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br/>专栏：<br/><br/> 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br/> （续昨日七版）<br/> 胡毅<br/> 批评和争论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互相尊重，别拿经典著作和大帽子压人。不是要客观事实服从经典著作，而是要经典著作结合客观事实。<br/> 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一个手段，最终目的在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百家争鸣是执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的一种手段。我相信今后大家对百家争鸣的顾虑会减少，但不见得会很快就全没有。要消除顾虑，也应主要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过去产生好多顾虑的原因，都是没有能完全从这个愿望出发。争鸣起来了，彼此不交锋，怕互相受不了：这种顾虑也是由于缺乏团结的愿望。如果我们在争论中，先强调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和任何人争鸣，好像和好朋友吵架一样，吵是总得吵的，甚至吵得很凶，但吵完还是好朋友，那就好了。好朋友是争鸣的一个基础。现在有些人的批评，就不像是作为或想作为好朋友来争吵的，如果从好朋友的观点出发，就不会使人接受不了。现在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的或自命为水平比较高的，同马列主义水平比较差的，或自命为水平比较差的，两方面都有顾虑，觉得争起来不好。也有人怕理不能服人，怕批评了人家不服，就拿大帽子扣人，自高自大；水平差的人则自卑，怕丢脸，不敢说话，其实这也是一种自高自大。我们学校里有时在系内讨论科学论文时，也有这种情况。一次一个年青的助教对老教师的科学论文批评得一钱不值，说这简直不是科学论文。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也没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进行批评。<br/> 具体表现团结的愿望就在互相尊重，互相平等。文人相轻的作风要去掉是不大容易的，目前还是有互相瞧不起的情况。年青的同志中还有人瞧不起老的，说他们的学问过时了，争鸣只是让他们提供材料给年青的利用。也就是说，你拿材料，我来解释，来作结论。年老的同志，有的自卑：叫我拿材料，我就供给材料罢！而不进一步进行研究。我们不希望这样，希望他们也拿出自己的研究来。也有一部分人却认为百家争鸣是旧的翻身了，过去的一套又可以讲了。他讲旧的不是为了科学，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是想标新立异。如果在百家争鸣中滋长了门户之见，这是不合适的。当然大部分同志不是这样想。目前好多人介绍唯心主义，目的是使大家认清楚唯心主义是怎么回事，并不是为了推广它。有些人认为谁介绍旧的谁就代表唯心主义，就是来同唯物主义作斗争，这个看法是不妥当的。<br/> 因此，先要树立团结的愿望，大力提倡互相尊重的作风。在教研组内，每个人都是不可被放弃的力量。我们有时认为某些先生的思想不正确，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改变，不重视他们的力量。这是不对的。要尊重每一个人，彼此加强团结。这样百家争鸣就展开了。在讨论问题时也还有人从事实上分析少，据理争辩少，而多是用经典著作和大帽子压服人。这就有点像教条主义的做法。因为并不是要客观事实服从经典著作的，而是要经典著作结合客观事实。因此我们要根据事实，以理服人。<br/> 研究工作应该协调组织，同一题目或分别题目，大家分工去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有很多的联系，协调起来是很重要的；但目前这样做得不够。科学院不应关起门来研究，要对全国的科学研究起指导和联系的作用。例如教育学和心理学中的年龄特征问题，现在都是根据外国材料来讲，对中国儿童的发展情况缺乏全面研究。其实现在有好多幼儿园小学都在作记录，也有好多人愿意作这一调查研究工作，但是没有统一的领导。比方对于儿童身长体重、语言、书画能力发展的调查，顶好有统一的计划，用同一步骤，同一记录方法、记录单位，同一整理方法，大家在各地区分途收集材料进行研究。结果解释可以不同，但对广泛积累带全面性的资料上可起很大作用。<br/> 郑天挺<br/> 历史学家希望掌握更多的资料，希望报纸多介绍学术情况，希望科学院情报所扩大工作范围。<br/> 一年来，可以说历史科学界已经争鸣起来了。好多文章和人民日报的社论都提到这一点。但照我们的看法，鸣是鸣了，而比起哲学、文艺方面来说，鸣得还不够，差得很多。可以说还有顾虑。说有顾虑，倒不是不愿意接受马列主义，也不是怕受批评。据我知道，在六、七十岁以上的可数的几位老先生，都愿意接受马列主义。过去中国历史学界一些老先生的治学方法，多是接近马列主义的，接受起来比较容易。目前的顾虑主要是与掌握资料不够有关。由于历史科学的性质，争鸣就要有根据，即有史料。好多专家对自己要求高，没有足够的证据，不愿意轻易发表意见；历史科学工具书很少，靠自己掌握的史料又不够，不好说话。<br/> 历史工作者都认识到应“放”，也知道百家争鸣的方针是长期的，但事实上是不是完全放了呢？还没有。问题就在于收集和分析材料方面过于谨慎。谨严是好的，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片面性，但如果长久是这样，对百家争鸣也有影响。这两方面要并重，一方面要鼓励“放”，一方面要鼓励学习，学习理论和学习业务，掌握史料。<br/> 这样，对人民日报就有一个希望。目前我们需要知道行情，知道各方面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知道各方面有什么成绩和收获。可是要了解这些问题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人民日报担负起介绍情况的工作来。人民日报过去在这方面也作过一些介绍，如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介绍，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知道行情，我们就可以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发展。另外，对于国外的情况，也须要知道，现在知道得太少。去年我们想开唯心主义历史学的课，但开不起来，因为对资产阶级历史学目前的研究情况不了解。我们希望人民日报和其他专业刊物多作些介绍工作。<br/> 人民日报七版登的文章，我们很愿意看，但因为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经常登在人民日报上，我们也就认为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都是总结性的文章。这就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相信这些文章说的都没有错；一种是不敢给人民日报写文章。这种情况的产生，也由于讨论的文章登得少。如果能将不同意见的文章尽快的先后分别发表出来，大家就会知道这些文章原来是可以讨论的了。<br/> 各个学校过去作了很多资料工作，最好能设法交流一下。科学院情报所只搞自然科学，不搞社会科学，这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是非常不便的。希望他们能扩大工作范围，把每个学校所有的材料也掌握起来。<br/> 对年老的同志来说，因搞行政工作而耽误他们的研究时间，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也可以说是国家的损失。现在社会上对专家的尊重有些过分：许多事情都要找专家，专家就受不了。现在各种会议都要专家们参加，往往同样问题的会要参加好几次，其实有些会议只要他们参加一个或对他们传达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花很多天的工夫重复的参加讨论。一个专家他能代表多少人的意见也值得考虑；其实不参加他们也不会有意见。目前要保证他们有六分之五的研究时间，确实困难。行政上只管六分之一，六分之五就没有人保证了。这个问题应该设法解决。<br/> 互相尊重也很重要。在我们学校，不提年青的同志要尊重年老的同志，年老的同志也要尊重年青的同志，而提倡尊重劳动。老先生劳动了多少年，当然值得尊重；年青的同志虽然有的是老先生们的几代学生，但他们的劳动也是值得尊重的。<br/> 我认为课堂上也可以争鸣，但不应该只说自己的见解，不介绍各家的意见。如果介绍了各家的意见，再说自己的见解，可使学生容易接受，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最近搞了一个小型的讨论班，每次讨论时发言很热烈，但要他们写文章，就不肯了。如何鼓励课堂以外的争鸣，也像在课堂上一样，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br/> 希望能够恢复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希望大量翻译世界重要著作。<br/>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国际上也有重要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常说我们没有学术自由，知识分子不能自由讲话、写文章，企图阻挠我国留学生回国，尤其研究社会科学的留学生更容易受他们欺骗。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方面可以启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可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作用才得到充分的发挥。从我们政权的性质来说，采用这种方针也是必然的。<br/> 过去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解放后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因为某些科系解放后都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的学科。政府对这些人作了一定的安排，尤其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都转业了，有的改作行政工作。过去好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都取消了。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今天值得重新考虑。比如社会学这一门，范围就很广，科系取消后好多专业没有人管，如人口学、民族学、社会思想都没有人专门研究。外国出版的政治学的书籍相当多，过去都用“反动”一句话来否定。有些书是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也被认为是反动的。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情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等本来都是政治学系的主要课程，但现在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思想的书也很多，一概否定也是不对的。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研究，从继承性的观点来看，继承它们的有用的一面。我们要把世界文化看作一个整体，应该把我们的知识领域大大的扩大，一概否定，只批评不介绍是不对的。<br/> 介绍和批评是分不开的。今天整理资产阶级的旧东西，不是为了宣扬提倡。一位朋友在大学里讲黑格尔哲学时，恐怕别人误会他是唯心主义者，所以预先声明演花脸的演员本身不一定是坏人。只批评不介绍，只会使人在认识上愈搞愈乱。只有把介绍和批评互相结合，才能对资产阶级思想作正确的估计。总之，介绍工作以后还要放大胆，不要给介绍的人贴上什么“派别”什么“分子”的标籖。<br/> 我希望：重新考虑恢复某些被废除的学科，单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好一些人去做。譬如在美国，凯恩斯学说快要过时了，如果今天我们只批评些已过时的学说，就跟不上历史的发展。<br/> 人民日报最好能就这些问题发表一篇社论，给社会科学工作者指出研究的方向，并予有力的启发。<br/> 科学院应该对研究旧的社会科学的人，按照科学规划给以更明确的任务，告诉他们究竟如何利用过去的材料，更好地发挥原有的专长。现在多少还带有各搞各的情况。<br/> 要扩大翻译工作范围。目前只注意翻译马列主义名著，对资产阶级的经典著作翻译显得太少，这个工作对推动百家争鸣有关系。有些同志马列主义水平虽高，给人提意见时不看原著，只能从思想上提些问题。比如有人批判庞德法学，他们根本没有细读原书，批评就不中肯，就缺少了说服力。把世界重要著作大量介绍，使我们的知识领域扩大，给青年一代介绍丰富的文化遗产，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有好处。最近苏联有些人否定美国有民族文化，这种看法在国内也有，这就是一笔抹杀，一概否定的态度。<br/> 雷海宗<br/> 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1895年的地方”。<br/> 资料不够，使许多人不能争鸣。对百家争鸣，虽然可能有顾虑，但从天津史学界来说，因有顾虑而不敢争鸣的还不多，主要是资料太少无法鸣。我们搞世界史的比其他部门材料更少。<br/> 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有一个根本问题：社会科学是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方法和新观点为无产阶级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这里就产生几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资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解放前虽向外国学了一点，很少，只是点缀性质，也没学透彻，在中国人的社会意识里没有这个东西。即或有少数人比较透彻的接触到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也是从国外留学时接触的，回国后就落后了，接不上去。过去只是为了点缀，今天要求我们继承过去人类的文化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来发展新的社会科学，不研究这些就不行。从这一点来看，资料问题就更大了。有些人认为我们只是在解放后才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隔绝，其实过去也并不透彻了解，而今天要求我们比解放前有更多更透彻的了解。<br/> 另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上。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工作艰巨得很。解放以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已经不是全面掌握，最近新订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刊物，好多问题就不了解，看不懂。资本主义国家有些社会科学家是反动的，如凯恩斯，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但今天也有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家并不是有意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有的只是一个认识问题，不直接牵涉到立场，只是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不同。当然，分析到最后，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都是有立场的。另外历史问题，如希腊史，六十二年来发现了好多材料。1890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可以说明好多问题。这本书恩格斯未看到，他如果看到，他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在理论上大家都这样说，在实践上却认为社会科学是停留在1895年的了。<br/> 我和郑天挺先生不大写文章主要是材料不够。过去学的好多东西，现在没有用，今天有用的东西，过去没有学，需要从头学起。过去我们买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书，但是有用的书没有买。尤其是研究世界史书太缺乏了。目前我们图书馆要买书，经费又受限制。<br/> 对年龄大一点的人来说，他们有他们几十年的习惯，在研究一个问题时，得掌握全面或比较全面的材料才能讲话。今天有许多问题是值得谈的，可是不掌握材料就没法谈。因此不大量地把过去没有买来的书买到，进行研究就很困难。我们要体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光揣摩他们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作结论。如果拿六十二年前马恩研究希腊史时的结论来解决中国古代史问题，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而只会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糊涂。<br/> 编者注：雷先生认为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而为了发展社会科学，这就需要反对教条主义，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而不是说关于个别事实的个别论断。列宁正是在社会科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方面，首先是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等基本理论方面，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这些发展，没有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各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都有他们的贡献。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克服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因而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而雷先生所说的关于六十二年来古代史的发现，却只是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个别论断。古代史的研究者当然应该根据新发现的事实，去补充以至修正那些个别论断，但是补充和修正这些个别论断，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是我们的看法，希望大家讨论。<br/> 鲍觉民<br/> 不同的意见应在说服和讨论的基础上去解决，避免随便扣帽子。<br/> 过去这几年，特别是自1952年以后，大家写文章说话的确都有些顾虑。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是有部分同志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想用粗暴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我是学经济地理的，但我就提心吊胆地怕被扣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帽子。又如解放后大家一致要求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经验，这是好的，但当时为一些教条所束缚，有某些问题虽然对自己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也只好勉强地全盘地加以接受。例如苏联教材中有关于批评某些十月革命前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地理学者的材料，这是针对苏联情况而写的，和中国实际就不完全结合，但是自己又怕根据我国的情况多讲一些，就会走样子，犯错误。这样在教学质量的提高上当然是受到一定的影响，更谈不到在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了。这是一个方面。同时，在业务上旧的东西不能讲，新的又搞不来，而且对于自从抗日战争以后将近二十年来的西方学术界的情况也不很了解，形成了青黄不接、空虚徬徨的境地。这样要想争鸣当然也不可能。可是最近一年多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以我自己来说，去年夏天的中国地理学会学术讨论会上以及报刊经常报道的一些学术问题争鸣的情况，尤其是在经过最近天津市委的宣传工作会议中所受的生动教育以后，使我在思想认识上也跟着有了变化；目前，顾虑是基本上消除了，只是在想如何积极创造条件参加到百家争鸣的行列中来。<br/> 在争鸣的过程中，我以为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意见不同的应该在说服和讨论的基础上解决，力求避免扣帽子。当然，就全国范围来说，扣帽子的现象是很少有了，但是如果具体到一个小的单位如教研室、研究组里，还不能说是已经完全绝迹。二、百家争鸣和学术工作的推进是长期性的，要防止急躁情绪。三、争鸣的园地应该扩大，可以尽量利用学会等学术团体来开展争鸣。四、希望能在一些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报纸（如人民日报和光明、文汇等报）上，增加学术动态的报道，使大家能够即时地得到启发，并且还可以起一种鼓舞作用。<br/> 张恒寿<br/> 批评应该创造一种从团结愿望出发的新风格。<br/> 对百家争鸣，目前有一种新的顾虑，就是怕自己鸣得不好，达不到要求，因此慎重过度。应该有意见就说出来。<br/> 其次，还有对百家争鸣有不积极鼓励的看法。例如陈其通等对文艺问题的估计，就是只看见坏的方面，看不见好的方面。在学校里也有这种情况。有人说，号召向科学进军以后，好多教师不重视教学工作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从我们学校来看，大部分教师还是专心于教学工作。这种说法也是受了不赞成百家争鸣的看法的影响。<br/> 正确的东西是在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中产生的。马列主义要发展，必须要经过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反面的东西有时会给人一定的启发，唯心主义在某些方面可以启发我们。批评的态度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好多人写批评文章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笔法，但经典作家的批评多半是对敌人的。我们似乎应该创造一种风格，使批评文章写得既有争鸣的风趣，又使人容易接受。<br/> 历史和哲学方面的教条主义，有一些不是掌握材料多少问题。例如中国古代史的材料大家掌握得差不多，主要是在分析研究的方法上有问题。老一辈的专家如果多学一些理论，多写一些理论结合实际的文章可以给年青的同志一个榜样，克服年青的同志的教条主义。在哲学研究上如果要改变教条主义，应该提倡把深入分析和学习历史结合起来。<br/> 季陶达<br/> 研究经济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要从概念出发。<br/>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我认为是一个思想解放，是一个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解放。这个方针是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提出来的，并不是如同有些人所说的为着国际宣传。其次，所谓争鸣，当然不是乱鸣。既然不是乱鸣，就应该有一个中心的指导思想，这一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说百家，到底是那些家呢？我们说百家，若从学术系统来说，实际上不止百家。但在哲学方面概括起来，只是二家，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家。可是唯物主义也有真有假，到底谁真谁假，要经过百家争鸣才知道。所以我认为，目前不存在放和收的问题。<br/> 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争鸣的文章是很多。从经济学方面说，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有些问题从前不曾提出来，现在都提出来了。例如，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的提法，我们现在也讨论起来了。但是，从前斯大林对商品的提法，是在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以后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而我们今天的条件则和苏联不同。百家争鸣以后，文章固然是多起来了，这些文章我看过的并不多，但是从已经看过的文章来说，觉得有这样一个缺点：许多文章都是从概念出发，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例如，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之价值规律及其作用的研究，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苏联有一位老教授С．Г．СТРУМИЛИН院士，今年八十岁了。他在很久以前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一直到今天，苏联对于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彻底解决。我国学者在斯大林的最后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以后，在1953年起曾讨论这个问题，而从“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提出后，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更为热闹，比起上一次讨论来是已较深入了。但与现实的联系仍不够密切。因为这些讨论只是根据别人已有的结论来讨论，而不是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和实际材料出发的。所以说，现在的普遍的缺点是没有实际材料。科学研究能结合实际最好，比如，现在对天津的自由市场作一番调查，那倒是有好处的，这不仅对天津市的自由市场之处理和研究有好处，就是对价值规律的研究也是有好处的。<br/> 其次，我觉得经济理论方面虽然也争鸣，但是其中的空白点也很多。毛主席在十多年前，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只知外国，不知道中国，但是那时号召我们研究的问题，有些到“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才开始。例如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都是空白。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着手得还比较早一点，已露出争鸣的序幕。例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萌芽问题，已开始发表各种见解了。而中国经济思想史则目前连影子也没有，图书资料的困难更大。我们知道的书，有的就是找不到。比如我现在研究魏沅的经济思想，关于魏沅的四、五部著作都找不着。有些书，图书馆里有，但因管理不善，找不出来。<br/> 此外，人材如何使用也是一个问题，如中国经济思想史，从前很少有人搞过，现在搞起来，更需要有组织地进行。<br/> 人民日报有学术动态，这很好。不过，有些动态最好能指出研究的方向，使研究这门科学的人节约时间，少走弯路，也可以在动态中指出研究中的缺点。 （完）
第3版()<br/>专栏：学术动态<br/><br/> 国际遗传学会议<br/> “1956年国际遗传学会议”，于1956年9月6日到12日在日本东京和京都举行。<br/> 这次会议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关于染色体的物理性和化学性的研究”，包括“染色体的构造和有丝分裂”、“染色体化学”和“癌的细胞学的考察”三个题目；第二部分讨论“应用遗传学的各种问题”，包括“人工引变”、“倍数性”、“杂种优势”、“抗性”、“数量遗传”“微生物和滤过性病毒”以及“血型”七个题目。还有几次讲演，特别引起到会科学家的兴趣。会议主要使用英语进行。<br/> 苏联、美国、英国、日本等二十一个国家的生物学家六百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国没有代表参加。<br/> 会议于9月6日上午在东京帝国大学举行开幕式，日本国立遗传学研究所所长木原均博士致开幕辞。开幕式以后，由美国比多尔博士作“遗传子的作用和构造”为题的讲演。比多尔是加里佛尼亚大学遗传研究所所长，他曾经以研究面包的红霉开拓了关于遗传的生物化学的新领域。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其他人有关的研究，得出结论：“遗传子是去氧核糖核酸的构成物之一”。他证明遗传子不是假想的而是实际存在的。<br/> 6日下午是分组宣读论文并进行讨论。从这当中看到，遗传问题已经由形态学的研究走向生理学的研究，研究材料也由高级、大型的生物移向低级、小型的生物——霉、细菌、病毒等。<br/> 7日上午，美国德麦列兹斯博士就他二十年来对细菌和病毒的研究结果作讲演。他指出，以往人们认为染色体上的遗传子只是一种形态，而实际上可以分为二百种形态。<br/> 接着，苏联格鲁森科博士讲演“混合受精”问题。他说，使两种以上植物的花粉混合在一起，再把它撒在其他植物的生殖器官上使受精以后，子代植物就表现了两种以上的父系植物的形状和性质。他希望大家也进行这种实验。为这个讲演担任英文翻译的是美国的拉纳教授。<br/> 12日下午的闭幕式上，西德闵斯特大学费尔修阿博士以“双胎子的结核和癌”为题作了讲演。他说他研究证明，结核体质的遗传性是肯定的。英国伦敦大学贺尔定博士接着作了“关于使用放射线照射鼠发生劣性变异致死的研究”的讲演。这项研究将使放射线对人体遗传的影响问题的研究得到帮助。他说，人们被放射线照射以后，并不是每个人立刻就产生了遗传性障害，但是将如同河水越向下流越混浊一样，这些人的后代越向下传，会越显出可怕的遗传性障害。（金）
第3版()<br/>专栏：学术动态<br/><br/> 苏联和平利用热核反应的研究<br/> 控制热核反应以服务于人类，1956年带来了比以往更大的希望。苏联科学家进行利用存在于海水中的氘（重氢）使它转换为有用能量的实验，并将几百万度的高温加以严密控制的问题，在各国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br/> 关于人工控制下的热核反应，已经有如下的情况：一、产生热核能的设备将是极其安全的，因为在操作温度下，机器内的燃料少，而且不致像在用铀或钚作燃料时产生危险的裂变碎片。二、氘的互相熔合，或同更重的元素的熔合，将是一种取之不尽的能源，因为氘大量地存在于海水中。三、为了在控制下将氘加以熔合，将需要摄氏一亿度或更高的温度，相当于太阳和星体内部的高温。四、主要问题是如何产生一种电场或磁场，以便将反应室的内壁和它中心的极度高温加以隔离。在这样高的温度下，任何现有的物料一瞬间就会全部气化。五、一种以氦-3为燃料的控制下的热核反应器，可能建立起来。这种反应器将不产生任何中子，因而也不需要氢同位素熔合反应器所必需的中子屏蔽。但氦熔合炉比氢熔合炉的建立为期更远，因为它所需要的温度比后者要高出很多。<br/> 通过熔合作用以取得能量，将可以彻底解决人类对能源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在几种可用的轻元素中，仅以存在于全世界海洋中的氘来计算，就可提供四倍于现有能源的产量，并维持一亿年。因此建立可控制的热核反应器是本世纪内伟大的科学任务之一。应用由熔合而产生的能量，将有助于改善人类的健康和生活水平。 （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