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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党的监察工作会议闭幕
根据党的“八大”和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
检查总结了去年党的监察工作，确定了今年监察工作的任务
本报讯 第二次全国党的监察工作会议，于3月13日到30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六个省属市以及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党的监委书记和副书记等四十九人。会议根据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检查总结了1956年党的监察工作，分析研究了当前党内违反党纪的情况，确定了1957年党的监察工作的任务。
会议首先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录音，并联系各地工作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1956年各地监委先后传达了中共中央监委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党的监察工作会议、工矿交通基本建设部门党的监察工作座谈会和案件审查处理工作座谈会的决议和精神，批判了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在执行党纪上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某种程度的惩办主义作风，这对全党同志是一次深刻的纪律教育，也提高了监察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同时通过对这些会议的传达，还鼓励了广大党员、群众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从而揭发了大批违反党纪的案件。对于这些违反党纪的案件，各地监委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之下，一般都按照党的“严肃谨慎、区别对待”的方针作了认真的处理。对于凡属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在党内坚持分裂活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在经过调查证实以后，都坚决地予以清除出党。这就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对于由于思想认识上有错误而在工作上犯错误的同志，或者由于思想品质不好而犯了错误的同志，一般都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所犯错误还可以留在党内改正，本人也愿意改正，就给以留在党内改正的机会”的原则作了处理。其中有一部分没有给予处分，有一部分给了处分；这些处分，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这就说明，1956年党的监察工作是有成绩的，基本上执行了党对待党内错误的方针。那种认为党的监察工作违背了“八大”精神，犯了惩办主义错误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但在另一方面，会议也认为，由于部分监察干部还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因而也有部分案件处理得不正确。这主要是不适当地加重了党员的处分，或者不该处分的给予了处分，不该开除党籍的开除了。同时党内也还有某种程度的纪律松弛现象，有些该处理的案件没有处理，该处分的党员没有处分。但是，工作中的这些偏差和错误只是个别的、少数的，同工作中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占次要地位。因此，会议认为必须对成绩作足够的估计，不要看见个别偏差和错误就产生消极沮丧情绪；但也不应因为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就不注意检查纠正。会议要求各地监委本着实事求是和严肃负责的精神，通过对工作的检查总结，个别地、有重点地对案件进行复查。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就应当纠正：把党员犯错误的事实搞错了，不该给予处分的处分了，应当撤消原处分；不该开除党籍的开除了，应当根据犯错误的事实，重新给予恰当的处分，或者免予处分。对于应当处理而没有处理的案件也要处理，以严肃党的纪律。在检查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和错误时，要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以提高监察工作的水平，求得在今后的工作中不犯或少犯错误。
会议认为，根据党的“八大”精神和八届二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并鉴于目前党内仍然存在着相当多的违反党纪的现象，为了从党的监察工作方面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个年度计划的胜利完成，1957年党的监察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反对不关心人民群众疾苦、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破坏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反对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弄虚作假、欺骗隐瞒行为；反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争权夺利、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
会议认为，为了进一步作好党的监察工作，正确执行处理党内错误的“严肃谨慎、区别对待”的方针，必须组织监察干部进一步学习党的“八大”文件，特别是其中有关党的监察工作的部分，彻底弄清党的监察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必须组织监察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克服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必须加强对基层党组织监察工作的指导，并广泛地在党内开展纪律教育；必须进一步在监察机关中执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提倡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检查巡视工作，反对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反对仅凭会议汇报来指导工作和处理案件的官僚主义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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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北京石油学院扭转自由散漫风气
本报讯 最近三个月来，北京石油学院学生初步扭转了自由散漫、不问政治的状况，积极要求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很多人决心争取作一个优秀的共青团员。
建校之初困难重重学生拔草修路“创天下”
北京石油学院是1953年建校的。最初，困难很多。当年9月间，学校准备开学了，院址几乎还是一片荒地。一幢八千平方公尺的宿舍楼刚刚完成四分之一，而且已经完工的房子还很潮湿，墙也没有粉刷。一千二百个学生，还有教职员工，都挤住在里面。吃饭是在荒地上搭起的席棚里。教室是临时盖起的一些简陋平房，而且离宿舍有一公里远。但是，学生们没有怨言，他们用自己的义务劳动拔草，平路，植树，修操场，还兴致很浓地为修好的操场和道路剪彩命名，如“劳动光荣广场”、“五一路”等等。他们都以能够亲手给学校“创天下”感到光荣。院长师生同甘共苦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学生们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学习和生活，为什么精神又这样愉快呢？这是因为学校领导方面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比较细致。开学前，就把学校面临的困难向学生讲得清清楚楚，先让学生们观察了院址，详细说明了不能及早动工建校以及造成目前困难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原因。在党委提出了“加强团结，克服困难”的号召以后，学校的领导人员和学生同甘共苦，没有一个人单独住一间房子的，大家都挤住在一起，都在一个地方吃饭。上课的第一天，正赶上下大雨，天气转凉，临时教室的窗户还没有安好，副院长（当时还没有院长）、教务长都踏着泥泞的道路，淌着雨水，到教室里来观察学生上课有没有困难。学生们很受感动。
就这样，困难被战胜了。第二年夏天，学校的各项主要工程相继完工，学习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过分强调发展个性自由散漫开始露头
1956年上半年，学校批判了过去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如要求学生平均发展和过分集体化，忽视学生的个人兴趣、爱好和特长的发展；在学生集体生活中缺乏民主作风等等。这以后，在学生当中，独立思考和自由争论之风上升。但是另一方面，在部分学生中也产生了一些偏向，如过分强调发展个性而忽视集体；过分要求个人自由，忽视纪律；片面地强调独立思考，不愿虚心向教师学习；强调发展专长，轻视一般必要的课程，以及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等等。这时候，本来应当对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但是学校的党、行政、团的工作反而缩手缩脚，没有能够把学生中某些不正确思想引到正路上来。这样，学生中忽视政治、自由散漫的风气开始露头。而1956年下半年，由于增加新生过多，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远远赶不上实际需要，再加上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一些影响，学校里的思想一时很紊乱。
新生增加过多 困难再度发生放松思想教育工作学校秩序紊乱
1956年暑假后，学校里增加学生一千八百六十五人，相当于原有学生的80％，学校的设备、宿舍、教室、教师都非常不足。原来只能容两千人开会的饭厅，现在却要容四、五千人吃饭，不得不实行两班轮流吃饭的办法，后去吃的人，饭凉菜凉，学生吵闹不满；教室不够，改为上下午二部制，原订计划都打乱了；宿舍不够，教职员工和学生都挤住在一起，教师、学生意见都很多；学生也没有自习的地方。
虽然这时的情况并不像1953年刚建校时那样困难，但是由于去年长时期放松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在批判过去过分集体化等缺点以后，学生思想中新产生的一些错误认识没有及时得到纠正，学校秩序就开始紊乱起来。有的学生想睡就睡，想玩就玩，深夜里玩乐器、唱闹，谁也不敢管。要开班会，只有全班每一个人都同意开才开得成，会没开完，有人要求散会，就一哄而散；参加体育锻炼的人也一度由90％降到10％。这时候学校党委虽然也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口号，却没有把造成困难的真象向学生讲清楚，结果口号贯彻不下去，学生们说：困难是官僚主义造成的。
这时候，地质系四年级学生的情绪表现得很不稳定。在稳定这批学生的情绪的过程中，学校党、团组织和行政领导方面懂得了思想教育工作不仅不能放松，而且还必须结合各种实际工作和学生们的具体思想情况来进行，不能停留在比较简单的和一般化的方法上。
地质系四年级学生原是1956年暑假后从北京地质学院转来的，转校之初，他们的思想就有一些波动。这种情况学校党组织是知道的，但是没有认真注意，再加上转校后学习和生活条件不好，他们意见很多。他们也提过意见；但领导上只是作了研究，没有把研究结果告诉学生，以致学生们认为领导上官僚主义，情绪更加激动。
学校领导方面知道学生情绪很不稳定的情况以后，及时地作了研究，紧接着同学生代表三十多人在一起开会，着手解决。院长、教务长、系主任以及党委、团委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在会上尽量叫学生代表发表意见，以后分别由学校各方面有关负责人答复、解释，并且作了必要的检讨。经过这样慎重、认真的处理，问题很顺利地得到了解决，学生们也表示满意。
这以后，学校的党、团组织根据学生的具体思想情况，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反对不爱护公共财物，反对强调个人自由妨害集体等行为。院长给全体学生做了报告。因为少数学生这种行为已经引起了绝大多数愿意好好学习的学生不满，这就使这次思想教育工作有了群众基础。同时学校行政方面也解决了可能解决的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如在宿舍多安了电灯等。不久，新建的饭厅也落成了，吃饭地点问题得到了解决。学校的秩序有了较好的转变。扭转坏风气的关键召开党代表大会，检查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决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校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澄清错误的思想认识。
但是真正的扭转则是在去年12月召开了学校党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今年年初全校学习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后。
在党代表大会上，检查了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且决定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院长、党委书记，以及党委、团委干部又改进了联系群众、深入群众的作风，注意抓思想工作。院长和党委书记还经常参加班会，及时解决学生中的思想问题。今年寒假后开学，学校停课一周，专门学习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党委对这次学习抓得很紧。在学习中，学生们结合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经过争辩讨论，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区别；认识到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同时还澄清了对国内、国际上一些问题的错误看法。青年团的工作跟上来了革命人生观教育起了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学校又召开了团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在学代会上学校的负责同志做了报告，解释了学校的情况，并向学生提出了艰苦奋斗，勤俭办校的要求。接着团委又布置在团课上对学生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和争取作一个优秀的共青团员的教育，并且针对学生暴露出来的思想，着重讲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各团支部、小组都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有的团员说：“阶级立场丢掉了一两年，现在又拾了起来。”有的人说：“过去简直不像个青年团员的样子了。”学生们开始积极要求进步。
3月间又开始进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教育，院长和学校里的几个老干部分别给同学们作了报告，并且陆续请曾经参加过长征的解放军同志到校作报告。这些报告深深打动了同学们的心，学校空气大变。去年下半年党委号召克服困难，提到过去革命斗争艰苦情况的时候，许多学生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彼一时，此一时，现在是社会主义。而今天学生们自动地提出了艰苦奋斗、发扬革命优良传统。
现在全学校里政治学习的空气很浓厚，党、团干部和学生之间的隔阂消除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感情融洽了；学生们自觉地遵守纪律，个别人如有不好行为，当时就会受到大家的指责。学生对国际问题也开始关心起来。
半年来北京石油学院学生思想的变化，深刻地说明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去年放松了思想工作，再加上一些客观原因，结果全校秩序紊乱，几乎造成严重后果；今年抓紧了思想教育工作，学生仍然是原来的学生，教师也是原来的教师，学习和生活条件虽有所改善，但改变并不大，但是学校却出现了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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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成立
蔡楚生、司徒慧敏、白杨、沙蒙任正副主席
新华社16日讯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电影工作者，为促进我国电影事业的繁荣，动员全国电影工作者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新电影而努力。它的任务是：帮助全国电影工作者加强业务学习，交流工作经验，展开对电影创作、技术与理论等方面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以提高电影工作者的艺术水平；经常关心电影工作者的利益。联谊会并将加强同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电影工作者团结合作，为世界和平、文化事业奋斗。
会议选出了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三位副主席、二十三位主席团委员和一百七十五位理事。另外，给台湾电影工作者保留了十个理事名额。新华社16日讯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团名单：（以姓氏笔划为序）
主席 蔡楚生
副主席 司徒慧敏、白杨、沙蒙
主席团委员 王人美、水华、王震之、田方、何士德、吴永刚、汪洋、孟君谋、金焰、徐肖冰、陈播、孙瑜、章泯、张骏祥、舒绣文、杨少任、赵丹、郑君里、罗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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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定县正确处理民族之间的纠纷
回汉社员消除误解加强团结
本报讯 河北省正定县正确处理回、汉民族之间的关系，加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
城关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回、汉民联合组成的。因为回、汉民族风俗习惯不同，社员对社内养猪积肥一事，常常发生意见分岐。汉民社员要求多养猪多积肥，回民社员认为施猪肥生长的粮食，回民吃不合适，并且常常由于饲养员管理不严，猪跑到回民家去。这不仅影响社的增产计划不能实现，更重要的是影响到社的巩固和回、汉民社员的团结。该县政协副主席曾邀集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和中共县委统战部的干部作了多方研究，在社内进行了多次协商，宣传解释民族政策；召开了回民座谈会，讨论了马坚写的“关于猪的几个问题的解答”。回民社员认为马坚同志所解答的问题是以“圣训”“比论”作依据的，应当遵守。因此，适当地解决了回民养羊、汉民养猪可以普遍施肥的问题。给该社订立增产计划争取农业大丰收开辟了道路。
该县城北牛家庄村是汉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为了扩大生产面积，把同城关镇回民毗邻的坟墓犁小、犁坏很多，引起了回民群众的不满。回民向牛家庄社提出了修整坟墓的要求。而该村社员坚持不修。经该县领导方面对牛家庄社员进行了耐心的教育，牛家庄社员认识了贯彻民族政策的重要意义，还检查了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危害。然后，该村动员了一部分社员，不但把犁坏、犁小的坟墓修好了，并用大车拉土把其它塌坏的坟也全部修起来。回民群众见到汉民社员这一行动，深为感动，自动凑款制了一块镜匾，上写“民族友谊之花”，送给汉民社员。同时派出四位代表并邀请了县的领导人员到牛家庄举行了联欢会。清真寺阿訇荣斌致谢词说：“这次联欢会，是旧社会梦想不到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今天回、汉民的联欢，我们今后定要加强这种团结。” （王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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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
本报记者 苗 风
怀着愉快的心情，去拜访从大兴安岭下来的鄂伦春人戈万才。他猛一下握住我的手，我不由得想把手抽回来。心想，好大的劲儿呀。也许脸上痉挛了一下，他很快松开手，脸红了。他又掂掂我的手，看看自己的手，好像是说：猎人的手，是和“熊瞎子”“堪达犴”较量惯了的哟！
戈万才是黑龙江省呼玛县绿化农、猎社主任。如果说，黑龙江省的版图像一只伸着长脖、挺着胸脯的天鹅，他们社正在天鹅的眼睛那里。从哈尔滨去，要坐两天火车，三天汽车，四天爬犁。在夏季需要的时间更长些。我想，那里已是大兴安岭的腹地，重重叠叠的高山峻岭，无边无沿的原始森林，野兽出没，人烟稀少，真够荒凉和险恶的了。但是，戈万才用事实告诉我，我的想法，最少有一半是错误的，而那正确的一半，也早已是历史博物馆的货色了。
解放前，鄂伦春人没有村庄，没有田园，兽皮帐撑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他们铺盖兽皮、穿戴兽皮，很多用具也是兽皮缝制的。主要的食物，是兽肉。人与人之间，没有剥削、没有压迫，除一只猎枪、几匹马和猎犬，他们再没有私有财产。他们的文化生活，就是在猎获到动物以后，手拉手围成一圈，喝酒吃肉，连唱带跳，尽管没有统一的唱词和步伐，但他们确是快活的。同样快活的情景，在青年小伙子的婚礼上，也还会出现。
戈万才用不十分流利的汉语，很快把我带到了森林里——他们怎样男男女女一起骑马打猎，他们的卡拉玛、尼那肯（猎犬）总是迈着轻快的步子，低着头，跑一跑，闻一闻。在那不见阳光的森林里，有一点鸟飞树落叶的声音，它又怎么竖起耳朵，侧着脑袋，侦察起来。人们又怎样从雪地上野兽足迹的形状、硬度，判断是什么野兽？大约在什么时间？是逍遥自在地走过？还是惊慌失措地逃跑？是走向了草甸？还是逃窜到森林……他们怎样一次就猎获了很多野兽，他们又怎样转了半月二十天，爬了很多山，穿过很多草甸，而只打到了一只野猪和几只黄皮子。有称心如意的收获，也有意外的惊险。
有一次，他们刚打倒一只胎鹿，却惊动了小牛一样大的熊瞎子。它站在树洞口，用前掌撑开好像还没睡醒的眼睛，向远处了望。熊瞎子自然也是猎人猎获的对象。但谁也了解，它在野兽里力量最大，一掌可以把人的脑袋击碎。所以猎获时，一定要打准它的头部，不打中要害，它就会疯狂起来。但熊瞎子气量狭小，不能容忍一点不如意的事情，所以猎人们常常用巧妙的计谋取胜。
猎人们先放出聪明、机智的卡拉玛、尼那肯和熊瞎子纠缠。有经验的猎犬也总避免和熊瞎子正面作战，常常绕到后面去咬熊瞎子的屁股。熊瞎子刚调转头，举起巨掌的时候，屁股却又被咬了……就这样，熊瞎子扑空几次，就会气得上气不接下气，用前掌拼命拍地，又狠狠拍自己的胸膛，似乎在向敌人示威：来呀！来呀！
是谁打了一枪，糟糕，只打伤了熊瞎子的一条腿，它忽地向打枪的方向扑来。大概它感到受伤的腿太不方便，就一口咬了下来扔到一旁。它用三条腿跳着扑来的时候，是谁又开了一枪，撕开它的一块肚皮，肠子从伤口滑出来。它抓些杂草填住伤口，又向前扑来。卡拉玛、尼那肯，不知是因为血腥的诱惑力，还是保护猎人的心切，箭一样地窜出去，咬住熊瞎子的屁股，可是，熊瞎子一摔，卡拉玛、尼那肯就滚到一丈远的地方了。但这时，它却感到四面受敌的威胁，它勉强站起来，向四面八方发出巨大的报复的嗥叫。这时，它头部中弹了。
鄂伦春人就是这样冒着生命的危险获得鹿茸、熊胆、犴鼻……和宝贵的皮张的。
但是，解放以前，反动的统治阶级称他们是“野人”。那些具有狼和狐狸双重性格的商人，常常用一包盐，掺了水的酒，讹诈去那些贵重的东西。还有的采用更加卑鄙的手段，假作同鄂伦春人做“安达”（交朋友），在把诚实的“朋友”灌醉以后，卑鄙地抢走他们的东西。日寇占领时期，更把大批的烟土运进森林，恶毒地要从精神上、肉体上彻底摧毁这个民族。
已过去的岁月里，官僚、政客、商人、强盗，他们只知道对鹿茸、熊胆、犴鼻和毛茸茸的皮张垂涎三尺，却毫不关心和同情猎获这些东西的人。就说戈万才吧，他亲眼看着爸爸病死在呻吟声中，哥哥在病魔面前翻身打滚，却看不到“安达”的踪影，也没有人送给他们芝麻大的药品，一直到病人闭上含泪的眼睛。戈万才回忆起已往的情景，久久低着头，他说：“过去，我从不懂得难过，我以为世界上的人，都像鄂伦春人一样生活，一样死去，谁知道并不是这样，我难过，爸爸、妈妈、哥哥死得太早，他们要能看到今天……”
解放后，党和政府首先帮助鄂伦春人定居下来，教他们种地，就说绿化农、猎社这个七十五户的林业点吧，设立了供销社，建立了小学校、卫生所、接生站、理发馆，最近又要盖书店。社员每年可以看到两三次电影。去年成立农猎社后，由于有了分工分业，一年的收获，连鄂伦春人自己也吃惊。狩猎队猎获了鹿、堪达犴、熊、猞猁、狍子、野猪、狐狸等二千二百多只，连同农业队、副业队共收入五万一千七百多元。每个劳动日分三元五角一，一个劳力最多分六百三十元，最少也分四百二十元。
戈万才说：“鄂伦春人是飞进了社会主义啊！”
绿化农、猎社建在一块平坦的草甸里，四周是山，山上森林密布，山下河水环绕，夏天满山遍野鲜花开，真是山青水秀，鸟语花香。农业队已使上了收割机、脱谷机、清粮机。家家户户都住上了结实的、安着玻璃窗户的木屋，睡上了木床，铺上了褥子、盖上了被；妇女们脱去了兽皮，换上了花衣服；十几个小伙子在呼玛县城高级小学读书，他们有的想当工程师，有的想当拖拉机手，还有的想当电影演员……。
“这些小伙子们雄心不小啊！可是，我有个想法。”戈万才说：“咱政府提倡养活动物，我们一定要改变打猎的方法，多捉活的，将来从动物园里收获更多的鹿茸、熊胆……卖给国家。我和我那想当电影演员的丫头戈秀吉说，‘还是当咱动物园的饲养员吧，就在电影里演你自己的事情。’”说着他又笑起来了。
笑吧，鄂伦春人！从游猎到定居，从兽皮帐到收割机；从不懂医药到卫生所、接生站，从不知文字到有志做工程师……从原始生活到社会主义。鄂伦春人，在几年里，飞过多长的历史路程啊！
这时，有人找戈万才，他向我伸出了又粗又大的手，我用双手紧紧握住他，他大概想起了初见面时握手的情形，咧着大嘴笑了。四只手久久地握在一起。（附图片）
定居在大兴安岭下呼玛县白银那村的鄂伦春族妇女，高兴地领到了选民证。 张 戈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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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军与孩子 （套色木刻） 曾景初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