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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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会有“早春”之感?
翦伯赞
自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在我国科学、文学、艺术各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欣欣向荣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知识分子的感应中就是所谓“早春”的景色。
不言而喻,把这种现象比作“早春”就是意味着一直到现在还看不到万紫千红、鸟语花香的美景,能够看到的只是花的蓓蕾,能够听到的只是鸣的前奏。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提出半年多了,为什么至今还令人有“早春”之感?这不能说没有原因,原因何在,各人所见不同,我的看法,主要的是放得不够。
近来许多知识分子发表了带有诗意的谈话,如像“早春微寒”“春风不度玉门关”等等,充分地反映出有些地方或部门还有“春寒”,另外一些地方或部门连春风也没有吹到。如果把这些带有诗意言语直接了当地说出来,就是有些地方或部门的文化学术领导同志直到现在还是不敢大放,甚至不敢小放、小小放。
大家都知道,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气候的变化最为敏感,他们鸣不鸣要看放不放,鸣到什么程度要看放到什么程度。有人说:“我们是大放则大鸣,小放则小鸣,不放则不鸣。”
当然,放的口号是喊出来了,但是可能某些地方或部门的领导同志是喊而不放,放而不宽。因此,有人说:“雷声大、雨点小”;也有人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如果把这些谜的言语翻译出来,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今在某些地方或某些部门还是停留在口号上。
正因打雷而不下雨,闻声而不见人,所以直到现在知识分子还在摸底的阶段。例如,他们还在揣测,这是真放还是假放。如果是真放,放多少,放了以后还收不收,放是手段还是目的,是为了繁荣文化学术还是为挖思想、整人,以及哪些问题能争鸣,哪些问题不能争鸣等等,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
这些问题的提出,反映了知识分子还有顾虑。我听到一位老教授说:“要放先要放下知识分子的顾虑。”另一位老教授说:“要放,首先要开诚相见,彼此放心,如果你不放心我,我不放心你,无论如何也放不开,鸣不起来。”这些都是开诚相见的话。
由于知识分子有顾虑,当某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喊而不放,放而不宽的时候,知识分子也就默而不鸣,鸣而不争。要百花齐放,必须“下雨”;要百家争鸣,必须各地方或部门的领导同志“下楼”。
某些地方或部门的个别领导同志有一些保守思想,可能是事实。他们怕放开了会造成思想混乱不可收拾。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总是慢放、小放,乃至不放。他们对放没有经验,怕放大了放快了会犯错误,因此,对放的问题总是等等看看,总之,不够热心。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讨论放的问题。
别的部门放得怎样,我不知道,在历史学这个园地里的花是开得不够多的。最近向达教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系务会议上曾经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已经喊了半年多了,历史学方面至今只开五朵花,一朵是古代史分期问题,一朵是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朵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朵是土地制度问题,一朵是农民战争问题,难道历史学上就只有这五朵花吗?当然不止这五朵花,为什么其他的花就开不出来呢?”他举出梵文、波斯文这些历史学范围以内的名花都没有开出来。此外,研究世界史的史学家,意见更多。
向达教授的这一段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近年来,在我们历史学刊物上经常讨论的就是上述的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是应该讨论的,但正像向达教授所说的,历史学上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无论如何不止这五个,在这五个问题之外,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应该讨论而没有提出来讨论。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承认这是教条主义作怪。
近年来似乎有这样一种风气,好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只能讨论一些大而无当的空空洞洞的原则性问题,因而在我们历史学的刊物上,连篇累牍都是长达三万到四万字的大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总是经济政治文化一全套。好像题目愈大愈好,文章愈长愈好,内容愈全愈好。如果有人根据具体的史料实事求是地研究一个较小的问题,可能就有人认为不够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不够教条主义。
照我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是要研究历史上的一些大问题,是要通过一些大问题的研究找出各个历史时代的主导的特征和倾向,找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但是一个大问题往往是许多小问题所构成,不研究小问题,就不能解决大问题。关于这一点我完全同意郭沫若院长在写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的信中所说的:“问题有大小,大问题要研究,小问题小小问题也要研究。”而且,研究大问题要从构成这个大问题的许多小问题入手,大问题的解决,是许多小问题解决之结果。只有这样,在历史学的花园里才能开出更多的更美的花朵。
要开辟一个文化学术的繁荣时代,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清代学术的先驱者顾炎武就曾经反对过明清之际的教条主义。他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又说,当时的清谈者“不考先王之典,不综当世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谈,代修己治人之实学。”今天的教条主义者和明清之际的教条主义者当然有所不同,他们不谈老庄,也不谈孔孟,而是谈马克思主义的辞句。他们不管史料的内容,不结合中国历史的特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式,代具体史实的分析。像这样的教条主义如果不反掉,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但是必须补充一句,反对教条主义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让文化学术走回旧路,而是要在新的历史基础上开辟一个文化学术的新时代。
为了更好地推动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有认真地贯彻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精神。要放,要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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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种不必要的顾虑
唐钺
关于“百家争鸣”的顾虑之中,据我个人的印象,似乎有以下两种:一种是对自己的,就是怕现在照自己的意思说话,这些话将来可能被充作自我检讨的材料,因此现在不敢畅所欲言;一种是对别人的,就是怕如果让“百家争鸣”,那么,不久,领导的思想——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将失却领导的地位,造成群言淆乱,人心惶惑的状况,因此希望对争鸣加以限制,甚至要停止争鸣。
第一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既然让大家各人表示自己的意见,断无又来把它作为个人应该作检讨的材料的道理,并且过去要检讨的,主要是个人自己非正式地暴露或不愿暴露的思想。现在一个人既然自己作文章表示他的意见,他断不会不承认这是他的思想。别人认为不对,尽可以用论证来驳他,用不上检讨这个办法,也用不着这个办法。并且关于学术思想的问题,本来就是要从容地细致地讨论的,不是用斗争会的方式可以解决的;所以用不着怕将来被斗争而现在不“鸣”。解放后有些人对解放前所发表的文章作了自我检讨,这是另一回事,不能与“百家争鸣”的方针混为一谈。
第二种顾虑,也是过虑。思想是人脑内部的活动,是无法禁止的。你禁止人说话,并不是这种思想就消灭了。中国有句老话说“眼不见为净”,就是说一个人以为污浊的东西,只要他本人没看见,就算干净。这种自己骗自己的办法是不上算的。而况人家要说的东西不一定是污浊的东西,可能是新鲜的好的东西,那么,你不让人拿出来,就更是自己吃亏了。就是污浊的东西,甚至是毒菌,与其让它藏在黑暗的角落,日日滋长,倒不如让它暴露出来,让太阳光的力量去消毒的好。大家都知道正确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我们正要让大众看见,越有人想颠扑它,它越坚强,因而觉悟到它是千真万确的道理。所以正确的思想绝不可能失却领导的地位。另一方面,错误的思想,经过大家的讨论批评,会被自然淘汰去,决无须开头就禁止人发表。并且错误的思想,没经过多数人的讨论,它所以错误的理由,是不会弄得明白的。用不着说,这种知其误而不知其所以误的知识,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也许有人会说,有些思想,分明是错误的,为什么还让它“鸣”出来呢?我个人的意思以为思想“争鸣”与行动不同。争鸣的媒介是语言文字,并不是会立刻发生实际的结果的。别人听了这些语言,看了这些文字,假如不同意,可以加以批评辩驳。比方说,万一有人因口角争论而提刀杀人,这当然要用强力制止。但假如这个人只是说遇着口头争论时可以提刀杀人,我们还可以有时间说服他,使他觉悟他这样想是错误的。不禁止他说这个话,并不至就损害人命(这个例是随便假定,当然不会有人主张口头争论时可以提刀杀人)。从另一方面看,倒是不让人说出错误的思想,因而他得不到别人的批评纠正,反而有可能一旦发为行动而造成实际损害。
总之,个人要发表什么意见,尽管发表,充其量不过是,如果这个意见是错误的,会被别人批驳,罢了;这本来对人对己都是有益无害的事。同时应该让人家尽量发表意见——发表意见并不等于实行意见,不必认为是会发生危险的可怕的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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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歌颂工农军队三十年来英雄事迹
美术家到各战场旧址写生
本报讯 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由中央军委文化部组织的全国三百余位美术家现在正紧张地进行创作。
美术家们为了歌颂这支工农军队三十年来的英雄事迹,很多人都到各根据地、各战场旧址和当年红军长征的沿途体验生活,并进行写生。画家董寿平、溥松窗、李方白、陶一清、颜地等为他们十五人集体创作的“长征画卷”,曾前往金沙江、乌江、阿坝等地;这幅画卷共分三段,其中第二段(从过金沙江到飞过泸定桥)已初拟草稿,计长十余丈。画家王式廓为创作“井岗山会师”,曾去江西井岗山;吴作人准备表现人民海军的生活,现仍在青岛;宗其香拟作“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曾去西康安顺场;彦涵为创作“八路军东渡黄河深入敌后”,而重返他在抗日时工作过的地方——太行山;古元、安林为表现陕甘宁边区的生活,也重回延安;胡一川在创作“红军过雪山”,曾去夹金山;莫朴在创作“南昌起义”,曾去江西。其他如张建文、滑田友、肖传玖、黄新波、王盛烈、尹瘦石等三百余位美术家,也都在我幅员辽阔、山河壮丽的国土上,汲取他们所需要的素材。自长白山到海南岛,自天山南北到一江山岛,凡是解放军足迹所到和曾进行过英勇战斗的地方,都有美术家们进行创作活动。
现在有的画已完成初稿,有的正反复构思,考虑构图。创作活动已进入了一个紧张的阶段。
预计今年8月1日建军三十周年纪念日时,将有二百五十幅左右的作品同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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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水利学会成立
新华社讯 中国水利学会已经正式成立。4月11日至17日,该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大会讨论确定,水利学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配合国家需要,开展各种有关水利的学术活动,交流学术经验,迅速提高我国水利科学技术水平,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
大会收到的学术论文共有五十三篇,限于时间,在大会中宣读了三十三篇。这些论文的作者大多数是青年工程师。
在水利方面,举办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这还是第一次。在这次讨论会上,大家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广泛地交流了经验。
大会选出理事五十六人。4月17日,理事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学会发展计划和学术活动的问题,选出了常务理事十五人,并推选张含英为理事长,冯仲云、须恺、李锐为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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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加强农业科学研究
本报讯 山东省农业科学工作委员会已于4月2日至10日在济南举行了成立大会。会议审查了山东省1957年度农业科学研究项目,并通过了委员会的试行组织简则草案,选出了正、副主任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
这个委员会由山东省农业厅所属单位、青岛市农林处、山东农学院和山东大学等单位的农业技师和教授四十四人组成。它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审议、推动该省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交流经验,以提高学术水平,推进技术改革,发展农业生产。根据工作需要,委员会下设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果树、蔬菜、植物病害、昆虫、畜牧和兽医等十二个专业小组。
会上,山东省副省长张竹生曾讲了话。他分析了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许多有利条件,并对大家作了勉励。
会后,各专业小组即按既定计划帮助有关人员进行1957年度各项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孙志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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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市第九中学在教学过程中,经常通过学生的园艺、美工、动物、缝纫和几何小组的活动贯彻劳动教育。图为几何小组的学生制作标杆、万能测角器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 何爱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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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云南省开展护国运动史研究
云南省目前正在开展护国运动史的研究工作。解放前,国内学术界对我国近代史中的这一件大事,曾有一些著作,如白之瀚的“云南护国简史”,由云龙的“护国史稿”,庾恩暘的“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邓之诚的“护国军记实”等,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在观点上及史料的汇集上都有很大缺点。
1956年复旦大学学报登载了金冲及的“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一文,肯定了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为当时受过辛亥革命熏陶的中下级军官。
1956年年底,云南大学副教授徐嵩龄写了“蔡锷与护国运动”一文。论文在述及护国运动的意义时,认为“辛亥革命给君主专制制度致命的一击,结果这种制度就因此而完全倒下来。但不幸到了袁世凯又死而复苏,结果经护国运动的致命一击,因而惨重地倒下去。……从此君主专制制度即完全绝迹于中国”。论文在评述领导护国运动的唐继尧和蔡锷时认为,蔡锷是个革命家,逃出袁世凯罗网,不辞辛劳万里入滇,发动护国运动。而唐继尧是个军阀,当时迫于人民反袁高潮和中下级军官义愤参加了护国运动,且企图从中扩充实力,发展自己。因此当蔡锷出师四川后,唐继尧即屯重兵于昆明,不予支援,致使蔡锷在川孤军受困。最后虽然获致胜利但已得重病,终致不起。因之,论文认为蔡锷是领导护国运动中的“忠贞可敬英雄”,除他之外,别无二人。唐、蔡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这篇论文在去年云南大学科学讨论会上,引起了与会的校内外人士的争论。当时争论的焦点在护国运动的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上。一些人认为护国运动是“再造共和”;一些人认为它是军阀争权内讧;较多的人认为,若以护国运动为“再造共和”则有些夸大,若以其为军阀内讧也很不当,从当时的历史考察,应该承认护国运动在反袁称帝的斗争中作用是大的,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对于唐、蔡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问题,大多数人指出,论文未从当时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方面汇集具体史实,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个人的作用,与会人士并向作者提供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线索。会后,这篇论文引起了昆明的耆老、学者的普遍注意。
今年2月21日,云南省政协召开了护国运动史实座谈会。参加的除曾参与护国运动和与护国运动有关的一些地方人士外,并有云南大学历史系部分教授、讲师。会上着重讨论了唐继尧、蔡锷二人和他们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在发言中,大多数人认为,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是当时全国人民的愿望,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首先出钱出人的滇、黔两省的人民。没有这两省人民的首倡,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则不可能获得胜利,特别是滇、黔两省偏居西南,当时实力有限,若无全国支援,是不可能抵抗袁世凯的军事压力的。在具体讨论到唐继尧、蔡锷时,许多人认为当时唐、蔡的关系是亲密的,在蔡锷入滇前,唐已秘密邀集中级以上军官商讨反袁,蔡至河口后,唐即派自己的弟弟前往迎接,并枪毙了当时企图杀害蔡锷向袁邀功的蒙自县长,俟后,唐又让蔡锷率领自己的军队出滇讨袁等等,都说明唐、蔡二人在护国运动中都有功绩,不应褒蔡贬唐。同时,部分人又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指出过去梁启超在护国运动的著述中有许多歪曲史实的地方,座谈会一致认为,目前在云南不仅有许多护国运动的史料,且部分参与过护国运动的老人也还健在,为了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有必要进一步搜集和研究这方面的史料,只有大量掌握了有关资料后,才可能对这一历史事实的各方面作出正确的评价。
“护国运动史实研究工作组”已于3月23日成立。目前正在进行有关护国运动的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康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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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制止对古生物化石的破坏
本报评论员
我国地下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古生物化石。它们是古代各种生物(距今几万年甚至几亿年)被埋在地下,同地面空气隔绝,经过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形成的。古生物化石是科学研究上的重要资料,党和国家一向十分重视对它们的保护。政务院在保护文物政策法令中,就曾规定了保护古生物化石。1956年4月上旬,国务院又发出了保护文物的通知,特别提出古生物化石是很重要的科学研究资料,应该坚决保护。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通知中也规定:
“各龙骨产地的供销合作社,今后不得鼓励农民挖掘龙骨。收进的龙骨,应保持原有的完整,不要打碎,以免破坏学术研究价值。”
但是,目前由于国家文物保护力量还很不足,保护文物宣传工作也还作得不够,各地破坏古生物化石的现象仍极严重。许多地区在基本建设中,往往把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任意毁坏。广西、贵州和云南等地的农民,还常挖掘石灰岩山洞中的“岩泥”作肥料,致使保存在这种岩泥中的古生物化石遭受严重损失。我们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古生物化石中有一部分,主要的是第三纪后期和第四纪初期(距今约一千五百万年至一百万年)的哺乳动物的化石(俗名“龙骨”)遭到的破坏最大。在中国药材公司大量收购下,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开采龙骨的现象。不少农民竟离开了农业生产,全力从事挖掘工作。因此,几年以来,古生物化石的遭到破坏,仅以已有材料计算,就达数千万斤之多。
这种情况的严重性,还可从下面一些事例中看出。中国药材公司1955年和1956年在山西收购了龙骨数十万斤,1956年在四川万县收购了三万斤,1956年5至10月份在甘肃秦安县收购了八万斤,1957年计划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盐店区收购十五万斤,最近几个月内还在皖北曹村和符离集分别设立收购站。湖北长阳1956年“出产”了一万多斤龙骨,其中有一完整的属于中国猿人类型的人类头骨化石被破坏了,只有一小块保存下来。贵州毕节专区境内含化石丰富的数十个洞穴几乎已被全部挖空。山东省莱阳金刚口等地是我国在国际上著名的白垩纪(距今约七千万年)恐龙化石产地,也已受到严重破坏。此外,在广东、广西、云南、陕西、河南、吉林和黑龙江等地,也有类似情况。
任意挖掘和破坏古生物化石,会给我国文化建设和科学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古生物化石是地球上生物的发展历史的记录。我们知道,生物界不是个别生物的累积,而是具有漫长历史的。它是在其本身之间以及生物同周围环境之间相互有联系的一个复杂的生物系统。由于有机界不断发展的结果,每一时期都生活着特有的有机体。在有机体和生物界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有机体死亡了,而另一些有机体就改变了自己的形态,并且通过后代继续生存下去。根据古生物化石的材料,我们可以确定生物史上各个不同的时期,可以阐明现代生物同已灭种生物之间的联系和继承性。因此,破坏了古生物化石,也就等于消灭了生物发展的证据。
古生物化石还可以帮助地质学家研究和鉴定地层的年代,并且了解当时的气候和海陆分布等方面的情形。我们知道,古生物标本在地层中,正如考古材料在墓葬地里一样,都有助于地层年代的确定。以化石作为地层中的记录,就可以找到国家所需要的矿藏。例如,吉林省发现的化石中的猛犸和犀牛等动物,都是生存在第四纪的。根据这些化石,地层的年代和顺序也就可以确定了。同时,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地理和气候的环境中,生活着不同种类的生物。研究地层里所发现的化石,可以了解形成这些地层的地理和气候的情形。这些知识对于了解一般地质情况,以及了解某些矿物的生成和分布的情况,都有很大意义。因此,破坏了古生物化石,也就等于消灭了地质学、古地理学和古气候学的重要资料。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蕴有丰富的古生物化石的国家之一。但是,目前这种任意挖掘和破坏的情况如果任其继续下去,那末三、五年后,在我国也将很难找到古生物化石了。就拿目前的情况看,过去认为贵州和广西某些地区蕴有特别丰富的古生物化石,但是现在这些地区的蕴藏量就已很小。这实在是值得深刻警惕的!
不但这样,任意挖掘和破坏古生物化石,对于农民本身也是不利的。不少农民由于挖掘龙骨有利可图,就不安心农业生产。这就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而且大大地妨碍了农业社的巩固和提高。同时,在挖掘过程中,还常引起山石崩倒,发生人身伤亡事故。
根据上述情况和意见,我们希望主管部门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目前这种严重情况。我们要进一步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宣传关于古生物化石的知识,广泛发动群众,做好保护工作。文化部门和国药部门更要共同协商,订出一个具体办法,以求在一方面能够保护科学材料,另一方面又能满足医药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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