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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
时间：4月14日上午九时
地点：天津市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会议室
出席者：（以发言先后为序）
李建勋 天津师范学院副院长
王赣愚 南开大学教授
钱荣堃 南开大学教授
雷海宗 南开大学教授兼世界史教研组主任
滕维藻 南开大学教授兼副教务长
鲍觉民 南开大学教授
胡毅 河北天津师范学院院长
张恒寿 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郑天挺 南开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
季陶达 南开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
编者按：本报编辑部在天津邀请十位教授座谈关于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这里发表的就是这次座谈的记录。座谈的发言不能像写论文那样严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发言里看出知识界的一些思想动态和他们迫切关心的一些问题。其中雷海宗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我们在他的发言的后面加注了一些意见，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
李建勋
对于马列主义是否指导思想的一种看法
我是学教育的，现在负担行政的责任，我想从领导的角度上谈三点：
一、百家争鸣是不是先成家然后鸣呢？有些人说要先成家然后鸣。但家是什么标准呢，很难说。有些人说有长期的学术研究经验，才算是一家，那么，大学毕业不久的年青人就不能算一家。若然，像李希凡、蓝翎那样一鸣惊人的青年又怎样解释呢？我认为“百家争鸣”是一句古语，不管家不家，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可以鸣，说得不对，别人可以批评。
二、在百家争鸣中是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恐阻止他家的争鸣，若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又恐招致思想混乱。那么，如之何而后可呢？我认为应以马列主义为争鸣的武器，而不明定为指导标准。争鸣结果，马列主义势必胜利，那就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了。
三、百家争鸣可以在报纸、杂志、座谈会上进行，课堂讲授是不是可以争鸣呢？如果学生对先生的意见也来争鸣，势必妨碍教学计划的进行。我的意见，教师应该依据教学大纲，个人及他家不同见解均可提出。学生对先生讲课有意见可以说，但在讲课时不要争鸣，最好在课堂讨论时再争鸣。
钱荣堃
克服经济学界教条主义的具体建议
我参加了中共天津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和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对于党中央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思想上更加明确了这一方针并不是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期的方针。因为各种不同的思想都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是客观存在着的。目前我国阶级斗争虽然基本结束，但代表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思想必然还会长期存在。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认识能力还会有所不同的，学术上还会存在不同的意见，真理和谬误还会永远存在的。这些不同的思想和意见，只能通过争论才能确定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也是在同谬误的理论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吸收了别人的正确的意见。这是客观真理发展的规律。如果不让不同意见展开充分的争论，而是主观地规定某些人的某些意见是不容怀疑的绝对真理，不许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学术是得不到发展的。那些教条主义者生怕鸣了会乱，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是轻视了学术界的辨别能力。这种“左”派实际上也是右派。
如果能这样来理解“百家争鸣”的方针，我想就不会存在任何顾虑了。许多人怕自己的意见不正确不完善，因此不敢或不愿公开发表。实际上自己的意见也不见得一定错误。如果完全错了，让别人指出来，也就更明确了正确的意见。也可能自己的意见之中有某些合理的正确的东西，提出来经过争论吸收就丰富了正确的意见。这样对学术界和对自己的业务能力都只有好处而没有什么害处。
但目前在思想倾向上，“左”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确阻碍了“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左”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怀疑这一方针，而机会主义者表面上倒是“欢迎”这一方针的，因为他们本来早就讨厌马克思主义，所以现在很欢迎有机会来全盘否定一下马列主义了。但是我认为目前后一种倾向毕竟是极少数，大量存在的还是“左”的教条主义。在我们经济学界，教条主义长期地严重地流行着。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意见遭到了极大的压抑。不同的意见稍有露头，就会遭到许多严厉的压制，用的棍子是从书本上找来的据说是绝对正确的结论。所以我说我们经济学界在相当长期的教条主义的压抑之下，是会普遍欢迎“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而在过去几个月内对这一方针还有所疑虑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次毛主席的报告和中央宣传会议的精神将会有助于肃清这些疑虑，使知识界提高认识解放思想。这对于今后的学术繁荣必将有深远的影响。
几个月来我们经济学界已经展开了热烈的自由争论。但是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我认为目前的争论有一种偏向，就是花费在概念和形式的争论上的力量太多，掌握大量材料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有分析有力量的文章还不多见。当然也不能过早地期望太高。积累资料和分析研究都需要有时间。但是我觉得除了解除思想顾虑继续宣传和贯彻这一方针外，还应该为争鸣准备一些条件。我愿意在这方面提出三点具体建议：
一、资料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资料就谈不到做什么研究。由于缺乏资料，有许多人对于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感到缺乏信心。我有一个同事，最近还因为资料问题不易解决，打算不再研究国民经济计划这门课程了。我建议目前的保密制度应该重新检查加以修订。在这方面是否也存在着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毛病。过去人民大学的李聿恒先生批评上海财经学院出版的讲义时说基本建设计划和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没有结合中国特点来写，又说这些材料是不难找到的。但是据我了解李聿恒先生是有某种便利得到这些材料的，而上海财经学院却没有这种便利。因此也不能认为这种批评是公正的。我觉得资料问题如果不解决，是很难使人提出有根据有力量的文章来的，争鸣就会落空。
二、目前我国经济学术界脱离中国实际的现象很严重。许多文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很不够。而实际工作部门与学术界的关系也很疏远。因此我建议可否让教师和专家们到实际工作部门参加一个时间工作。最好能参加一个时间的工作，否则可以做顾问去参加会议，阅读文件和检查工作。这对两方面都会有好处的。
三、经济学界的争论还缺乏必要的组织领导工作。我认为目前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这方面还没有做多少工作。实际上恐怕也存在着困难。为了把自由争论的工作更普遍更深入地开展起来，我认为应逐步组织更为专门性的学会，由参加实际工作的一部分同志和学术界的同志来共同参加，定期组织讨论会并出版专门性的学报以便展开深入细致的讨论。这样一来，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领导问题，分工和协调问题，结合实际问题，也就易于逐步得到解决了。
滕维藻
怎样开展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改变目前的理论落后的状态
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后，对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些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对于百家争鸣的长期性，过去认识的比较肤浅。毛主席这次报告是从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谈百家争鸣的，这使我们对百家争鸣方针的认识有很大的提高。在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永远存在的基础上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因此我认为不存在“收”或“放”的问题，问题就在于怎样来争鸣。
其次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问题。目前大家都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因此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领导。过去有的同志认为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主张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和平共处，因而今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宣传工作不好做了。有的人强调学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培养人材的，开展争鸣不好办，必须慎重。还有些同志认为在政治理论课中不宜展开百家争鸣。因此，过去实际上是对百家争鸣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次，毛主席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毛主席说的有三点：一、各种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禁止不了的。二、在各门科学领域中具体问题上的是与非，是否合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下就能看得出的，只有通过争鸣，才有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我们要创造适合于新思想新理论得以自由发展的环境；在这方面我们的社会虽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三、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过去固然也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这一点，但遇到具体问题，在思想上仍不免有些混乱。现在我们明确地认识到：百家争鸣只会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百家争鸣方针不仅要在科学研究中贯彻，在教学中也要贯彻。在政治理论课中，当然要求观点一致，不能任意乱讲，但也不能过分强调一致，否则就会妨碍争鸣。实际上，有些问题在过去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如社会主义建成后阶级斗争是否日趋尖锐化的问题，关于打击中间势力的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些不同的看法也可以完全提出来，提出来也决不是放弃或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百家争鸣也非常重要。毛主席在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过去我校对许多事情都有些畏缩情绪，不敢放手，我觉得现在应该在放手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来改进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防止急躁情绪和简单生硬的做法。
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对过去几年来的工作的估计，去年有些人有全部否定的倾向，我不同意。成绩是主要的，应该肯定。但同时也发展了一些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倾向。我是搞经济学的，就这方面来说，过去几年在介绍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方面有不少成就，但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做得很差，同国家所进行的建设是不相称的。我们在建设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很少研究，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更少。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判也做得很差，我们没打中敌人的要害。因此，我同意钱荣堃先生的估计，目前经济研究方面的主要障碍是教条主义，我们应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宗派主义在经济学界也不是不存在的，能在理论上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的还是很少。
为了更好地开展经济理论的研究，我认为今后可组织一些规模较大的科学讨论会。科学院过去是关起门来研究，对学术研究的组织领导作得很不够，今后科学院应该担负起这个任务来。
另外，我也同意钱先生所说的，要创造一种适合于科学研究的环境，要在报刊上展开批评讨论，改善批评的方法，鼓励大家进行理论研究的勇气。最近北京哲学界关于哲学史的讨论比较好。这种讨论如果组织得好，就可发展科学。各民主党派也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过去天津各民主党派对此是注意了，但做得不够。
关于社会科学的规划问题。过去在制订规划时没有广泛地吸收大家来讨论，规划制订后的宣传组织工作更差。社会科学也需要协调小组，因为各方面空白点很多，而能做研究工作的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有人说，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怕重复，但能统一安排当然更好。如参考材料，现在人们多是从头搞起，很难应用别人现成的材料，因此也需要做些组织工作。关于外国书籍和资料的翻译，也需要有组织的搞。例如资本论这样一种重要的经典著作，目前的译本质量是不高的，不少人读了都摇头，甚至有些老教师也说资本论真像天书一样难懂，但也没有组织力量重新翻译。（编者注：资本论已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着手重译。）
关于资料问题。搞社会科学，需要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而材料也很重要。现在大家因为得不到资料，搞研究工作的人只好改行搞史料的研究，所以联系实际的理论文章不多。有许多经济论文很空泛，人们不愿意看。我认为必须把做实际工作的人和搞研究工作的人结合起来，互相交流情况，并开放一些资料。
最后我想提一个问题。现在有许多学术文化机关尤其是高等学校中搞行政工作的人原来是搞研究的，其中有许多是学者、专家，有些是教学成绩很好的人，他们在业务上有基础。但行政工作也很需要人，就由他们做了行政工作，加上工作繁忙，这些同志搞科学研究的愈来愈少，有的已经在学术上脱了一大截。我接触到不少同志，知道他们内心都很苦恼。培养一个能够教学和研究的人非常不易，再过几年也许他们根本无法追赶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注意。即使就行政领导工作来说，自己不去实践，不搞教学和研究工作，领导工作也很难做好。人民日报不是发了社论介绍官木生的领导方法吗？如何发挥这些人的力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自己不是什么学者专家，但对教学和研究是有兴趣的。今年和几个同志开始搞大型民族企业调查，从整理和研究某些典型企业的发展史料，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和转变的过程，进行分析，为经济科学研究工作提供具体资料。但因工作情况，时间很难抽出，研究时作时辍。领导上是否可考虑给搞行政的同志一些条件，或者在一定时间内换一换班，或者像给作家的“创作假”一样，给我们一二年研究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