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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
周扬同志答文汇报记者问
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合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刊于1月7日“人民日报”）一文发表以后，曾引起了学术界、文艺界的各种反应，并在实际上有碍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为了使知识界对这一发展科学、文艺的全面方针有更明确的认识，本报记者特访问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就这一情况提出几个问题：
（1）自从去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以来，在学术界、文艺界有什么重要收获？
（2）你觉得在这几个月中“百花齐放”是不是放得够了？“百家争鸣”是不是鸣得够了？
如果不够的话，你以为什么阻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执行？
（3）你对陈其通等四同志合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有什么意见？
对文艺报评论员的“电影的锣鼓”一文又有什么意见？批评这些文章，对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什么意义？
（4）你对我报所进行的电影问题讨论有什么意见？
（5）你认为应该怎样进一步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科学、文艺更加繁荣起来？
下面是周扬同志对记者所提这些问题的答复：
1、自从去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以来，在学术界、文艺界有什么重要收获？
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和艺术的全面方针提出来，还不到一年，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就要求有伟大的文艺作品和科学著作产生出来，当然为时尚早。但是这个方针提出以后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却已经可以看出来。学术界自由讨论的风气浓厚起来了。一年来，关于遗传学，关于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关于美学，关于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等等问题，都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辩。学术和文艺刊物大为增多，颇有“雨后春笋”之势。由于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于提倡“向科学进军”，去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比从1950到1955六年内所出版的全部加起来还要多。剧目开放是戏曲界的一件大事。去年全国各地挖掘出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其中不少剧目经过整理加工在舞台上重新取得了生命。文艺创作的取材范围比以前广阔得多了，体裁和风格也更多样化了。尖锐地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作品，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注目。所有这些，基本上都是好的，正常的，健康的现象。这是一种活跃和兴旺的气象。
科学和艺术的发展需要有一种适合于它的环境。对于科学家和艺术家，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自然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但是我们的环境中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科学和艺术发展的东西，例如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对待科学艺术工作的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的方法。有了这些东西，科学家、艺术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会受到压抑、挫折，他们的研究和创作事业就会得不到应有的鼓励和支持。不少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经过几年来的思想改造，开始摆脱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束缚，却又多多少少受到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只有当我们的学术界摆脱了这两种束缚之后，他们的积极性才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得到发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把知识界的这种新的积极性鼓动起来了。大家开始重视独立思考和客观分析；不迷信，不盲从；敢于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和反驳任何人的不正确的意见；敢于批判和揭露生活中的不合理的现象。科学和艺术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工作，需要有理论上的勇气和创作上的勇气。现在大家的勇气是比以前大得多了。当然，要产生伟大的艺术作品和科学著作，单有积极性和勇气还是不行，还需要有切实的刻苦的努力。科学家需要大量地占有材料，需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艺术家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表现技巧；这些都是不消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科学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这就是最重要的收获。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有效地调动科学界和艺术界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政策。要调动积极因素，同时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一些消极因素。学术上的唯心主义思想，文艺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对待遗产不分好坏不加区别地一概接受等等现象就都出现了。但这并没有甚么可怕。这是必然要有的现象，因为各种不同的思想都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它们是客观地存在着的。我们应该清醒地估计到，在我们的社会条件下，积极因素总是居于主导的优势的地位，而消极因素中有些东西在正确的政策下也可以转变为积极的东西，例如，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中的许多部分经过改造可以变成为适合人民需要的新文化，其中不能改造的部分，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淘汰；从唯心主义者的哲学学说中也可以吸取若干合理的成分。同时，我们知道，真理只有和谬误斗争才能发展。我们不但要让人民看到真理、看到美的和善的东西，同时也要让人民了解甚么是谬误的、丑的和恶的东西。对于反面的事物，我们的任务不是禁止人民去接近，而是帮助人民去辨别真伪，美丑和善恶。我们相信人民的辨别力，相信唯物主义的力量，相信真理的力量；同时，我们要努力不断地提高人民的辨别力，不断地加强真理和谬误斗争的力量。
2、你觉得在这几个月中“百花齐放”是不是放得够了？“百家争鸣”是不是鸣得够了？如果不够的话，你以为什么阻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执行？
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长期政策，根本不发生是否放得够了和鸣得够了的问题，因为没有一天能说是够的时候。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多数人都具有了共产主义意识的时候，在学术上还会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在艺术上也还会有各种不同风格和流派的互相竞赛。科学上的许多旧的原理将不断地被新的原理所代替。文学艺术将不断地得到革新。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将是人类生活中永远的矛盾。不过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意识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逐渐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逐渐消除，那时候，人人都具有相当广博的科学知识和艺术能力，学术上的垄断将成为不可想像的事，到了那时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自然就完全改观了。这是多少年以后的事，现在不必去说它吧。
目前是什么东西阻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执行呢？从思想倾向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主要是两种思想上的片面性：“左”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在文化上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但是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却把这个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立起来。在教条主义者看来，似乎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要工农兵方向，就不能同时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多只能口头上讲一讲，点缀点缀门面，他们对于这个方针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相反地，机会主义者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倒是表示“欢迎”的，但他们是抱着另外一种心情来“欢迎”的，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工农兵方向等等东西，早已有些厌倦了，现在既然有了新的方针，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把马克思主义、工农兵方向等等都当作甚么“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一古脑儿摔掉，好像不这样就会妨碍这个新的方针的执行似的，表面上看来似乎他们是在拥护这个方针，实际上他们是在葬送它，因为他们把这个方针的灵魂勾掉了。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都把肯定成绩和纠正缺点对立起来。所不同的是，教条主义者只许肯定成绩，不许批评缺点，实际上他们是在竭力保护缺点。相反，机会主义者在批评缺点的时候，却把成绩一概否定了。我们的态度是既要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又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既要肯定成绩，又要坚决改正错误和缺点。
对待思想问题的“左”的错误，是不采取说服的方法，而采取压服的方法；不采取说理的态度，而采取命令的态度；不是循循善诱地引导人家自觉自愿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企图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相反地，在这个问题上的右的错误则是根本放弃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工作，对资产阶级思想，采取迁就、迎合、投降的态度。
因此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进行既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3、你对陈其通等四同志合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有什么意见？对文艺报评论员的“电影的锣鼓”一文又有什么意见？批评这些文章，对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什么意义？
答：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文章，强调在文学艺术战线上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同时指出了目前文艺上的一些的确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这是好的，应当肯定的。但这篇文章包含一些重要的错误。第一，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以后的文艺界的情况，作了不正确的估计，看不到积极现象（这是主导的方面），把一些次要的，个别的消极现象不适当地夸大了。第二，就以他们所指摘的消极现象而论，他们的批判也是缺乏分析的，而且有些现象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消极现象，像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描写家庭和爱情生活的作品和讽刺作品的增多，这些都不能说是消极现象；其中虽有某些消极成分，但就主要方面说，是积极的，健康的。第三，对待他们所认为错误的思想，不是采取说理的态度，而是采取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当现在正在要求排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障碍、鼓励大家来“放”和“鸣”的时候，这篇文章实际上起了一种障碍“放”和“鸣”的作用。因为照这篇文章所举的例证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还不过半年多的时间，就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消极现象，以致反映在文艺上，“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那末，必然达到的逻辑的结论，就只有将这个方针收起来。放呢，还是收？在这个迫切的问题面前，我们的作者根据错误的判断作出了错误的回答。造成这个主要错误的原因就在作者对当前文艺状况的考察是片面的，他们是用教条主义的眼光，带着宗派的情绪去观察事物的。
如果说“我们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反映了一种“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的话，那么“电影的锣鼓”一文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写“电影的锣鼓”的“文艺报”评论员就是以朱煮竹的笔名在1月4日的“文汇报”上发表的“为了前进”一文的同一作者。他是一个和电影工作有较多接触的同志，他如果能够站在正确的立场，实事求是地，恰当地来批评电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那是有好处的。可惜他没有那样作。他的批评采取了抹煞一切的态度，把解放几年来电影事业的成就全部否定了。照作者的眼光看来，似乎我们的电影事业，从影片的内容到制片的生产体制，没有一点好处，似乎我们越强调电影的工农兵方向，观众就越少，越加强领导，电影的生产就越糟。我们的电影当然要得到观众的爱好，某些影片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这当然必须引起电影工作者的郑重的注意。但是作者在这里不正确地提出了一个“票房价值”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电影“票房价值”低，这第一，是以局部的事实掩盖了全体；第二，我们的作品要得到群众的爱好，但决不是无原则地去追求“票房价值”，我们总是把电影教育人民的作用放在第一位。作者在强调“票房价值”，强调过去电影的“传统”
（无疑地这种传统是应当受到尊重的）的口实之下，轻轻一笔，就把电影的工农兵方向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如果发展下去而不加以纠正，就有将我们的电影事业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作者公开叫出了“要倒退”的口号，看来并不是偶然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倒退”的理论，显然是有害的。
批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和批评“电影的锣鼓”，就是批评两种思想上的片面性，批评从“左”和右两方面来的对党的政策的歪曲，这种批评，对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提高我们大家的思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4、你对我报所进行的电影问题讨论有什么意见？
答：我认为“文汇报”的电影问题讨论是有益处的。电影工作有缺点错误，是客观事实，并不是“文汇报”讨论了才有的。在讨论以前，电影事业的领导方面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且准备进行适当的改革。这个讨论对改进电影工作起了推动的作用。
报上所发表的电影工作者的意见，大部分都是好的。他们反映了电影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并且提出了积极的改进意见。至于说讨论中有不正确的论点，既然是讨论，那就一定会有不同的论点，正确的和错误的都有，即使在同一个人的意见中也可能同时包含着正确和错误的部分。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能要求报上刊登的每一篇文章的意见都正确。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结论，往往只有在经过不同意见的充分的自由的讨论之后才能达到。
5、你认为应该怎样进一步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科学、文艺更加繁荣起来？
答：这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工作。
首先，必须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它们是目前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障碍。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得很多了。
其次，必须在知识分子中积极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强他们和劳动人民的联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展将促进更多的知识分子，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接受和信服马克思主义，同时将促使那些已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人，更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水平，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国科学家们已初步制定了十二年内发展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作家们也订出了各人的深入群众生活和创作的规划。党和政府将为保证实现这些规划提供最广泛的条件。
第三，必须改善党对科学和艺术工作的领导。要领导得好，首先要依靠科学家、艺术家，要很好地和他们合作，信赖他们，遇事多和他们商量，同时，领导者要学会掌握科学和艺术工作的规律。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要向科学家、艺术家学，因为在业务上，他们总是比我们懂得多得多。我们不能老是不懂，懂了一点以后也不要冒充内行，自以为了不起。
我们的科学家、艺术家绝大多数都是相信我们党，愿意接受党的领导的，可是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却是他们所不欢迎的，他们所厌恶的。只要认真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事情就好办了。一切工作都是如此。科学和艺术工作也不例外。
（原载4月9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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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昆虫对杀虫药剂的抗性
自从1946年有人发现用DDT防治家蝇失效以后十年中，国际上就这一问题发表的论文有一千多篇，专门为这问题召开过五次规模很大的学术讨论会。其他害虫如蚊子、虱、蜱和一些农业害虫，对其他杀虫药剂的抗性也陆续发现。目前文献上的记载约有一百种害虫发生了抗药性，占全世界主要经济害虫总数（约五千种）的1％到2％。这种现象叫获得抗性，因为它是在杀虫药剂使用以后才发生的。
获得抗性的发生，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杀虫药剂在使用期中起了选择作用；另一种认为杀虫药剂起的是诱发作用。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毒理研究室从1953年起在对抗性形成问题的研究中，培养成了一种对“DDT”有抗性的家蝇，一种对“六六六”有抗性的家蝇。前一种家蝇在四十代时，抗性是正常家蝇的四百六十倍；现在已培养到六十八代，抗性还逐渐在增加。在培养过程中，选择也有一定作用，但可以看出抗性的形成基本上是一个变异发生的过程。因为在试验中，用高浓度的杀虫药剂处理，其形成过程反而比用低浓度处理时为慢。即使用极低浓度的杀虫药剂，甚至完全不致杀死家蝇（即无选择作用）时，抗性也可以形成。
获得抗性的生理学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其中以家蝇对“DDT”的抗性问题被研究得最多，并且基本上已得到解决，已证明“DDT”到了抗性家蝇的体内就被代谢成“DDE”（即失去了一个氯化氢分子），“DDE”然后又变成另一个目前还没有阐明的代谢物。“DDE”没有毒性。进一步研究证明，“DDT”转变为“DDE”是一种酶的作用，这种酶主要存在于家蝇表皮内。这种酶在正常的家蝇中也有，但是为量极少，而在抗性家蝇中，它的量就很多；因而“DDT”在抗性家蝇体内就很快地被代谢，不能发生毒效。类似的情形在其他抗性昆虫中也已有发现。这说明，昆虫对杀虫药剂的抗性可能同细菌对药剂（如青霉素）的抗性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它们全都是酶的适应。假如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在获得抗性的形成中，杀虫药剂所起的作用主要应该是诱发改变或引起酶的适应，选择作用是次要的。这一个实际问题的研究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假如抗性的形成和遗传问题得到解决，它将为进化学说以及遗传学提供新的事实和见解。我们研究的结果初步证明抗性是遗传的，但还没有找出它的规律。抗性的家蝇在不接触“DDT”的情形下，抗性是会逐渐减退的。只要十代不接触“DDT”，抗性就退去了将近一半。这说明这个性征还没有固定下来，因而在遗传过程中，它们逐渐变弱。用抗性家蝇同半抗性家蝇交配，在第二代中就产生抗性极低的家蝇。
我国一些地方的家蝇对“DDT”已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抗性，最高的达七十多倍，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在爱国卫生运动中，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防治抗性昆虫的办法，不外乎用几种杀虫药剂合用或轮用，或在杀虫药剂中加入一些增效剂。如对于“DDT”有抗性的家蝇可以在“DDT”中加一种增效剂“DMC”去杀灭。增效剂即对于分解杀虫药剂的酶的抑制剂。
（张宗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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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胎膜可以防止组织粘连
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赵以成教授为防止组织粘连，创制了一种胎膜，临床证明效果很好。国内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在开颅术或者减压术中，普遍把这种胎膜用在脑或脊髓上，以代替硬脑膜，并防止粘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两年来在神经系统上进行了各种手术共一千五百五十九次，其中开颅手术三百四十六次。在脑和脊髓手术中，使用这种胎膜五十多次，这种病人中，很少发现有脑脊髓液的细胞反应现象，也没有发现颈硬或其他脑膜刺激症状。
例如脑膜瘤病人陈续龄，经过一次脑瘤切除和一次植骨手术。在第一次手术中，切除瘤子以后，脑因水肿而澎出，只好取去骨片减压，同时用胎膜保护澎出的脑组织，并使它同软组织隔离。几个月以后，水肿消退，脑不再澎出，病人状况好转，又进行了植骨术。当进行这次手术的时候，皮片很容易剥离，胎膜上下没有任何粘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对有肢体神经或者肌腱损伤的病人，当进行神经松懈、神经吻合或者肌腱吻合等手术的时候，已经全部常规地应用这种胎膜，病人神经的疼痛可以迅速消失，缩短恢复期，并且有增进肢体运动功能恢复的效果。把这种胎膜用于肌腱修复手术，还免去了长期的理疗。
胎膜的应用，已经逐渐引起我国临床医务工作者的注意。因为这种胎膜可以广泛应用在人体任何需要防止粘连的部位。
赵以成教授当用动物试验进行防止组织粘连、减少瘢痕形成的研究的时候，他选择了十多种物质作为试验材料，其中包括非吸收性金属、动物本体或者异体物质，如胎膜、羊肠膜、牛腹膜、脂肪、阔筋膜、银叶、火棉箔、不锈钢片等。试验结果，胎膜所引起的细胞反应和瘢痕的形成最为轻微，防止粘连的效果最好，并且经过一定时期，胎膜可以在体内被吸收。
这种胎膜很容易得到，加工方法也简单。只要把健康的新鲜胎盘洗净，剥出胎膜，用一平板把胎膜的外膜和粘液样的组织刮去，只剩一层透明薄亮的内膜，再洗净，切成适用的大小块状，用乙醚或醋酮溶解和去除脂肪，以后保存在70％的酒精里，在最初的两星期内，更换新鲜的酒精四、五次，以后每二、三星期更换一次。经过这样处理的胎膜，柔软而又坚韧，不到一毫米厚。在显微镜下检查，它只是一薄层半透明的纤维样物质，上面复盖着一层立方形的细胞。在理论上和实验上都证明，这种胎膜的刺激性反应最小。
赵以成教授的这项研究结果，曾经于1940年在英国的医学刊物上发表。以后，欧洲的一些医疗机构在脑部、神经、眼、肌腱等的治疗上，就开始应用这种方法防止组织粘连和瘢痕形成；有的医药制造厂也开始制造这种胎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国外医务工作人员为脑和神经战伤患者进行手术治疗，使用这种胎膜的更多起来，并且得到满意的效果。根据1955年12月美国神经外科杂志的材料，美国还没有找到他们在临床上认为最满意的防止粘连的物质。
赵以成教授将继续研究，人体神经被切断以后，两个断端因受损严重以致不能直接吻合的时候，如果使用胎膜包围，神经轴能不能沿着胎膜包围的路线生长过去的问题；他还将研究，对脊髓空洞症的治疗，能不能把胎膜放入切开的洞口预防它闭合，以便收到长久引流的效果。赵以成教授还考虑到，胎膜可以用于关节成型术，以防止关节强直的问题，以及胎膜可以用于内耳开窗术以防止窗口粘连闭合的问题。 （陈炳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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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玛纳斯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问题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周立三和副研究员邓静中研究的“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农业生产与棉花专业化问题”，已经有了初步结果，最近他们这项研究的论文也已经撰写完毕。
玛纳斯河流域是全国著名的棉花高额丰产地，每年供应国家棉花达几千万斤。他们于1956年在该流域进行了调查研究，肯定了近年来该地区在棉花生产上的巨大成就——不仅纠正了北疆不能种植棉花的保守思想，而且创造了大面积丰产的经验，为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但由于植棉面积的迅速扩大，在生产中已经发生一系列值得经济地理学家们注意的问题。
他们在论文中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粮食供应紧张。1954年以前该地区有余粮供应乌鲁木齐人民的需要，1955年以后，不但不能外运，而且感到粮食不足。根据各国营农场规划和玛纳斯河流域初步规划，都将以棉花的发展为重点，植棉面积更将扩大。但随着北疆石油工业和其他工业的发展，粮食需要量必将增加，而由于新疆地位边远，幅员辽阔，从别处调粮运程很远，势必加重运输负担并造成国民经济上的损失。还有劳动力也不平衡。棉花是精耕细作的作物，劳动管理定额比粮食作物要多几倍，特别是收花季节，人力更为紧张，在北疆劳动力不多的条件下，棉花生产也不宜过分集中。他们进一步分析了北疆、南疆的自然条件，认为南疆更适宜于棉花生长。因此，根据该地区工矿业发展的远景，从合理的生产配置的观点来看，玛纳斯河流域农业生产应以粮食为主，在不造成粮食供应失调的前提之下，适当发展棉花。
他们今年仍将在北疆地区进行经济地理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
（刘思华、高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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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政府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红十字会开会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
本报讯 1957年红十字工作会议，已于10日在北京闭幕。
会议在总结了1956年所取得的成绩以后，也指出了少数地区发展会员追求数字、发展后没有安排活动和基层组织流于形式等缺点。认为今后发展会员应该根据“边发展、边组织、边训练、边巩固”的方法，首先吸收医务人员和群众中的卫生积极分子骨干，以愿意学习卫生知识和能够担任群众卫生工作的人为主要对象。基层组织和会员活动内容应该同他们的生活和劳动特点结合起来。在街道居民和职工家属中应以搞好清洁扫除、疫情报告、急救、家庭护理和妇幼卫生为主；在厂矿中应以改善卫生状况、预防职业病和多发病、注意安全设施及搞好急救为主，女工多的工厂应加强妇幼卫生宣传；在农村中应结合生产积肥改进环境卫生、注意饮水消毒、水源和粪便管理、宣传和推动新法接生、预防地方病和慢性传染病以及使用下乡成药等为主；在学校中应以培养少年卫生习惯、注意预防慢性传染病和协助医疗机构矫治缺点为主。街道、厂矿、农村的基层组织，还应开展节育宣传。
会议认为如何巩固基层组织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加强互助友爱、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教育，和经常搞好对会员的系统的卫生知识教育，以提高会员的光荣感和为群众服务的知识和能力；同时，基层组织和基层医疗机构要实行业务挂钩，吸收医务人员担任领导并帮助会员学习卫生知识，基层组织应该协助医疗机构做好各项卫生防疫工作。此外，会议对基层组织的形式等问题也作了研究。
通过会议，与会代表们认为，适应我国目前情况及红十字会的本身条件，1957年红十字工作应该在精简节约和勤俭办会的原则下，根据需要和可能，采取有重点、有计划稳步前进的方针，防止贪多求快或有条件而不发展等偏向，以更有力地发挥红十字会在贯彻全面预防为主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的积极作用，和卫生部门的助手作用，并继续加强国际工作。会议指出，在开展工作时，还须加强同教育、民政、公安等政府部门及工会、青年团、妇联、中华医学会、护士学会、科普协会等群众组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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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考不上学校还可以学习
北京许多学生进了补习班
据新华社讯 北京市去年没有考上中学的两千四百多个小学毕业生，现在补习班里过着正常的学习生活。
这些补习班分散在北京市三十多个基础较好的中、小学校里，有专任教师给他们上课，主要是复习小学五、六年级的语文和算术。这些学校都想尽办法挤出教室让他们上课，同时帮助他们组织自学小组，在学生的家庭里集中复习功课。
北京市第十二女子中学附设了两个补习班，学校办公室主任负责领导这两个班的教学业务，他们每天上午和本校学生在一起上课，早晨和下午利用饭厅自习，自习时还有教师辅导。
各校特别注意在许多方面给他们和在校学生一样的待遇，如让他们参加学校里的团、队活动和文化娱乐生活，借阅书籍等。
从1953年到现在，北京市历年来在各校附设补习班学习的小学毕业生已有一万六千多人，去年参加补习班的学生绝大部分都考上了初中，另有些人参加了服务行业的工作和进工厂当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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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开展业务
许多新老演员将登上银幕
新华社9日讯 据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的负责人说，这个剧团的演员今年将参加拍摄八部影片和四个以上的舞台剧。今年将登上银幕的不仅有观众熟悉的演员，有的是近年来未拍过片子的著名电影演员，而且也有第一次在摄影机前表演的青年演员。
这个剧团的九十多个电影演员
（包括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二十多个演员）中，有六十多人今年除了在北京、天津演出“家”、“日出”等舞台剧以外，还分别被北京、上海、长春的电影制片单位邀请参加拍摄新影片。
以扮演反面人物著称的李景波，现在已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芦笙恋歌”。这部影片拍成后，他将回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红色的风暴”。十多年未演舞台剧的著名电影演员王人美，最近在名剧
“家”里扮演“瑞珏”，赢得了观众的赞誉。她将在4月下旬去长春电影制片厂参加拍摄“生活的教育”，然后将回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扮演“探亲记”影片中的医生。二十四年前被人们称为童星的黎铿，目前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上海姑娘”。
许多青年演员也踏进了艺术园地。在“家”里扮演“梅表姐”的林东升，相当好地刻划了“梅表姐”遭受封建社会摧残的内心世界，曹禺看了她的表演后曾连声称赞。现在她已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导演邀请第一次参加拍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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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民办学校办得好
据新华社讯 民办的上海汇光业余补习学校，现在已发展到十八个初中班级，包括职工业余学习在内，共有学生一千零三十九人。
汇光业余补习学校是由十多个社会知识分子合作举办的。1953年创办的时候，只有十几个学生。两年前，教师们亲自把三间破旧的民房修建为教室，扩大招收学生一百多人。晚上还向附近一所学校借用教室，为工厂企业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补习文化。这样，他们几年来勤俭办学，共积累了几千元，并且得到区人民委员会和邻近补习学校的帮助，又建造了三个新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