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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明辨是非，过好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
桂林栖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拥护周总理和陈叔通副主席的报告。我现在就安徽的农业合作化中所反映出的认识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组织起来力量大，灾荒也不怕”
我省全面合作化的第一年就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考验，去年午季遭受五个月未下过透雨的大旱灾，以后小麦又普受疸灾，六、七月连续九次大暴雨，江淮均遭受严重的涝灾，八月初全省普受一次强台风袭击，接着又是大雨，复受涝灾。如果仅从受灾播种面积计算，灾情的广度还要大大超过1954年。但因组织起来的农民充分发挥了集体的力量，经过挑水点种，五涝五排，四淹五种，深水抢收等等一系列的顽强战斗，就大大减轻了受灾的损失，灾区一般都有一定的收成，还有达到保产的，在非灾区，由于合作化的高潮推动了空前未有的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普遍推动了农业生产的三项改革，仅粮食作物就增产四十一亿斤。由于灾区减少损失和非灾区的空前增产，使我省1956年的粮食总产量为二百三十亿斤，超过了丰收的1955年二百二十七亿斤的水平，使我省粮食不仅能够自给，还能够外调支援城市工业的用粮需要。在这样大的灾情下面，有这样的成绩，离开合作化是不能设想的。
由于合作化的优越性，我省灾区人民较过去受灾时困难大大减轻了，灾民外流现象大大减少了。1954年水灾，当时灾区人民为了抗灾，就发展了一大批合作社，国家又支付一亿二千万的救济款，连同江淮治水土方经费达两亿之巨，因此做到了救灾不饿死人，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推动了合作社的较快发展。但因尚未普遍合作化，灾民外流仍达十万以上。1956年由于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只需国家支援四千万的救济款，就做到生产自救，灾民外流的减少到五万，其中有许多是由亲朋串连到西北、东北工地找工做的。就是说，组织起来的农民在灾情广度还要大于1954年的情况下，向国家少要了五分之四的救济款，而因灾外流人数还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不是合作化的抗灾优越性么？所以合作化以后的灾区，不仅和解放前灾民大批外逃、病死饿死无法计算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就是和解放初期仍有很大差异。因此，灾区农民形容办社以前受灾，是“水牛掉在井里，有力无法使”，办社后受灾是“组织起来力量大，灾荒也不怕”。他们说：“过去受灾，逃荒要饭，妻离子散；现在受灾，家家团圆，衣食有着，大家忙生产”。至于非灾区人民的生活，就进一步地改善了。去年秋收分配后，翻盖新屋，添置新衣新被，买胶鞋热水瓶的，在灾区间也常有，在非灾区到处可见，不少地方因此布票不够，日用百货供应紧张。据省商业部门就农村销售量的统计，1955年每人是棉布十七点八五尺，胶鞋零点零五七双，袜子零点五四双，卫生衫裤零点零五一件，肥皂零点八八块；1956年每人是棉布二十点零六尺，胶鞋零点零七二双，袜子零点六二双，卫生衫裤零点零五九件，肥皂零点九三块。就是说在1956年受灾年份这几种主要日用百货的销售量都超过了丰收的1955年，农村受灾年份的购买力超过了丰收年份的购买力，这不是合作化带来的么？所以有的农民说，土改使“多年的要饭棍烧了锅”，合作化使“多年的长工归了窝”。广大贫农和新上、下中农、老下中农，虽然有时也感到有些美中不足，但一回想起解放前的缺粮讨饭的多，欠租背债的多，在外面打长工的多，国民党的夫费多，土匪抢人的多，那种五多的苦难日子，现在是一去不复返了，总是眉开眼笑的，他们并没有“农民生活苦”的感觉。就是老上中农中的一些暂时保产户或者减产户，他们虽然有些意见，感到不习惯，也觉得现在日子是“半夜敲门不吃惊”，比解放前安稳好过。
“万事起头难”
在翻天覆地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当然会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例如在办社过程中，有些社办得过大，生产队划得过大，生产经营管理不善；一度放松了副业，有些地方非生产开支过多，使社员未能得到更多的收入；有些社曾一度对耕牛农具保管不好；有些地方在推行生产改革中，有违背农时，不择品种现象；秋收后有些丰产区对社员的“勤俭持家”教育不够，发生若干浪费；某些干部有强迫命令作风，极少数还有违法乱纪贪污行为。所有这些缺点和错误，都曾造成某些损失，使农业生产未能搞得更好。但绝大多数农民把这些缺点和错误，看作是“万事起头难”，“头三脚难踢”，是在没有经验情况下发生的，有许多是难免的，是必须和可以克服的。目前整社已经结束的地方，这些缺点和错误已经基本上被克服了，正在整社的地方则正在克服中。原来要求退社的户在整社过程中有许多又不愿退社了。许多地方的农民把合作化的优越性和缺点作了比较之后，认为“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农民，在一年之内，居然能够把合作社办起来，办得好，彻底挖掉了穷根，这是了不起的大成绩”，“没有党的领导，是万万做不到的”。他们相信“只要办过三年、五年，一定会把社办得很好”，他们的生活，将会“逐年富裕起来”。
谁是“时代罪人”？
但是有些人却和农民看法不一样，他们否认合作化的成绩是主要的，说“农民苦”，说“干部坏”，我省一位社会人士给省政协负责人的历次信件中，他说，“孟子说，‘有恒产则有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矣’，公有产不是个人恒产，所以农民生活不够”。他还进一步说什么“现在高潮已到泛滥成灾的时候了，若不急救，我们就是负国负民，都成了时代罪人了”。很明显，他的所谓“灾”，就是指社会主义高潮淹没了剥削制度，他是公开反对合作化的。另外，还有两位人士在一个市政协召集的一次学习会上发言，认为“现在农村干部都是流氓地痞，把事情办坏了，地主富农分子经过劳动，已改造得很好”，“他们也能领导”。又很明显，他们不加区别地攻击基层干部，也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想让地主、富农在农村担任领导。这些人当然都是不愿承认合作化有优越性的。
不能把假象当本质
当然像上面所述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敌对情绪的人只是极少数或者个别的人。我们党内党外对合作化和农民持有不同看法的人，绝大多数是由于没有深入接触农村实际，只是受亲朋中一部分富裕农民情绪的影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或者只是接触到表面现象、个别现象，而没有看见问题的本质和普遍现象，因而把孤树当森林，把假象当本质。他们只看见少数富裕农民暂时的保产或减产，看不见广大农民增加收入和生活有所改善；只看见农民和工人生活上的某些差别，看不见农民自身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生活上的很大差别；只看见工人和农民收入上的差别，看不见城市和乡村生活开支的差别；只看见生产改革中的某些失败，看不见生产改革中的大量成功；只看见部分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和个别的违法乱纪，看不见绝大多数基层干部的日夜勤劳、积极工作；只看见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看不见各项工作都是在克服缺点和错误中不断前进。总之，是只看见缺点错误，看不见成绩，或者是把不必要的歌功颂德和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绩混淆起来。所有这些不同看法，都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上指示我们，要明辨是非，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将遵从毛主席的教导，将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政协委员会会议的精神，向省政协作深入的传达，从而贯彻到各党、各派、各界群众中去，将根据“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目的”的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们坚决相信，有毛主席这次明确而又透彻的指示作为武器，我们党内党外某些不同意见一定能够统一起来，是非界限一定能够辨别清楚，我们一定可以在互相帮助，互相监督，肯定成绩，改正错误的情况下，过好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我们将满怀信心团结一致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前进。（附图片）
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主席接见中国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岳崇岱委员。
本报记者 高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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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家烈寄语台湾军政人员
归来，归来，不要坐失良机
我以十分荣幸和非常兴奋的心情，列席了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和周恩来主席及各位负责同志所作的报告以后，受到了深刻的启示和很大的鼓舞，我衷心拥护大会的各项报告，并为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的决议而努力。
我想就我个人几年来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所得的教益和进步，谈谈我的一些感受，借请指教。
共产党的领导是幸福的源泉
我感到：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积极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幸福的泉源。以我来说，自1949年贵州获得解放，那时我已年近六旬，眼见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分崩离析，注定必然要归于灭亡。同时也看见人民革命的力量必然要取得伟大的胜利，这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由于自己不愿再被反革命利用，决心割断与反动派的关系归向人民。但又深深感到：我过去是一个割据一方的旧军人，在1932年至1935年期间，一度掌握过贵州的反动政权，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尤其是在1934年至1935年，当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路过贵州的时候，我更错误的作了反革命的帮凶，竟然阻挡红军北上，摧残革命，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有过严重的危害。当解放时我想，这些罪恶史实，虽然已成过去，但不知党和人民对我是否能够宽容？今天想来，实在是一些多余的顾虑。因为，自从我坚定走向革命的光明大道以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亲切的关怀着我，而且对我的生活和工作都作了妥善的安排和照顾。我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一直是愉快的学习、愉快的工作和愉快的生活着。几年来，在工作和生活实践中切身体验到，像我这样的人，自解放以后能够从衰朽而获得新生，这完全是党和毛主席的光辉照耀，才能受到教育，逐步提高了政治觉悟，从而能够悔悟过去，策励将来。根据这一具体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确是大公无私，一切是从人民利益出发，从革命出发，从团结出发。只要一个人能够归向人民，拥护革命，党和人民政府一直是既往不咎，实行宽大政策，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根据这一事实，也充分说明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正确和伟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广泛的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而且也教育、改造了不少的人，使他们能够坚决的在无限幸福的道路上前进。
祖国建设事业一日千里
再从对社会的观察和实践来说：几年来，我亲身体验、亲眼看见我们伟大祖国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突飞猛进，真是一日千里。各地城市的工业建设和市政建设，农村中的农林水利建设，到处都取得伟大的成绩，显示出伟大祖国的锦绣河山实在令人可爱。随着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全国各地的工商业都日益繁荣，广大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过得更加美好和富裕。以我们贵州来说，过去有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但是自从解放以后，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也逐渐的把贵州建设起来，快要改变过去面貌了。不久的将来，黔桂、川黔两条铁路通车以后，贵州即将成为西南交通的枢纽，富裕繁荣，将会给贵州人民带来更多的幸福！所有这一切，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感到兴奋和鼓舞。
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因此我要正告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你们逃离祖国大陆已经八年了。在这悠悠的岁月中，抛别了可爱的故乡，隔绝了家庭的亲人，寄人篱下，受尽美国的脸嘴，过着屈辱的生活。风晨月夕，饮恨吞声，这种苦况，是可想而知的。自从人民政府号召和平解放台湾以来，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中愿意促进和平解放的人日益加多，争取早日回归祖国大陆，省亲视友，欢然团聚，这种心情也是很自然的。但是美国政府对此，却是极端恐惧，不惜采取一切办法进行破坏。最近美国策动一批标榜所谓自由中国的分子和所谓台湾独立的分子，进行推翻台湾当局的活动，企图把台湾变成像檀香山一样的美国属地。周恩来主席说：“其实，美国政府这种手段只能使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更加认清美国政府企图奴役中国的真面目。今天美国既然可以发动一个推翻台湾当局的运动，明天美国又何尝不可以抛弃那些标榜所谓自由中国和台湾独立的分子呢？卖国求荣不仅无荣可得，而且还将遗臭万年。”所以周主席在此发出庄严的号召：“一切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粉碎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这尤其是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更应该体会这一深刻的意义，当机立断，以实际行动，响应周主席的号召，争取早日把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这对人民来说是立了一件大功；对国家来说是有了巨大的贡献。大陆上的同胞正在伸出双手，欢迎你们。归来！归来！不要迟疑自误，坐失良机。（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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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工农兵演出得少了
丁果仙对晋剧的上演提出三点批评和建议
我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李副总理的报告，以及陈副主席政协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我完全同意并拥护。
我是一个晋剧演员，愿就戏剧工作方面谈一谈：
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们山西地方剧种很多，但是受旧社会的反动统治者摧残破坏，许多剧种都湮没下去了。例如：山西北路梆子，本是一个流行很久的剧种，日寇侵入山西后，被摧残消灭，久不上演，自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收罗旧有的演员，恢复了这个剧种，先在晋北忻县建立了一个剧团，最近拟在大同又发展一个剧团。现在全省共有四十三个剧种，各剧种都已开花结果，各有不同的发展。各剧种曾经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政府的主持之下，互相会演，互相观摩，交流经验，各取所长。太原的剧团到各地演出，各地的剧团也到太原演出，经过这样的交流学习，就能够知道那个剧种，那个剧目在群众中能起一定的作用。因此，演出质量逐渐提高。在演出方面即有推陈出新的效果。在音乐方面也发生了不同的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目标，是更便于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我们对此都有缺点，例如：1956年太原市的剧团演出情形，为基本建设工地、厂矿演出三百六十场，为部队演出八十八场，为农村演出二百二十五场，市内剧场演出一千五百六十一场，市外剧场演出七百八十六场，全年共演出三千零二十场，为工农兵演出六百七十三场，只五分之一多。这就说明我们深入工农兵方面还不够，今后对此方面要加注意。
二、增产节约，勤俭演戏
我们有些剧团，发生一种偏向，好铺张，每排演一个新剧，好以灯光布景取胜，花钱很多，但是到乡村和厂矿演出的时候，道具很多带不动，舞台小放不下，没有灯光演不成，虽然花了许多的钱，费了好多的力，但下乡却发生了困难，不能深入群众。今后我们要精简节约，勤俭演戏，除通过戏剧，宣传精简节约，勤俭建国这一政治任务外，还要在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方面下工夫，把质量提高，不铺张浪费把戏剧演好。
三、团结老艺人，培养青年一代
1956年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进行了发掘传统剧目工作，在发掘当中，老艺人们发挥了积极因素，从恢复上演传统节目，发掘艺术上，改变了青年演员对老艺人不尊重的思想。打破了戏剧表演艺术上的清规戒律。文艺干部很虚心地向老艺人征求整理改编意见。对发掘出来的老戏，在恢复上演时，我们经过慎重研究，依靠文化部门进行整理改编，丰富了上演节目。我们山西四十三个剧种，发掘出来传统节目一千八百三十七个，其中晋剧有六百六十八个，据初步分类，此中包括久不上演和将要失传的二百三十二个，有剧名而没找到剧本的有二百六十九个，还发掘出一般流行节目的剧本一百六十七个，并在发掘的同时，太原市的晋剧一、二、三团恢复上演了七十一个，这是关于发掘丰富上演剧目的概略的情况。这些工作我们感到做的还差，今后还要继续发掘。
我们又感觉培养青年演员是一个重要工作，如果不特别培养，青年演员难以成长。至于培养方法，我们考虑成立青年演员支队，巡回演出，这样逐渐能培养成为优秀演员。又计划把晋剧训练班改为正规的晋剧学校，以便晋剧青年演员不断的产生，可以继承下来。
最后，我愿意向全国的兄弟剧种学习，互相联系，互相支援，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
祝大会胜利成功！
各位委员身体健康！（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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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一些问题
吴耀宗的发言
这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在政协会议上听了周总理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很大的鼓励。
我现在要就贯彻宗教政策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几年来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成绩和缺点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一贯地、忠实地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共同纲领和宪法中都有明文规定。毛主席在1952年10月8日对西藏致敬团讲话时说：“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这几句话更是我们宗教界人士所乐于引用的。毛主席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处理宗教问题的指示，虽然只是三言两语，却把整个宗教政策的精神阐发得非常清楚，我们宗教界人士非常佩服。
在解放后的几年中，政府对贯彻宗教政策，作了很大的努力，也有了很大的成就。就基督教来说，从1950年起，我们进行了三自爱国运动。这个运动纯洁了教会，缩短了基督徒和广大人民间的距离，开始改变了过去被帝国主义利用的中国基督教的面貌。如果不是在新中国的环境里，如果没有政府的同情和支持，这个运动是不可能进行的。政府对教会的需要，也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帮助，例如：房地产税的减免、教牧人员和信徒的学习等。教会的正当宗教活动都得到保护。许多地方干部经常关怀教会工作，经常与教牧人员联系。有的乡村干部在教会修建礼拜堂时，赶来参加劳动。有一位干部，为要处理一个乡村教会外面一棵树的所有权问题，在内涝期间，涉着齐胸的深水，走了好几里路到那个地方去。许多地方干部对教牧人员个人生活上的困难，用各种方法来协助解决。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政府帮助教会揭发了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集团，使广大信徒进一步分清敌我，辨别是非，使教会内部更加团结。随着中国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基督教也脱离了西方教会的控制而站立起来了。为了中国基督教这个历史的转变，我们不得不对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表示衷心的感谢。
但是，这几年来，宗教政策的执行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若干地区里，还有一些教会没有恢复礼拜。这些教会所以没有恢复礼拜，原因之一，就是在土地改革期间，地方干部奉到上级指示，要教会暂时停止聚会。为了避免土改时可能引起的纠纷，这个措施的用意是好的。土改后有许多教会已经恢复礼拜，但也有些地方干部借口没有奉到上级指示，不许教会恢复礼拜。在小城市和乡村教会中发生得较多的是房屋和家具被机关团体占用、借用的问题。有的是占用、借用教会多余的房屋和家具，有的甚至是占用教会用来做礼拜的房屋和家具，使宗教生活受到阻碍，甚至不能进行。在乡村教会里，信徒的宗教生活有时也受到干涉。有的干部威胁信徒，不许他们做礼拜；有的借口生产，阻止信徒参加宗教活动；有的把信徒的圣经和赞美诗拿走。有一个乡村里的干部到教会和信徒家里搜去圣经和赞美诗等一百三十二本，经过几年，这个案件还没有处理。有些干部对信徒的宗教情感不但不尊重，反而采取粗暴或侮辱的态度。也有些干部，企图用行政手段来限制宗教活动，给教会制订一系列的“禁令”，例如：不准奉献、不准修建礼拜堂、不准发展信徒等。有时教会负责人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属会去探访或工作，也受到阻碍。
教会内部的不健全也是教会问题所以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有的教会没有组织，没有领导；有的教会被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反动会道门混到里面，甚至被他们控制。小城市和乡村教会的负责人，政治水平大都比较低，他们所讲的话、所做的事，容易引起教外群众的不满。此外，还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例如：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中国进行侵略的事实在有些地方所留下的痕迹，灾荒所造成的特殊情况等。
上面，我提到了与贯彻宗教政策有关的一些有形的问题。现在，我再提出一些与贯彻宗教政策有关的无形的问题。今天新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这是事实。但新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是以马列主义，包括马列主义的无神论为指导思想的。这两个事实的本身并不是互相冲突的，因为不管是相信马列主义的，或是相信宗教的，他们都可以在建设祖国、保卫和平、为人类谋幸福的共同愿望下团结起来。
但是，虽然如此，问题还是会发生的。有些机关和学校对基督徒采取一种特殊的看法：不管他们的工作或学习成绩怎样好，他们的宗教信仰往往被看作一个缺点。例如：有一个医院，在评选先进工作者时，把宗教信仰列作落后因素之一。有些高等学校的基督徒学生反映：在肃反后，因为他们信仰基督教，他们就被看作是有问题的人，因此，他们不敢去做礼拜，不敢与基督徒同学谈论宗教。
这种情况所以产生，是由于有些人对宗教所抱的成见和这个成见所造成的对宗教信徒的歧视。成见是怎样产生的呢？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基督教过去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历史的原因。在基督徒里面，直到现在，还有些人受了帝国主义思想和基督教内反革命分子的影响，这种影响随时都可能在机关学校的生活里表现出来。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些关于批判宗教的出版物的偏向。在过去一年多当中，各地区的出版社出版了不少的批判宗教的小册。我们对批判宗教这一件事，没有意见；信仰宗教的有自由，不信宗教的、批判宗教的也有自由。我们也不是因为有人批判宗教，便感到不舒服。一个虚心追求真理的宗教信仰者，是不怕别人批判他的宗教信仰的。
目前关于批判宗教的出版物，是怎样一种情况呢？我们不能不坦白地说：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有不少的部分是片面的、主观的、不符合事实的、一笔抹煞的。很自然地，开宗明义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对古今中外的一切宗教给予一个总的宣判：“所有现代宗教——基督、犹太、伊斯兰教、佛教等等，都叫人民群众绝对服从压迫者，都力图把人剥削人的制度神圣化，为它辩解，使它永久存在。”“宗教是一向替统治阶级服务，捍卫阶级不平等和剥削制度的。”“宗教是陈腐的反动思想和观念的体现者，是一切腐朽东西的支柱。”根据上述的宣判，下面的结论也是很自然的：“坚绝（决）的，积极不断的反对宗教残余，宗教偏见，宗教迷信的斗争是必要的，因为它们阻碍着人民向共产主义前进，它们阻碍着人民群众创造力的发展。”是不是在宗教信仰者里面也有进步的成分呢？似乎作者们连这一点也否认了。“‘进步的’僧侣——这是僧侣中变得更聪明的、因而也就是更巧妙地掩饰他们仇视科学和仇视人类发展的那一部分。”有一位作者为要否定宗教，索性作出一个全面的结论：“所有的人都是无神论者。”为要证明这个结论，他就运用他的想像，提出下面这些问题：“为什么他们要耕地和播种呢？难道说万能的神不能在未开垦的荒地上生出黑麦和小麦吗？”“为什么信徒们那样害怕瞎了眼睛呢？……难道根据神的意志，他们就能用手和鼻子来看东西吗？”结论似乎是：信徒们既不相信可以不耕而食，不相信可以用手和鼻子来代替眼睛，他们就都是无神论者。
这一类批判宗教的宣传，将会产生什么效果呢？首先，我们并不否认在宗教的组织和实践方面（就基督教来说）有许多坏的东西，这些坏的东西，教外的人反对，教内的人也应当反对。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小册子对宗教的片面的、不公正的看法，一方面将会使西方基督教里面反苏反共的专家们振振有词，另一方面也会使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里面热爱真理、热爱正义的人士，感到他们受了冤屈。这些小册子的作者和编者们似乎不晓得在新中国的各个宗教里面，都有一个爱祖国、爱和平的运动；他们似乎不晓得：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还有像约翰逊、文幼章这些和平战士，和许多为正义而斗争的，不大知名的宗教界人士。抹煞这些事实，抹煞这些人物，就是否认他们在许多对人类有益的事业中的地位和贡献，同时也助长了在宗教里面被帝国主义利用的力量。其次，这一类批判宗教的宣传，将会使人怀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真实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要保护宗教，也要尊重宗教信仰。批判宗教是一件事，在批判宗教时，不根据事实来作判断，对宗教采取粗暴轻蔑的态度，这是另一件事。
两点意见
根据以上所说的情况，对如何更好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问题，我愿意提出两点意见。
第一、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人民委员会对宗教工作更加重视，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更多的、更有计划的、更有效的宣传教育。这种宣传教育应当在工作干部中进行，也应当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应当是消除对宗教的片面的看法，提倡对宗教及宗教界人士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政府加强宗教事务部门的人力，特别在基层干部方面。
第二、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在宪法第88条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以外，考虑制订一些与贯彻宗教政策有关的补充条文。许多经验证明：宪法上概括的条文是不够的，因为执行宗教政策的人对这个条文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时是互相矛盾的解释。补充的条文当然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但我们可以根据这几年来所发生的主要问题，来规定这些补充条文的内容。制定补充条文时，应当征求宗教界人士的意见。这样的补充条文对宗教政策的贯彻可以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知道：贯彻宗教政策不是政府片面的事，我们宗教界人士也应当负起责任。就基督教来说，我们应当进一步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热烈地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地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我们应当彻底地完成自治、自养、自传的任务，使过去一百多年中被帝国主义控制利用的中国基督教完全改变它的面貌。
我们认为进一步贯彻宗教政策，尊重宗教信仰，不但可以满足信徒们在宗教生活上的要求，安定他们的情绪，也可以提高他们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在过去几年中，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污蔑宣传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新中国宗教的情况，更是他们所喜爱的一个题目。他们当中最极端的宣传家们曾经说：中国的教会都关门了；牧师们都被枪毙了。但是，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事实已经使这些宣传家们不得不逐渐改变他们的口气。上面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是不是又会使这些宣传家们得到造谣诽谤的借口呢？是的，他们看到这篇发言，一定会感到高兴，他们一定会尽量利用这篇发言来作宣传的资料。但是，他们又能得到什么新的收获呢？他们的宣传是不是比过去更有效力呢？我以为不会是这样的。这几年来新中国的教会在许多方面呈现了新生的气象。有的教会建筑了新的礼拜堂，有的教会按立了新的牧师和主教；教会的活动增加了，做礼拜的人数也一般地增加了。就以圣诞节而论，信徒参加庆祝的情况，一年比一年热烈。许多信徒做了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全国各地的教会里面，涌现了成千成百的积极分子。每一个到新中国来访问的国际友人，都可以为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作见证；任何歪曲宣传都不能改变这些事实的真相。
我们并不否认在宗教政策的执行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已经逐渐获得解决；经过一定的时间，必定能够完全解决。我们也不否认：在新中国里面，在宗教与非宗教之间，在有神与无神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这只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定可以得到适当的处理的。几年来的事实证明，许多人民内部的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
新中国基督教的情况不需要西方的宣教家们替我们担心。相反的，他们应当担心的，却是他们自己的教会。一位美国牧师斯梯芬·H·弗里区曼在1956年9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美国的宗教自由正在逐步地但是肯定地遭到剥夺。仿佛有一套准备好了的陈腔滥调，你若不说这一套话，就会失去说话的自由。”
那些企图维持国际紧张局势的人们，妄想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打开缺口，妄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当中制造分裂，妄想使社会主义国家中可以解决的人民内部的矛盾转变为不能解决的对抗性的矛盾。宗教就是帝国主义在这些阴谋中所用的一种武器。杜勒斯在几个月前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上，不就是用“无神论观念”作为他的“改变共产党世界”的一个借口吗？但是，他们的阴谋是一定要失败的，他们的幻想是一定要破灭的。
我们中国基督徒不会受帝国主义宣传的迷惑。我们热爱灿烂光明的新中国；我们热爱领导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管理得很好；我们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我们最大的力量；我们也要与全世界爱好正义、爱好和平的基督徒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