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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民主的气氛中展开激烈争论
——记上海知识界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本报驻上海记者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已在上海进行了普遍的传达和讨论，它已形成了上海知识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人们的普遍反映是：毛主席这个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又一个重要发展，它把我们的思想水平又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对目前国内生活中的许多矛盾现象，都得到正确的解答了，眼界打开了，对今后的事业也更加充满了信心。
上海知识界这次对毛主席讲话的讨论，非常热烈，好些过去不肯说话或不多说话的人，这次都解除顾虑，滔滔地畅所欲言。好些座谈会上都有激烈的争论。这些都是过去稀见的现象。座谈中解决了许多思想问题，也暴露了许多思想问题，这都说明讨论是在正常的民主气氛中进行的。这个讨论，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下面，记者只是就几个讨论的主要方面，作一个概略的报道。“和风细雨”与“下马看花”
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上海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毛主席这次的讲话给上海知识分子以很大振奋，讨论得也最热烈。
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党与上海知识分子的关系大有改善，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座谈中，人们提出有的问题解决还不彻底，例如有些党员对党外知识分子仍有宗派主义倾向，隔阂并未完全消除。有些人安排得也还不甚恰当，也有些新的问题发生。有些教授提出，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提出后，有些放松政治思想教育的倾向。王鹏万教授就说：党对我们批评少了，更客气了，其实，批评还是需要的，我们应当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加强团结和政治思想教育。
但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应当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方式要细一些。这点，人们谈得很多。傅雷先生的话有一定代表性。他说：中国的旧知识分子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都经过五四运动的浪潮，有进步性。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应该根据这个特点，和风细雨地进行。但过去有些部门的做法却不是那样，常常过分粗暴，这很伤人的感情。他建议对过去已经伤过感情的一些人，可以采取些措施继续团结教育他们。李小峰先生等并分析了过去产生某些粗暴作法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同志把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对自己人错用了对付敌人的方法。现在明确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用适合于人民内部的说服教育方法，就可能避免再重复过去的某些错误了。
“知识分子对工人的关系，正如汉族对少数民族一样，以前欠的债太多，现在要归还。”这是农工民主党彭朋先生发自内心深处的一段话。许多知识分子在会上都表明了今后应当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心愿。要教育人民，自己就首先得受教育，向群众、向实际学习。袁希洛先生说得好：“说实在话，知识分子的知识是有限的，自孔子以后，知识分子就有些自高自大、好为人师，实在是误人子弟。中国有句老话：‘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要做人民的先生，自己就更得学习。”好些人在会上提出，今后要争取更多机会下工厂，下农村，去接近工农群众，不要只是“走马观花”地走一趟，要认真地“下马看花”，深一步地了解工农兵。社会人士陈长蘅先生建议，今后地方人民政协可以多负责组织一些下乡下厂等参观活动。“老骨头要当小学生”
在传达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以后，有些干部（也包括一些比较负责的干部），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感到思想上压力很大。相当普遍地认为：今后“工作难做了，领导难当了”。“左”了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右”了又怕犯机会主义，丧失了立场。所以，工作起来缩手缩脚，怕犯错误，总是埋怨领导，埋怨客观。有的人在调查剧目中，不敢发言，怕影响团结。这些干部或多或少把自己置于旁观者的地位，脱离了当前的政治斗争。中共卢湾区区委同志对百家争鸣的方针较普遍的表现是不够关心，认为这是“市里的事”，对究竟如何贯彻也不明确，缩手缩脚，忧虑重重，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竟谁对，不好掌握。”榆林区委一个部长怀疑“提高思想提高觉悟是否一定要放唯心主义？放出以后会不会影响马列主义阵地？”有的干部认为目前不是“放”的太多，而是不够，今后还要放。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许多党员、干部认为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警惕自己不要在新时代面前落伍。不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学；自己知识不够了，要赶快补上；工作担子重了，更要很好地担起来。徐平羽、陈山同志在讨论会上都表示：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以后，任务很重，必须好好学习。陈山同志说：现在“说服教育”比过去的“压”，不知难多少倍了，要很好学习“辩证法的书已积满了灰尘了”。徐平羽同志认为要使百家争鸣通过乱而达到统一、提高，必须学习，过去的一套不够了，新的知识缺乏，翻天复地当中老骨头要当小学生了。
许多干部已经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化忧为福的良药。负责公安工作的干部在讨论中认为：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公安工作有现实意义。如果了解情况不深，很可能将主要矛盾当次要矛盾；把非对抗性矛盾当作对抗性矛盾。普陀区公安分局局长觉得过去是喜欢用公安局名义压人，现在认识到应有分析。有的干部过去对1957年就学就业等矛盾的处理，办法不多，信心不高，听了报告以后，认为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可以解决。上海京剧院的同志说：过去对领导上的缺点意见多，现在知道这是内部矛盾，应用正确办法解决。
在这个思想变动中，有些干部还是把握不住的，总觉得“左”比“右”好点。有这样一件事；龙华苗圃职工向领导上提了约二百条意见。经分析的结果，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苗圃领导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会上表示接受大家意见，问题解决了。园林管理处认为这样做很好，要好好总结经验，通报各单位。但是，直接领导这个单位的负责同志却严加批评，认为这样做不对，把正确的做法，一棒子打回去了。在新的思想冲击下，虽然还有一些人总想用老办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是，许多许多的干部、党员是愿意在这时代的洪流里受到锻炼，主动、积极地参加到斗争中来。上海市委一些比较负责的干部在讨论毛主席报告的时候，深切地感到要学习毛主席处理问题的方法，从不利的方面看出有利的因素，充满信心地进行革命工作。“从六亿人口出发”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是上海市许多座谈会上人们讨论最热烈的中心之一，人们说，中国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处理国家事务都得从六亿人口出发，来进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条战略方针。在讨论中，人们特别关心到下列几件事：中小学生升学问题，社会就业，节育等等。尤其是升学问题，上海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的几个小组都集中地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出发来解决升学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过去教育部门在这方面没有安排好。刘哲民、张云澄先生等好些人都批评到过去这方面的工作就仿佛是刮风，一阵风是都可以上学，一阵风又不能全上学了，下阵风说要实行普遍教育了，现在又说40％的学龄儿童不能上学了，这说明教育工作部门过去没有掌握好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
现在明确了方针，人们就可以据此想办法来解决矛盾。座谈会上，人们提出了许多解决升学问题的建议。陈望道、张江树先生说：各大学可利用现有师资、设备，设立附属中学（从高一办起）。这种附属中学带有私塾性质，由教授们义务执教，但首先要吸收教职员子弟入学。张锐、程应镠、姜鉴秋等先生都说到：现在可及时在教育界“开放自由市场”，发动社会力量来办民办小学、补习班、进修班，私塾的地点、家具可利用居民委员会原有的扫盲设备。胡厥文先生的夫人沈方成和吴朗西先生建议：初中毕业生和部分家庭知识妇女，可以当私塾教师，还可以争取资本家拿出一些定息来作经费。还有许多人提出了各种建议，例如中学可以实行三部制和七天制，大学也可以实行二部制，学制要作适当改革，中、小学学习时间可适当缩短。政府应鼓励自学，定期考试，考试成绩优良的给予一定名义。还可以吸收一些人到服务性行业去做接班人等等。总之，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案之下，发动社会力量，利用多种方式，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节育也是当前关系六亿人民的一件大事，讨论中大部分人都拥护实行节育，但也有人提出异议。社会人士袁希洛等先生认为中国人口不是节制问题，而是移民问题，因为有的地方人口过稀。民主建国会雷平一先生提醒说，关于节育的宣传有些小城市和农村里发生误解，以为是“共产党不让人养孩子”，便抢着结婚。有些宗教界的先生反对避孕，尤其反对人工流产。一位基督教长老举圣经中的事说：犹大的儿子堕了胎，神是不降福而给以处罚。天主教的有些先生认为人工流产“违反第六戒”。总之，讨论会上人们都根据自己的观点，无保留地说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打倒教条主义，大胆“放”大胆“鸣”
要放而不要收，这是上海绝大部分文化界人士共同的语言。文化出版社许君远说：“现在我敢畅所欲言了，因为心中有了底。过去我对‘放’‘鸣’的政策是怀疑的，大家在反对新民报上林放的片面论，围剿王蒙，这样，我得看看行情。人民出版社有些党员过去觉得陈其通的文章好，我们就怀疑党的政策是否变了。现在这些问题我都解决了。”新民报一位党外朋友说：过去有个朋友把百家争鸣比作捕鼠机，老鼠看见肉，伸出头来，就被捕鼠机扣住。在未到北京开会前，我也同意这个看法，但现在我是信服百家争鸣的政策了。
上海作家协会小说组讨论中严格地批评了教条主义。有人说，上海的教条主义势力很强，赞成大胆放的10％也不到。如果不打垮教条主义，“放”“鸣”是有困难的。有人说，过去“放”不出来和编辑部有关，编辑不尊重作者，而是要作者服从编辑部，根据编辑部的意图放花。有人说目前儿童文学中清规戒律还很多，最近有幅漫画，内容是许多兄弟分橘子，把大的分给最小的弟弟吃。教育局一位同志看了画说：“这幅漫画很好，可惜没有把橘子皮丢在字纸篓里。”大家觉得这是教条主义的一个例子。
上海电影制片厂编辑处许多同志对工农兵的方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包时说：“是否只有工农兵题材才有香花？如李天济写了妓女改造这个题材，是否也能算香花？我不明白。”羽山批评上海电影制片厂领导方面对工农兵方向问题的看法是教条主义的。他说：“过去我们所以接受教条主义，因为自己头脑中也有教条主义。”另一位同志说：“有些作家现在写东西连主题思想都不要了，美其名是反公式化、概念化。反对教条主义不要草木皆兵，什么都是教条。”
戏剧界有些人主张放，但认为同时必须加强领导。陶雄说：“放不是说不要社会主义，而是‘放’出来让大家认识。领导干部不能决定那个要那个不要，但也不能不管。如何加强领导是个大问题。”
“两好并一好”
上海工商界争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的性质问题。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工商界许多人感到“心定了”。
水上运输业魏文翰认为过去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总是工人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听了报告很有启发，明确了自己是在民主之内的，专政仅仅是对敌人。在明确这个问题的同时，工商界人士更深地体会到：本来是对抗性矛盾变成非对抗性的矛盾固然有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但如果没有“三反”、“五反”运动，矛盾的转化是要缓慢一些的。因此，有不少人认为“五反”、“三反”的民主虽然大了一些，还是十分必要。橡胶业颜金星说：“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个矛盾的转化，不要放松改造，否则又要死灰复燃。”建筑工程业褚荣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两好并一好！党和政府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第二类矛盾里；资本家也愿意这样做。这不是两好并一好吗！
工商界在讨论毛主席的讲话的时候，有些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思想不通。认为这样提是打击了资本家的积极性。可是，更多的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工商界董寅初说：“不要改造的只是少数，主要是放松改造，原因是主观上因定息七年而有‘笃定’思想，客观上是民建和工商联工作没有搞好。”部分工商界人士还要求政协、工商联、同业公会等有关方面密切配合，加强对私方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克服过去各方面乱抓，但又搞得不深不透的混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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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争鸣”中求得统一和提高
首都学术界、文艺界人士的意见
本报讯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引起了首都学术界和文艺界热烈讨论。4月10日本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和周扬同志对文汇报记者的谈话以后，大家对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体会更深。近几日来，记者和一些学术界和文艺界人士交谈时，他们都表示热烈拥护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庚说：自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大家说话没顾虑了，胆大了。陈其通等同志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发表后，好多人看了心里就怀疑，是不是党的方针又变了，要收缩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才把这些怀疑打消了。
过去有好些人批评的态度不正确，动不动就给人扣个大帽子，恨不得一棒子把人打死，这样，虽然批评的是少数人，但其他的人看了，也就不敢说话了。有些人不是某一个问题的专家，也没对某一个问题进行过研究，就随便批评别人的文章。
现在，没有这种现象了，真正是学术性的讨论了。学校里新开了一些课，同一门课同时由两位观点不同的教师开课，像红楼梦研究就是这样。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谦之，最近很忙，他除了教学外，还抽空修改整理他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准备出版。以前写的“中国哲学对日本之影响”和“中国思想对欧洲文化之影响”也准备修改出版。他说，要在过去，这些书他不一定敢拿出来发表，现在没什么顾虑了。他说，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极了，这说明党的眼光远大。任何思想上的分歧都只有在争论中才能求得统一和提高。
北京大学哲学系自从提出争鸣的方针后，活跃多了。开了几门新课，像“罗素的哲学”、“黑格尔哲学”。前些时还开了一次讨论会。这个讨论会规模不小，武汉、天津都有人来，会上争论很热烈。朱谦之原来准备发言三次，结果因说话的人太多，自己只发了一次言。经过争论，一些问题有了结论，大家的思想都提高了。那次会虽然讨论了四天，但大家觉得有好多问题还没讨论，他们准备5月4日再讨论一次。12日已开了预备会，并拟出了讨论提纲。除了讨论胡绳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和冯友兰的反驳文章外（最近准备发表），还打算讨论一些有趣的题目：如老子、庄子的哲学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我们对道教和佛教如何评价？对王阳明的思想怎样评价？对王道霸道如何解释等等。
著名的经济学家徐毓楠先生说，在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北京大学经济系这学期正式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课程（由徐先生负责讲授），并已讲了六讲。不过他认为在讲授这一门课程中有许多困难：一方面是听讲的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感性知识和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初步基础知识了解的很少，因此不能对资本主义经济学作进一步的研讨。而讲课的教师也因参考书缺少，研究的时间不够，所以对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的批判也难全面和深刻。同时目前我国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一般是不够深刻和准确的，徐先生认为今后在批判态度上应该实事求是，准确地击中它的要害，使敌人没有反驳的余地。
接着他又谈到当前经济学方面的讨论情况。他认为目前在这方面的争鸣还只限于在名词概念上兜圈子。对当前国家重大的经济问题从理论上探讨和研究的工作还没有开始，这种现象在目前刚开始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初期是难免的，但如果长此下去，在经济学方面是难以争鸣起来的。因为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实际的科学，要与当前实际情况紧密地联系。我们这些研究经济学的人不接触实际，对实际知识知道的少得几乎等于零，所以在研究国家当前经济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很难以从理论上加以阐述，有时简直是插不上嘴。这是很不好的。而且有许多老经济学家现在都转到搞历史方面去，也是值得注意的情况。如何能从目前名词概念兜圈子中转到对实际问题的探讨，这需要领导上的领导和支援，目前在这方面作的很差。
在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的一间工作室里，记者访问了著名的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刘先生说真理是不怕辩的，而且越辩越明。只有采取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会使大家更大胆更深入去探讨、摸索、创造新的东西。在这些新的东西中必然会有些是不好的，但在广大人民利益面前的考验下，在艺术界中的争论、评论下，我想不仅坏的东西得不到发展，而符合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符合于人民日渐提高的艺术上的新要求的东西，是会更加提高、完整的。刘开渠先生还对美术界今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是尽可能使美术界每一门类都能得到应有的发展。第二是艺术批评工作不仅要根据今天社会需要，而且还要根据今后发展可能来研究创作中的各种问题，以便给新的发展打开路子。第三是每件作品产生的具体条件和它们怎样到达人民手中都是不同的，如雕塑家在创作雕塑品所需的工作条件就不同于一位画家，更不同于一位小说家，诗人的诗以印出来和群众见面，雕塑品以立在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供人民欣赏，因此，负责做组织领导工作的同志应该考虑到它们的这些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帮助艺术家进行创作。这样“百花齐放”精神在美术创作实践上就会得到更多的发扬。
著名的昆曲演员白云生先生以他生平的经历，对记者畅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他说，过去几年，虽然没有人“禁鸣”“禁放”，可是很多人在思想上总是不够明确。老艺人们由于在旧社会一向受压制，顾虑比较多，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逐渐解除。拿昆曲来说，文艺界人士没有不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剧种的，但是过去没人敢提倡，因为怕被扣“宫庭士大夫阶级”、“复古思想”、“封建主义”之类的大帽子。昆曲“十五贯”上演以后，很受群众欢迎，中央负责同志也给了鼓励和指示，昆曲才又得到新生。白先生又说发掘旧剧目，让更多的好花开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更重要、更困难的是在接受了祖国文化遗产以后，创造出新的花朵。他告诉记者，他同他的同事们，正在加紧排练昆曲，并着手改编一些戏词，尽量作到不失原有风格又通俗化。他说今天对老艺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为国家培养新生力量。
著名的电影演员赵丹、黄宗英认为在“电影的锣鼓”一文中，作者单纯用“票房价值”来衡量一部电影的好坏，这显然是片面的。他们说：“在解放以前，像‘火烧红莲寺’‘十三号凶宅’等黄色、迎合小市民口味的影片卖座率也很高，难道能说这些片子是好影片吗？难道我们的电影再倒退到解放以前的老路？目前，电影在面向工农兵的同时，有些影片显得概念化、公式化，因此群众不欢迎、卖座率低；这是由于剧作家、导演、演员没有很好地改造自己，不能深入工农兵的内心，因此不能正确表现出他们的形象。真正正确地表现了工农兵形象的‘白毛女’、‘渡江侦察记’、‘董存瑞’、‘上甘岭’等影片除了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外，卖座率不也是空前的吗？”
赵丹、黄宗英又谈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上已从行政组织上给“百花齐放”提供了保证。不久以前，上影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和摄影师等已在适当平均力量的前提下，按照个人的自愿组成了三个厂。
许多长时期来没有在银幕上露脸的老演员都在拍摄新片。刘琼、秦怡和一些新演员正在拍制“女篮五号”，历史剧“林则徐”、“林冲”将由赵丹、舒适等主演，刘琼和赵丹等将合作“海魂”，舒适将主演“情深意长”，石挥则正在埋头创作电影剧本“海燕号遇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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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内蒙古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讨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新华社呼和浩特14日电 昨天结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充分的时间认真讨论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会议要求政协委员们今后要更好地加强协商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自治区的建设事业。
会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委员们讨论了这个讲话，而且结合讨论自治区的工作，充分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决议要求全体委员和政协各级组织，应根据自治区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各项政策，继续加强协商和思想改造工作，切实注意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解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自治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为此，决议要求目前自治区的所有国家机关、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必须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杜绝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并且通过各种讲演、座谈、专题讲座等方式，大力宣传增产节约的重大意义。
会上，政协委员们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充分的发扬了民主，对各级党的和政府的领导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委员们特别对地方工业产品质量低、公费医疗中的浪费现象和中等学校师资质量低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由于有些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领导方法的一般化，有些缺点已给工作带来了损失。有的委员批评呼和浩特城市建设中由于缺乏完整规划，每幢楼房都装置一个锅炉，呼和浩特建筑的一百零八幢楼房，就有一百零五个烟囱、水塔和水箱，既不美观，而又浪费。去年仅建筑烟囱就花费了四百万元。有些委员对邮电部门不重视自治区内的刊物发行也提出了意见，邮电部门经常积压，延期投递，引起群众不满。会上有的人说，当草原上的人们在邮局订不到、书店买不到杂志时，便向“鸿雁”等杂志编辑部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莫非嫌我们这地方冷，不向我们这里飞吗？”在会议期间，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为了征求政协委员们对各级党委领导工作的意见，还专门邀请全体委员举行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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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广大干部学习讨论毛主席的讲话
初步划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
本报保定电 河北省广大干部已经普遍地学习和讨论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并正在向城乡基层党员传达。
广大干部经过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这一讲话，初步划清了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中共望都县委组织部长刘喜善说：“我在听毛主席的讲话以前，有时就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对性的矛盾。如对一些对农业社不满的社员抱敌视态度，结果更引起了这些人的不满。现在知道人民内部的问题，必须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解决。”保定发电厂厂长孙国斌说：早先一听说工人对领导干部不满，心里就没底。现在明白了，关键在于自己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依靠工人把企业办好。许多干部经过学习，心里有了底，增强了做好工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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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清敌我界限 改进工作作风
武汉市干部学习毛主席讲话获得初步成绩
本报武汉电 毛主席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正在武汉市干部中普遍传达和学习，以改进思想方法，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在这次初步学习中，许多领导干部都认为过去虽然也处理过一些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认识不明确。经过这次学习后，头脑清醒多了。有的还检查到过去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时过分强调群众
“极端主义”、“要求过高”，忽视了采纳群众的正确意见以改进领导，克服官僚主义，然后再在群众中分清是非，树立正确思想。武昌车辆厂检查到过去对人民内部问题和敌我问题的界限分不清楚。许多技术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也普遍反映毛主席的讲话“平易近人”，“以理服人”。
在这次初步学习中，也暴露出干部中还有一些思想问题。有的干部认为“情况比过去复杂多了，干部难当了”，也有的认为“现在群众民主太多，事情难办”，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中共武汉市委分析了这个情况，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干部没有充分领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还存有抵触思想。如何在工作中团结群众，特别是团结落后群众，亲切关怀和教育他们，还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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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等地有些机关
违背国务院规定私自招收人员
监察、劳动部门已提请领导机关制止
本报讯 1956年11月16日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停止增设机构扩大编制的通知”发出后，有些机关和企业仍在私自招收人员。
森林工业部在国务院发出通知后，于1956年11月27、28两日派出两个招聘工作组赴武汉、广州、上海等地招收工作人员。共招收了四十一人，其中有年满七十三岁的老人，有患精神病的。北京市有十四个单位（中央机关所属单位四个，市属单位十个）私自招收人员二百余名。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工业干部学校在去年12月私自招收十五名农民。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所属兰州刘家峡水力发电工程局筹备处驻京办事处在去年12月份私自招收技术工人三十一名。北京市第二地方工业局所属玻璃厂在去年12月6日以后，未经任何批准手续，私自录用炊事员、保育员、学徒工七人，并把十三名临时工转为长期工。北京市农林水利局东郊牧畜场在听了市人民委员会关于冻结编制决定的传达后，仍然请示农林水利局将三十四名临时工转正，未得到农林水利局同意，就擅自办理了转正手续。福建省省级机关和福州、南平两市有十几个单位，从去年11月7日到今年2月底，私自招收干部六十二人，固定工人五十九人，试用干部转正十八人，培养驾驶员转正四十二人，共计一百八十一人。
从北京市一些单位私自招收来的人员看，大部分是外地的农民，一般是从事体力劳动和作勤杂工的；而这些人员在北京市的机关、企业中是可以调剂解决的。
国家监察机关和劳动部门在发现上述违反国务院指示、私自招收人员的情况后，已分别向国务院、主管部门和当地人民委员会作了报告。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已经通报了市监察局和劳动局的调查报告，并责成各单位认真检查执行国务院指示的情况，严格制止私自招收人员的现象。 （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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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制止私自招收人员的现象
应麟
据北京、福建等地监察、劳动部门的反映，在国务院发出“关于国家机关停止增设机构扩大编制的通知”以后，有一些机关和企业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仍在私自招收人员。监察、劳动部门在检查发现上述违反国家法令的现象后，已经报请有关的领导机关通令制止，这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机构臃肿、编制过大和人员过多，这是当前许多机关和企业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增加了国家经费的开支，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助长了机关企业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不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有害的现象，党和国家除已指示各地必须认真地和有计划地精简机构和整顿编制以外，还由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国家机关停止增设机构扩大编制的通知”。党和国家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在精简整编的同时，如果不制止机关、企业随意增设机构和招收人员，就不但不可能达到精简整编的目的；而且必然使得机构愈来愈庞大，人员愈来愈多，给今后的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这个道理是极为明白的。但是，仍然有些机关和企业只要感到工作上有“需要”，特别是只要自己觉得方便和顺手，就置国家的法令于不顾，仍然在私自招收人员，甚至派出招聘组四出招聘。这种本位主义的思想显然是错误的。
当然，由于各机关和企业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情况是不平衡的，就是在贯彻执行国务院通知的期间，有些机关和企业仍然需要增加一些人员。但是，增加人员，首先要在各地方和各系统之间调剂解决；只有在内部无法调剂解决的时候，才应报请领导机关批准招收人员。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领导机关统一掌握编制和人员的情况，而不致出现这个机关在精简人员、那个机关在招收人员的反常现象。但是，北京、福建等地的一些机关和企业并没有经过领导机关批准，就私自在那里招收人员。这表明它们的组织观念十分薄弱，同时它们是不是真正需要增加人员，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有必要对这类事件加以检查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严肃国家的政纪，有效地制止这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