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一个擦皮鞋的孩子
李平明
春节时回乡探亲，路过南京，投宿在一家旅馆里。一清早，被“擦皮鞋”声叫醒。起身后，在穿堂里看到一个男小孩正在给一个妇女擦皮鞋。这孩子有一对机灵的大眼睛，白净面皮，衣服穿得也还暖和、整洁，脚下踏着一双大半新的黑力士鞋。孩子的操作，敏捷而又正确，看上去像是一个擦皮鞋的老手。
小小的年纪就肩起了生活的担子，在这冬日的清晨里满街跑了，一时心里沉甸甸的。要能帮助他一下多好！等那位女同志付了钱，我就把皮鞋搁在小木箱上坐了下来。坐定之后，很生气自己的幼稚，其实多擦一、两双皮鞋又能给孩子解决什么问题呢？擦着，擦着，一股想弄明白这孩子的身世的强烈心情迫使我和他攀谈起来：
“你今年多大了？”
“十三岁。”要是读书就快要小学毕业了，我默默地想着。
“家里人很多吗？”
“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小妹妹。”回答问话时他并没有放慢自己的工作。
“爸爸做事情吗？”我接着问。
“做工。”
“家里生活很困难吧？”
他抬起头来，我看到大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探索什么的神情。等到看见我笑了一下，才又低下头去一面涂鞋油一面说：“还过得去。”
“那你为什么不上学呢？”
“六年级了。”声音带有骄傲。
一下子，我原来绷得很紧的心弦，突然松弛了下来。多么可爱的孩子呵！我明白了：他是在假期里，用自己的劳动，准备下学期的学费哩！
“在学校成绩一定很好吧？”我很有把握地问。
“语文五分，算术也五分。”他满意地回答着。
“九九歌背得很熟了？”
“嗯！”
我有心想难他一下，故意颠倒着问：“七、六？”
“四十二。”
“九、七？”
“六十三。”他并未打顿就答对了。
“什么叫做乘法？”我想找些理论性的问题来难他。
“几个相同数连加的简便算法。”
“分数是怎样形成的？”我进一步问下去。
“把一个东西分成若干等份，再取其中的一份或几份……”
“非常好。”没让他说完我就夸奖他说。
没有再考下去的必要了，但我想到目前小学毕业还不能百分之百升中学的这种情况，就又问道：“要是暑假考不上中学怎办呢？”
他敲了敲小木箱，好像早有准备似地说：“一面擦皮鞋，一面在家自修，明年再考。”
“要是明年再考不上呢？”
“不会的。”他满有信心地说，一面把刷子、鞋油装进木箱里，但立刻又补上一句：“年龄小又不能参加生产劳动，明年考不上就后年再考。”
他把小木箱背了起来。
“谢谢你，小朋友。”我站起来，付了钱，把手放在他的头上，一直送他到大门口。他仰起头来向我笑了笑，又点了一下头，就走下门前的台阶。
迎接着他的，正是东方一轮火红的朝阳。
第8版()
专栏：
友情
——法国艺人寄来的信和照片
孙福熙
这照片中的两位老人，是法国的雕塑工人，忠实于艺术的两夫妇。在他们向我贺年的信中，附来了这张照片。
照片中两人并坐的车子，不是汽车，而是用人力转动的木壳车，他们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已经用了十二年了。法国早已有本国制造的汽车；当然，美国来倾销的更是充斥了。这两位艺人无力购买，更是不愿购买这种汽车。但他们不甘心于没有车坐，所以他们自己用脑用手，制造了这个车，日常开行于住处和工作场之间，还坐了这车去公园“散步”。
这两位老艺人，顽强而潇洒的性情，活跃在我们的眼面前了。
他们用的照相机是法国出品——虽然德国的、美国的照相机在法国很多。这张照片就是用法国照相机由自己照自己冲晒的。
我是这样开始认识他们的：
1921年到法国以后，美术学校的一位女同学约我到她家中去晚餐，据说，因为有一对艺术家夫妇，看了我在秋季沙龙中展览的绘画而想和我见面。这一对壮年夫妇是热情极了，餐后临别时，约定了到他们家中去的日期。
他们热烈地招待我，尽量准备了使我喜爱的食品和书籍艺术品以外，还专诚斟满了一种美酒，我认出了这酒的名称是中国广东话“橘烧”的译音。他们极力表示了盛情以后，郑重地要求我说：“我们想为你雕刻一个大理石像。不拘什么时间，迟或早，长或短，都随你便，只要你有空，就到我们家来吃饭，喝橘烧”。这样，我就抽空去玩，愈来愈熟识。石像终于雕成了，而且在沙龙展览这石像时，他们得到了表扬。
相隔三十六年，这两位艺人已由壮年变为七十余岁的老人了，但三十余年来还常常通信。记忆中深刻的印象很多，其中有一次是他们谈到法国雕刻家罗丹的话：“呵！如果人类社会能够把它已经认识的种种错误和种种丑恶，快快自己检举出来，则我们的尘世将以怎样的速度，立即变成天国了！”说到这里，我的朋友又引用罗丹的话说：
“美术是练习真诚的一个好功课。”
这次来信中，说我寄去的“人民画报”收到了，信中这样说：
“我们为你们杂志的艺术性而欢呼！从一切观点来说，都是很美：美的意思，美的图片，尤其美的是中国人物。……这是使法国人们感觉惭愧的。我们把你的杂志借给许多人看，他们都以中国事业的成就而觉得惊异，你们做了惊人的伟大事业。美国人也白送了我们许多刊物，然而这至多是关于科学的小册。他们是商人，而你们是艺人：你们注重人事，注重工人，注重农民大众。中国人万岁！”
当他们讲到法国现状时说：
“我们照常耐心地工作，然而这是艰苦的。在法国，艺术已经不存在，这里只有荒唐、愚蠢或者丑恶。一切只是儿戏。沙龙已引不起人的喜爱，人们完全忘记了艺术，因为艺术不再为人们服务。这结果是艺人们无法生活！我们根本没有社会保险。”
法国艺人们这样的苦闷，使我怀念不止。中国艺人、中国学者，过去的生活苦闷，还历历如在眼前，但许多人是忘记了，听到朴素节约就不耐烦。我介绍法国艺人的一点一滴，供我们对照，并提醒我们对于人类的责任。
第8版()
专栏：
朝鲜谚语
泰山之高扬名天下，
却屹立在苍空下面；
人们并不去攀登它，
只仰望着山顶埋怨泰山高。
＊
只有趟过河水，
才能知道水的深浅；
只有长期相处，
才能了解人的心底。
＊
如果唠唠叨叨话多，
有用的话便少；
如果只是忙忙碌碌，
做出的好事并不多。
李炯远辑译
第8版()
专栏：
萧伯纳轶事
萧伯纳接见了某影片公司的代表。这人竭力想说服萧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们拍成电影。他长篇大论整整扯了一个钟头，说是如果把萧的艺术传布到全球各地，远及中国及非支群岛，把他带给人类的伟大使命着重宣扬，并且通过电影使他的思想见于形象。什么都谈到了，只忘掉了一方面：钱。萧伯纳打断了他的话说：“我恐怕，咱们是在浪费时间。咱们两人气质完全相反，结果彼此没法了解。您呢，从您的谈话推测，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兼艺术家，——而我呢，却是个生意人。” 纪 琨译自德文“谐趣集”
第8版()
专栏：
师生之间
联和
下午四点半钟，我刚下班，走出病房大楼门口，一位交通警搀着个七、八岁的孩子走过来问：“这是住院部吗？”我一面答应“是的”，一面端详着那孩子。那孩子长得实在秀丽，脸蛋儿圆圆的，不笑也露出酒窝儿，要不是梳着男式分头，人真以为是个小姑娘呢。不过，孩子乌黑乌黑的眼睛里闪着烦恼的光，好像有什么挺大的心事；手里拿着一朵菊花，还拿着个小纸包儿。交通警指着我对孩子说：“小朋友，请阿姨带你去找吧，我回去了。”说罢返身走了。没走两步又回头望望孩子说：“回去再不要走错啦！”孩子嗯了一声就到我身边来，仰着脸央求我：“阿姨，带我去找胡老师。”住院部一百多个病人，我哪知道什么胡老师呢。我不禁皱了皱眉头，问：“胡老师叫什么名字？”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连老师的名字也不知道？”孩子听了这话，小脸红了，低着头，一只小脚来回地划着光滑的水泥地面，停一会，小嘴咕噜着：“我才一年级哩！”我倒有点懊悔，赶紧改问：“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小学读书？”“我叫杨小红，在丰华小学上学。”我看他急得只顾伸头向房子里面去看，两条腿慢慢往门里移动，就拉着他到办公室，连忙翻了一下住院病人的名册和住院病人一览表。果然，上个星期一有个病人叫胡本华，正是丰华小学的教师，住在第三病房六号。我马上带着小红去了。
推开病房门，小红一眼看见东边床上躺着的病人，猛地喊一声：“胡老师！”就像小鸟一样飞也似地跑过去了。
胡老师用力地翻身坐起来，十分惊讶地看着小红。小红把花儿、纸包儿往床上一扔，就纵身上床搂住胡老师的脖颈子，结结巴巴地说：“我……真想你，我真想你，……你快好吧。”胡老师干瘪的眼窝里涌出了两滴泪珠，搂着孩子。“小红，你怎么来啦！”小红抬起头来，揩了揩脸上的眼泪，盯着胡老师看了一回，高兴起来，说：“我早就想来啦，不知道在哪里，后来听王老师说在西门这个医院。这里我跟妈妈来过一次，还打了一针哩。今天走来又忘了路，还是警察叔叔带我来的。”胡老师听着，更紧地搂住小红，好半天不说话。忽然，小红挣扎起来，拿起那朵大菊花，在胡老师面前晃晃，说：“胡老师，送给你。”胡老师接过花用劲闻了几下，说：“小红，不是在校园里摘的吧！”小红直摇手叫着：“不是的，不是的。昨天爸爸买回来两盆大菊花，从那里摘来的。”胡老师有点生气地说：“家里的花就不要爱护吗？”小红溜下床来，噘着嘴说：“我不是随便摘来的，我向爸爸要的。”“爸爸同意吗？”“不同意，不行哩！”他把眼睛一挤，露出顽皮样子，逗得其他几个病人都轻声地笑了。可是，胡老师还是不愉快，说：“小红，这不对呀，这样一朵好菊花摘下来多可惜哟！”“老师，你不是喜欢花嘛，你常常带我们浇花哩！”“我是喜欢花，摘下来就不好啦！你说它还能活吗？”小红低下头，不言语了，满脸懊悔。
停了一会，小红拿起那个纸包儿：“还有这个呢。”胡老师接过去一看，又奇怪起来，问：“你哪弄来这些鸡蛋糕？”小红转身背着老师说：“这个，我一定不讲了。”“是从家里偷偷地拿来的吧？”胡老师脸色有些沉郁。小红猛地转过身，两只脚直跺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尽赖人！”胡老师把小红拉到身边来，轻轻地说：“哦，不，不……，我说错了。”停一会又问他：“那到底是哪里搞的？”小红大声说：“我买的！”“你哪有钱买呀？”小红马上又咕嘟着嘴说：“我不讲嘛。”“胡老师紧紧捏住小红的手小声哄着说：“好孩子，你讲呀！”小红先咬着嘴，然后又忍不住说了：“每天早上上学，妈妈不是给我三分钱买点心嘛，我积了好几天，才买这蛋糕。”胡老师双手捂住脸，泪水从手指缝里淌出来。小红呆呆地站着，看胡老师那么伤心，也淌起眼泪来了。其他几个病人也都屏住气，连那个老咳嗽的病人也止住咳了。我悄悄地往房里挪几步，很想抱起这个可爱的孩子来亲一亲。胡老师擦了擦手，拿起鸡蛋糕递给小红说：“你吃吧！”小红把头直摇，胡老师只好又包起来放在床头那个小桌子上。
小红又高兴起来，爬到床上坐着，两条腿来回地晃荡着。胡老师摸着他的头发问：“小红，你功课都好吗？”小红急忙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儿说：“我还忘了拿给你看呀。”胡老师接过来翻了翻说：“这个月，月评又是门门五分哪！”小红得意地笑了，两个小酒窝凹了多深。……（附图片）
陈志 插图
第8版()
专栏：
在“奇案”背后
姚文元
2月6日的“文汇报”上有一则通讯，报道了所谓“纽约奇案”的真相。十六年来，纽约的公共场所一直有人掷小型的炸弹，一共爆炸过三十一颗。纽约市警察局曾出动了两万名警察，悬赏二万五千美元，要逮捕这个“疯狂爆炸者”。本年1月23日，警察局宣布这个案子已经“水落石出”了，投炸弹的原来是一个五十三岁的半残废的老工人。1931年当他在艾狄逊公司工作期间，在工作中受伤，不能继续劳动，而公司拒绝付给他休养金。他仇恨这个社会，决心要向它投掷炸弹，但不准备伤人。他发誓要投掷炸弹到被捕或死去才停止。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老工人麦特斯基是一个虔诚的、善良的天主教徒。他在炸弹上的签名不是什么罢工或斗争，更不是共产主义，而是F．P．——Fair Play，即鲁迅名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的“费厄泼赖”，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中所谓“公平”或“机会均等”。
这个悲剧彻底揭穿了资产阶级政治家所滔滔不绝地宣扬的所谓“民主”“自由”的虚伪性。但我还有更多的感触。
这个仇恨资本主义社会的传奇性的人物并不是“赤色分子”，而是一个相信上帝、经常到教堂去做弥撒的天主教徒。在美国，受迫害的不但是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不但是要求真正民主自由的人，只要要求活下去的劳动人民，就会受到残酷的压迫。这证明了在为争取面包的斗争中，信仰不同是次要的问题，因为资本家在压迫工人的时候，并不因为你相信上帝就少压迫一些的。
然而相信上帝的人竟拿起了炸弹。这又证明了上帝在麦特斯基心上已经不能满足自己复仇的要求了。他懂得了要进行斗争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然而他又仅仅个人拿起了炸弹。走个人复仇的道路，是不能动摇这个黑暗的制度的任何一块基石的。他用“费厄泼赖”作标记，然而“费厄泼赖”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他的幻想是完全落空了。资本家从来只是向劳动人民要求“费厄泼赖”，至于他们自己，则一切奸诈阴险的手段都会使出来的。迷信“费厄泼赖”，是不能求得自身解放的……
不是吗？他用了“费厄泼赖”式的方法，结果还是在肺病垂危时被捕了。这是一个更深刻的悲剧……
佛家说，佛眼能够从一粒沙中见大千世界。我并没有这种“佛眼”，但如果把这件事作为一粒沙的话，我以为也可以窥见美国社会的“世界”的。我们窥见了美国的社会黑暗到了何种程度，我们也可以窥见有的工人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在反抗时也还是走“费厄泼赖”的道路。但我想，这也只是暂时的情形。
这件事，美国的新闻记者们又当作“奇案”在疯狂地渲染和叫嚣了。他们必将用侦探小说的笔法将真相掩去，使人民只当作“奇闻”看。这位善良的老工人，也许会同“夜半歌声”的主角一样被说成为“妖怪”。可是对于我们，这却是一个铁证：它证明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只是一件掩盖罪恶的彩衣，它证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那些整版整版的“奇案”“艳事”“趣闻”中，隐藏着多少血淋淋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