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也是劳动
王纬
读了2月22日“人民日报”上汪亮先生的“从‘牛科长’说起”一文，我有一些感想。我也反对“牛科长”那样的总务工作人员，但是很同情一般总务工作人员的处境。在我的朋友里面，很有几个做总务工作的；因此，我知道总务人员的一些甘苦。
机关、团体、学校的总务人员的劳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不像生产部门的工作者的劳动那样受到尊重。但是总务人员，管的是供给，所以与所在单位的每个人的物质资料的需要，发生直接的密切的联系。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工作和娱乐，结婚和生育，疾病和死亡，……各方面的物质条件，在供给制的时候是全部，现在是大部，要经过总务工作人员之手而实现。总务工作的好坏，是每一个人所关心的，每一个人都有发言权的。在许多单位里，总务工作人员，除了正常的批评以外，所挨的骂，倒比所得的感谢更多。道路坏了，房子漏了，电灯忽然不亮了，抽水马桶发生故障了，甚至于借支借不到……人们就要骂；有时连保姆和客人也不例外。
我的在一个大学里当总务长的朋友，原来是经济系的教授，那时他教书教得好坏，人们的意见倒不多。这是当然的，保姆和小孩，甚至于非同系的教授和学生，甚至于同系的某些教授和学生，哪管你的书教得好坏呢。但是，他一当上了总务长，可苦恼了，天天要挨众人的骂。他常常向我皱眉拉脸地说：“干不了！干不了！回头去教书罢。”我劝告他说：“可以干的，也应该干，而且要干好，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最直接切实的工作之一。但是要干好，除了研究政策，掌握原则，健全制度和改进工作方法之外，必须有高度的任劳任怨的精神，特别要挨得起骂。挨骂是总务人员的家常便饭，吃不了这饭，是当不好总务长的。甚至于要受得了反贪污、浪费时的首先被人怀疑。努力搞好工作而经得起骂，这才能锻炼为人民服务的坚强意志。”劝了几回，他下定决心，干一辈子了。几年来，他工作干得还不坏，挨的骂可实在也不少。但自然公论还是有的。
另外一个总务处长，也是我的朋友和同事。1946年，我们从承德被敌人撵到内蒙古的林西去了。政府的财政很困难，本单位的供给，除了粮食，常常一半以上要靠自己搞生产来解决。我们的总务处长，运用仅有的一点生产基金，组织运销，开豆腐房，开辟菜园子，还搞了一个木器铺，……总算解决了困难，而且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家务来了。1947年我军反攻了，我们也就随着南下到赤峰。南下以前，总务处长说：“许多生财是带不走的；菜园子里未成熟的菜更带不走；已经割下的菜，带走也不上算，怎么办？”我们说：“留下，交给政府或居民。”他算了算账说：“这要损失家务的一大半，有点心痛；而且新解放区条件很困难。”但是，我们想，胜利是必须迎接的，不能为了一点家务而留恋“偏安”。至于把带不走的家务交给人民，也不算损失。新区困难，那么，拿出克服困难的老本领再起家。1948年，这位总务处长又建立起家务来了。我们本来是打算在赤峰过冬的，所以在9月间就动手积存了几十万斤的燃料和菜蔬之类。但是，不待过冬，锦州解放了，我们又要去锦州，于是又把燃料和菜蔬之类“丢掉”。到了锦州，自己动手，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被炮弹打得破烂不堪的北大营修复起来，不但有了办公室和宿舍，电灯也亮了，而且把一座飞机窝改造成一个大礼堂。但是，1949年又进关了，把一个更大的家务“丢”在锦州。这样的一次又一次，我们的总务处长，思想是通了的，但在感情上，对于“抛弃”亲手建立起来的家务，谈起来总不免心痛。自然，也不只他一人，所有参加建立家务的劳动的人们，都有这种情绪；但是，作为总务处长的他的这样的心情，是特别深重的。以后环境很好了，但他在闲谈中，还常常怀念那些菜蔬之类。我是很同情他的；劳动者对于自己劳动果实的热爱和怀念，不是一种正常的心理么？
我的第三个做总务工作的朋友是一个中学的总务主任。他最近对我说：“前两年，我可苦死了，大家要过社会主义生活，要求高，家具之类，什么都要新的，漂亮的，难以应付。现在一提倡精简节约，可好得多了。不过，我看，前几年的情况，虽然有点铺张浪费，但对某些人，也产生一种好影响，他们初步实际地尝了尝社会主义的生活的滋味，并且相信前途还美妙得很，所以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的了。这回的厉行精简节约，他们也无怨言，觉悟确实提高了。”我以为他这话是客观的、辩证的。
尊重劳动，珍惜劳动，也要尊重劳动者，爱护劳动者。现在的总务人员的劳动，虽然不是生产劳动，但总是对人们不可缺少的对社会有益的劳动。对于这种劳动和这种劳动者，我们同样应该尊重和爱护。他们有缺点，自然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但至少，在批评他们的工作中的缺点的时候，对于他们的苦处，也应该体贴体贴。
至于总务工作者自己也要充分认识自己劳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不断提高自己工作的质量，端正自己的思想作风，用实际的工作成绩来争取别人对自己劳动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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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斯提老头儿
樊廉馨
7月，炙人的热流来了，戈壁滩成了一个酷热的大蒸笼。
“队长，你喝吧！还有两口水呢！”一个操着不大流利的汉话的维吾尔族老头，拿着水壶，抢着给石油地质普查队队长黄磊喝。
黄磊渴得要命，但他看见这位维吾尔族老头也渴得只是张着口，就说：“不，巴斯提老人家，你应该喝。你看你这样大的年纪，渴得成了这样子……”
老头儿巴斯提是普查队的向导。他已经五十八岁了，额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头发和胡子上也好像挂满了银霜。这天，他和黄磊队长是作为“先遣部队”在前面走的；后面还有十几个同志。他们一面行路，一面要了解一些地层接触关系。一早出发时，巴斯提建议今晚在野马泉住宿，他说野马泉有很多的泉水，在那里安家，在那里做饭是再好不过了。他还幽默地向大家说：“二十年前，我是个猎人，在野马泉打过猎。过去成群的野马在那里饮水，说不定，这回我们还能遇到呢！”巴斯提是个善良、纯朴、厚道的老头儿，打从5月份担任向导以来，没有出过差错，所以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
不凑巧，这一天特别炎热，烈日晒得他们俩浑身都热辣辣地发痒。不到下午两点钟，黄磊已把他水壶里的水喝光了，巴斯提的水壶也只剩下了两口水。他总要把这两口水让给队长喝，可是队长总是不接受。“好吧！”巴斯提无可奈何地说，“不喝也行，反正野马泉快到了，到那里我们再好好地痛饮吧！”
事情出乎意料之外，他们两个人到了野马泉，却找不到一个水泉。巴斯提的脸上顿时出现了一副愁容。是走错了路？还是记错了地方？不，不是。那三个沙丘不是都在吗，不过比二十年前更高了。那泉水流成的小河道，至今不是也在吗，不过它已经干涸了。巴斯提站在沙丘上，又仔细地向四面眺望了一下，然后肯定地说：“就是，这就是野马泉！”
“可是水跑到那里去了呢？”巴斯提猜不透原因。
黄磊这时更焦急，“后面的同志来了没有水怎么办？难道能让大家不喝水、不吃饭？明天的工作怎么进行？……”一系列的问题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巴斯提看见队长焦急的神情，心里就像针扎一样地痛。他想起离开哈密县的时候，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向他叮咛的话：“不能给我们维吾尔族人丢脸，一定要支援好毛主席派来的探宝人。”想起这些，他内心越发感到难受，不由地向黄磊说：“队长，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家，我没有把路带好，没有找到水。”
黄磊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别难过，这不能怪你，这里的泉水可能因地质上的变化而没有了。”
巴斯提并没有死心，他一定要去找水。他让队长在原地等候着他，说自己一会就回来。巴斯提沿着那被尘沙和砾石复盖了的旧河道向前走，走了有一里路，就发现有一堆碧绿的青草长在那里。根据他过去的经验，凡是长青草的地方一定有水。他立即拔掉了青草，准备往下挖。没有工具，只好忍痛用双手扒开一层层的沙土和石子，手指出血了，他也顾不得。挖了二尺深，终于见到了水。这时，他高兴得像年轻人一样地跳了起来，高声地喊着：“队长，有水了！……”
水越渗越多，不大一会，全坑都渗满了。没多久，水也变成清澄澄的。黄磊这时跑来了，拉着巴斯提的手，用巴斯提教给他的一句维吾尔族话说：“埃克克，扣尔（谢谢）！”
夜幕将要降临的时候，那几十个同志都到了。当他们听到队长介绍了关于巴斯提找水的故事以后，都抢着和巴斯提握手，称赞他，感谢他。
巴斯提兴奋得说不出话来，淳朴的脸上又浮现出他原来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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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乌拉乌苏礼赞
·吴楚良·
乌拉乌苏在天山以北，原先是一块戈壁滩式的处女地。自从解放军军垦部队来到这里后，乌拉乌苏开始了新的历史……
这块从前太阳也不愿亲吻的土地，
如今白云也来拥抱它。
不！那不是白云啊，
雪球般的棉花遍地开放。
这块从前老鹰也不愿盘旋的土地，
如今百灵鸟也来歌唱。
不！那不是百灵鸟啊，
拾棉姑娘的歌声唱得好。
这块从前龙王也对它发愁的土地，
如今银河也来安家。
不！那不是银河啊，
沟渠里的流水闪着银光。
——水库里的水哗哗地灌进棉田。
这块从前牧人也对它叹气的土地，
如今变成了聚宝盆。
不！珍宝也有取尽的日子，
她的财宝啊，越取越多。
1956年10月写于乌拉乌苏；
1957年元月修改于石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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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然和人的赞美者
李文俊
美国画家洛克威尔·肯特最喜欢旅行写生。他画过格陵兰冰封的海岛，阿拉斯加惊心动魄的冰山，莫罕根岛上长年经受惊涛冲洗的岩石，爱尔兰平和宁静的草地和沼泽，纽芬兰险恶嶙峋的海岸和南美洲德拉·台·富加孤单寂寞的岛屿。肯特说过：“我的心在野外才会跳动。一到闹市，它就拘束起来了。”
肯特最爱画冰、雪、山、海。他的画轮廓很明显，光与影的对比极为强烈，用色似乎也很极端。我看到一幅叫“北方”的画：在雪原上一座陡峭的山耸立着，寒带的夜空蓝得发亮，白雪复盖着山，但山的阴处也是蓝的，其余的地方才是白的；天空中黄色的繁星在眨眼，画面上没有月亮，但我们却分明看见月光流过清澈洁净的寒空，倾泻在大地上。山脚下，一辆小小的雪橇在缓缓地前进。这样的一幅画使我感到寒冷与肃穆，但同时，也不由得感到纯洁、宁静与振奋。
另外有一幅画，叫“春情”。背景是一片荒原，但空中云层上泛着明亮的阳光，在画面上地位很小的一只白马和一只黑马轻盈地跃入河中，看后使人感到生意盎然。肯特是沉醉于开阔而粗犷的野外之美中的。
肯特也爱画人。他笔下的人都很强壮，是未曾受到资本主义败坏的人。他们往往生活在野外，与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灵魂是纯洁的。在画面上，他们的姿态也异常优美，像是从舞蹈中撷取出来似的。他画中所流露的是赞美生活膜拜人的力量的崇高的感情。他自称是现实主义者，但是在我们看来他的画却有着一重浓厚的浪漫主义的色彩。
我们也不能忽略肯特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插画家。他替许多作品作过插画，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美国作家赫门·梅尔维尔的“捕鲸记”，法国作家服尔德的“老实人”和意大利作家蒲伽丘的“十日谈”。在肯特的画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些插画，我希望能有一位有心人把这些插画连同他别的画一起选印出来供爱好者观摩学习。
肯特生于1882年，现在已经七十四岁了。从二十几岁起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说：“我曾与无数人一起顶住‘民主’的车轮，把它推出泥淖，使它重新走上路。我现在仍然赞助和参加每一个我所注意到的通向民主的运动。”他参加过营救萨柯和樊塞蒂的运动，发起过反法西斯的“艺术家大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鼓吹用艺术来配合反法西斯的斗争。目前，他站在美国争取和平争取民主的斗争的前列，他的画笔参加了这个庄严的斗争。他画了这样的一幅画：被废弃的军盔成了一只温柔依人的小鸟的窝儿。这岂不正是千百万普通美国人的希望！另外有一幅画叫“光明的未来升起在黑暗的过去上”，画面上出现了列宁山上光辉灿烂的莫斯科大学。他还给进步工会画工会标志。在他所设计的航空信的图案上，飞翔的不是什么“佩刀式”飞机，而是和平鸽。鸽子也许是画家近年来最爱画的动物了。
可是，正因为这样，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迫害他。从1951年起还恶毒地不发给他护照，企图剥夺他出国旅行写生这一种画家天赋的权利。肯特一直英勇地斗争着，要把这种权利夺回来。他的理由很简单：“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可爱的世界，艺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也许肯特有一天能来中国写生，以帮助美国人（难道同时不也是帮助中国人？）了解中国！（附图片）
石版画 肯特作
“捕鲸记”插画 肯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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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布拉姆斯轶事 一
1853年，布拉姆斯〔一〕在汉堡与父母共度圣诞节。这一年他大有收获，因为他找到了一位出版商印行他的作品。由于父亲在金钱上感到困难，家里空气十分沉闷。布拉姆斯临别时对父亲说：“在任何苦恼的时刻，音乐总是我们的最好的安慰者。您只消细心翻阅一下‘弥赛亚’〔二〕乐谱就行啦，爸爸！它一定会给您带来安慰的。”父亲照着这个建议做了，却在儿子留下的那本韩德尔所写的“弥赛亚”乐谱各页之间发现了不少钞票，在他当时的境况下这真是最好的安慰。这是他儿子第一次自己赚来的钱，留下的数目占总数一半以上。 二
布拉姆斯跟约翰·司特劳斯〔三〕非常要好，时时上他家作客，他们两人对于彼此绝异的天才互相敬重。华尔兹舞曲作者的太太有一次趁布拉姆斯来作客时求他在她的纪念册上写一段题词。布拉姆斯写下了华尔兹舞曲“蓝色的多瑙河”的第一段，然后在底下题道：“可惜不是我作的，约翰奈斯·布拉姆斯。”
（纪 琨译自德文“谐趣集”）
〔一〕约翰奈斯·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伟大音乐家。
〔二〕“弥赛亚”是英国大音乐家韩德尔（1685—1759）的著名作品。
〔三〕约翰·司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音乐家，华尔兹舞曲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