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行政命令不能解决学术问题
唐兰
文字改革是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慎重讨论，而不应该草率从事。
1956年我们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方针。只有马列主义的党才能提出这个正确的方针，因为真金不怕火炼，马列主义经得起斗争的考验，真理愈辩而愈明，尽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马列主义的真理赤日当空，一切邪魔，自然敛迹。因此，也只有马列主义的党，才敢于提出这样的方针。
但是有些同志是害怕这个方针的。我曾听见有人在发愁，说：“唯心主义在抬头了。他们在大学里当过教授，有一套，有一部分群众。我们呢？明明知道他们是错误的，但是干巴巴地说不过他们。现在进行斗争，我们还没有准备。”因此，觉得“放不得，争鸣不得”。他们不懂得在斗争中不断学习，反而害怕斗争。
另外一些同志压根儿不愿意有这样的方针，口头拥护，阳奉阴违，说这个方针，将使天下大乱。他们习惯于一花独放，一家独鸣，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僵化了，不肯虚心学习，不去了解别人，不能容纳不同意见，不愿意听到任何批评。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妨碍了他们树立威信，那就难怪他们要阻碍、要反对了。
中国过去的文化遗产是十分辉煌的，可惜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的打击，人们几乎“数典忘祖”了。有些国粹主义者看不见事物的发展，不肯承认一切现代的进步的东西，固然是错误的。但为什么不要我们祖先的优秀的遗产呢？有些文学家不承认我国有伟大的文学作品；有了十九世纪外国新兴的语言学，就不要中国独立发展了两千年的文字学；改革中国文字，处心积虑要推翻有几千年历史经验的通用文字而创造拉丁化新文字。
可怕的是“月亮也是外国好”的信徒们有些往往还处于领导地位，他们一家独鸣，群众的意见只好“万籁俱寂”。可怕的是重要问题只用行政命令来解决。
从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来说，我始终坚持中国文字有很大优点，它的繁复难学等缺点是可以逐渐克服的。中国文字改革，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是正确的，但应该根据中国文字的发展规律，有它自己的民族形式，保留它的一切优点，不去骤然改变它的体系。解放以来，我的意见遭受过很多压抑和歧视。1955年由于党号召在科学范围内展开自由讨论，我向领导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转到中国语文社，发表在“中国语文”1956年第一期。中国语文社曾组织了二十多人来批判和澄清我的论点。后来，陈梦家先生说中国语文社曾派人约他批判，说是“政治任务”。别的朋友说，外省大学，接到我的文章的打印本，要求批判。因此，陈先生曾劝我，“这是政策，不要争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中国语文社约我笔谈，我认为“应该容许争论。如果一有不同意见就加以当头棒喝，那就更噤若寒蝉，万事大吉了。”但“中国语文”的社论除了表示忠诚拥护并决心贯彻“百家争鸣”的政策外，还提出了一些清规戒律，例如说：“引经据典、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或者不敢面对现实，企图引用权威的言论，为自己的不正确的见解辩护的做法，都是对于争鸣的进展没有好处的。”又说：“绝大多数同意做出临时结论的时候，少数人可以放弃或者保留自己的意见。”以及“防止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里，借口百家争鸣来进行反动宣传”，等等。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似乎还不能说是在决心贯彻“百家争鸣”的政策的。
我始终认为语言学重要，文字学也重要，不应该歧视。文字固然反映语言，但不应该仅仅是反映语言。尤其是中国文字，有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蕴藏着无数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每个人民习惯了的形式，是日常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工具。要把它全部撇开，重起炉灶，根据语言来造文字；要摩仿外国文字，不但造单字，还得造单词，一下子要造几万乃至几十万个不同的单词，这些单词如为了避免同音，还需要分化；人民大众要从头学习几万乃至几十万个的新词；这种移山倒海的气魄是宏伟的，能否做到，是否值得去这样做，都还是要很好考虑的。
奇怪的是用拉丁字母来拟制的“汉语拼音方案”的草案还没有经国务院批准，而在北京一些中学里已经布置学习了。对于中学生来说这不是轻而易举的。如果这种方案还有重新商讨的必要，那末，过早的推广是不是有益呢？
文字改革是复杂的科学问题，同时也是有关国计民生，影响十分重大的政治工作，应该考虑时间、条件、历史环境和民族特点，应该从现有基础上逐渐发展，而不应该取决于一部分人的主观愿望，全部重来；应该慎重讨论，深入钻研，而不应该急于求成，草率从事。应该让大家毫无顾虑，畅所欲言，择及刍荛，而不应该只靠会议上的决定，行政上的简单命令。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目前贯彻得还是很不够的。应该彻底贯彻，只有彻底贯彻，才能把各式各样的思想逐渐获得统一，才能使人民大众更能认识马列主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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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放手
孙晓村
不要给百家争鸣划范围，不要“未歌先敛，欲笑还颦”。
去年，当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一位科学家对我说：“这个方针提出得很及时，早些年不好，晚些年也不好。”我想了一想，去年这个方针提出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致性在全国人民中间空前扩大，肃反工作纯洁了我们的队伍，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运动已在国内大规模地展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取得很大的成就，许多人在党的教育下学习并实行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从这样的工作基础和现实条件上，我深切地体会到提出这个方针的正确意义。然而，过去这几年，我们思想领域中的争论是太多还是太少呢？显然是太少。争论少，并不是没有要争论的东西，不过没有表示出来而已。这种情况对学术开展和工作改进都是有害的。以我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为例，大家知道农业生物科学方面有米丘林与莫尔干两条路线的斗争，北京农业大学从1949年成立以来一直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到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后，米丘林的学说在北京农业大学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取得了领导地位，不少教授诚心诚意地学习米丘林学说。当时，在我的思想上以为这两派学说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有些莫尔干学派的学者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主张，而米丘林学说在我们国内这几年来因为缺少争论，发展得不够快。去年夏天在青岛举行的遗传学讨论会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新的事物、新的论点可以得到生长、发展的机会，自然，其中不免有毒草；但为了消灭其中的毒草，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思想理论工作不得不大力提高，从而也得到了发展。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这一问题为例，是谁迫使着我们锻炼我们的理论武器呢？毫无疑问，是那些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今天不再存在有两面性的人。要反驳这些人，不是搬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话所能奏效的，教条主义者在这种争论中是站不住的。这种争论对于愿意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讲来，是最好的锻炼，要求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独立思考，深入钻研。这种争论的结果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与研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我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不但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它们还要顽强地表现出来。既然这样，只有放手让这些思想表现出来，才能进行批驳，才能辨明是非，才能使更多的人认识真理。由此可见，只有继续“放”，才能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发展，有利于错误的甚至有毒的东西的暴露，有利于学术思想的提高，有利于思想改造。
有那些东西在阻碍“百家争鸣”？应该怎样进一步放手？过去有些做法和想法是值得注意的。过去，对于一个人的作品、主张进行批评时，有些人好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这种做法又和当时的社会思想情况相结合的，那时大家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只要某个人的一篇作品、论文受到批评，他的其他的作品、论文等也都要不得了，这样，就很容易一棍子打死。影响所及，大家对于提出新的论点抱着过分持重的态度，当然谈不到争鸣。还有，过去有些人主张对“百家争鸣”划范围，例如认为科学上是可以百家争鸣的，但一涉及到国家的政策时，就不应该百家争鸣了，我就是有这样的思想的一个人。最近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后，我认为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什么都可以百家争鸣。
总之，要进一步放手，必须创造条件（如发表不同主张的园地），培养气氛，而尤其要反对武断主义，取消不必要的限制，如划范围等。否则，“未歌先敛，欲笑还颦”，还是争鸣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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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出版界注意一个问题
宗白华
给学术性著作和文章更多的出版机会，才能鼓励人们研究与写作的热情和信心。
百家争鸣是替中国学术发达制造条件，已经是一般人确信的真理。中国的战国时代，希腊的雅典，近代的文艺复兴都是由于学术思想能够自由发挥，自由发表，这也是确定的事实。关于这一问题，恐怕争执之点倒反而不多了（但我们决不会不容许人们提出反对的意见来，而反对的人也知道他所以能够尽量提出反对的意见，正是在提倡百家争鸣这个号召、这个先决条件之下才有可能）。所以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意义我不再多谈。我只请人注意一个问题，这就是学术性著作及文章能否多多给予出版机会的问题。我知有许多终身从事研究学术的人，他们辛辛苦苦写的东西往往被迫“藏之抽屉”，永世不能见天日，没有机会拿出来受人批评（沉默的打击是胜过于恶意的批评的）。这一类有价值的著作或文章在中国还是不少，想参考的人无法看到。想拿出来的不愿去碰出版家的钉子，使自己徒然发生自卑感。但有时看到那些有幸运出版的书籍也并不比自己的好多少，又觉得不可解，因此永久搁笔吧。一个人的心血的作品没有受人批评的机会，这是叫人心灰意懒的主要原因，这正是近几十年来学术空气沉寂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句话说来，就是对于学术界的写作工作，丝毫没有得到鼓励。越是专门性的学术著作越无法与世人见面。在这个情况下要想学术界也能百花齐放，向戏剧界看齐，恐怕不容易吧！我希望在这方面也多想点办法，才能鼓励人们研究与写作的热情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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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集中力量研究防治血吸虫病
聂荣臻向医学界提出建议
新华社16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建议医学界应注意培养医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同时应充分发挥各高等医学院校和各医疗防疫机构在研究方面的力量，对于当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的斗争，他建议应以血吸虫病的防治为首要的重点。11日下午，聂荣臻在北京接见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医学协调小组，听取了关于协调工作的汇报后，对参加协调的中西医学专家们提出了上述建议。
目前全国性的主要医学科学研究单位有中国协和医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原中央卫生研究院）和中医研究院四个。研究工作摊子铺得很大，力量分散，互不协作，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并且阻碍了研究工作的开展。根据近日完成的初步协调方案，上述四个单位及卫生部所属的九十六个研究机构将调整为四十三个。如放射医学的研究，原先军队和地方准备各设机构，但这方面的专门人才极少，不敷使用，因此研究工作要在两、三年后才能开展。协调以后，军队和地方决定合建一个机构，不但人力可以集中使用，基本建设费用可节省九十万元，而且研究工作可以提前到明年上半年开始。
医学协调小组对全国各医药研究机构提出的今年研究项目进行了整理和审查，合并了重复的题目，并且选出了血吸虫病、疟疾、血丝虫病、黑热病、鼠疫、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性肝炎、慢性痢疾、小儿消化不良、肺结核、麻风、小儿麻痹症、麻疹、百日咳、猩红热、柳捌子病、克山病、高血压、动脉粥样化、冠状动脉病、风湿性心脏病、矽肺、铅中毒和苯中毒等二十多种疾病为今年研究重点。此外，抗生素和药物的研究，语译中医经典著作及编写中医教材，改善生产环境卫生，节育方法以及统一调整食物分析及体质测量方法的研究也被列为重点研究项目。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对全国科学研究工作分别组织了二十六个小组进行协调。有的已经完成初步方案，有的正在进行。这种协调方法，得到科学界的热烈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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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博物馆工作者代表团抵京
本报讯 苏联博物馆工作者代表团4月14日从莫斯科乘飞机到达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有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书庄及北京中央各博物馆的负责人。这个代表团是根据1957年中苏文化合作协定应邀来我国访问的。代表团的成员是莫斯科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巴夫洛夫、列宁格勒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嘉柯诺娃副博士、莫斯科东方文化博物馆研究员格鲁哈略娃。他们将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济南等地博物馆进行专业性的参观访问。
（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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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蛇岛不是一个恐怖世界
考察队已安全返抵旅大
新华社旅大16日电 新华社记者鲁牧农、徐家柱报道：由十二人组成的蛇岛考察队和它的随行人员，已经在15日傍晚安全地返回旅大市。他们在蛇岛为期两天的考察情况，已经被新闻摄影师拍成了电影。
蛇岛是一个毒蛇众多的地方，但并不像过去人们所传说的那样是一个异常恐怖的世界。这就是人们对蛇岛进行初步考察后所得到的印象。
由大连医学院教授伍律率领的蛇岛考察队，在两天的初步考察中，没有专门搜索，就发现了二十条毒性非常强的蝮蛇。其中被捕捉到的九条，已经带回了旅大。
蛇岛白天的气候在摄氏五度到九度，蝮蛇在这样的天气里就大量出洞活动，说明岛上蝮蛇的数量不少。这种蝮蛇下体常常弯曲成弹簧状，三角形的蛇头挺直，一下子就能很快地跃起，咬伤其他动物。它的俗名叫“草上飞”，毒性同南方的五步蛇差不多。据说，人被五步蛇咬伤后，走了五步就会倒地。
蛇岛野草丛生，这里的蝮蛇和那些多桠枝的灌木、岩石都是土灰色的，从而也给岛上带来一些恐怖的气氛。考察队在蛇岛上的岩石下找到了不少鹰和其他鸟类的尸体、骨头，还有大约两三天前被咬死的鼠的脑袋。鹰和其他一些鸟类可能是被蝮蛇咬伤中毒后，被蛇吃掉的。
考察队员和随行人员在蛇岛上穿戴了保护性的衣服。帽子和靴子，并且时刻警惕着，因此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考察队动物组在15日清晨，到海滩上采集了许多有趣的海滨动物。考察队地理组还草测了蛇岛的地形图。地质教育工作者李永蕃也考察了蛇岛的地质构造。土壤研究者和药剂师都分别从蛇岛带回了土壤和野生药草。考察队还测定，蛇岛山峰最高点为拔海二一五·二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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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文学研究”创刊号
伊默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全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一直期望着出版一个大型的文学研究刊物，以便利研究者深入探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中的各种问题，发表全国文学研究者的重要成果，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为了满足这种需要，现在“文学研究”季刊出版了。
“文学研究”创刊号内容丰富，刊载了许多著名的文学研究者的论文，如王季思的“‘桃花扇’校注前言”、夏承焘的“论姜夔词”、钱钟书的“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程千帆的“陆游及其创作”、孙楷第的“清商曲小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道’的问题”、罗根泽的“论‘庄子’的思想性”等。
涉及到目前文学研究中重要问题的，有三篇：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陆侃如、冯沅君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何其芳的“‘琵琶记’的评价问题”。
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在1956年，我国和苏联文学界都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这个讨论目前还在进行。蔡仪在他的“论现实主义问题”里，对于目前讨论中的分歧意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对于苏联文艺理论家艾尔斯布克的论“现实主义和所谓反现实主义”（见1956年7月号“学习译丛”），提出了商榷的意见。他说：“艾尔斯布克指出流行的观点中某些具体论断的错误，我认为是对的；特别是他批评艺术史研究中划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简单化作法，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他自己的现实主义观点，却是更有问题的。”他认为艾尔斯布克“把性格描写作为现实主义的‘具有巨大的根本意义’的特点”，是“偏执地理解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的定义”，是“片面地引伸他的个别词语”。他说：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文学艺术的言论看来，“可以总括的说，真实地描写现实，就是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或基本原则。”对于这个论点，他提出了从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以至于十八、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言论和其他艺术史的事实”，加以具体论证；并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这同时，他也对于浪漫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区别，两种浪漫主义（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的不同，作了详细的分析，批评了艾尔斯布克的现实主义“只能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论点。最后，他又根据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特点，对于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提出了和刘大杰、姚雪垠（他们的文章分别见于“文艺报”1956年16、21、22等期）不同的看法。这篇文章的材料是丰富的，论点是明确的，它将有助于文艺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陆侃如、冯沅君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是去年关于我国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的继续。在这篇文章里，他们着重地论述了文学史分期的两个标准：文学标准和历史标准。
他们认为：“文学本身的盛衰演变自然应该是主要的分期标准”，对于这个论点，他们举出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十六世纪中叶，明世宗嘉靖前后”，“第二个例子是八世纪中后期，盛唐、中唐之交”，“第三个例子是二、三世纪之间，汉献帝建安前后”，具体地分析了这三个时期文学上的变化，他们说：从这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文学发展到了某一个时期，就要转变；这转变就逐步结束旧阶段，开创新阶段。这些转变在文坛上是可以看出的：或者是某种体裁的形成与兴盛，或者是某种写作方法的倡导与改革，或者是作品中体现了不同的思想与情感，或者是作家们开始了新的风气与风格，等等。”
在谈到“历史的标准”的时候，他们说：“为了使分期分得尽量地正确，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因为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而文学又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所间接形成的现象。任何国家的文学的发展都是与自己的人民生活紧密联系着的。认为文学的现象仅仅受制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企图把文学的发展看成为孤立的东西，那是反科学的。”在这个问题里，他们具体分析了1840年到五四运动、春秋战国之交、唐、宋、元等历史时期给予文学发展上的不同的影响，认为“历史上种种发展与变化，大而封建社会的形成与崩溃，小而李唐王朝、赵宋王朝等等的兴起与灭亡，只要和文学史上的现象有所关连，那我们在讨论分期问题时就不应该不考虑在内。”
在文章的三、四两节，他们就根据这两个标准，提出了六段十四期的分期意见。
文学史分期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也是许多文学史家在研究和讲授课程中最感到困难的问题，正像作者所说的：“它需要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探讨，才能希望获得正确的答案”。因此，这篇文章具体细致的论述、详尽明确的分期意见，将会推动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何其芳的“‘琵琶记’的评价问题”，是试图把去年展开热烈争论的琵琶记评价问题的“有些分歧的意见统一起来”。他认为“‘琵琶记’里面有宣扬封建道德那样一个方面，是无法否认的。”“琵琶记”作者高明的创作主张“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表面的宣言，也不只是到了结尾才又出现了对于这种主张的呼应，而是一种贯串在全剧里面的思想。”文章从分析作者的思想出发，进而着重地分析了蔡伯喈和赵五娘的性格特点，认为从“琵琶记”的一些重要人物重要情节看来，高明是实践了他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主张。但是，文章也根据“琵琶记”艺术形象的表现和已有的高明的传记材料，分析了作者思想的另一个方面，“带有浓厚的宣扬封建道德的色彩，而又不是毫无保留地肯定整个封建社会”，进而指出，由于作者的“生活经验和他对于现实生活的某些忠实的描写，又使作品的内容突破了他的封建思想的限制；而且文学艺术的形象地反映生活这一特点更使作品的某些部分的客观意义和他的主观意图相违反。”因而，使得“它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的全部意义却更为丰富和复杂，其中又包含了对于封建社会封建道德的某些方面的暴露。”根据这样的分析，何其芳对于“琵琶记”评价的结论是“‘琵琶记’固然也有封建说教的一面，但那并不是它的全体，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同时对于封建社会封建道德的某些方面也有所暴露，而且在艺术方面更有它的独创性和新的发展。”
在去年展开的关于“琵琶记”评价问题的讨论里，主要的分歧点在于：作者的哪一种思想倾向在艺术形象中占据主导地位。有的同志认为：“‘琵琶记’深刻地表现出封建社会里的功名利禄对于蔡伯喈一家的平静、纯朴的生活的破坏，作品最终虽然并没有超出了封建社会的界限。……但作者在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这种家长制的僵死的不自然的硬壳，不是那种违反人们意愿的封建义务，而是人们的比较自然的关系。”有的同志认为，“琵琶记”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是宣传“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其艺术形象的真实，也并不能掩盖这种封建说教的浓厚性。何其芳的看法似乎是倾向于后一种的，但是，这篇文章更有系统、更集中地阐明了这一方面的意见。没有疑问，这篇文章将为进一步的讨论，开辟新的道路。
本期“文学研究”“编后记”中提出了刊物的编辑方针：“这个刊物打算尽可能废除一些不利于学术发展的清规戒律。我们将努力遵循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可能使多种多样的研究文章，多种多样的学术意见，都能够在这上面发表。”从第一期的丰富内容看来，我们相信，“文学研究”将是全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发表研究文章和争鸣的新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