，解放以后几年来为什么中断了杂文的传统？既然“应该与真理的战斗永生”，为什么去年刚刚恢复了杂文的传统又濒于“夭亡”的危机？其中必有缘故。
杂文大量出现了，讽刺作品大量出现了，这是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是真正敢于大胆地正视生活的作家的新的创作要求。当人民内部的矛盾越来越暴露得鲜明的时候，作家不仅看到了正面的、进步的、光明的、美好的事物，也看到了直接阻碍进步的反面的、落后的、阴暗的、丑恶的事物。对待前者，当然不发生问题；对待后者怎么办，如果闭起眼睛来，就一定粉饰了生活，欺骗了读者。于是，作者凭着自己革命者的良心，在一个新的社会问题面前，勇敢地拿起了批评性的、讽刺性的武器——杂文。
但是，杂文并非很顺利的为读者所接受。这里所谓读者，不止是文艺爱好者，而是包括广大的干部、人民群众。杂文是批判的武器。杂文批判的对象是人民内部的缺点。在如何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问题没有在理论上解决以前，在群众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看到了生活中的矛盾，但找不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因而也害怕大胆的公开的揭露它，怕由此而损伤了生活中正面的东西，对待杂文的看法就是如此。尽管个别杂文受到部分读者的欢迎，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是害怕、是不欢迎杂文的，对杂文抱有歧视的态度。于是一篇思想性比较尖锐的杂文，往往收到几十件、几百件的反对意见，抗议报刊利用杂文的形式揭露人民内部的矛盾，甚至怀疑作者的动机、立场问题。广大读者的意见，使报刊的编辑畏缩了，动摇了，不敢大胆的放手了。于是作家写的少了，写的不大胆了，不写了。于是也出现了反映这种社会心理的文艺批评，从根本上否定杂文，把它和其他讽刺作品看作是发泄“不满和失望”的东西，或者是修正杂文的任务，让它去歌颂光明的事物，否则杂文多了，就会使人看来“好像我们的国家的工作，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一团糟（？）”。杂文创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反对它并进而要求消灭它的社会心理。因此，杂文“存废的问题”发生了，杂文的确遭遇到“消亡的危机”。因为这一切意见，都不是以通常的方式，把杂文中的一些问题当作一般性的问题来讨论，而首先是不要的问题，把杂文视为“邪物”。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杂文“消亡的危机”无法挽救，说不定难以延长一年的寿命。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对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这不仅是解决其他问题的指南，而且也从根本上挽救了杂文的危机，杂文“存废的问题”才真正的不存在了。但是，阻碍杂文发展的困难还没有彻底消除，然而已变了性质，它与杂文的关系已经不再是“正”压“邪”，相反的是“邪”成了“正”，“正”成了“邪”，地位换过来了，它吓人的威力也就没有了。属于杂文本身的一些具体问题和作家的问题也还是有的。然而，这一切，都应该在承认肯定杂文应该存在的前提下，当作一般性的问题去讨论。我以为现在最主要的仍然是害怕、反对杂文的社会心理和杂文创作的矛盾，虽然它的性质已经变了。要彻底解决这个矛盾，是长期的，也就是逐渐的树立一种很自然的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社会风气，不看到这一点，过分的强调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先“造就出几个有出息的作者”，未免过于乐观了一些。现在的一些杂文作者所以没有像鲁迅那样大胆正视现实的态度和勇气，就不单纯是因为“鲁迅先生渊博，而我们则浅薄”，问题还是社会心理、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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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人”的演出
冯亦代
曹禺先生写的剧本中，我最喜欢“北京人”。不仅由于剧本中的诗的语言和诗的情调，而且由于剧作者的写作技巧在这个剧本里已经到达圆熟的峰巅；但主要吸引我的，却是剧作者透过剧情，对于生活所表达的强烈鲜明的爱憎。在曾家那间曾经喧赫一时、如今已显灰颓的小花厅里，生活被幽囚着。一代人追忆昔日繁华，眼前只能等候死日的来临；另一代人痛心于少年时的错着，无可奈何地缅想那逝去的岁月和残破的梦境；再一代人则不甘心于死气沉沉的禁锢生活，抱着冲向新天地去的企望。可是生活的羁绊，却使这些可怜虫群集在这间小花厅里。难道生活只限于这黯淡的四壁之中？难道人们就不想迈出一步去呼吸一下清新空气，亲一下人间幸福？不过冲出这一生活的重重障碍却需要无畏的勇气，要明白这一点，却也不是件易事，正如曾霆所说的“这明白是多难哪！”剧作者真替他们感到气愤，他借人类学者袁任敢的话，对于这孱弱的一代人，痛加谴责。袁任敢告诉大家“北京人”曾经如何生活，他说：“这是人类的祖先，这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对比之下，像小耗子样生活着的人真该愧对祖先！但是剧作者却没有就此失望。让卑怯者烂在土里、霉在屋里，让大勇者跑出这囚笼似的小花厅走向宽广的生活去。他对生活的信心也感染了我们，因此对曾皓、思懿、江泰、文彩之辈我们无所顾惜，而对文清、愫芳、瑞贞、曾霆却寄以无限的同情。
这次演出，剧作者对于原作曾加修整。“北京人”的不出场，使故事免于过重的传奇气氛，显示了生活的真实，而一些对话的删节
（特别是第一幕的收尾），也使剧情格外紧凑简洁。
从演出里，我们看到了导演对于原作的潜心体会之处。在舞台上，他抓住了气氛的要求，加以适度的渲染。一面是陈腐衰亡所列下的严阵——垂死的挣扎，在无望中寻求希望；一面则是新的一代和新的生活对这座封建堡垒的进攻。他强调了老一代旧生活的执着的固守，也就显出了新的力量更为勇猛，更为犷野。袁圆的出场和她与曾霆的天真嬉戏；思懿对文清的多处进迫；文清与愫芳的荡气回肠的情感；愫芳说嫁；曾皓中风；江泰的奇峰突起的出外借钱；文清的悄然归来；愫芳的梦的破灭，以及最后出走的几场戏，都处理得十分妥贴。自然，原作的精采描绘，有助于导演的安排，但导演能够就剧情的进展，加以发挥，可以看见他是下了苦功的。不过，缺陷在于他在处理人物的对比、性格的冲突和全剧的节奏上。以愫芳说嫁一场戏为例，思懿希望愫芳能够早日出嫁，可以在眼前少一个感情上的竞争者，曾皓希望愫芳留下来点缀他的凄凉老境，江泰看不过这场自私的把戏，正义地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然而文清呢？导演疏忽了他对愫芳的感情矛盾在这场戏中的宣泄，也疏忽了文彩在同情文清、愫芳二人关系中应有的反应，这样就减少了冲突上达顶点的力量，也削弱了愫芳最后说“我，我没有意思”那句话的悲怆。又如导演为了造成舞台上的气氛，尽量把人物感情压到最低处，却有时忘掉了，加意渲染人物感情的爆发，特别在文清身上，没有很好地安排他对思懿和愫芳在不同场面不同接触时的不同感情，因此戏的节奏似乎永远没有音乐上的变调，显得都是幽沉沉的了。
演员中，我们有了个可喜的发现，那就是演愫芳的李晓蓝。剧作者笔下的愫芳，可说是生活的诗的顶点，美德的结晶。在舞台上她说话不多，却也说话最多。她的话表现在灵活的眼神中，表现在委婉的行动中，甚至表现在她哭泣时的双肩抽动中。如今，不同的时代里很难找到愫芳这一型的人物，因此在舞台上出现了一如剧作者笔下所塑造的角色时，我们不得不对这位演员，说出我们的钦慕。我最喜欢她演的愫芳和瑞贞叙述自己美梦的那场戏。从她不愿说又不得不说，说了又止不住自己心头的悸动，从无可奈何到真正的喜悦，在她前面就是那条滚滚不息的感情的河流，而突然“天塌了”！就在这一瞬间，她从幻灭的梦里出来，她是另一个愫芳了。李晓蓝有力地掌握了这一点，使看戏的人跟她进入梦中，跟她幻灭，跟她新生。据说她曾经长期被积压在一个大剧院里，真令人婉惜，如果四、五年来她能有更多的舞台实践，她的才能是该有更多发挥的。梅村的思懿，演出了老一代妇女的狭隘、贪鄙、狠毒。但是她有软弱的一面，那就是她对于生活的恐惧，性格上的乖张，正是她苦恼的说明；忽视了这一点，就只见她的严酷，而不见她的可怜了。演文清的王显，心烦意乱和逆来顺受足够了，却还缺少表白他对生活的依恋，和他那种洒脱倜傥的心情。纪维时演的江泰恰如其分。王昌明的曾皓，则内心的表达还嫌不够。
这出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的初次公演，但从他们演出的认真严肃态度说来，我们是可以寄予更多的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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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歌德和批评家
歌德在魏玛的公园里漫步。在一条只能单身通过的小路上，遇到了一个曾恶毒地抨击过他作品的批评家。当他俩对面碰上时，批评家傲慢地说：“我从来不给浑蛋让路……”
“而我却相反……”歌德说完，便面带微笑，退到一旁去了。
（小岩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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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四行诗两首
张永枚
肩膀我的歌献给海南岛的女人，
我的歌赞美她们的双肩。
黄昏，她们在椰林空地上起舞，
你会看到那些肩膀：
丰满，浑圆，如落潮的海浪；
啊，柔软！在早晨的市集和田间，
你又会看到那些坚强的肩膀，
担着一根被东西坠弯的扁担，那小模样
好像能左挑母瑞岭，右挑五指山！
而在以往那些残酷的年月里，
就是这些肩膀，承担着
对于丈夫、儿子的忧愁和思念，
承担着积累了几千年的重压、苦难，
昂头前进，走到了光明的今天！
清澜港
两岸是幽香的肥沃土，
找不到干燥的沙滩，
一眼千里的椰子林，
长成一个扁圆而翠绿的口袋，
装亿万顷清亮的海水，
一面明镜似的青天。
水上竖起千根高大的桅杆，
天空照出万张褐色的渔帆；
这儿在吆喝着开船，
那里有起货的呐喊。
生活在这里发挥威力，
让整个太平洋都受到震撼。
引得太阳钻进来遨游，
清澜港，又装满了阳光和温暖。
1957、3、6、海南岛
第8版()
专栏：
春到人间 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