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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友好，永远合作
本报记者 李何
一位苏联朋友说：“到过中国的人，对中国普遍发生一种特别的感情。”
另一位苏联朋友补充说：“是的。都爱起中国来了。中国真有魅人的吸引力。”
确实如此。苏联人民对中国的喜爱一年年增长着。到过中国的苏联同志更是这样。他们把自己在中国所感受的友谊，带回国来，传播到广大的人们中去。不少苏联同志从中国归来以后，不是几天而是经年累月介绍见闻和感受。他们对中国的喜爱，生长在中苏友好的深厚土壤里，反过来又加肥加厚这种土壤。他们不是中苏友好的单纯反映者，而是中苏友好的积极推进者。
最近见了几位到过中国的苏联同志。他们如对家人一样谈起了关于中国的印象，有的还提出了诚挚的建议。安特罗波夫说
中苏两国拥有一切矿藏，这要求两国地质工作者进行科学的概括和创造科学的理论，成为各国地质工作者的榜样。
苏联地质和矿藏保护部部长安特罗波夫，在今年2月间带领苏联地质学家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我表示要见他的第二天，他就接见了我。
“你们的地质工作给了我强烈的印象”，安特罗波夫一见面就说，“我回国后作了许多次报告”。他畅谈了几点：第一，中国的地质和勘探工作的组织形式很好，全部工作都归地质部领导，地面的研究和地下矿藏的研究都由地质部掌握，这是合理的。第二，中国地质勘探人员非常努力，因此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就，特别在有色金属方面。他确信，锡、钨、钼、锑、水银、铍等等重要矿物，中国将在世界上占据一个首要的地位。在勘探放射性矿藏方面，中国也将取得巨大的成就。第三，李四光的地质理论，不仅从形状而且从运动来研究地壳结构，是进步的。他将组织中国留学生把李四光的著作翻译出来，交苏联出版社出版。
美国地质学家曾经断定中国地质基本上是大陆沉积，不会藏有石油。安特罗波夫觉得，正是这种有害的论点，妨碍了过去中国对石油的勘探。他很高兴在新疆、柴达木等地发现油床，因为这推翻了中国地下没有石油的谬论。
中苏两国在辽远的土地上接壤，许多矿藏绵延在两国境内。安特罗波夫认为，两国地质工作者交换经验和合作勘探接壤地带的矿藏，将对中苏两国都有益处。他说：
“我们和中国朋友一起商量了这些问题，想好了实现的办法。我们将像兄弟般行动。”在中国的西北和苏联的中亚，适宜于展开石油勘探和放射性的可燃性生物岩的研究。根据这些区域的地质和结构，可以设想，这些问题将会顺利解决。在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远东，是所谓太平洋多种金属地带。在这些区域，必须综合地和全面地研究两国的地质，以便寻找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矿床。
安特罗波夫最后说：中苏两国领土广大，而且拥有一切矿藏，一百零一种元素应有尽有。这要求两国地质工作者进行广泛的多方面的概括，弄清区域的地质的规律性，创造科学的理论，这种科学的概括和理论将成为世界地质工作者的榜样。波列沃伊建议
为了加强中苏友好合作，应增进作家之间的往来；加强培养翻译人员，不使译作失去语言香味；多多翻译优秀作品；拍摄中苏友谊影片。
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波列沃伊去年参加鲁迅纪念回来以后，已经发表了一本很厚的“在中国的三万里”的游记。他见面时说：“我是国际漫游家，时常游历国外，可是没有一次像在中国当记者那一个月那样有兴趣。”他的作品是在旅途写好的。他说，如果回来以后再动笔，许多细节就无法核对了。这说明他是一个勤快的报刊工作者。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民对苏联的友好感情”，波列沃伊同志举了在天桥市场上卖萝卜老汉所流露的真诚的友谊（这位老汉的照片已经在最近一期的“星火”杂志上与苏联人见面了）。他看到这种友谊表现在许多行动中；例如，在洛阳正在建筑一座大拖拉机工厂，其速度超过苏联以往建筑的，因为中国同志创造性地运用着苏联经验。
“你们有一个很好的口号：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波列沃伊说，“但是这个口号有点过时了，我想增加一个口号：互相学习”。
我插话说：“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没有过时。无论如何，我们还是首先向你们学习。”
波列沃伊说：“你晓得，要是做老大哥的只教不学，那么总有一天搔搔后脑勺，觉得不如年青兄弟了。所以我们需要互相学习，而且彼此都有可以学习的东西。”
这位作家的话使我记起最近一两年来，苏联朋友和我接触时候，都一再强调彼此学习。他的话出于一片诚意。他援引几件事证明他的论点：“第一，你们的亚热带地方一年三熟。我们也有亚热带地方，一年一熟。我们需要把格鲁吉亚、土库曼的集体农庄庄员派到广东学习。第二，我在看到了你们的版画以后有这样的感觉，鲁迅号召过中国画家学习苏联版画，而现在我们需要反过来向你们学习。应该在苏联举行中国版画展览会。第三，我在‘真理报’上介绍了中国作家下乡下厂长期体验生活的事实。这种经验值得我们的作家学习。”
波列沃伊的谈锋转到中苏合作。他说：一起工作，这是友好的最鲜明的表现。建筑长江大桥桥墩的新颖方法，就是这种合作的产物。他提出了如下加强中苏文化合作的建议：第一，需要从作家协会的友好来往进展到作家之间的友好来往。第二，需要加强翻译人员的培养，互派翻译人员留学深造，使翻译出来的作品不失去语言的香味。第三，需要挑选优秀的作品翻译。重要的不是翻译出多少作品，而是翻译出好作品。不是名噪一时的作品都能反映人民的生活。所以需要出版中苏两国作品的图书评介。第四，如果合作拍制两部影片，描述最近四十年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包括中国人参加苏联国内战争到鲍罗廷和加仑将军在中国的事迹，那是极有兴趣的。第五，旅行者最好不要混合编队，而按照职业把医生和医生，工程师和工程师，作家和作家组织一起，使人们得益更多。第六，需要扩大剧团的交换，不要限于大剧团，也要包括民间剧团，甚至木偶班子。第七，值得举行单独的美术家，如像画家齐白石或者雕刻家穆兴娜的作品的展览会。
波列沃伊滔滔不绝地谈了这些意见以后说：“这些都是有益于我们的共同的事业的。我们的心和谐地跳动着。需要加强联系。这就是我从中国回来后产生的念头”。维列依斯基的画
他所画的中国山水，有中国画风格；他所画的人物，面貌和神气都很像中国人。
苏联画家奥列斯特·维列依斯基在“星火”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中国山水人物的写生。他在去年年底到过中国。他所画的中国山水，带有中国画的风格；他所画的人物，面貌和神气都很像中国人。我把这个感觉对他说了。
维列依斯基说：“我努力用中国的笔法画中国。要是我画得真正合乎中国的风格，那对我是很大的荣幸。”在中国解放以前，苏联画家和日本往来接触比较多，有时把日本的风格与中国的风格混同起来。维列依斯基在访问我国时很注意中国人的性格并且辛勤地勾绘人物。他说：“我们是乘飞机去的，从飞机的窗口望见精耕细作的中国田地，已经感觉到中国人民爱好劳动的态度了。和人们接触以后，这种印象更加强烈。人们的安详、守纪律、爱好劳动，使我们赞赏。工作是那么不慌不忙，对未来是那么充满信心。”他的画确实抓住了这些特点。
对中国画的喜欢和了解，使维列依斯基的画幅里蕴藏有浓厚的中国画的气息。他的父亲也是画家，经常把翻印的中国画给他看，所以他自幼就爱好中国画。他说：“不知道中国自然环境的人，误认中国画是临摹品。我见到中国自然环境，确信中国画是现实主义的，真实地描写中国自然环境的。中国的自然环境要求中国画家具有独特的笔法。中国自然环境太美丽了，使人怀疑画中的美丽不是真的。”他觉得：中国画有严整的规律，而像齐白石、徐悲鸿等等画家又有鲜明可辨的个性。中国画家擅长于用笔简洁而用意深长，几道轻笔就产生巨大的效果，这种朴素是从苦功夫中来的。他说：“我愿学会这种言简意赅的笔法。”
这位表示愿意骑着毛驴走遍中国的画家说：“百花齐放的方针引导中国画家从条条道路走向同一目标。这将得出巨大的结果。中苏两国画家需要互相学习。如果中苏两国的艺术能够充分地交流，彼此将会更加丰富。”
（4月11日于莫斯科）（附图片）
现在苏联许多学校都开设了中文课。塔什干第五十九中学就是其中的一个。教员们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中文，利用反映中国现实的各种图片和宣传画作实物教材。在教员们的努力教导下，学生认识了不少中国方块字。他们经常阅读中国儿童报刊，不少学生现在已经能够读中国的诗歌，在课堂上也可以用中文回答教师的问题。
这是女教师曼古托娃正在给三年级学生上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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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友谊的故事
深夜就医
不久前的一天深夜，在中苏国境上的一个苏联边防哨里，电话铃声突然响了。听筒里传来了一个中国人讲的不很流利的俄语声，他说，在离苏联边境二十多公里的一个中国小县城中，有一个中国人突然患了重病，附近又没有能够医治这种病的医生。因此，要求把这个病人送到苏联去医治。哨岗和司令部联系后，立刻作出了同意的回答。不久，病人就被送到哨卡，并且在那里由汽车送到医院去了。医院的外科医生伊凡诺娃给病人检查后断定是“蜂窝织炎性阑尾炎”，连夜给病人动手术，四十分钟以后，病人就脱离了险境。
一把渔刀
去年7月间，一位苏联渔民，驾着小船在中苏交界的乌苏里江中打鱼。突然风暴来了，江面顿时掀起了大浪，浪涛一个接一个地向着这只小船猛烈冲击，把小船抛起来又摔下去，最后终于把它吞没了。
就在这个危险的时候，我们虎头乡的一个农场捕鱼队的一位队员（他是一位复员军人），马上跳进浪中，迅速地向那位在浪中挣扎的苏联渔民那里游去。他刚把那个苏联渔民拖起来，大浪又把他们分开，都打下水去。可是那位捕鱼队队员并不灰心，又继续向前追，如此几次，一直追到乌苏里江中的一个小岛附近，才把那位苏联渔民从水中拖出来。后来，这位捕鱼队队员又把那只小船找了回来。这时，风平了，浪静了，那位昏迷的苏联渔民，也苏醒了。
在临别的时候，苏联渔民从腰里解下一把心爱的渔刀，拍着心口塞到中国捕鱼队队员的手里。接着他们就热烈的拥抱在一起。第二天，苏联边防军还派了一位中校大队长，带着翻译，亲自过河来道谢。
（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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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想起在苏联的那些日子
李纯青
几个月前，我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苏联，有机会不止一次见到伏罗希洛夫主席。我久仰他是一位百战疆场的伟大将军，我想他一定是威风凛凛，神采奕奕。出人意料地我看到：伏罗希洛夫主席个子并不特别高，声音也不特别宏亮，脸上时时浮出微笑，谈吐安闲一如家常。他是一位仁厚的长者，发射着一种祥瑞的柔光，像冬天的太阳那样使人喜欢亲近。伏罗希洛夫主席，现在您来了，北京能够看到您，中国人民能够看到您，十分荣幸。
我想起我在苏联的那些日子：
雪花在莫斯科街中飞舞，像万马奔腾。天又黄又灰，沉甸甸地像要塌下来。我们驱车到郊外去参观原子能发电站，看见房子、树木都蒙上了一重皑皑的白雪。雪拥道路，汽车走得很慢。忽然前面的车停下来，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我看见一个高高的塑像站在路旁，而周围，是万木无声。那塑像露着背，隆着胸，两手往后交叉着，掌心向天，全身捆着条条的粗绳，显然是动弹不得，但是她的头昂然，她的双眼向前方怒视。
“是卓娅，卓娅呀！”
“卓娅是这村子里的人！”
我们不约而同地在这位女英雄的塑像面前低下头来。
卓娅的形象在我心里留下痛苦的记忆。但是我从这里认识到，今天苏联国家的强盛是经受无数牺牲，战斗过来的。老实说，我还不时发现苏联至今还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战争创伤。当你进入百货商店，或者坐在歌舞剧院里，或者漫步在街头，只要你一举目，就会奇异地发现这里是女多于男。这种现象在列宁格勒特别显著。她们的兄弟、丈夫、父亲和儿子到哪里去了呢？
很多是在战争中勇敢牺牲了。
丧失亲人是人间一种深刻的痛苦，而无数的苏联人背着这个痛苦整整一代。
我没有奇怪法西斯的残酷，也没有奇怪帝国主义的嗜好战争。我奇怪的是，苏联人民忍受痛苦的本领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不但表现在过去的卫国战争中，而且表现在建设上的艰苦奋斗，生活上的朴素和忍受，更表现在对兄弟国家的各方面关系上。只消举出一端就可以知道了。——今天苏联的肉类并不十分充裕，但是苏联人民仍然把肉类拿去援助东欧的兄弟国家。伏罗希洛夫主席，我们欢迎您，我们尊敬苏联人民的高贵品质！
在苏联，我呆的时间不长，去的地方不多，我没有看到太阳的奇景，没有看到北极的冰山，也没有看到静静的顿河。但我已经知道这个国家的领土辽阔，资源丰富，工业发达，文化灿烂。我知道这里有：原子弹、氢弹和火箭。如果苏联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很难说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是苏联并不炫耀武力。共产主义有着崇高的理想，不侵略，爱和平，愿意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别的不说。如果说知识就是力量，让我们就这方面来比较一下吧。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培养出的工程师比美国多一倍有余。等第六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将有近一千万的专门人才。目前苏联高等学校学生人数，超过美、英、法、意、西德五国的总和。究竟谁的知识多，谁的力量强？
我坐在图—104飞机上，在高空中冥想。尼采傲慢他的超人哲学高出人类八千尺，他说：“一切幽深的都应当上升到我的高处”。可怜这个小丑！苏联制造的图—104式喷气飞机已经上升到一万二千公尺的高空了。我觉得苏联科学已经上升到这样的高度：诗人的狂想——人类可以飞出地球，摘几颗星星下来的这种狂想，今天在苏联已存在着可能性。人类科学从天文开始，难道不应该回到发展天文时代去吗？
伏罗希洛夫主席，我们欢迎您，我们羡慕苏联国家的富强和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
去年11月28日，我们从塔什干乘飞机回莫斯科。因为天气不好，临时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梯比利斯降落。当地主人把我们接进一个精致的餐厅，他站起来就说：“那怕是几分钟，中国人民的代表能够踏到我们的土地，我们都觉得荣幸。”然后他的眼睛看着桌子，用低沉的声调自言自语：“啊，天气，也许会把你们留在这里过夜？”
没有多久，主人又站起来，显得有点慌张，说：“我已经得到确切的情报”，说完这句就停下来，一阵懊丧的神色爬上他的脸孔，忽然眼睛湿润，喉咙哽咽，“请你们利用一分钟时间，再喝一杯！那架银翼的飞机就要起飞了。”
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就是如此。
那是另一个场合。今年1月12日，我们在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列车上。夜深沉，大地已经熟睡了。这个共和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高甫列洛夫打开话盒子，谈话兴趣正浓。他谈到这里的历史和地理，物产和人民生活，谈到卫国战争的故事，谈到普希金……这个共和国的副主席安谢洛科夫同志也精神焕发，讲了许多话又讲了一个笑话。他们两位，都是特地赶到翁格尼来迎接我们的，到了基希涅夫已经是夜漏更残，他们才被迫收住话头，匆匆下车回家。我看见一对黑影子在黑夜中消逝，心里燃烧起十分惜别的感情。
苏联人民碰到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要讲的话。伏罗希洛夫主席，我们欢迎您，我们感谢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那种兄弟的友谊。
我希望伏罗希洛夫主席在中国能够像我们在苏联过得那样愉快，希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永远丰富，希望我们两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一齐飞翔到人类遥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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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支歌常在我心中激荡
严辰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当我们祖国还在黑暗的年代，这支歌——“祖国进行曲”就为我深深喜爱。不仅仅由于它明快的旋律，更由于它歌唱的那个光辉的理想的国土，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的心。我不善于唱歌，可是仍然十遍百遍的唱着它，不能放声高歌的时候，就低低地唱着它，默默地唱着它。这歌呵，常在我心中激荡。
今天，祖国解放了，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呼吸”，还在创造着歌中赞颂的那种美好的生活。
当我踏上访苏的路程时，向往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距离光辉的国土更近了，就更迫切的想仔细地看看她，伸出臂膀来，像对母亲一样的紧紧地拥抱她。
苏联，我所长久向往的国土，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应该说，我对她并不是陌生的。在文学作品里，在歌曲里，在银幕上，在画面上，……我们曾经和她一同呼吸过。我们随着群众的行列从红场前面走过，我们和红军战士一起熬过斯大林格勒的日日夜夜，我们为达维多夫终于建立了第一个集体农庄而高兴，我们为卓娅的英勇行为掉下眼泪。……
可是亲眼看到她时，我们感觉得更贴切，我们的印象就更深刻。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她的辽阔广大，她的富饶和壮丽，她的先进的制度，辉煌的建设，灿烂的文化，人们的勤劳、勇敢和智慧。除了这些，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有对我们的关切，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情谊。在那样的气氛里，我想起了我们的一句老话：宾至如归。
我曾经徘徊在莫斯科大学的大厅里，从那些壁画上，一一辨认过苏联的、世界的科学家的图像。当我看到我国古代科学家祖冲之和李时珍的像时，心里好久不能平静。夜晚，我爬上列宁山，仰望莫斯科大学，窗户里闪亮着千万盏灯光，和天空的星群并列。我知道，有不少中国的青年，正在这灯光下钻研。久久地凝视着，我艳羡，我神往。
我们参观第比利斯的少年宫，主人介绍说，这里有一个中国文学小组，过去有一个少年喜爱白居易的诗，少年长大了，他终于把白居易的诗译成格鲁吉亚文出版了。我们没有看到这位译者，可是从另外许多少年身上，看到了和他同样的志愿。
在列宁格勒作家协会，我们收到的礼物中，有着吉托维奇翻译的杜甫诗选。我们没有能见到吉托维奇同志，他病了，但是他特地请他的夫人来出席座谈会，表示他对中国朋友的情谊。
莫斯科的百货公司，有点像北京的东安市场，新年前夕，人们特别拥挤。我们像进大观园一样弄得眼花撩乱，突然后面赶上来一位少女，问我们中国农村的姑娘，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少女的母亲替她解释，她准备新年晚会上化装中国的农村姑娘，可是挑了半天衣料，不知道什么颜色合适。她得到了回答，满意地称谢而去。我们没有来得及问她名字，可是，她的心意，她的快乐，我们是完全可以领会的。
在塔什干的联合纺织印染工厂的文化宫，画室里坐满了男工和女工，他们正在画画，在雕塑。——要知道，在革命前，乌兹别克识字的人才占人口2％。在这里，我们认识了一位老太太，她叫伊里伐古娃，已经六十六岁，做过三十年纺织工人，现在耳朵聋了，退休养老。可是，她并不满足于晒晒太阳、烤烤火炉过日子，1951年，她开始学画，学雕塑。我们看到她不少作品，为她的出色的艺术创造而惊异。
她的作品中有不少是雕塑的中国人，中国女孩，有一座是“乌兹别克和中国的友谊”。她幼年生长在新疆，雕塑中国人时，主要凭过去见到的印象，她总以未能搜集更多有关中国的资料为憾。我们送了她几张风景画片，她欢喜得久久地握着我们的手不放。
真诚的友谊，无处不在。有时不靠语言做媒介，也一样可以交流，可以互相了解。
我们从塔什干往莫斯科飞行，飞机下面是一片云海，铺展到远方。上面天空碧蓝，阳光照在云海上，闪耀着金亮的颜色。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中校，不断地为这美丽的景色发出赞叹：“哎哟哟！哎哟哟！”他对我说着什么，发现我不是乌兹别克人，顿然醒悟了似的喊：“中国人！中国人！”
接着，他把这发现告诉他的伙伴，又忙着从那里找来了两本俄文版的“人民中国”，他指着刊物上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照片，说着：好！好！他想说的许多话，他的深厚的情谊，仿佛都在这个简单的字里表现出来了。
又一次，我们从索契坐汽车往里加湖去，车沿着黑海边的山道前进，司机扎哈林柯同志一路指点介绍，成了我们很好的向导。有一段路长而曲折，他说，这路名叫“丈母娘的舌头”。一会儿又指着岩缝里渗出的泉滴，说这叫“姑娘的眼泪”。
扎哈林柯四十多岁了，大部分的时间驾驶汽车，可以说，是长年在旅途奔波的人，他那种旅途生活是紧张而沉闷的，可是他却从中找到了幽默和风趣。他是这样一种人，张开了喉咙，就会把什么心事全吐露给你的。
1937年，我国抗日战争初期，扎哈林柯同志曾驾驶着满载物资的大卡车，从阿拉木图几次去过西安。那会是什么样的道路呵，崎岖不平，这还不说，还要经过沙漠，经过漫长的荒无人烟的地方，他得自己带着干粮和水，露宿在汽车底下，走一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
那时，大概幽默和风趣，也不能减轻长途跋踄的艰苦和寂寞了。但是，为了友谊，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正义的斗争，他甘于忍受这种艰苦和寂寞。现在，他说起这些的时候，还充满了光荣感，而我们呢，就对他更加尊敬。
我们和苏联的作家接触得更多一些，到什么地方，都受到了他们热情的照顾，而且都一见如故。
天将黎明，寒冷而困倦，我们的火车到达第比利斯。在车站上接我们的，是格鲁吉亚作家协会主席、诗人莱翁涅杰等同志。莱翁涅杰同志已经五十七岁，鬓发半白，他工作很忙，可是为了迎接我们，怕错过了时间，他通宵未睡，不，他写了一夜的诗。要这么一位长者等候我们，实在觉得过意不去，他呢，像见到了分别好久的远方亲戚一样，非常兴奋。
回到旅馆，一走进门，他就滔滔不绝的为我们介绍，从当年契诃夫和高尔基住过这旅馆谈起，直到格鲁吉亚英勇不屈的斗争历史，特殊的风习，和品种繁多的著名的葡萄酒。然后，引我们去作家协会，在那里，坐满了一屋子同行，男的女的，不少人已白发苍苍，在这些长辈面前，你怎能不受感动。
离别第比利斯的那夜，按照格鲁吉亚的习惯，我们用镶着银边的牛角杯，一杯又一杯的饮干了葡萄酒，主人和主妇，一支又一支的唱着民歌。夜已深了，同志们非送行不可。在站台上，一次又一次的拥抱亲吻我们，一滴热泪滴上我的脸颊，一支电流穿过了我的全身。列车开动了，莱翁涅杰同志还一再嘱托：“问中国作家们好，他们是我的兄弟姊妹！”
苏联的作家，很多都参加过卫国战争。当祖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拿起了枪，战争结束了，他们拿起了和枪一样锐利的笔。
在基辅，陪伴我们的几位同志，都曾经出生入死地战斗过。乌克兰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普鲁特拉斯基同志，战时做过通讯员，经常坐着飞机传递情报。小说家克拉夫钦柯同志，坚守过斯大林格勒，以后直打到柏林。阿夫托玛诺夫同志，“在库良吉亚包围圈中”的作者，是报务员，三次空降敌后，最后一次在拉脱维亚，被包围九个月之久。兹巴纳茨基同志，“索柯尔松林的秘密”的作者，则是战时的游击队长，金星英雄。他的母亲为希特勒匪徒杀害，他的十四岁的弟弟被绞死，这是不共戴天的仇恨，他怎能不英勇！
兹巴纳茨基曾来过中国，参加过弗兰科纪念会，回去以后，他爱不断地谈着中国。他邀我们到他家里去作客，他的夫人特地为我们做了烤鸭，他第一次启用了中国带回去的竹筷子。这一晚，兹巴纳茨基像过节一样，胸前挂着金星英雄章。普鲁特拉斯基和克拉夫钦柯也来共度良宵。
这像是一个回忆晚会。兹巴纳茨基谈着对中国的印象，他是在向另两位没到过中国的同志介绍，其实也是让自己又一次在美好的回忆里沉醉。我们虽然离开祖国不久，想起她时，心里也总是甜滋滋的。他们又谈到了卫国战争中自己的经历，我们有的同志也参加过解放战争，于是，我们就像在一个战壕里呆过的人一样，成了亲密的兄弟。
“在这里，应该说有四个中国人。除了三位客人，我是第四个中国人。”兹巴纳茨基说。
“你做过游击队长，我做过游击队员，如果需要，只要队长一声命令，我就勇敢地冲上前去！”我们的一位同志说。……
深厚的兄弟的情谊，像温泉一样浸淫着我们，像春风一样吹拂着我们，许多情景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示我的感谢，和无穷的快乐，我只是想唱歌，很自然的又唱起了：
“……我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
好像自己祖国的主人！”
是的，在那里，就像在祖国一样，我丝毫没有异乡的感觉。是的，那里就是我们长久向往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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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田野 苏联 维列依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