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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报”改版后的新面貌文 泊
原来是半月刊的“文艺报”，从这期起改为周刊，第一号在4月14日出版。版面是八开，比以前大了一倍。编排也比以前活泼醒目，内容增加了两个版的文艺新闻，报道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和活动，以及出版、演出消息；外国文艺动态也比过去增多。原为“文艺报”主要内容的文艺评论，仍占有较多的篇幅。本期主要论文有社论“争取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高度繁荣”，俞平伯、朱光潜、方纪、韦君宜等作家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意见以及对去年“文艺报”评论员所作“电影的锣鼓”一文的评论等。
社论阐述了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大意义，认为这个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个范例”，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文化领域内的一个创造性的发展。正确地坚决地贯彻这个方针，一定会大大提高我国知识界的思想水平，从而把我国的科学、文学、艺术推进到一个高度繁荣的新阶段。”社论还批判了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的两种错误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社论指出：这两种倾向严重地阻碍了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因此，“必须解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克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和倒退，必须在思想工作上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社论同时对目前在文艺创作问题上的争论，也提出了意见，认为一方面需要克服“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各种教条式的、宗派主义的理解”；但另一方面，“要实践文艺的‘百花齐放’、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使我们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内容和丰富多采的风格和形式，主要在于作家的辛勤劳动，在于作家、艺术家和群众生活的结合。”社论对于香花和毒草的关系，以及对香花和毒草齐长的现象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也作了分析，说：“对于所谓毒草，不能采取不允许其生长的办法，也不是采取听任自流的办法，应该……使香花在这竞赛、比较和斗争的过程中，获得更强健的生命。”最后社论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大厦，这是十分巨大的复杂的工作。必须把一切有利于这个工作的积极因素充分发动起来，大家来出谋画策，大家来搬砖动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要把知识界一切积极力量发动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而进行劳动竞赛，在批评和竞赛中互相地取长补短，求得共同的团结与进步。”
关于如何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问题，是当前文艺界所最关心的，这期“文艺报”还发表了几位作家的文章。俞平伯说：“首先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有矛盾存在着，而且是发展中应该有的现象……解决这些矛盾，必须明辨是非，以
‘理’来说服人，不用‘力’来压服人。‘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仅为发见真理、发展科学的重要途径，也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改造思想的中心环节。”朱光潜在“从切身的经验谈百家争鸣”一文中，则坦率诚恳地表示：“在‘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之前，有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写一篇学术性的文章，没有读一部像样的美学书籍，或是就美学里某个问题认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我不愿，而是由于我不敢。”接着他说：“‘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了，我就松了一大口气。不但是我一个人如此，凡是我所认识的有唯心主义烙印的旧知识分子一见面谈到这个‘福音’，没有一个不喜形于色的。老实说，从那时起，我们在心理上向共产党迈进了一大步。我们喜形于色，倒不是庆幸唯心主义从此可以抬头，而是庆幸我们的唯心主义的包袱从此可以用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放下，我们还可以趁有用的余年在学术上替大家一样心爱的祖国出一把力。”
黎青作“片面性的论断”一文批驳了“电影的锣鼓”一文中的几个有原则性错误的论点，指出这篇文章有很大的片面性。首先，作者指出：“文艺报”评论员的眼光看不到工厂、矿山、农村和部队，他只根据上海、北京影院某些影片上座率不佳的材料，就匆忙的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说什么“为工农兵服务的结果‘成了抽象’了！”同时，“把‘票房价值’当成了检验问题的唯一标准，根据片面的材料，得出片面性的结论，说什么电影为工农兵服务，岂不成了‘抽象？’跟着又把造成这个‘抽象’的原因归罪于所谓‘尽量地描写工农兵’！这就使他从歧路上越走越远了”。其次，
“电影的锣鼓”一文在指责电影领导的时候，也有片面性，黎青说：这篇文章“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对于电影这个影响千百万群众的强大工具，党和政府还是少插手为妙。这自然是极其错误的。”第三，“‘电影的锣鼓’的作者在谈到过去的传统和经验的时候，却丝毫没有运用阶级的分析和历史的观察。……他没有看到两种传统，两种经验的区别，没有看到过去进步电影的经验，最主要的是时代精神、人民精神的反映，即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因此才受到人民的热爱，丢掉了这个，才真是‘丢掉了一切’。”可是，“电影的锣鼓”的作者，“在指责了把过去一脚踢开的宗派主义情绪之后，断言‘过去的一古脑儿都对’”，作者尖锐地指出：这种对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片面性的虚无主义的批评，“如果说是悲剧，那是片面性的悲剧，失去逻辑能力的悲剧，在困难前面惊惶失措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悲剧。”我认为，这篇批评对于当前电影工作的讨论和对于“电影的锣鼓”一文所引起的一些混乱思想，都将起到有力的廓清的作用。
今年3月中旬，作家协会召开了“创作规划座谈会”，不少著名作家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发表在这期“文艺报”上的“关于创作规划及其它”一文，就是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这个会上所作的结束语。在讲话中，茅盾对于订规划的好处及有关问题作了说明，同时对于会上谈到的一些创作上的问题，也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意见，例如有同志提出作品内容以歌颂为主，还是以批评为主的问题，他的答复是：“现实生活中有我们愿以最高的热情去歌颂的东西，也有需要我们以同样的热情去批评的东西；但批评是为了鞭策，为了示戒，为了从中吸取教训，一句话，也就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的批评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因此，不发生‘何者为主’的问题，但主要的倒是作者的立场和态度的问题。”
“文艺报”编辑部计划在最近一个时期内，还将继续广泛发表文艺界人士对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意见，准备大力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写作的研究和讨论，将发表陈涌、李长之、茅盾、魏金枝等人的文章；今年5月间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十五周年，届时“文艺报”准备发表一系列的文章来阐明这次讲话对文艺运动的深刻影响，进一步宣扬文艺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此外，编辑还准备对如何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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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电影工作者代表会议上
周扬说：工农兵方向必须坚持
新华社12日讯 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会议今天继续开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到会讲话。他预祝即将成立的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在团结全国电影界和促进电影事业的发展上起重要作用。他希望我国电影工作者和在海外的中国电影工作者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并在巩固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和各国的电影艺术家建立更广泛的友好联系。周扬指出，几年来全体电影工作者已经作了重大贡献，为此，文化部奖励了许多优秀影片和创作人员；同时又在全国范围内选出了常年在群众中艰苦工作的一批先进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者，这是电影界的光荣。
周扬认为，要在电影工作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发扬全体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
周扬着重指出，电影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必须坚持。取材应力求广泛，风格应该多样。对影片质量的要求也不能强求一律，应该容许有参差不齐的状况。影片生产既要保证一定数量，又要努力提高质量，在数量中求得质量。这样才能使所有的电影工作者都有发挥所长、相互竞赛的机会。我国电影事业的进步传统应当受到尊重，好的经验应当加以发扬。割断历史，否定传统，实际上是宗派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电影工作者中的共产党员应该虚心地向有经验的、党外的电影艺术家学习，不应有丝毫骄傲自满的情绪。
周扬最后要求电影界更密切地团结，建立在创作上的良好的合作关系，深入群众生活，互相交流创作经验，开展电影评论和研究工作，研究我国电影事业的历史，学习外国电影艺术的先进经验。
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要求全体电影工作者克服宗派主义情绪，加强团结。
夏衍说，要提高影片的艺术水平，必需由电影工作者刻苦钻研，特别要在电影界造成学术研究的空气。
夏衍说，电影界在讨论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绝大部分人都要求加强领导而不是不要领导。因此，领导者必须深入群众，联系实际，使自己成为所领导的事业的专家。他希望电影从业人员尊重领导，同时也要监督领导。
夏衍在讲话中，要求全体电影工作者发扬中国电影事业传统的艰苦朴质作风，增产节约，争取降低制片成本，为国家节约资金。
夏衍在讲话的最后，向在香港的电影工作者致意，赞扬了他们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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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什么？
北京市文艺界展开热烈讨论
新华社13日讯 新华社记者孙世恺报道：北京市的一些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正在探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
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从“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先后发表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张光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的文章以后引起的。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从今年2月开始就组织了这个讨论。
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质疑，认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生活和作家的世界观就有社会主义精神，所以在描写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生活时自然包括了社会主义思想。还有人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思想感情的修养和锻炼，作家有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他所写出的作品就有教育意义。如果作家想在形象创造之外另加点“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去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概念，必然导致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人认为像“英雄司机”、“幸福的明天”等电影和类似的作品，在思想上百分之百正确，就是缺乏艺术生命。可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茅盾的“子夜”等，都没有明说要用什么思想教育人民，却由于作品的艺术形象而产生了政治效果。他们认为，这表明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给予优秀作品以思想性和艺术性，而是作家的思想感情。同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教条主义批评家找到借口，致使像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作品遭到那样一些全部否定的批评。教条主义者往往是从概念出发去评判作品的。因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不如改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更为确切，这将减少作家在整个艺术实践过程中带来的不必要的顾虑，使作家更加大胆地创作。
但是有些人不同意上述论调。他们认为目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探讨，是有助于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不是唯一的却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不容把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分割开，否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越性，更不能因为有人用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理解它就加以取消。主张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的人，是把过去的进步文学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等量齐观了。实际上旧现实主义的作品，尽管在艺术上是成熟的，但往往批判旧社会不能彻底，对新社会的憧憬也不够明确。可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以集体主义和乐观主义鼓舞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并巩固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所以，他们不同意有人把近年来产生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归罪于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缘故。作品中出现公式化概念化，主要是作家缺乏生活经验和艺术水平不高。在批评我们的文艺现状时，不应抹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文学发展上所显示的优越性，从“五四”以来的作品到“白毛女”、“刘胡兰”，其感人的力量是随着社会主义的成份的加大而发展的。
文学作品应否配合政治任务？也是这次讨论所涉及的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强调文学作品配合政治任务，就易于使创作远离生活的真实，只服从和服务于概念。抱着这样论点的人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的形势需要文学作品成为最迅速最直接的宣传武器，要求作家根据政策条文写作品，只要比空口讲白话更形象些就可以，但是全国解放后的形势就不同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欣赏艺术的能力提高了，可是理论指导思想是守旧的，从而产生文学上的教条主义。讨论会上有人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主张文学作品要思想性，也要艺术性，不能把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和其他文艺作品对立起来，只能说有些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没有写好，决不能一概否定它。鲁迅的杂文紧密地配合政治任务，谁都承认是好的。在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也出现过像张天翼、曹禺所写的那样好的杂文。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中，还接触到这样一些问题：如写真实、写人物、扩大创作题材和文艺领导思想等问题。也有人认为当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争论并不很重要，主要是“拿出货色来”（所谓货色是指优秀作品和深刻的批评）。
目前，这个讨论还只是一个开端。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准备采取大型讨论会、小型座谈会及写文章等方式继续组织讨论。新发现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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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发现的文物
更新世中期生物化石
湖北省长阳县赵家堰区黄家塘乡钟家湾发现更新世中期人类化石以后，最近又在那里发现人类第二左前臼齿一枚，以及中国犀、剑齿象、貘、鹿、箭猪、虎、豹、熊、鬣狗和獾等十多种脊椎动物的化石。这些化石，经证明是同四川和广西等地发现的动物化石相当，时代约同属于更新世中期的北京附近周口店中国猿人相近。这一发现给研究人类发展史增加了新的资料。
汉代的釉陶器
江苏省文物普查小组最近在常州市西门外常州机制砖瓦厂鉴定了一批新出土的釉陶器，其中有陶壶、陶瓿、陶钫和陶鼎等。这批釉陶器是这个厂在翻土中掘出来的。
这些釉陶器上刻有水浪形花纹和兽面图案。它们是西汉中叶和东汉年间的产物，距今已有二千年左右。陶瓿是盛食物的器具，陶壶和陶钫是盛酒的器具。这批釉陶器的大量出土说明，这个地区是汉墓群，常州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城市。 （潘永昌）
三尊太平天国早期的铁炮
太平天国纪念馆和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最近在安徽省合肥市和肥西县一带连续发现三尊太平天国早期的铁炮。
肥西县抽水机站发现的一尊，炮身铸有：“太平天国丙辰六年（1856）置造、重二百十八斤、粉（火药）十二刃”二十字铭文。这尊铁炮体积较小，铸造精良，重量规格十分精确，都是它的最大特点，是国内第一次发现。另外，在炮身铸有国号、年代、重量和火药数量这样完整的款格，在已发现的太平天国铁炮中，也是罕见的。在肥西县三河镇和合肥市发现的两尊铁炮，都是太平天国在安徽省铸造的重武器，也都是源出三河一地的。前者计重七百二十二市斤，铭文是：“太平圣炮、乙卯五年（1855）安徽省造”。这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第三年铸造的，距今已有一百零二年的历史了。其铸造年代之早，在全国已发现的太平天国铜铁炮中，这是第一次发现，格外珍贵。合肥市新生铁工厂的那一尊，也是约百年前的珍贵文物。
（靳程前）
汉至六朝时代的文化遗址
江苏省高邮县的邵家沟最近在运河春修挖土工程中，发现了古代居民遗迹。邵家沟是运河东堤旁边的一个地方。根据初步发现的迹象判断，这里是汉至六朝时代的文化遗址。目前在第三号灰坑内已发现一个完好的汉代圆底陶罐，两旁耳子上有绳子穿在上面。在同一灰坑内又发现一个陶壶，上有朱写的小的篆体字五十三个，另外还有几个大字。邵家沟及其附近还发现了四口古代居民用的水井。井的构造是一共有三节陶井圈。井圈有的是两个半圈合成的，有的是整圈。每个井圈上有四个圆孔。井底有三种，有的是土底，有的是砖砌的底，有的是两块木板拼成的底。另外，这里还发现了许多青瓷器、漆器、犁铧、渔网上的陶坠、各种形式的纺轮、竹编淘米箩、蒲编的席子、黄草编织物、铁锤等。 （据新华社讯）
南朝青瓷器
武汉市武昌传家湾齐武帝肖赜永明3年（公元485年）墓中出土的青瓷器——仰复莲花尊（壶）。（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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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生产劳动是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根本道路
升不了学就当理发员
张家口第一中学五十九班 要复德
看了人民日报4月8日的社论以后，我很激动。尽管有些地方我不懂，但它仍像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了我的思想中疑难的锁，解除了我的疑虑。
我是今年初中应届毕业生，很早以前就为毕业后的出路问题着急。以前我这样想：毕业后作什么呢？就业吗？也成，因为我会理发的基本技术，也有一套理发工具，并且在课余有时也给同学们理发；如果经过短期的学习，当一名理发员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我不大愿意，总认为当理发员，低三下四地侍候人，一点出息也没有；无论如何，我不想干这一行。
那么干其它的呢？如果要进工厂当一名工人，要是工作条件好一些、能多挣钱倒愿意；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我认为可能性最大也最合心愿的是升学。但是，升高中再升大学，有些费钱，我家庭的经济情况不允许；思来想去，觉得考中等专业学校倒不错，既可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毕业后政府还给分配工作，将来或者还能进大学。这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我在作文课谈我的志愿的时候，把这种想法细腻地描写了一番，至于升不了学应当怎样办，我只字未提。我认为政府会把一切都包下来的。
当我听说今年中等专业学校可能不招新生的时候，心中就有些气闷，并对政府有些埋怨情绪。
看了社论以后，我才明白，我在考虑个人志愿的时候，忘掉了一条基本原则——个人的志愿要服从国家的需要。
过去，我把个人的名利得失、地位的高低，看得很重。现在，我明白了这是不对的。我现在表示：如果升不了学，我就拿起我的工具，去当一名有文化的理发员，去为千万群众服务。那时我一定好好向理发前辈学习，提高技术，为美化群众的生活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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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帮助弟弟认清前途
何光中
我唯一的一个心爱的弟弟今年将初中毕业，他能不能升学是我很关心的事。
过去，我总这样想：我的弟弟学习成绩相当好，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不坏。我要想一切办法使弟弟一直读到大学。很少考虑如果弟弟升不上学干什么？
看了人民日报4月8日的社论后，可不然了。一部分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是正常的现象，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将是这样。每年越来越多的中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发展农业生产所必需的，是件好事情。
虽然我看了政协会议上有些委员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和就业的问题发言以后，就写信给弟弟叫他作好升学和参加农业生产的思想准备。但是说的还是着重作升学准备，参加农业生产只是在无可奈何情况下的一着棋。可见，在我的思想上对中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这一重大问题是认识不清的，做的是很勉强的，而不是自觉的。
社论使我开始明确了很多、很深的问题。当我读到社论的最后一节，感动得禁不住热泪如注。我深刻地体会党的这番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次我将和过去任何时候对待党的号召一样：坚决响应，坚决执行，不说二话。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以社论的精神教育我的弟弟（也教育自己），明确思想，认清前途，作好参加农业生产的准备。如果弟弟考不取高中，就“以社为家，以农为友”，拿出革命劲头来建设新农村，争取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个优秀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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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出更美丽的花朵金戈同学：
当我读完了你的“农村在欢迎我们”这篇文章后，感情很激动。在我们的社会里，只有劳动才能得到人民的奖赏和荣誉，也只有劳动才是光荣的豪迈的事业。大家应该下定决心，热爱劳动，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如果不改变农村，不使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不大力支援农业建设，那末建设社会主义也是不可想像的。我们要改变农村的面貌，就要参加社会主义农村的新建设，要扭转那种认为在农村“丢人”、“没出息”、“没前途”的想法。在我们的国家里，“行行出状元”。只要你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进行忘我的劳动，你就会得到尊敬和荣誉。
我热爱我们的社会，更热爱祖国辽阔的土地和朴质的农村。1949年，我还是十五岁的小鬼，初中刚毕业就参加了农村工作。那时的情况比现在要复杂得多，白天要发动群众，晚上还要拿着枪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开始很不习惯，生活很艰苦，工作、学习又不稳定，后来在党的教育下，不仅习惯了，而且过得非常愉快。农民纯朴的思想和坚强的斗争信念，更加鼓舞了我前进的信心。
现在，我在人民大学学习，今年就要毕业了。在我的毕业志愿书上填的第一个是参加农村建设。我和你们一样在等待着祖国的分配。祖国需要我到什么地方去，我将愉快地走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是青年，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是广阔的。让我们年轻的一代在祖国社会主义花园中，开出更美丽的花朵。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 张醒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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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又高兴又惭愧金戈、宋薇茄、周笑莉、杜杏之同学：
当我看了金戈的“农村在欢迎我们”一文后，使我又高兴又惭愧。想起我最近给弟弟的一封信来，深感遗憾。我的弟弟现在上初中，我在给他的信里，鼓励他努力学习，争取升入高中，并且说明经费有我负担，还准备接他来北京求学。这样不是叫他轻视农业生产吗？虽然我每天看报，但理论不能结合实践，没有真正受到教育。当时我想报纸宣传是一回事，响应又是一回事。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考虑到，我是军人，政府对军人家属是会照顾的，难道连这点照顾都不行吗？
你的文章对我的启发很大，我很感谢你们，同时我向你们学习那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我准备采取积极措施，对弟弟进行必要的帮助和教育，使他认识到参加农业生产的光荣，改正认为参加农业生产是没有出息的错误想法。
同样，我也应该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陈琼
编者注：“农村在欢迎我们”一文，是金戈在读了本报4月8日的社论以后写的。此文发表在本报4月10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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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工作人员
应当作群众的模范
孙达谦
我有一个今年从小学毕业的弟弟，因此，我对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和就业问题，是很关心的。由于我认识了自己的责任很大，就这个问题谈谈我自己的意见。
首先，我希望国家教育部门，尽可能多办些学校，多招收些学生。同时希望现有学校，发挥潜力，利用现有人力、校舍，增添班级，增办二部制。再就是动员机关团体、社会群众力量办些学校、业余学校和补习班等。
其次，从现在起到暑假以前中小学应以劳动教育为中心，对中小学毕业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方式可采取报告、座谈、参观工厂、农业合作社，以及同过去参加生产劳动的中小学毕业生举行联欢座谈等等。教育部门和出版机关，编印些参加生产的毕业生的劳动模范事迹及有关生产劳动的小册子，供学生业余阅读。学校要加强团、队的组织生活，结合进行劳动教育。
第三，中小学生遍及乡村、城市，包括着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子弟。所以，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就业问题，是个社会性的问题。既然是社会性的问题，就要社会各阶层人民、各界社会人士都担起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首先自己应当正确的对待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和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并在社会上广泛地进行宣传，造成社会舆论。
家长是直接担负对子弟的教养责任的，家长的认识和态度如何，对子弟起很大的作用，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做家长的，对子弟考不取学校，不要责难，应当教育引导他们参加劳动生产。我有个妹妹去年小学毕业，未考取中学，她非常难过，常哭，还想今年再考学校。我一方面指出她学习上的缺点，一方面安慰她，动员她就业。后来考上一个工厂当了学徒。今年我的弟弟如果考不上中学，还是动员他就业，如果没有适当职业，就叫他参加农业合作社。现在我已经开始对他进行教育。
特别需要提出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弟，在中小学毕业生中占不小的比例。这些学生的家长，应当以身作则，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应当成为群众的模范。过去曾经有些同志甚至有个别负责干部，子弟考不取学校，就请教育部门给以额外照顾，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这个问题上，只有遵守国家教育制度和做群众榜样的义务，而不应该有特殊的权利。国家工作人员的子弟没考取学校，应该动员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这样做，给一般群众家长和子弟的影响，将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