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评“五四时期的中国革命运动”
徐宗勉 王士豪
近年来出版的社会科学著作逐渐增多。其中出现了一些经过认真研究的论著，它们对于推动学术研究有着或多或少的作用。这是很好的现象，它表明我国学术工作者的研究和写作的积极性正在增高。但是应当指出，在目前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中，往往有一些并不是作者进行认真研究的成果。在这类著作中，很少有第一手的材料，也没有对现有的材料进行深入的分析，提出新的论证，而只是汇集了一些常见的材料和别人已经作出的结论。这类著作尽管没有什么重大错误，它对推动学术研究是不会有什么积极的作用的，它没有也不可能深刻地清晰地阐明研究对象的规律和过程，而它所表现的那种不作认真、独立的研究，只满足于复述现成的原则和材料的作风，甚至还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
这里，我们举出洪焕椿先生的“五四时期的中国革命运动”（三联书店，1956年8月出版）一书来作一些分析。举出这本书，并不是因为它毫无可取之处，而是因为它反映了上述缺乏独立、认真研究的缺点。
系统地研究五四运动时期的历史，对于阐明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有着很大的意义。“五四时期的中国革命运动”是新近出版的一本论述“五四”时期革命历史的专著。它是值得重视的。作者在“前言”中表示，要根据“五四”时期的历史事实“把当时的革命历史和社会发展过程作综合性的分析”，以说明“五四”时期革命历史发展的规律。作者的这个企图是好的。此书引用了各方面的历史材料，对五四运动的背景、过程和历史意义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这也是很好的。然而，此书可说没有作出任何新的研究成果，虽然从其他几位历史家的著作中搬来了一些正确的结论，也引用了不少具体材料，但二者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很多加括号或不加括号的引语和结论是正确的，但却没有化为自己的血肉，而只是生硬地被拼凑在一起，因此基本上说来，既没有把五四时期历史的研究推进一步，也没有能在现有的科学水平上清晰地阐明当时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根本性的缺点表现在此书对一系列重要历史问题的论述上。这里，我们只提出比较明显的几点。
关于十月革命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者除了引证鲁迅和毛泽东同志的话以外，就只是说，在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下面，“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敢于对现状起了怀疑，这种怀疑引起了对于封建主义的猛烈攻击。当时群众的民主精神也远较清朝末年为高。这样，就形成了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新文化运动”。这个说明是从人家那里抄来的。作者没有根据这本书的需要，作进一步的发挥。
我们知道，十月革命以前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有其思想渊源而又是同当时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的。它继承了十九世纪末维新志士和二十世纪初革命民主主义者所提出和宣扬的反对封建文化的民主思想并加以进一步的发扬。而十月革命前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空前广泛和深刻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则是同辛亥革命和辛亥革命以后国内政治状况的变化分不开的。例如，正是对辛亥革命的弱点的批判和开始产生的对实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怀疑，引导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从思想领域里发动反封建的斗争。同时也由于辛亥革命埋葬了封建帝制，民主精神高涨一时，为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可见，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是有着许多历史因素的。在一本专门论述五四运动的书里面只有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许多原因作充分的周密的说明，才能更清楚地阐明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以区别于一篇简短的论文。然而此书既没有提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渊源，也没有对它的历史条件作深入的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忽视了辛亥革命对它的积极影响。
对于十月革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此书叙述了中国人民欢迎十月革命的情况和当时一些思想代表人物特别是李大钊思想上的变化，这是必要的。可是仅仅说这些，人们仍然不能清楚地看到十月革命对五四运动的全部影响。事实上，十月革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是很广泛的。例如，在五四运动以前，除了极少数的先进的知识分子认清并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外，还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潮”，并从中获得了关于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新希望。因而十月革命就给中国人民指出了革命的根本方向，鼓舞了他们的斗志。由于十月革命的启示，在五四运动前夕，不仅初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懂得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真理，而且很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为共产主义思潮所激荡，认为中国的解放必须由广大人民自己起来采取直接的行动。甚至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一向轻视劳动人民的态度，把劳动者的生活看成是人类高尚、合理的生活（蔡元培喊出
“劳工神圣”的口号就是一例，此书提到蔡的这篇演说，但未指出它的代表意义）。广大知识分子对群众力量的这种认识虽然还很肤浅，但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走向直接的群众性的斗争。同时，十月革命和在它影响下爆发的不仅欧洲而且包括亚洲的各国革命运动，以游行示威、罢工、起义等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方式不断吸引和感染着中国人民。例如1919年朝鲜人民的“三一”起义，当时就对中国发生了亲切的影响。由于上述这些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广泛的影响，使得当时人们对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而加深了的民族危机和军阀卖国政府的黑暗统治更加感到不能忍受，迫切要求联合起来，以群众自身的行动来打破丑恶的现状。就在这种形势下面，爆发了五四运动。
我们认为，只有对上述这些作充分的说明，才能懂得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新民主主义论”）这句话的丰富而深刻的含意，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五四运动具有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没有的一些特色。
因此，要说明十月革命对五四运动的全部影响，就不能限于逐一地叙述十月革命后中国一些思想代表人物的思想和活动，而至少要结合对他们的论述来综合地分析当时各阶层知识分子的一般的思想变化，并说明这些变化同五四运动的关系。可是此书除了对李大钊等少数代表人物的思想变化，作了大体上是正确的说明以外，对于一般的进步知识分子就只是用“思想上都是起了一定的转变”、“在思想转变上获得了正确的方向”、“鼓舞了和启发了中国人民新的爱国意识”这类简单、笼统的话轻轻带过去。在叙述1920年全国学联答复当时发表的苏俄对华宣言的信时，作者曾指出此时青年学生所达到的新的认识，可是这已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了。此书虽然也引用了上述毛泽东同志的话和指出了“十月革命和继之而起的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提供了革命行动的实际榜样”，但对这些已有的正确论断没有作充分的具体的说明，因而它们不但没有解决问题，相反地使人感到生硬和空洞。
关于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传播开来的原因，此书只是在叙述五四运动过程的最后简略地指出，由于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显示了自己的革命力量，因而推动了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坚决到工人群众中去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说明也并不就是完全的和充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广泛传播，除了作者提到的原因外，还同当时国内社会思想的变化有关。由于五四运动和苏俄的影响，使得许多人认清了帝国主义的面目，而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因此在五四运动以后，就出现了包括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的高谈社会主义的风气。尽管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抱着不同的错误的理解，但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热衷却表明了，当时真正想使中国独立、富强的人都不再向资本主义而只能向社会主义去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这种情况就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易于为人们所接近、了解和接受。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这不仅因为它是历史事实，而且因为它有助于说明五四运动的划时代的意义，并可以帮助我们懂得，为什么在现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战胜反动统治阶级所支持的各式各样的反动思想，而比任何一种思想都深入人心。可是对于上述问题，作者也是既没有作任何新的探讨，又没有在现有的科学水平上作出自己的论证，而只是重复别人的词句。
此书分别在三节中叙述了五四运动以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事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反动思想斗争的情况，但却没有充分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对工人运动和反对反动思想的斗争之间的联系，未作任何说明。我们知道，1920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在同各种反动思想的斗争中进行和发展的。通过共产主义者反对张东荪、梁启超的反动思想、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一系列的斗争，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直接的准备。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同样是满足于现成的一些论证，而不作更深的研究。例如，关于共产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它们特别是前者是当时共产主义者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例如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团体中）遇到的障碍——的斗争的意义，已有的历史著作大多很少论到，而此书也就根本不作说明，只是在叙述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活动时提了一下他争取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由于这些缺点，此书就未能全面地反映出五四以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未能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充分的历史的论证，而只是给人一些片断的历史知识。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作者没有能深刻地清晰地说明“五四”时期革命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缺点也反映在此书的叙述方法上。在书中，不仅很多章节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而且在同一节中所叙述的材料也多半是采取罗列的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割裂、重复和零乱的缺点。例如，第一章第四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意义和中国人民的新觉醒”中的某些部分，就是同第二章第二节“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转变”重复，或者虽不完全重复但却是不能分开来叙述的。又如，此书所叙述的五四运动中的工人罢工斗争是同当时学生和其他群众的活动相脱离的。事实上，学生的斗争和他们的政治宣传的影响对于唤起工人群众参加五四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当时北京学生在“六三”以前就曾专门到京汉、京奉铁路工人中去进行口头和文字的宣传。但此书对这种联系未作任何说明。
此书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和材料的运用也是不科学和不严谨的。我们只简单地举一两个例子。
作者在分析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时说道：“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在李大钊以上两篇论文中，已经有了基本的说明”。我们认为，说李大钊当时开始把中国革命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是可以的（虽然这个思想当时还很粗糙），但说他在五四运动以前已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基本的说明”，已经有了“人民民主革命思想的萌芽”，则是违反事实的。这种过分的褒扬，我们很难认为是对李大钊的思想和他的不朽的历史功绩的正确的评价。
同样，作者把鲁迅在1934年所说的“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答国际文学社问”）这句话，当作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材料而加以引用，也是不适当的。
此外，作者的抄袭行为不免使人感觉刺目。我们认为，抄袭同吸取别人的研究成果毫无共同之处，必须反对。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作者没有在掌握大量的材料的基础上对五四时期的历史进行独立、认真的研究，而只是在现成的材料上面简单地加上一些现成的结论。因而，此书既没有能对五四时期革命历史作出比现有水平更多和更深刻的阐明，也未能对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作出完满的总结。我们认为，如果一本学术著作，虽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但能很好地全面地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清楚地反映出当前科学所达到的水平，那末它对于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也是有意义的。然而应该看到，这样一种著作也必须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因为正确地领会、接受和综合别人的科学成果，只有通过真正的研究才能实现，否则，就只能是背诵和抄录别人的词句。
科学研究是没有近路可抄的。我们希望做研究工作的同志们提高写作的热情，而抛弃那种不作独立、认真的研究的作风，踏实地深入地做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学术的发展和繁荣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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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
宣布动物科学研究计划
将大规模开展我国动物科学研究工作
新华社讯 我国动物学研究工作将进入大规模开展的新阶段。
今年开始，就要在动物比较丰富而种类又很多的内蒙古、乌鲁木齐、海南岛等地建立工作站，在北京要建设一个专供动物科学工作者用的动物饲养场或动物园，以便动物科学工作者逐步地在各个大区进行动物区系的调查，弄清生长在我国大陆、海洋、内河里的动物种类、生活习性，为有计划的开发这些资源提供系统的资料。
这个研究计划要点是在4日开幕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学术委员会成立会上宣布的，这个计划预定六年完成。按照这个计划，要着重调查西北、西南、内蒙古和热带地区的鸟类和兽类，沿海及部分河流的水生动物，有关农林畜牧卫生的益害动物，同时也要加强动物形态和生态等各方面的研究。
计划中规定在首都筹建中央动物博物馆，收藏动物科学工作者在各地采集来的标本，同时向群众普及动物学的知识，使群众了解祖国丰富的动物资源。现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采集到的标本已有八万七千多号。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是1953年在动物标本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现有的工作人员已由过去十八人增加到了二百多人。四年来已经在东北、华南和黄海、渤海等地区进行了动物资源的调查研究；结合农业生产对鸟兽进行了调查；编著了毛皮兽图说。关于我国动物学史等方面也作了很多专题研究。
今天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学术委员会，是由全国各有关的高等学校、农业、水产部门和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十六位学术上有成绩的专家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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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中
北京女知识分子有重要贡献
新华社讯 新华社记者丁宝芳报道：北京妇女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贡献，有力地推翻了旧社会所谓“女子智慧不如男”的说法。
在首都的高等学校里，女教师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二千四百多人，比1953年增加一倍，现在平均四个教师中就有一个女的。讲师以上的女高级教学人员已有六百多人了。在化学研究所十三个高级研究人员中，女的就占半数。过去，中国数学界中的女研究人员是凤毛麟角，但是现在数学研究所里，女研究人员已占全所研究人员的七分之一。
首都的女知识分子不仅分布在医学、师范和艺术等为人们熟知的部门，在固体物理、地质、古生物、昆虫学、遗传学、细胞胚胎学、植物保护、园艺果树、经济学、哲学等很多方面都有妇女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一些最新的科学部门如空气动力学、半导体、原子核物理、计算技术和塑性力学方面也有女高级研究人员从事研究工作。
空气动力学家陆士嘉在北京航空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她正积极准备在不久开设稀薄空气动力学这门新课。细胞学家吴素宣在许多植物的营养体中，发现细胞核在正常情况下穿壁的现象。现在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化学组工作的副研究员蒋丽金是去年才从美国回来的。蒋丽金在较短的时间内研究中国漆的化学结构过程中，已经找出了中国漆的漆酚所在。
在人们印象中总认为只有男人才能够从事野外勘探工作。可是去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横跨甘肃、青海两省穿过祁连山的地质学家中就有一个女岩石专家、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教授池际尚。这位瘦瘦的大约四十来岁的女地质学家和男人们一起，翻过拔海四千公尺以上的高山，身上背上几十斤重的石头，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跑了五六百公里的高低不平的山路。她在祁连山南部茶卡地区的两个月中，对茶卡地区岩浆杂岩体作了系统的研究调查，对整个祁连山的成矿规律，矿产成因提出了理论依据。现在她正在指导三个研究生从事有关的研究。在北京农业大学担任植物生物化学教学工作的吴亭教授已经有十多年的教学经验。但，在每次讲课前的一小时，她总是很好地组织材料，使讲课更有条理和清楚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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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成立工艺美术研究室
据新华社讯 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室1日正式成立。十二个著名的手工艺人被聘为研究室的研究员，开始新的创作生活。
这十二个手工艺人是竹刻、剪纸、面塑、线结动物、灯彩、民间结线、象牙细刻、刻砚等十二种不同手工艺的能手。
这些著名的艺人们中，有的过去在旧社会里为生活所迫，已经转业。具有三十多年象牙雕刻经验的薛佛影，在解放前就改行当了一家油厂的事务员，现在又重新拿起了雕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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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朝陵墓石刻的新发现
朱契
江苏省的六朝陵墓石刻，是祖国文物中宝贵遗产之一，在整个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过去已经发现的六朝陵墓石刻，在南京有宋武帝刘裕初宁陵等十八处，在丹阳有齐高帝萧道成泰安陵等十处。因为年久失修，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物，有的久经风雨剥蚀，字画难辨；有的多年来埋在地下，无人过问。最近江苏省文化局修复六朝陵墓石刻，重点地发掘、修整了南京、丹阳两地十余处。在修复工程中，发现了陈文帝陈茜的永宁陵，修复了宋武帝刘裕初宁陵的石麒麟，掘出了宋武帝刘裕陵的石天禄和梁代萧宏墓的石辟邪。这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对于研究六朝历史和造型艺术，有很大的贡献。
陈文帝陈茜，是南北朝时代陈朝的第二个皇帝（560—566），他死后葬于永宁陵，据古书记载，是在南京东北四十里陵山之阳（唐许嵩建康实录，元和郡县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过去因对于陵山考证不一致，所以对于陈文帝永宁陵的所在地问题，颇有争论。最近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金琦同志，在南京麒麟门外紫金山东北灵山之阳狮子冲，发现了一个神道石柱顶上的石辟邪，根本解决了陈文帝永宁陵的地点问题。这座灵山离南京约有四十里。山的南面，有地名叫“狮子冲”；而那边的田，就叫做“狮子田”。南京当地人民，叫六朝陵墓石兽做狮子，有许多地名叫狮子冲，那里便有六朝陵墓石兽存在。现在这个地方既叫做狮子冲，应该就有石兽存在；而且现在该地还存有小石辟邪一只，是在某驻军部队营房竹篱内发现的。石辟邪三分之二埋在土中，仅头部和颈部伸出土外。辟邪张口伸舌，雕刻得非常生动；看它的风格，可以肯定为六朝神道石柱顶上的饰物。可见这里原来有一座六朝陵墓，考其地点，正是陈文帝的永宁陵；不过
“陵山”在地图上误写作“灵山”罢了。又靠近狮子冲南面，有村叫做东林村；靠近麒麟门麒麟铺宋武帝陵北面，有村叫做西林村。二村相距不过二里。这东林、西林二村，应该写作东陵、西陵。东陵是指靠近陈文帝陈茜永宁陵，西陵村是指靠近宋武帝刘裕初宁陵，意思是十分明白的。所以无论从实物方面，古籍记载方面，以及现存地名对照方面，都足以证明这是陈文帝的永宁陵。这个陵发现以后，南京附近已发现的六朝陵墓石刻，已由十八处增加至十九处，连丹阳六朝陵墓在内，一共达到二十九处。
此外，在修复六朝陵墓石刻中，又修建了梁代萧憺墓的碑亭，修复了宋武帝刘裕初宁陵石麒麟一只，掘出了石天禄一只（按照六朝帝王陵制度，陵前一定有一对石兽，左边的头上双角，一般叫做天禄；右边的头上独角，普通叫做麒麟）。这只石天禄数百年来，一直倒在池塘边上，而且大半浸在水中，无人过问。现在新经掘出，除四腿下部已经残缺外，尚比较完整；尤以头部线条清楚，雕刻极为生动，头上双角，也极为明显。另外又掘出梁代萧宏墓石辟邪一只，这个石辟邪因大部分埋在土中，所以保存得比较完整。石辟邪十分高大，作大踏步向前迈进的形状，姿态也非常生动；尤以尾部前粗后细，尾端茸毛分散为数股，向内弯曲，向前直刷，格外显得有力。雕刻家非有极大的魄力，不能具此大手笔。这几件石刻，都可称为我国文物中的瑰宝。
在丹阳方面，修复了梁武帝萧衍修陵的石天禄，扶正了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的石兽，并从水塘中掘出了齐武帝萧赜景安陵的石兽。又丹阳陵口运河边上有大石兽一对，在宋代陆游的“入蜀记”中已经提到，最为高大，千余年来，一直倒在河边岸上，无人过问。现在用起重机把它们起出，并且另做钢筋混凝土石座，加以修整。这一对石兽，夹着萧塘港相望，是丹阳陵墓区进口处的装饰品。
六朝陵墓石刻，分石柱、石兽和碑碣三种。石柱都作圆形或略带椭圆形，柱身上刻着隐陷的直刳瓜棱纹，普通称之为“希腊式”石柱；上面刻着神道碑，大书“某某之神道”；再上面是莲花纹的圆盖，盖上都立着一头小辟邪。这种作风，显然是受的印度古代佛教艺术中阿育王石柱的影响。石兽分石辟邪（无角）、石麒麟（独角）和石天禄（双角）三种，大概帝王陵墓前面都是左边天禄，右边麒麟，而王侯墓前则都是一对辟邪。石兽身上都有翅膀，装饰华丽，有人认为这是受的古代“亚述”有翼兽雕刻的影响。碑碣保存的比较少，但即以现在保存的萧憺墓碑和萧宏墓碑而论，规模都十分宏大。萧宏墓碑侧面有雕刻八方，上面刻着神话人物和动物，形象极为生动。它们的风格，同东汉武梁石室和沂南古墓画像石的石刻相近，是六朝陵墓石刻中难得的浮雕。但是可惜碑文本身，因为年代久远，频经风雨剥蚀，大多已经看不清楚了。萧憺的墓碑，保存得比较完整，是吴兴贝义渊所书。近代有一位金石家，叫做莫友芝，说它“较北魏诸刻，格韵相等，而稍朗润，盖南北大同小异处。”又说它“上承钟（繇）、王（羲之），下开欧（阳询）、薛（稷）”（都是有名的书法家），他的评价是极高的。这样的弯碑巨制，文字长到好几千，都是恭楷写成，而且笔画朗润，笔力挺拔，尤可以看出书法家的造诣。
现存六朝陵墓石刻，为我国雕塑史上的瑰宝。因为这些雕刻，有关东西文化交流，所以为国际考古学者所注意。从前帝国主义分子曾千方百计，企图加以盗窃。1935至1936年伦敦举行“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内有六朝陵墓石麒麟一件（图片编号2361），四腿和尾已断，仅存头部和躯壳，是美国送去参加展出的。观其作风，雄浑沉着，显然是六朝初期刘宋时代的作品，被美帝国主义者盗去。这现存的二十九处六朝陵墓石刻，实在是祖国文物的宝贵遗产。我们论及中国南北朝时代的雕塑，大多以佛像雕塑为主要材料，而这一大批石刻则是佛教艺术以外的大宗作品。有了它们，上可以探讨汉代的石刻，下可以观察唐代陵墓的各种石兽，其意义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这次江苏省修复六朝陵墓石刻，是值得加以介绍的文物工作之一。希望今后的文物管理机关，妥善加以保管。（附图片）
新经出土的梁萧宏墓石辟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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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学术动态
“列宁全集”的新版本
今年1月21日的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院长r·奥比契金的一篇文章——“列宁天才的伟大创作”，介绍将要出版的“列宁全集”新版本的一些情况。
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正准备出版五十五卷本的“列宁全集”的新版本。这一版的最初几卷将在1957年年底以前出版。全集将在1963年全部出齐。
“列宁全集”过去曾经出版过四版。第一版是在1920至1926年出版的。第二、第三版是在1925至1932年出版。第四版是在1941、1946至1950年出版的。这些版本的内容一次比一次丰富，但都有不少缺点。
新版本中，将列入列宁的更多的著作。在“全集”第四版出版以后，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了八十篇以上的列宁的作品。其中有一些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如“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民族问题或‘自治化’问题”等。两年前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发现了大批从前不知道的列宁的作品。还有许多著作，当时印在杂志、报纸上和“列宁文辑”里的，直到现在没有列入全集之中。以上这些作品，都将收入新版的全集中。
新版的“列宁全集”，将收入第三版和第四版中发表过的全部文献，其中包括已完成的作品和准备材料：计划、大纲、书信、笔记等。
新版中列入的准备材料，主要有“列宁文辑”中的文献。其中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两书的初稿、研究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准备作品。新版将包括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内容是“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准备材料）列宁就1913年由倍倍尔和伯恩斯坦出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书信”写的一个摘要。这些材料，打开了列宁创造性思想的宝库，说明了他在准备自己的著作的时候，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天才的劳动。
新版的全集还包括许多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的新的文献。包括一些关于改善国家机构工作，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笔记和命令、决议、法令、决定的草稿。
新版中的一切文献都将按照时间先后排列，书信另外分成数卷。全书将有详细的参考材料：包括一篇总的前言，每一卷前面一篇简短的前言，每卷末附有的大事年表、注释、人名索引、引用文献索引等。
新版本将由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发行二十万部。为了满足已订购全集第四版的人的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并将出版五卷“列宁全集”第四版的补遗，其中包括第三版刊出而第四版未列入的一些著作。此外将把“列宁文辑”内的重要的著作出版单行本三册。第四版全集的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卷，将在今年出版。（陈用仪）
近年日本对蒙古史的研究
最近几年来，日本蒙古史学界又开始活跃起来。目前，研究的单位主要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天理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东京外国语大学、东洋文库、东方学会和欧亚学会等。研究的范围包括历史、地理、社会、经济、语言、人种和考古等方面。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小林高四郎著的“元朝秘史的研究”，著者从语言、版本、译文等方面，对“秘史”作了研究。田山茂著的“清代蒙古的社会制度”，书中分析了清代蒙古的社会性质，旗、盟的作用，清廷的对蒙政策，以及汉人垦田对蒙古人生计的影响。京都“东方学报”第二十四册“元典章研究专号”，这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的研究报告集，共收论文六篇。元典章研究班是1950年成立的，由蒙古语学家山崎忠和岩村忍等人领导，专门从事“元典章”的点读和研究。欧亚学会出版的“欧亚学会研究报告”，创刊于1952年，现已出版三册。内容大略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有关蒙古的历史、语言的论文，一部分是我国抗战时期他们在内蒙古各地的考古发掘和社会调查的报告。此外，还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的“蒙古研究文献目录”（1900—1950），等等。
1954年，京都大学岩村忍等人还曾到过阿富汗斯坦，调查蒙古人的遗族，并在别沙尔附近发见了十三世纪的蒙文碑铭。现在，他正着手翻译拉施特丁的“史集”。
日本对蒙古史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年。过去，研究方向多放在中国和蒙古方面；最近几年，颇有转向中东方面的趋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