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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认真地研究和执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这是当前党的每一个组织、特别是党的高级组织和它们的负责人员的迫切任务。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员会，政府部门和人民团体的党组，必须积极地、认真地领导党内外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深入地检查这一讨论的进行状况，通过这些讨论了解各社会阶层的思想动向，并且迅速地加强党对于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这对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政治水平，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自从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党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这些报告在党内外进行了传达以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经成为现时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全国各地各阶层社会人士对于这些报告的热烈的讨论，使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新的生动活泼的变化。由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错误所造成的人民内部的某些纠纷，因此而得到了正确的解决。由党的工作人员的宗派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因此而转向缓和。许多党组织的领导方法得到了改进，许多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很快地了解的。不仅有许多群众，而且有许多领导人员，还不善于区别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还不善于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党的某些工作人员，在居于各种范围的领导地位以后，在不同程度上沾染了旧社会统治阶级的作风，沾染了国民党的脱离群众的作风，沾染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开始忘记了党关于人民民主和群众路线的教导，开始忘记了党关于为人民服务、同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疾苦的教导。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再一次大规模地、有系统地整顿党的作风，展开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达到使全党善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在目前，如果能够深入地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纠正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克服在这个问题上的抵抗情绪，就将为全党整顿作风运动造成一个良好的开端。相反，如果采取简单的敷衍的作法，不去触动党内许多同志的思想方法上和工作作风上的严重问题，满足于表面的和局部的效果，就认为万事大吉，那末，对于事情是不会有什么帮助的。
事情的困难还在于，许多党组织的领导者因为埋头于近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繁忙事务，往往忽视了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在思想战线上干部力量很弱，迫切地需要加强；而许多党委对于思想工作部门的领导又常交给二三把手去管，很少加以过问，使这些部门的工作往往陷于无人负责的状态。很明显，不改变这种情况，就很难领导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和讨论，更难要求把党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为了同全国人民在一起，彻底了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真正在实际生活中贯彻实现党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必须全力以赴。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和其他负责人员必须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亲自领导起来，必须把思想工作亲自领导起来。
现在有许多党组织已经这样作了，但是也还有不少党组织的动作还很迟缓，劲头不足。党的报刊（从本报起）在这一方面也是落后的，现在也还有不少报刊没有重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这是因为，党内除了有一些同志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有怀疑以外，有更多的同志还没有认识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今天的国内生活中，究竟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要特别地加以强调呢？这是因为，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我国内部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才结束，作为最近时期的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群众占我国人口的六分之五以上）正在经历着空前未有的物质变化和精神变化。国内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本来就会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历史舞台上上升到比较显著的地位，加上绝大多数人口所经历的这种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更使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带有特别重要的性质。而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社会大变动的全部意义。他们还没有觉悟到，时代已经变了。在国内，反革命势力的绝大部分已经被我们推翻了，扫除了，剩下的只是些残余；对于这些残余虽然还需要保持警惕性和严肃性，还需要继续给以打击，但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过去了。现在，在我们周围的是广大的成了主人的人民，是我们曾经为之而出生入死、英勇奋斗的人民。人民是支持我们的，这没有问题。问题是人民同我们中间也逐渐产生一些矛盾，产生一些我们所不熟悉的、我们所不大想到和不大愿意想到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要求我们必须加以正视，必须谨慎地、妥善地加以处理。但是许多同志对于客观形势的这个根本变化熟视无睹，他们还习惯于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这样，他们就有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严重危险。因此，党必须向他们大喝一声，让他们注意这个社会大变动是当前国内生活的基本形势，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国内生活中的新的重大的现象，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国内生活中的新的重大的课题。
我们的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现在的大变动要比过去的大变动深刻得多。现在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迅速地转变为公有制，个体经营迅速地转变为集体经营。工人阶级的队伍在短短的七年里由七百多万人扩大到两千多万人。许多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其他阶层的成员成为工人阶级的新的组成部分。原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界现在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基础，正在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界。在这样巨大的复杂的变化中，人们一方面兴奋地看到了新时代的光明的前景，另一方面又不可免地会感到这样那样的不习惯，不协调，生疏，不摸底，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存在决定意识，这样深刻的社会大变动当然要深刻地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思想又指挥行动，各种不同的思想当然也要表现为各种不同的行动。
我们国家这个时期的社会大变动，是一场伟大的、用和平的方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任何新出现的东西都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新的社会制度也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例如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大约需要五年的时间才能巩固；不能设想合作社一建立起来就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期，新的社会制度一定会巩固，但还需要有一个时间去巩固。人们心理上的七上八下，正是这种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党的任务，就是着重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耐心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去帮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们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帮助较多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一个长时期内，逐步地自愿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新的社会制度稳步地走向巩固。在这个重要关头，特别需要领导人员的善于调理，谨慎将事，目光远大，胸怀宽广。因此，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具有充分的自觉，及时地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道路，就成为一个具有根本原则性的问题。
有些同志虽然听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表面上似乎也懂得了报告的内容，但是并没有联系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来研究这个报告，好像他们那儿并不存在什么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情况决不会是这样的。不可能想像哪一个部门的领导和群众之间会完全没有矛盾，尤其不可能想像这样大的社会变动在哪一个部门会没有任何反映。没有这样的具体矛盾，会有那样的具体矛盾；没有表面化的矛盾，会有潜伏着的矛盾。你说没有，那是因为你的嗅觉不灵，还没有发现。如果我们不研究本部门人民内部有些什么矛盾，看不见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的工作就会带着很大的盲目性，就会在矛盾爆发的时候陷于被动，甚至会由于惊慌失措而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有些同志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也承认必须用说服教育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用自由讨论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他们还没有养成这种习惯，或者还没有获得能够以理服人、能够进行有分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够参加百家争鸣的本领，因而感觉困难。这种困难是会有的，但是也像过去我们所遇到过的困难一样，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克服这个困难的唯一出路，就是学习和实践。要使大家立下学习的决心，首先必须提出任务。只要大家的确懂得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就会找到克服困难的道路。
领导工作人员看不到人民内部的矛盾，或者虽然看到了而没有能力加以正确的处理，在政治上无疑是一种危险。危险不仅是由于他们落到了历史的后面，而且是由于革命的胜利把他们拥上了人民领导者的行列，他们的地位还可能冲昏他们的头脑。新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对于领导工作人员虽然也是生疏的，但是他们中间有少数人却不懂得因此而必须特别谨慎，特别谦虚。他们不再深入群众之中，密切地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自己所不懂得的一切，却反而站在群众之上，企图把自己变为一个享有特权的小集团、小宗派。这样，他们就不但决不会正确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决不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会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复杂化，紧张化。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虽然只是少数，但是他们在国内生活中的影响，在人民内部矛盾发展中的影响，却不容我们忽视。
总之，只有及时地认识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意义，及时地认识人民内部矛盾在新形势下发展的必然性，只有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引导不同的社会阶层继续前进，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见巩固，只有在领导工作人员中进行充分的工作，使他们坚持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坚决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恶劣作风，我们才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地把我们的国家建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生动活泼的、先进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此可见，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全党当前的迫切任务。我们希望各个党组织的负责人都把这个问题的宣传教育工作抓起来，希望各个宣传机关都来宣传人民内部为什么会有矛盾和应该怎样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道理。我们相信，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就一定可以更容易地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就一定可以更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一定可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得更顺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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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决定从五个方面采取措施 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
本报武汉22日电 在4月5日至18日举行的中共湖北省委第三次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专门用十天时间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其他文件，讨论了怎样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问题。
会议根据讨论的结果，决定从五个方面采取措施来正确处理这个问题。一、扩大企业的民主生活。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健全民主管理制度。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工人进行工人阶级传统、中国革命传统和勤劳俭朴的教育；对学生出身的新工人，还要进行劳动教育，使工人不仅具有文化技术水平，还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三、通过总结工作，整顿作风，克服领导的官僚主义。提倡干部深入现场，深入宿舍，和工人同甘共苦，结成知心朋友，熟悉工人的劳动状况、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密切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四、经常了解工人的经济要求和生活困难，对许多应当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防止在提倡艰苦朴素的同时，又忽视了关心群众生活。五、对工资、奖励、计划考核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根据本企业情况认真研究，予以改革。
工人队伍的新情况
在这次会议之前，湖北省委分析了工业交通方面的情况，认为过去工作的成绩很大，工人的觉悟有了提高，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基本正常。省委认为：全省工人由1952年的二十八万人增加到四十四万人，发展很迅速，这固然给工人队伍增加了新的血液，但因为大批非工人阶级的成份转到了工人阶级队伍中，给工人阶级的团结问题带来了新的复杂的情况。同时，企业政治工作薄弱，领导干部思想作风上还有毛病。因此，怎样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矛盾问题，便成了当前突出的问题。湖北省委在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后，总结了过去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矛盾问题的若干经验教训，并将这个问题列为这次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的第一个议题。
旧思想不能适应新形势
在这次讨论中，干部们普遍反映过去虽然也读了文件，但因为没有同自己的工作联系起来，认识很肤浅。当会议引导大家联系本企业情况进行学习的时候，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性质的区别，以及两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问题，最初，有的同志想不通，总想把某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列入敌我矛盾中，并且不承认两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有的同志还讲：“这样一讲（指转化），会放松了对敌人的警惕性。”在争论中，大家分析了党的历史经验和当前形势，才对这个问题有了清楚的认识，并进一步体会到自己的旧思想、旧作风与新形势不相适应，必须迅速转变。
不是由于官僚主义吗？
对有些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比较突出而不能及时解决的原因何在？最初也有少数同志认为不是由于官僚主义，而是由于群众中的非工人阶级思想。他们怕说是官僚主义，会使领导干部缩手缩脚，不敢领导。但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大家摆情况、凑材料，就算不出几件与领导上官僚主义无关的事。特别是一些带有群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都是跟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错误思想分不开的。
不应留恋“压服”方法
对用什么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虽然大家一开始就赞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但一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仍有不少人为“压服”的方法辩护，留恋某些简单粗暴的方法。会议以武汉汽车配件厂过去处理少数青年工人问题不当的事例为典型进行了分析，具体说明了如果不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反而会使矛盾更尖锐，问题更难解决。
有些城镇小厂的干部认为工人阶级内部矛盾问题是大厂的事，“我们厂子小，事情简单，没这些问题”。经过具体分析，查出了这些小厂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他们才集中了精力进行学习。有些干部在分析官僚主义的时候，强调这都是上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好像自己没有责任。经过具体分析，大家也明确了“各有各的账”，开始认真检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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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省决定密切联系实际深入学习文件
省委书记等组成报告团深入厂矿、农村、学校作报告
本报南昌22日电 一个月来，江西省从党内到党外、从省到县广泛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并且进行了座谈和讨论。
通过初步的学习和讨论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仍有很多思想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如认识到党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坚决的。但怎样理解和对待“放”和“鸣”还有很多分歧。有人认为百花齐放是社会主义的“百花”和资本主义的“百花”齐放；有人却认为
“放”是为了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不能放资本主义之“花”；有些人则认为：香花和毒花都放，最后达到文学艺术的繁荣。又如认识到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但对国内是否还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总之，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中共江西省委在4月18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地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同时广泛地向工人、农民和学生进行教育。
会议认为毛主席的讲话不仅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并且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进一步充分发扬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会议认为对人民内部存在的矛盾，既要反对熟视无睹不认真处理的官僚主义态度，又要防止夸大矛盾的一面；要懂得人民内部根本利益的一致，只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教育，就可以取得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所有干部来说都是新问题。很多干部过去长时期进行阶级斗争，熟悉阶级斗争的方法，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缺少经验。同时，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正确的解决方法等等，就是在比较高级的领导干部的思想上也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因此会议认为在全体干部中，特别是在各级领导干部中继续深入地开展这一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在学习中应该开展自由讨论，通过钻研文件，在思想认识有一定提高以后，检查工作，检查政策的执行，检查思想作风，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学习中，还要认真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已经处理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也应该加以总结，以求达到提高思想认识、密切联系群众、改进领导的目的。学习时间为两个月，学习的方式由各方面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为向工人、农民、学生和基层干部进行教育，会议决定成立报告团，以省委书记、省常委、各部正副部长和各单位负责人组成，分头深入厂矿、农村、学校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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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省召开宣传工作会议
党内外两千三百多人参加
本报讯 中共湖南省委于4月12日召开了有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共约两千三百多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学习和讨论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会的有省级各机关负责人，各地市委，厂矿、基本建设单位的党委书记、宣传部长，省、专、县各级文教干部和青年团委学校工作部长，全省各大中学校、中等技术专业学校校长、党委（支部）书记和部分教员以及文艺界人士等。在长沙市的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和政协委员也参加了会议。
到会人员从4月12日至15日听完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传达报告。到会人员还听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在湖南检查工作时的讲话的传达。省委也根据这些讲话的精神，结合本省的具体情况作了报告。目前正在按系统分别召开会议，深入进行学习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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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科学家们的呼声：
排除科学研究道路上的阻难 推动科学事业走上新的峰顶
本报上海22日电 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引起了上海市科学家们的极大注意。最近，在中共上海市委的会议室里，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和其它的一些地方，上海市的科学家们接连举行了几次座谈会，以这个新问题为中心进行了讨论。
在上海市委会举行的座谈会上，科学家们提出了科学工作中存在的许多内部矛盾，直率地对一些工作进行了批评。这些意见绝大部分是很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在提出种种矛盾的时候，有些人简单地回顾了科学工作几年来的变化和发展。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卢于道和张孟闻，复旦大学副校长、数学家苏步青，谈到了他们的感想。卢于道教授说：解放后科学界的大团结，科学事业的大发展和科学研究条件的改善等等事实，都使他们感动；至于像治理淮河、动手利用黄河资源等改造大自然的斗争，在解放前当然更是不可想像的。张孟闻教授说，解放前，他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学校的生物系，全部场所只有一间狭小的阁楼，而现在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一个实验室，就比过去全系的地方还要大。
科学家们在几次座谈会上，主要的是谈论了如何在科学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研究前进路途上有些什么阻难需要排除？
首先要排除教条主义和粗暴态度
科学家们认为首先要排除的是教条主义和对待学术研究的粗暴态度。好些人谈到了过去在学习国外科学技术方面的偏向。一位科学家说：巴甫洛夫是一位伟大的生理学家，但巴甫洛夫学说不等于全部生理学。我们无疑要认真学习巴甫洛夫的学说，但我们也应当学习其他生理学方面的见解。可是，过去却不是这样，过去在讨论的时候，总是首先想到“我的话是否符合于巴甫洛夫学说？”虽然并没有公开的压力，但确有那么一种气氛，使你非这样说不可。这种教条主义的气氛，束缚了人的思想，非常不利于科学的自由研究。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谈家桢说：“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本身并无阶级性，主要是看它掌握在谁的手里。可是有人却硬给各科自然科学戴上政治帽子，把米丘林学说说成是无产阶级生物学，把摩尔根学派说成为资产阶级生物学，弄得大家胡里胡涂。”他又说：自从青岛生物学座谈会以后，有些过去相信米丘林学的年轻人不大说话了，说是摩尔根派抬头，这也是不对的。其实，大多数学说都或多或少有它的道理，不能对它们采取绝对化的态度，而应当实行“百家争鸣”。
科学家们特别感到激愤的是对待科学研究工作的粗暴行为。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朱冼，在解放前写过一本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书，解放后一个读者写信给书店，说这本书“有毒素”，书店就把书收起不卖了。他的另一本著作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上海财经学院一位教授写了一本书，后来受到人民大学一位同志的批评，结果出版机关不但把书收回不卖，还要原作者退回稿费。过去批评界常常不用说理，而用不恰当的乱扣“帽子”的办法，想把被批评者“一棒子打死”。朱冼说：“过去科学著作的出版为何沉闷？原因之一即在此。你要一棒子打死，我不甘心死，就不写东西。”
机构过多，力量分散
自然科学方面要开展“百家争鸣”，决定性的问题是要科学家们认真地来加强研究工作。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罗宗洛、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谈家桢等，都认为目前科学院系统机构设置过多，力量分散，不利于研究工作。罗宗洛说：科学院解放后几年来的发展很快，成绩很大，但也有一种危险，就是机构建立过多，把数目本来有限的科学家都拉去做行政负责工作。他认为某些初创的研究工作可以附设于有关部门，等将来工作有了头绪再挂招牌也不晚。谈家桢打了个譬喻，中国现有的科学家数量不多，好比是北京的矮房子，但组织机构却像北京宽广的长安街，两者很不相称。
国际学术交流工作要大大发展
为了发展科学，今后国际学术交流工作必须大大发展和加强。科学家们批评领导国际学术交流工作的科学院有关部门有官僚主义作风，送到国外交流的论文、刊物常被积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些翻译书售价过高。国际书店里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科学技术书籍进货太少。与此有联系的一个问题，是派遣留学生问题。这是一个国际学术交流问题，也是个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问题。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汪猷提了两点意见：第一是过去派出国去的人选政治条件要求过苛（当然政治条件是重要的），而忽略了业务条件，结果有些人因业务水平过低，而学习成绩不好。第二是今后除派人到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外，也可以适当派一些留学生到科学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习。他还建议今后可邀请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到国内来讲学。他认为，只要是对发展我国科学事业有利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学。这是关于国际学术交流问题上好些科学家的共同看法。
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做法应当结束
科学院、高等学校、专业研究机关、工厂企业在科学研究上的协作，是一个关系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第一医学院教授吴绍青在一次会上大声疾呼：“高等学校和科学院一定要密切合作，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做法应当结束了。”他的呼吁是从切身遭遇中感到的。他研究结核病，但苦于无人合作，有一次生病住在医院里，偶然碰到了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位教授，原来他也正为研究结核病药而找不到合作者而苦闷着，两人真是相见恨晚。科学机关和工厂的协作情况也不好。同济大学一位教授设计了一个电阻应变仪，在工业生产中很有用处，但找不到一个工厂来承制。
缺乏科学研究器材
科学家们呼吁：若干工作条件需要改变。目前迫切的问题之一是科学研究器材的供应。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国内能生产的，但没有组织好，常得不到。罗宗洛说，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的温室需要一个喷雾器，拖了半年仍未解决。另方面是需要到国外购买的器材，麻烦更多。对外贸易部门去采买的常是大件或大量的物资，科学研究机关需要的零星小件器材就买不到，或者价格非常贵。科学家们向上海市领导机关建议成立一个科学器材服务机构，来解决这个矛盾。
时间的矛盾仍未解决
减少社会活动，给科学家们以更多科学研究的时间，这个老问题这次又提出来了。这是因为这个矛盾至今仍未很好地解决，许多科学家依然被关在研究室之外。罗宗洛说：“我已十多年没作研究工作了，过去在大学教书时还做一些，现在要想研究一个题目简直不可能，长此下去太危险。”他又说：“科学家是国家的公民，应当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我们也乐意参加，但最好一人一职，科学研究要有所成就，非要有一定的时间不可。”
思想改造要和风细雨
思想改造是科学家们谈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复旦大学副校长、数学家苏步青和解放军军医学院副院长沈克非，都以自我批评的精神，谈到了高级知识分子中目前新的思想状况。苏步青认为经过思想改造，高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是有进步的，但自高自大、不够团结等缺点在一些新的问题上又有表现。沈克非说：“我觉得高级知识分子中自大和骄傲似乎又有些抬头，忽视政治的自由主义也有萌芽，有些人以‘国宝’自居，忽视了继续改造。”从会议上看，对知识分子今后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一点并无异议，但是大家认为今后应当和风细雨，运用说服教育的方法；科学家的政治学习不要过于强调集中。座谈中有分歧的是对过去思想改造运动的估价，有人认为过去的思想改造毫无收获，自己的进步不是思想改造的成绩，而是从其他方面获得的。有人认为在回顾过去的思想改造的时候，应该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它有缺点，但成绩是基本的。
上海市的科学家们在座谈时尽管有种种不同意见的交锋，但这一点是大体相同的：他们拥护中央“放”的方针，他们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贯彻，必将推动祖国科学事业走向一个新的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