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运动国手的启示
秦牧
最近，全国排球甲级队联赛在广州举行。联赛开始的时候，新华社发过一则有趣的电讯，报道参加联赛的各队队员，台山籍的占三分之一以上。在参加联赛的十二个男子队中，有十个队都有台山籍的运动员。在一百四十四名男子球员中，台山籍的运动员就占了五十九名。如果我们从比赛的结果来对照这则电讯，就可以发现更加有趣的事情。夺得冠军的八一男子排球队，十二个队员中，台山县的有十人。得到亚军的北京市男子排球队，十二个队员中，也有八个是台山县人。
这情形决不是偶然的。正像那则电讯所叙述的，台山县目前有一千八百多个排球队和一千六百多个排球场。正因为排球运动的风气这样蓬勃，所以能够培育出这样多的国手。如果我们到广东的这个县份去走一遭，是可以到处看到多得异常的排球场的。不久以前，那里少年人组织的一队排球队，甚至还击败了一队远征到那里的成年人的排球队。
这一类的情形，在其他的体育部门中也存在。例如在全国的自行车竞赛中，优胜者有好些都是广东澄海县人。原因就是这个县自行车运货载人的活动很普遍，锻炼了不少的健儿的缘故。还有一些家庭是“体育家庭”，整个家庭里面都是体育名手。例如全国乒乓球冠军王传耀的一家就是这样。他的父亲打了几十年乒乓球，他的妻子、弟弟分别是北京、上海学生乒乓球冠军。类似这样的家庭是不少的，正像同样有许多的“美术家庭”、“音乐家庭”的道理一样。
这一类的事情，说明了一个十分浅显，但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道理：人都是靠培养和努力而获得才能的。人有许许多多的潜力，只要发挥出来，就变得有本领了。
并不是台山的人特别有打排球的天才，也不是澄海的人特别有踏自行车的天才；而是，由于那里的培养条件充足，体育空气蓬勃，因此，就培养出许许多多的名手来了。同样的道理，那些“体育家庭”、“美术家庭”、“音乐家庭”什么的，不外是由于子弟们陶冶于家长们所造成的某一种学习气氛中，因此，就锻炼和增长了某种才干了。
这道理本来简单得很，但由于过去资产阶级的“智力测验”、“天分论”的影响，好些人仍然不能够真正地掌握它。遇到具有某种才能的人，经常会想到“天才”上面去。这样的想头，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妨碍了自己的潜力的发挥，对于那些具有某种才能的人来说，常常容易因而滋长一种莫名其妙的骄傲情绪。在受到环境和群众的培养之后，反过来“狗咬吕洞宾”，骄傲地蔑视培养他的环境和群众。无论是属于哪一种行为，都是十分可惜甚至可笑的事情。
在客观培养和主观努力下，人就能够显示出才干。这种道理在历史变革的年代显示得格外清楚。元末的农民暴动，淮河流域涌现了不知多少的英雄。清代的太平天国革命，广西一省又不知涌现了多少的英雄。在中国当代的革命事业中，各地涌现的英雄就多得更不待说了。这种事例不也很好地说明：有许多外表看似平凡的人物，也许他一字不识，也许五里外都没有人知道他。在他默默地锄田和搓着麻绳的时候，有谁想到在革命风暴到来的时候，这里面就有许许多多的徐达、常遇春、杨秀清、李秀成呢。然而客观的事实却的确如此。
从这个道理想开去，我们可以觉察：原来每个人都有许多的潜力，平时都没有好好发挥，甚至有不少人原封不动地把这种潜力带到坟墓里面去。在用头顶物的地方，妇女们能够用头顶一百几十斤重的东西。在杂技团里，演员们能够用手代替双脚走路。双手残废的人，有的练习到能用脚来写字和运用打字机。在战争的年代里，不少司机借着星光就能开动汽车……。我们平时并不需要提倡用头顶物，用手走路，用脚写字，借星光开汽车……；然而这些事情不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么：头、手、脚、眼睛……，如果我们加以锻炼，原来它们竟还有这么多的神奇的力量呢。我们人类中还有许多人不会驾驶机器脚踏车和不敢走过独木桥，然而在马戏班里，笨拙的狗熊却居然会驾驶机器脚踏车和合于节拍地跳舞了。这种表演不也怪带讽刺意味地告诉了我们这点道理么！
前人形容写文章的人未曾充分发挥才能，说过这样的话：“千古文章未尽才”。这句话其实可以移赠给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人。那些呕尽心血，充分发挥才智而死的人，也许在人类中占的数量很小。倒是有相当多的人，好好的手，好好的脑子，都没有充分去发挥它的潜力。那些本着毅力，读完了百科全书的人，或者从一字不识，靠自学变成专家的人，不断苦练，成为运动国手的人，牧童出身的人民军事家，一年做两三年工作定额的劳动模范……，他们是比较地发挥了生命的潜力的。但一想到我们中有许多人是“拿着个金饭碗讨饭吃”的生命潜力的浪费者，却真是令人“惊呼热中肠”的一回事。
从一些运动国手的籍贯使我零碎地想起这些事情。我想，这道理也许对我们克服一种病态情绪不无好处，这种深受历史影响，现在还颇流行的害人害己的病态情绪就是：骄傲与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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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捷友谊深入民间
钦文
去年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中国语言教授别尔查·克列布索娃博士和东方文学教授什捷凡·扎利先生同道到浙江；我从杭州陪他们到绍兴去参观鲁迅纪念馆。克列布索娃博士能流畅地讲中国话；我们谈得很亲密，知道她于1954年曾经到过绍兴。她告诉我她在布拉格办理鲁迅图书馆，那里有着五万册中文书籍。“呐喊”于1937年就翻译成捷文在布拉格出版。克列布索娃博士翻译过许多鲁迅先生的著作，也写过关于鲁迅先生著作的论文。她知道我的第二个孩子在学习捷克斯洛伐克语言苦于没有适当的字典，就介绍了她的在北京著“中捷字典”的学生斯丹尼同志。不久我的孩子来信，说是已经得到了斯丹尼同志的帮助。
寒假中我这孩子回到杭州家中时接到他同学的信，说他们先生马丽亚的丈夫有色金属专家要来杭州，也要到我家来访问。当初以为他来游玩，要找个人陪陪，所以要来我家。可是大华饭店来电话通知，这位专家要在离开杭州的前夕七点半钟才来我家访问，我的“找人陪游”的猜想是不对的。他是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里的总工程师，有事情到杭州来，是忙中抽空来访问的。我于茶点以外备了个唱机，以为少有话可谈的时候不妨请他听听我国的民间音乐。可是这个唱机，并不得用。他说并非不要听我国的民间音乐，只是谈谈更要紧。他并不和我多讲话，老是面向着我的第二个孩子。这孩子当初吃吃地回答不好捷克斯洛伐克话，显得有点窘。由于专家的热情安抚，耐心启发，渐渐地他大胆起来，回对得很自然了；有时翻译不出，就去查一查讲义。我看着这位专家认真、和蔼的神情，于钦佩中忽然感悟着：他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访问，是有意给这孩子来个当翻译员的机会的。这孩子学习捷文的时间还短，基础又并不好；可是大批的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即将来到，翻译工作就得开始。这位专家的来访，与其说是为着考查他爱人教学的成绩，不如说是来替他的爱人给我的孩子补一课；他对于他爱人的学生负责，对于中捷文化的交流负责，为着人民的事业，为着世界的和平。
“他说的，我明白！”专家不时地转向我和我的爱人说，现着得意喜悦的神情，表示我孩子的翻译是对的了。由于衷心的感激，临别我说，“将来上北京，我去看你们！”
这次我来首都开会，马丽亚先生夫妇知道以后就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玩。马丽亚先生也是一见如故。她招待我得这样热情，接连地把水果、糕饼、夹心糖和红茶递给我。她的手和嘴巴，好像一直没有停息过。他们夫妇都戴着眼镜，他们的十一岁的孩子也戴着眼镜，显然，近视是遗传的。我的孩子告诉我，他的心爱的珐琅小刀已经送给这位小朋友；这是真情友好的表现。我们中捷两国，连小孩子之间，也已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有说有笑一忽不停地谈了一个多钟头，谈到尤利乌斯·伏契克，谈到北京和杭州的景物，谈到克列布索娃博士等，也谈到他们刚在怀仁堂看到的京剧：“猴子……扇子”，马丽亚先生做着手势说。我知道演的是“火焰山”，就扼要地讲了“唐僧取经”的故事。我说“那天晚上我们在怀仁堂听毛主席讲话，因为要举行晚会请你们看戏，我们匆匆出东边的便门，弄得许久找不到车子呢！”于是相互大笑，觉得更加亲密了。我不懂捷文，细微曲折的意思，能够相互了解，无非靠三个都还只学得六个月捷文的学生；这是马丽亚先生的成绩。别后孩子又陪我到北京饭店去访斯丹尼同志，她知道了我是克列布索娃博士的朋友，就热情地招待了我。从她房间里书架上陈列着的和案桌上摊着的书籍的多而复杂，可见她著字典等工作的努力和紧张。这使我记起来了曾由孩子传达马丽亚先生的话：“我们捷克斯洛伐克人少，所以每个人都要很努力。”他们少数人，对于中捷文化的交流却已做了不少的工作。我对于斯丹尼同志在中捷文化交流上的贡献和照顾我的孩子深深地感激，也就向她表明了这情意，她“哪里哪里”地说着喜悦地微笑起来了。当我和马丽亚先生谈话，她的丈夫插嘴，“中国文化实在是早就很发达的。”我说“可是科学上现在要请你们来帮助”时他也是这样表情的。在下楼时我暗自想：不到两个钟头，我就这样接连到两处访见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好朋友，还提到其他许多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友，都是印象很好的，可见中捷两国的友谊，已经深入民间了！
1957年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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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寻找野马
谭邦杰
去年夏季，北京动物园派出去的野马搜集队由新疆发出了一个过早的喜讯：捕获了几匹“野马”。消息传到了适在我国访问中的德国动物学家齐莫曼教授的耳中。他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中，对这件喜讯特别表示祝贺之意，并且说要把这喜讯带回欧洲去，因为“欧洲有很多人都在关心世界上仅存的一种野马到底绝种了没有。”
世人这样重视野马，因此他们搜集的成果如何，不仅为我国动物学界所关心，而且也为世界各国动物学界所注意。野马是家马的祖先。古代曾有许多种野马，但早已陆续死绝了，现代残存者只剩下这一种，即：蒙古野马，又名普氏野马，因为它是1880年由俄国旅行家兼自然学家普尔采瓦斯基氏首先介绍给科学界的（他带回国的模式标本现存列宁格勒的科学院动物博物馆中）。怀旧之心，人皆有之。人们曾经痛惜原牛（家牛的祖先）已在十七世纪中绝种，因此对于残存的野马，更是弥觉珍贵了。
根据动物学界的调查，现存的野马分布地区非常狭隘，仅限于新疆、蒙古的边境一带。普氏所得的标本（一个头骨，一张皮）是得自准噶尔盆地的边缘。在历史上，捕猎野马之举只曾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十九世纪末叶，俄国的贵族自然学家佛兹范恩曾派人捕获了一小批，养在克里米亚他的别墅内。第二次是1900年德国著名的驯兽家海京伯（动物园长、马戏班主兼动物买卖商）派来的采集队，也捕获了一批。捕获的地点都是在靠近新疆边境阿尔泰山北麓的科布多河谷
（北纬四十八度，东经九十度三十五分）。第二次共捕获五十二匹，但是在归途中，万里跋涉，一路走一路死，走了十一个月才返回德国汉堡，死剩二十八匹。现在欧、美各国大动物园中所养的少数野马，都是这一批的孑遗。
自1900年以后，半个世纪过去了，野生的野马究竟如何，竟然毫无消息。分布区本来就狭小，数量又很少，新疆的秩序也曾一再纷乱过。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种种揣测和担忧，甚至有人认为它已灭绝了。例如研究有蹄类动物的权威、维也纳的安托尼奥博士就曾如此论述过。
是否真的灭绝了？这还需要实地调查后才能断定。但是也许会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意见：解放后，随着入新、入藏的各种调查队的前进，不是曾经一再传来“野马”的消息么？不是还曾有调查队员或钻探队员亲手射获过“野马”而且吃过它的肉么？不是柴达木盆地中还有一处有大批野马出没的“野马滩”么？
但，这种种只不过是一个误会。原来动物园采集队去年6月间在新疆捕获的四匹“野马”并不是真的野马，带回北京后一看才知道是蒙古野驴；而另一队人由青海西部得到的两匹也是野驴（西藏野驴）。西北人都把它叫做“野马”。在青海甚至有人叫它为“白龙马”，意思是说：唐僧上西天取经时所骑的就是这种“马”。
野马和野驴虽然在外部形态上颇多相似，然究竟还是有不少重要区别的。因牵涉到动物分类的问题，讲起来话长，这里就不必细表了。但驴、马虽一字之差，在价值上却大不相同。野马是现代最珍贵的动物之一，野驴则差得多，主要是因为野驴的数量还很多（在某些季节中可能发现成千成百的大群），且分布很广，不但广泛分布于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同时也生存在伊朗、阿富汗、叙利亚等等地方。物既不稀，所以就不那么贵了。
尽管如此，北京动物园的采集队去年捕猎野驴确也费了千辛万苦。因为比起海京伯捕野马的时代，时间固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是在铁路线没有修到新疆内地去之前，那里的气候、交通、住宿、饮食等条件与过去也还相差不多。采集队去年的活动范围是在奇台北面、准噶尔东面、靠近北塔山一带的荒漠草原上，唯一的交通方式是骑马，往往一二百里地不见人烟，一旦迷失了方向或遇见变天，处境就更艰难。采集队员中就有人饿了两三天，粒米未进；也有的曾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大雪天里，露天过夜。
为了找寻野马，现在采集队又出发了。这次的准备工作比上次强一些，但是困难一定还很多。最主要的困难是：究竟在那里能找到野马呢？出发前可谓没有多大把握。北塔山一带既然已证明没有，这次只能继续北进，一直找到新疆最北部的阿尔泰山南麓，那里与科布多河谷只有一山之隔，可能性比较最大。队员们相信，只要北疆还有野马生存，就终有找到它的一日，而找到之后，捕捉就是比较简单的事了。野马的生育期是在4月下旬和5月的前半个月，因此5、6月间是捕捉野马的最理想的季节，过此以后，小野马渐渐长大，就很难活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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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绳与蛇
吴岩
“那末慌慌张张的干么呀？瞧你鼻子也在流血——跌跤了吧？”
“咳，你可知道，在我床底下，长长的，黄黄的，盘在那里……幸亏我逃得快！”
“那是什么呢？”
“那当然是蛇啊！这个，我有经验，三年前我就给蛇咬过一口的，也是这样，长长的，黄黄的，盘在那里……”
“三年前你已经把蛇的特征看清楚了？”
“得了，别说风凉话了！给咬了，谁还顾得上这些个？”
“那末这一回你看清楚了？”
“这一回我一看就知道了，我就赶紧往外跑，谁知道跌了一跤。”
“这一回是我放在那里的一条草绳啊。”
一般所说的经验主义者，我遇到的却大多是属于“三年前给蛇咬了一口，看见草绳也害怕”这一类型的同志：虽然他们以第一次为借鉴或前车之鉴，实际上却是第一次没有看清楚，第二次也没有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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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子闹学 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