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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农工民主党举行六届三中全会
着重讨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据新华社12日讯今天结束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要求它的成员在新的形势面前，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作用，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动员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这次会议从8日到12日举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的精神，着重讨论了今后如何进一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问题。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决议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加重了我们的政治责任。为正确贯彻这一方针，这个决议要求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必须忠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创造性地发挥作用。各级组织要经常向有关方面反映成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代表和支持他们的正当利益，协助各级领导更好地贯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协助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决议要求全体成员本着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的精神，积极地向共产党提出建议和批评，同时，也要主动地、虚心地接受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对农工民主党的监督。
决议说，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帮助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进行自我改造，是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应该帮助他们在自觉的基础上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鼓励他们在工作实践、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中，向工人和农民学习，逐步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决议强调指出，目前应当着重进行个人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利益的教育，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思想界限，明辨是非，逐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决议还要求今后要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全体人员发挥独立思考的精神，敞开思想，自由辩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劳动热情，向科学文化进军。
这次会议补选了黄琪翔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在这以前，中国农工民主党曾在3月26日到4月4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4月5日到6日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召开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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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问题，有矛盾，如何解决？
——甘肃日报关于“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讨论是一个好办法
本报记者 顾雷
这篇文章表明：在甘肃地区少数职工中，开始发生一些只顾个人利益不顾整体利益，斤斤计较眼前享受看不到更美好的远景，只图生活舒适不愿意进行艰苦的劳动，自由散漫忽视劳动纪律等不良的倾向。这些倾向都反映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着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严重缺点，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甘肃日报在省委的领导下展开了讨论，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办法，正确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最近一个多月来，甘肃日报编辑部在报上组织了“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讨论。参加这个讨论的有工人、技术人员、职员、中小学教师等。从2月26日开始，到3月底，发表了数十篇讨论的文章。
甘肃日报为什么要展开这个讨论呢？
因为，目前在甘肃省靠工薪生活的一部分人的思想中，对某些根本性的问题还不十分了解，不完全懂得发展生产同改善物质文化生活的正确关系，加上不会冷静地处理工作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于是就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的人觉得福利设施太少，生活很不方便，要求国家大量增加福利方面的投资；有的人对现有的工作岗位不满意，一味想去做完全合乎自己理想的工作；有的人因为没有升级、增加工资，便情绪低落，认为自己没有前途了；有的人新参加工厂工作，不习惯集体的、有纪律的生活，把破坏劳动纪律看作寻常小事；有的人看不惯企业、机关某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特别不满意对工人生活福利上的官僚主义态度，想一下子消灭这种现象，有时难免采用了过激的办法。这些人的要求是各种各样的，其中有许多要求是合理的，有许多要求虽不实际但其动机是良好的，有些要求是过高、过急、或者是不合理的。例如，有人提出要国家发“重点建设补助”、“不考工普遍升级”、“无故旷工还要领工资”、“领导上不满足要求就不上班”等。这确实说明在极少数职工中，开始发生一些只顾个人利益不顾整体利益、斤斤计较眼前享受看不到更美好的远景、只图生活舒适不愿意进行艰苦的劳动、自由散漫忽视劳动纪律等不良的倾向。
矛盾从何而来
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党的组织和企业、机关的领导人员，对各项建设事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新的情况估计不足，因而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在改变着甘肃省的经济面貌。到1956年底，甘肃的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八点七倍，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2.15％上升到现在的17.8％，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职工数由五万扩大到三十万人。兰州市原来没有大的工业，人口不过二十万人，由于建设了大工厂，将变成新的工业基地，人口已达六十五万人了。职工队伍的迅速壮大，使工人队伍的成分复杂了。中共兰州市委员会曾对六万七千九百六十三个工人的个人成分进行了调查，情况是：工人27％，转业军人5.5％，农民45.1％，一般市民2.8％，职员1.48％，各种阶级成分出身的学生14.05％，地主、富农、旧军官、游民等4.2％，个体劳动者1.36％，另有一些人属其他成分或成分不明。这个调查虽不精确，却反映出一个重要的情况，即绝大部分的职工是新的，他们过去没有受过集体生产的教育，没有经受艰苦斗争的锻炼，没有过过有纪律的生活，便把许多非工人阶级的意识、生活习惯带到工人队伍中了。这个新的情况，势必加重了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可是，
由于企业、机关、学校中党的组织、行政领导人员只忙于抓具体业务，忽视了政治思想教育，怎么会不发生问题呢。
现在，中共甘肃省委开始重视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最近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是在全省范围内加强这一工作的又一重要步骤。作为党的集体宣传者、集体组织者的报纸，如何配合这一工作，是件很重要的事。是只发几篇社论，讲讲大道理，笼统地批判某些现象呢，还是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公开摆出来，让大家讨论，批判错误、树立正确的思想呢？甘肃日报编辑部在省委的具体领导下，采用了后一种方法，这就是开展“艰苦朴素、勤俭建国”讨论的背景、目的。从已经发表的许多文章看，有许多事情的是非愈辩愈明，讨论中显出了真理，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生动的教育。
是困难征服人，还是人克服困难
第一，讨论中指出了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同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不相容的。不少篇文章都指出，在企业、机关里有一种坏风气：对群众提出的合理的、可以办到的事，不积极办，拖拖拉拉，当然更谈不上主动地去办了；群众提出的要求虽然合理，因为目前有困难，马上办不到，总是置之不理，也不作解释；遇到群众提出过高的或不合理的要求时，不向群众进行教育，用粗暴的、简单的方法加以拒绝。兰州炼油厂来了一批上海工人。一天，下雨了，本地工人都穿上了雨衣，上海来的工人也要领，工地上说没有了。工人跑到仓库一看，还有很多，于是便停止工作，说等发了雨衣再干，结果领到了。因此，其中一位叫陈志强的，便写了一篇文章，说对待官僚主义者“不吵不闹就是不解决问题”。又如，有的机关、企业、学校，派人到外省招人时，不是真实地向被招人员说明某些艰苦情况，而是一味吹嘘甘肃、兰州怎样好，工资高，福利设施完善等。这种不实事求是的说法，很快就会被揭穿，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有些群众向领导方面提了意见，既不见实现，也不见答复，似乎没有人理似的，他们当然很不满意。相反的，只要把困难向群众讲清楚，群众是能够理解的，也是能够忍受暂时困难的。例如，西北毛纺织厂，随着生产人员大量增加，灶具设备不够，吃饭都成了问题。大家不能按时吃上饭，这个问题并不算小，工人也是有埋怨情绪的。这时，厂的领导人员向工人说明了困难，并且耐心地动员一部分女职工忍受暂时的不便，请她们自己下班后回家做饭吃。吃饭的问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也没有人为这件事吵闹。
同时，在讨论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职工是很讲道理的。有些人曾在文章中强调，既然领导上有官僚主义，不解决问题，就应该大吵大闹。可是，绝对多数的人不同意这个看法。这些同志有三方面理由：（一）领导上的某些缺点，固然是由于有官僚主义，但也和经验不足有关。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对他们的缺点，应本着团结互助的精神，帮助领导人员克服，用粗暴的办法不是正确的态度。（二）吵、闹、旷工，是工人在旧社会向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今天用来对待自己企业中的领导工作人员是不妥当的。（三）吵、闹对谁有利呢？大多数人认为打闹，会给生产、建设带来损失，对国家不利，也就是对工人阶级的事业不利，对自己也是不利的，而敌人却喜欢这种做法。有人说：“我们为什么做敌人喜欢的事呢！”
事实生动地教育了干部，使他们知道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克服官僚主义的迫切意义；同时，也教育了群众如何正确对待领导工作人员的缺点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怎样结合呢？
第二，领导工作人员既然不关心群众，自然不可能去教育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而实际上有许多问题恰恰发生在这里。讨论时曾有人说“大吵大闹是对集体利益的破坏”，于是便有人发表文章，认为个人利益是同集体利益无法结合的。二十三岁的建筑工人张文忠，说自己“盖的高楼大厦，住的是土房草舍”，认为把青春消失在荒凉的地方，白替别人忙，于是得出结论：“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一位名叫朱致笠的中学教师，看到张文忠的文章有感，认为自己等级提的慢、工资收入增加的不多，便说：“教师工作像蜡烛或火柴一样，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这时，甘肃日报编辑部提请大家注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在讨论的过程中，虽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连篇累牍引经据典，却把三个问题讨论得清清楚楚。
以革命先烈做自己的榜样
（一）许多人认为在我国的任何一种劳动，不仅是为了个人，更光荣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汽车修理厂铸工褚怀君说：“革命的先烈们，难道都是为个人的幸福才视死如归、光荣牺牲的！如果人人都像张文忠同志那样，能有新中国吗！”地质人员李永宁以“把英雄当榜样，个人前途亮又亮”为题，说自己刚到野外时害怕困难，哭过，想回家。后来，自己想到了一个青年团员的责任，想到了英雄黄继光、董存瑞，安静了，热情工作了。他说：“只要勇于为国家利益而奋斗，是最大的光荣。”一个名叫黎波的反驳了朱致笠的观点以后，说：“只要一个人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追求一种真正的人生目的——为广大人民服务，就会把‘能照亮别人’当作最大的安慰，也是照亮了自己。”
大河小河紧相连 大河有水小河满
（二）大家讨论了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的正确关系。有人以“大河没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说明不维护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就会失去保障。同时，有许多篇文章提到这几年生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事例，说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把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不能为目前利益牺牲长远的利益。
回忆旧苦难 认识新幸福
（三）目前福利是多是少。很多老工人写了文章，一字一泪叙说旧社会工人遭受的苦难，喜悦地说明目前工人享受到的福利，是过去做梦都想不到的。有人指出，目前有的福利办的不好是事实，总不能说是太少，如果还对目前的待遇、福利不满，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这说明：广大群众经过讨论是能够知道自己应有怎样的人生观，应当怎样看待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的关系。
第三，讨论的时候，同样反映出过去企业、机关中对群众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很不够。某些人所以一味追求生活享受，总想在福利方面向最高的标准看齐，是因为不懂得革命成功了为什么还要艰苦奋斗，不知道用怎样一种方法去提高生活水平了。但是，通过公开的讨论，大家明确了这两个问题。
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在谈改善生活的时候，必须想到目前国家是有困难的。白玉才在“要体贴国家的困难”的文章中说明：国家正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为过去底子薄，一定会有困难，而这些困难不是一下子可以克服的，要有一个过程，大家不应该提出过多的要求，更不应该一提出马上就要办到。潘德培劝大家“正确认识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困难”。他说：“要是大家不管国家，只顾个人利益，不事生产，光讲究生活，把建设资金全用到改善生活上，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建成，个人的生活也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改善。”在另一些人的文章中，都号召大家认清困难，忍受生活上的某些不便，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那末，用什么方法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呢！钳工刘继安认为“不吃苦中苦，难享福中福”，不要“总是钞票、钞票的，只有努力工作，才能改善生活。”皮革厂索桂荣说：“要吃水，得自己掏井”。他说：“有些条件好的地方，都是老前辈受苦换来的。要想吃水不能等别人掏井，不管多么苦，要自己动手掏。想过社会主义生活，不克服困难，不提高生产是不行的。”董伯进说：“在怎样的基础上改善生活呢？只有不断提高技术、业务水平，保证经常突破定额，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这才是改善生活的有效方法。”
辨明是非加强团结
现在，甘肃日报继续在报上发表“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文章。这个讨论还将涉及到集中同民主的关系、纪律同自由的关系，以便纠正某些机关、企业中不正确地使用集中的权利而忽视民主生活和群众中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强调纪律而限制群众的某些自由的现象和群众中不遵守纪律的现象。这个讨论是异常热烈的。其所以这样热烈，是因为中共甘肃省委大力领导了这个讨论，曾指示各级党的组织动员群众参加讨论。另一个因素是这次所讨论的正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而且是一种自由讨论，正面的、反面的意见都可以发表，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没有讽刺、漫骂，给大家造成了说心里话的气氛。据甘肃日报编辑部负责同志说，这个讨论，还会继续一个时期，还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像这样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讨论，无疑是甘肃省思想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大家都知道，目前在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是主要的矛盾，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会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否则会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危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爱护同志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缺点，改进工作。甘肃日报这次开展的讨论，是符合这个原则的。所以，虽然在讨论过程中，两种不同的意见争论时很尖锐，却没有影响到团结，而且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因此，这种公开讨论的方法，是值得提倡的。
但是，我觉得这次讨论有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各机关、企业、学校中的领导工作人员很少发表意见，缺少这些领导人员公开地检查自己的缺点，表示自己改正缺点的决心的文章。我想，甘肃日报编辑部在组织今后的讨论时，如能组织企业、机关、学校的领导工作人员，检查官僚主义作风，批判脱离群众的错误，提出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方法，会使“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讨论收到更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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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个全国性道教团体
中国道教协会成立
新华社12日讯 中国道教协会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在中国道教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性的道教团体。
成立会议从8日开始举行。在今天的会议上通过了中国道教协会章程，这个章程要求中国道教协会要联系和团结全国道教徒，继承和发扬道教优良传统；并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爱护祖国，积极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道教协会以此作为它今后活动的宗旨。
会议选出中国道教协会理事六十一人组成第一届理事会。会议还通过了中国道教协会成立会议的决议以及给毛泽东主席的致敬信。
会议期间，代表们听了中国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岳崇岱作的关于发起和筹备成立中国道教协会的工作报告、副主任委员孟明慧作的关于中国道教协会章程草案的说明。会议还邀请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作了时事报告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作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报告。代表们在小组会和大会上充分地讨论了这些报告。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九十二位代表，其中有些代表是从华山、嵩山、泰山等地来的知名道士。
在今天会议结束后，道教徒们举行了宗教仪式，焚香亮烛，向道教始祖老子画像稽首。
道教是流传在中国汉民族中的宗教，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道教的学说创始于老子，到东汉时才形成为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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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症下药，自己医自己
易迢
“有问题，有矛盾，如何解决”？一文，概括地介绍了甘肃日报“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讨论情况。这场讨论涉及到很多问题，并且真正的解决了很多问题。这是一次成功的讨论会，这是一次生动的政治思想工作的讲座。
甘肃日报的讨论证明：政治思想工作的内容是复杂的、丰富的，如果作得好，也会是生动的、活泼的。并不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样，把政治思想工作误解为枯燥地谈原则和抽象地讲大道理。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对症下药”，政治思想工作也必须是这样。假定以思想中的实际问题为“症”，一般的原则、道理为“药”，运用得当，必然会药到病除。因为，只有根据我们的原则、道理，才会正确地分析思想中的问题；也只有密切地联系思想实际，才会使原则、道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甘肃日报的讨论在这方面作了一个好榜样。
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要事情，把群众对这些事情的各种各样的看法公开出来，让群众自己讨论、争辩，从中分清那是正确的，那是错误的；那是积极的，那是消极的。甘肃日报这一点作得很对。过去，有好些人怕把这些重要的意见公开出来。其实，事情既然重要，关心的人既然很多，事实上又确实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不让它公开，它仍然会自行蔓延。公开以后，如果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不置可否，自然不好。如果像甘肃日报那样，组织群众讨论，那么正确的意见自然会说服和战胜错误的意见，会使更多人提高认识，分清是非，对错误思想产生免疫的力量。经常这样做，就会使群众在思想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健康更加坚强。
甘肃日报采用组织讨论的方法，也是组织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很好的教育方法。因为群众自己参加讨论，就有可能更深刻、更具体的接触到各个方面的群众的思想，使持正面意见和反面意见的人各抒己见交锋辩论。这样，不但是非越辩越明，而且因为很多人亲自参加了讨论，自然会得到极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不直接参加讨论的人，对这样的辩驳讨论也会比听一般的报告看一般的文章更感兴趣一些。因此，凡是涉及到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除了向群众做报告、写各种各样的文章进行宣传教育以外，可以多采取组织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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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妇联欢宴日本妇女访华团
新华社12日讯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今晚设宴欢迎日本妇女访华代表团。
全国妇联副主席许广平向代表团全体人员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她说：“为我们的后代谋求安宁和幸福的神圣任务，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使我们相处在一起感到特别亲切。”她代表全国妇联和北京各界妇女向全体日本姊妹表示亲切的友谊和敬意。
代表团团长久布白落实感谢主人们的招待。她相信通过这次访问，一定会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建设成就和妇女儿童的福利情况。她祝中日两国妇女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共同努力中获得成功。
参加今晚宴会的有中国妇女联谊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妇女节制会全国总会等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北京市各界妇女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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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的土地上不容特务立足
美蒋空投特务一起在十万大山就歼
新华社广州12日电 广东省公安机关最近对捕获的空投在十万大山中的美蒋武装特务黄理兴侦讯完毕。黄理兴是这次从台湾派遣来的五名空投特务中唯一留住性命的一个，其他都已被我打死。
这一组在去年10月19日零时十五分空投在广东、广西两省交界处十万大山中的武装特务，是由台湾蒋介石集团特务机关“国家安全局情报局”派遣的。根据落网的特务分子黄理兴供认的材料以及缴获的全部罪证证实，他们的空投活动是在美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的直接指使下进行的。黄理兴说，他参加特务组织后，曾在台湾“观音山游击干部训练班”受美国特务韦德斯以及其他特务教官的训练。去年10月18日晚，一名美国特务命令他们准备起飞，还用吉普车把他和另外四名特务冯志林、邓术殷、陈树桢、张金甫一起送到飞机场，由翻译人员向他们传达了美国特务布置的空投任务，他们的任务是：空降到广东、广西两省交界的十万大山中发展特务武装，建立电台，刺探情报以及进行武装骚扰、爆破等活动。
特务们当晚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19日零时十五分空降在广东省防城县的丛山中。当晚防城县农民翁定锦兄弟俩发觉后，立即跑到八里外的乡人民委员会去报告。在特务们降落后的几小时内，便被当地民兵、公安人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包围了。
当地驻军和公安机关在歼灭这组特务时，缴获了美制电台、美制卡宾枪、左轮枪、手榴弹、降落伞和跳伞用品，还有特务分子在台湾接受特务训练的笔记本以及其他物资、弹药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