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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育过多过密影响母子健康
上海纺织女工迫切要求避孕
新华社上海2日电 新华社记者高洁报道：上海许多纺织女工因生育过多过密影响身体和孩子健康的情况，引起卫生部门和有关方面的深切关怀，各厂都已普遍注意向女工进行避孕宣传。
不少纺织厂用广播、黑板报、图片、幻灯片、展览会等形式，向女工宣传避孕。各厂的医务所、卫生室、保健站，几乎全部设专人指导避孕。有的女工碍面子，不愿去避孕指导所，车间卫生室妇女保健员就深入进行个别指导。
人们注意到，有不少女工因不懂科学的避孕方法，乱用不可靠的“单方”避孕或堕胎，引起了危险。不久以前，国棉十三厂曾发现有十多个女工吃了有毒的轻粉而发生腹痛和腹泻，幸亏及早被制止了。还有一些女工怀孕后乱吃奎宁、痧药水、喝烧酒、搬重物，企图造成人工流产。
据统计，全上海十八万多纺织女工中，平均一年中每四个女工就要生一个孩子。卫生部门曾在国棉十九厂调查了六百零九个怀孕的女工，发现有17％的女工在一年中连生两胎；有53％的女工在两年之中妊娠两次；有22％的女工在三年之内妊娠两次。国棉十三厂去年也曾调查出全厂七百五十六个二十六岁到三十五岁的女工中，半数以上的人生过五胎以上。有七千职工的申新第九棉纺织厂的女工们解放后七年来生育的孩子已经超过了全厂职工的总人数，平均每年要生一千个孩子。
据一些纺织厂医务人员的了解：虽然各厂都推行了女工保护制度，工厂普遍设有孕妇食堂和孕妇休息室；但是很多女工由于经常妊娠和照顾孩子，因而工作、身体、学习都受到影响。女工中患贫血、神经衰弱和妊娠期中高血压、静脉曲张等病症的很多。
目前上海纺织厂的托儿所，虽然已经由解放初的三十三所增加到二百多所，一些工人集中居住的地区也设立了托儿站，但是，目前托儿所的规模，仍然只能收容大约半数的孩子。许多女工上工以后不得不把孩子放在缺人照料的家中或送往乡下寄养。国棉九厂女工许阿凤的一个寄养在别处的孩子被跌坏了腿骨，现在一岁零八个月还不会走路。据说这并不是个别的例子。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女工们迫切要求避孕。但是，如何帮助女工有效的避孕，仍然是值得引起社会上普遍注意的问题。目前在女工中进行科学的避孕教育，遇到三个障碍：有不少女工仍然把结婚、生孩子当做“神秘”的私事，不肯求人指导，这种现象，经宣传教育以后，已经有了转变。其次，最大的障碍是避孕教育至今只在女工中间进行，没有在社会上、在广大男工中和居民中展开；很多女工因为得不到丈夫的同意和配合，无法避孕。不少男方不肯体谅妻子，甚至怀疑妻子行为不轨。国棉九厂就曾发现有一个女工因要求避孕而被丈夫痛骂的事。最后，还有不少女工感觉避孕工具价格太贵，并且希望有简便的避孕方法。这也是需要有关方面研究、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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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卫生厅等单位讨论节育工作
决定向干部群众继续进行宣传
本报讯 河北省卫生厅、工会、青年团和妇联，最近就如何开展节育工作进行了讨论，决定继续向全省城乡男女居民、机关干部、工人、学校教职员以及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
1955年下半年，河北省就在机关干部中开始了节育的一般宣传。1956年下半年，更进一步通过医疗机构、厂矿俱乐部、青年、妇女刊物以及组织讲座、演讲和展览等多种方式，把这一宣传扩展到城市的厂矿、街道和广大农村中。同时，卫生部门还开始注意从多方面发现和搜集民间节育药方进行研究试验，并进行了避孕的具体技术指导；医药供销部门加强了避孕药品和用具的供应工作。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证明节制生育是一些孩子多、生活困难或身体不好的群众的迫切要求。根据省卫生厅的调查，在高阳县北圈头村四十八名生育年龄的妇女中，有四十七名要求避孕。他（她）们迫切要求懂得避孕常识和具体方法，要求供应避孕用具。滦平县一个男农民说：“我有六个孩子，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全靠我一个人，可是也没有办法，政府说的这个办法真等于救了我的命。”唐山市一妇女自使用避孕方法生效后，每月都跑到保健站报喜。
但是，由于一些部门对节育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没有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这一工作，因而节育的宣传还不够广泛深入，许多人还有着各种各样的疑虑和实际困难。同时目前已推行的几种节育方法还不够简便和经济，避孕药物的供应不及时不充分，也影响了节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会议认为，各级卫生文教部门和群众团体应当端正对节育工作的认识，将这一工作列为日常工作之一，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督促下，广泛深入地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根据过去的经验，为要使这一工作收到良好的效果，首先应打通基层干部的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作用。因此，目前的宣传重点应放在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一层，通过他们再逐步向群众作广泛的宣传。在宣传时，要反复地说明适当地节制生育，不仅可以增进人民身体的健康，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且有益于下一代的教养，是政府关心群众生活的具体表现之一。宣传内容应按情况和场合决定，强调说明避孕的意义和好处。避孕与否应由人民自愿，任何人不得强制和干涉。在宣传的方法上，则应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的作用，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如通过会议、讲座、俱乐部、展览、电影、幻灯以及利用群众生产集会场合进行广泛的宣传，也可以出版通俗的避孕读物，播讲避孕常识，训练避孕的宣传和技术人员，设立避孕指导门诊部，并且推动保健站、接生站结合接生及产前检查等进行宣传。
会议还研究了节育药品和用具的供应工作，决定增设供应点，组织街道、农村的接生站、保健站、联合诊所以及职工家属委员会等为医药公司代销避孕药品，使群众购买方便。在这一工作的组织领导方面，卫生部门、科学普及协会、工会、青年团、妇联和商业、供销等有关部门都应密切合作，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卫生部门结合宣传进行避孕的具体技术指导，商业和供销部门则应加强避孕用具的组织和供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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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早婚给我带来的苦恼
编辑同志：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首都医药界座谈晚婚和避孕问题”的新闻中，谈到早婚的害处，我认为是正确的。我是一个三年级的大学生，因为结婚过早、生育过密，严重地影响了身体的健康，因此，停止了学习。
我原在部队里工作，1950年我十八岁时，就结了婚。1952年我生下第一个孩子，1953年初我又怀了第二个孩子。当时，我觉得我还年轻，应当进大学去学习，将来好为人民多做些事情。这年7月，我考取了武汉某大学，我满怀信心地要在学习中争取优良的成绩，可是我却遇到一连串的困难。9月里学校开学时，正是我的分娩期。产假满后，我赶回学校，辛辛苦苦的补上了已经耽误了两个月的功课，在期终考试时获得了优良的成绩。但是好景不长，1954年暑假我又怀孕了。当时，我们学习很紧张，我常常想再生孩子又要耽误功课，孩子也照顾不好，精神负担越来越重，白天不想吃、夜里做恶梦，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当我进入三年级时，心脏跳动不正常，劳卫制不能参加，退出了科学研究小组。由于我和爱人每年只有一两次见面的机会，我们没有坚持避孕。因此，在1956年初，我又怀了第四个孩子，这时我的精神愈来愈坏，在学校里常常晕倒。为了我的身体和学习，组织上就批准我去医院作了人工流产，手术作过两个星期以后，我到学校去参加考试，第二门课还没有考完就又晕倒了。从此，我患了严重的贫血病和极度精神疲劳症，卧床不起。直到现在，我还为我不能按时毕业而难过。
我建议未婚的青年同学和年轻朋友最好晚一点结婚。 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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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各自治州、专区和县的领导干部
深入农村牧区与群众同甘苦
及时解决了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大大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热情
本报乌鲁木齐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深入到农村和牧业区的各级领导干部，及时解决了农、牧业生产中所发现的问题，鼓舞了农、牧民的生产情绪。
目前，各自治州、专区和县的负责人以及中共地委、县委的委员和书记，绝大多数在乡下，他们不住乡政府和农业社的办公室，直接住在农、牧民家中。中共乌鲁木齐地委会有常务委员七人，除二人在西安学习外，其余五人都下了乡。地委书记褚南声现在住在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第三区的农民家里。乌鲁木齐县正副县长四人，都在乡下。昆仑山下的和阗专区，有一千二百多名工作人员，分由各级领导干部率领，深入到农村各个角落。
深入农牧区的领导人和农、牧民生活打成一片，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的风气逐渐形成。和阗专区许多区乡干部，拿起砍土镘，挑起粪筐，和农民一道劳动。党委书记深入农、牧民之家，已成为农、牧民奔走相告的喜事。
负责人深入下去，不但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了解了群众的疾苦和要求，还及时解决了生产中的问题。中共昌吉地委书记史洛夫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州长尕文祥等到了米泉县后，发现这个县有的地区牲畜流行口蹄疫，有的农业社缺少口粮、马料、种籽和肥料，影响到备耕。他们和县的负责人研究后，立即调动兽医和干部，下到口蹄疫流行的地区，采取隔离、注射、消毒等紧急措施，基本上扑灭了口蹄疫。同时决定让各乡和农业社之间，互相调剂种籽、马料和口粮，全县经过动员，也掀起了积肥热潮。中共乌鲁木齐县委书记陈保山到了马泉沟乡的牧业社，发现社员因自留牲畜过少，影响了生产情绪，他和牧业社主任及社员们座谈，解决了社员自留牲畜问题。他住在牧业社期间深感牧民经常宰杀牲畜，影响到牲畜的增加，他又和牧民们算了增产节约的账。
过去一年，许多专区和县的负责人，苦于会议多、文件多和机关事务多。今春以来，这种现象正在改变着。各级负责人下乡之前，先妥贴地安排了各项工作，只有少数人留在机关处理日常事务。许多不必要的会议也随之减少了，党委书记每隔一定时间回来一次，处理和安排一些重要工作，然后再深入下去。至于有重要或紧急的问题或文件需要书记处理或审阅时，则由通讯员送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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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同各国妇女的友好往来日益增多
同五十八个国家妇女交了朋友
据新华社讯 中国妇女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同五十八个国家的妇女交了朋友。特别是在1956年，中国妇女同各国妇女的友好往来空前增多。这一年，中国妇女共接待了五十个国家的二百一十四位妇女朋友到我国来作客，中国妇女也曾接受邀请先后派了四十二位妇女代表到十一个国家去访问或出席国际会议。
在过去的一年里，曾经有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著名和平战士戈登夫人为首的一百八十四位国际和各国妇女组织的领导人以及著名社会活动家来中国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的理事会。她们来自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美洲和非洲等四十七个国家，通过这次会议的机会，中国妇女界领袖同各国妇女领袖进行了广泛接触，结交了许多朋友。
另外，中国妇女还接待了以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副主席莉迪亚·电特尤尔茨为首的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阿卜杜加尼夫人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以缅甸国会议员杜盛布夫人为首的缅甸妇女代表团，以苏丹妇女联盟执委道拉特·穆罕默德·哈桑女士为首的第一次来自中近东国家的妇女代表团——苏丹妇女代表团等来我国访问。
妇女朋友们在我国各地参观访问时，不仅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妇女工作的成就表示赞扬，有的也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坦率的批评和建议。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妇女曾应邀出席过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妇女平等权利”国际讨论会。在会上，中国妇女代表和“国际妇女同盟”、“国际妇女合作社协会”等的负责人以及到会各国朋友会晤，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去年年底我国政府也应印度政府的邀请，派遣了中国妇女代表团到印度去进行友好访问。此外，还访问了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意大利等国家。
在1956年里，中国妇女还出席了许多次国际会议，其中有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西德不莱梅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妇女节制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还有英国全国托儿所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和英国妇女合作社协会的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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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服官僚主义厉行节约有成绩
天津国家机关出现新气象
据新华社天津2日电 据今天举行的天津市人民委员会行政会议的检查证明，天津许多市级机关在执行关于克服官僚主义和厉行节约的二十条初步规定后，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
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在1月中旬对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以及精简机构、层次，减少会议、文件、报告等作出了二十条初步规定，其中并规定每星期四为“市级各机关无会议日”，便于领导干部利用这一天深入基层。据今天会上的检查，各机关执行这些规定都取得了成绩。在上周的“无会议日”里，在市人民委员会进行调查的二十四个单位中，只有三个单位有会议，五十二个领导干部中有三十人在这一天深入到基层进行工作。市级各委、局的各科，在最近一个多月中都没有再召开过区一级的科长会议，使基层干部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日常工作。
全市三级制的机关已几乎全部改为两级制。市人民委员会已精简人员39％，其中第一和第七办公室以及档案管理处共精简了工作人员一半以上。被精简的人员现正在积极进行安置中。
据检查，各机关精简公文、表报后，办公用纸平均节省了一半。市人民委员会1月20日到2月20日发文比去年同期减少41％，收文减少69％。全市停止出版六种不必要的铅印刊物后，今年就可以省纸一百一十七令。指示、报告冗长的现象也有了改变。
许多机关还撤销了多余的电话设备，减少了过强的电灯光度。由于初步合理地调整了汽车的使用办法，1月份汽油消耗量比去年12月下降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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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上海江湾体育场五万多人观战 苏“火车头”队初战获胜
据新华社上海3日电 苏联火车头志愿体育协会足球队今天在上海以四比一胜上海体育学院足球队。上半场的比数是三比一。
连日来上海春雨连绵，今天中午太阳拨云而出，五万多观众喜出望外，赶到离市区二十里远的江湾体育场度过了星期例假。
今天的比赛由国际裁判方荣富担任裁判员。
开球以后八分钟，苏联火车头队左翼科瓦廖夫带球越过了上海队的后卫，上海队守门员出来扑球落空，被苏联火车头队中锋索科洛夫踢进门内。上海队迅速反攻，不到两分钟就踢进了一球，但是越位犯规，被判无效。苏联火车头队将球迅速踢到了上海队的禁区，仓卒之中，上海队又输了一球。
第十三分钟，上海队获得发角球机会，精于发角球的赵光华正好把球踢在门前，前锋马津生、姜栋臣都跃起顶球，被卧倒在地的唐文厚乘机反勾入网，记录成二比一。
苏联火车头队5日将同中国第一机械体育协会足球队作在上海的第二场友谊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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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婆媳和
本报记者 顾页
1951年的深秋，安志勇办了亲事，娶了矿区口泉镇上的玉梅。开头，一家子过得很和睦。可是，后来发生了问题，玉梅的婆婆王秀珍发现玉梅变得老是不大高兴，老是咕嘟着嘴，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一声也不哼。一天，志勇回家来，也有些异样，他呆立在一旁，低头不言语。妈问道：“志勇，你有什么心事，往外掏吧，掏出来会痛快些。”志勇摇摇头：“妈，这事说出口，会叫您老人家难受的。”妈焦急道：“你不说出来，妈更难受。”志勇结结巴巴地说，“玉梅闹着要分家，我不愿意，我跟她七说八说都说不到一块儿去。”妈问：“干吗她要分，她不知道分了会有困难吗？”说着说着，王秀珍就伤心起来。
志勇看见妈妈眼角挂着泪珠，向妈吐露了自己的最后决定——离婚。可是妈说：“使不得，使不得，志勇，玉梅年青，准是听了闲话，要分就分吧。分开了，你们觉着怎么好就怎么办。”
不出妈妈所料，玉梅真是听了闲话。她嫁到安家以后，见了从前认识的妇女韩正清。韩正清说：“玉梅，你真傻，同公婆一起过，人多事杂，不作不作也作多了。分开了，光替男人作点饭就没事了。你看我有多清闲。”这些话，玉梅不加分析地都相信了。所以，见了志勇，先是说说韩正清怎么清闲，进而是吵着要分家。志勇再三劝告她，她却一概听不进去，一口咬定在一起处不下去。这给志勇加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弄得整日忧愁不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他一边搬运煤的溜子，一边害怕地想：“唉！一下班，又得听玉梅嘟囔……”俗语说，一心不可二用，正在这时，右手大拇指被机器砸坏了。
志勇听了妈妈的开导，才没有同玉梅离婚。婚后第二年——1952年，他俩同爹妈分居了。
分居惹恼了一家人，也并没有使玉梅清闲。她整天忙得不可开交，顾了开会、学习，误了替男人作饭，又弄不好孩子。这时候，她才想起婆婆从前给她的许多帮助。那时她开会、学习，婆婆在家看孩子，等她回家，饭早作好了。她想：“这些事，过去我为什么看不见？”她反问自己：“别人离婆婆远远的，还相互经常牵挂，逢年过节都要接来一起过。我离婆婆只几步路，不说孝敬她，倒讲了些刺伤她的心的话。”一天，她在反复思考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我是团员的时候，志勇还是个群众；现在志勇是个党员了，我还是个团员，而且是个不好的团员。什么原因呢？”她想起韩正清说的许多话来，比了比同婆婆相处时的许多事实，这才省悟道：“韩正清的思想不对。我受了她的怂恿，自然分不清事情的好坏了。我一心想向她这种人看齐，去跟懒女人作伴儿，怎么不落后。”
1953年秋天，玉梅又遇见一桩为难的事，上级叫她到政治训练班去学习。去吧，她带上伙食费走了，留下的钱不够志勇在食堂吃饭的饭费，又没人替志勇在家作饭吃；不去吧，自己还要落后。她正懊悔不该闹分家，志勇却冲着她说：“这是你的过错。现在出了问题，由你想法。”她更没脸了，只好打算不去了。
她的婆婆从别人口里知道了这件事，跑来说：“你学习去吧，志勇到我家里吃饭去。”玉梅呆望着婆婆的背影，心里责备着自己。
学校里，人们在谈论工人家属怎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玉梅这才懂得家庭不和睦，害处有多大。她想：志勇从来不出事故，那一次却出了个轻伤。闹分家，得罪了善良的婆婆，气坏了公公，从分居起，公公上班就不打她门前走了。玉梅对自己说：“他们心眼里不痛快，生产就难免出事故。我贪图清闲，闹了许多事啊！”
玉梅快学完了。志勇找妈给饭钱。那天，志勇一进屋，把十几块钱塞到妈怀里。妈忙说：“傻孩子，你这是干吗？要说给饭钱，妈嫌不够。”她想了想，说，“你这钱，就给玉梅作一身花衣服，添一条新棉裤吧。”志勇说：“管她呢，还给她作衣服！”妈说：“话不是那样说。玉梅年纪小，妈还能记仇？衣服还是得作。”
在玉梅她娘的家里，小俩口碰到一起了。志勇叫玉梅去缝纫店量衣服，并说：“妈饭钱不要，叫给你作衣服”。玉梅红着脸不说话，心里可真是又惭愧又高兴。她想：“婆婆不疼我？怎么比我男人还想得周到。”量完衣服，走出缝纫店，志勇说：“这回学完回来，愿意一起过还是分开？”玉梅说：“我早想一起过了，只怕妈还生气。”志勇说：“妈不像你。”
重新和好的那天，玉梅被婆婆的宽宏大量深深感动了。从此以后，玉梅从心底里热爱着婆婆，对婆婆就像对自己的生母一样尊敬。王秀珍疼媳妇，对媳妇就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关切。一家大小过的快快乐乐。1956年春天，志勇的弟弟志同结婚。玉梅同婆婆一起商量好了，自己穿旧的，多给兄弟媳妇缝几身花衣服。婆媳三人过的很俭朴，但却经常商量着叫安成富父子三人下班回来怎样吃好休息好，连四岁大的大孙孙也懂得这个。每当爷爷休息的时候，大孙孙像站岗放哨一样，坐在门前，见了小朋友来吵闹，他就悄悄说：“你们走吧，我爷爷睡觉呢。”
这样，老矿工安成富在近三年来从没有请过病假事假，工作中也没有出过任何事故，连年得全勤奖。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几年不旷工的。矿区里的人们赞扬道：六十多岁的安师傅三年不误工，跟他老伴儿组织了一个和睦的矿工家庭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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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真理的女律师——黄惠莲
新华社记者 方凌 虞锡圭
当我们访问年轻的女律师黄惠莲的时候，她正在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上，为一个离婚案件中的聋哑妇女作义务代理人。在辩论时，她那简要而严肃的申述，有力地维护了被代理的母子的合法利益。她指出男方在最近一年多以来，一直没有尽到做丈夫的义务；甚至在妻子受着肺病的折磨时，连医药费都不承担；还无理地不准女方在离婚后拿回自己应得的财产，威胁女方将分居以来一直跟着她生活的独生子交给他。黄惠莲根据婚姻法的规定，驳斥了男方的无理要求，提请审判员维护这个生活在贫病交加中的母子的利益。当翻译将这番话用手势告诉女方时，她那清瘦的脸上泛起笑容，并且不停地向黄惠莲摇摆着大拇指。
两年以前，黄惠莲还是一个刚从北京政法学院专修科毕业的大学生。这位来自越南的华侨姑娘谈起自己的进步时，一开头就说这是共产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她说：当我刚从学校毕业时，当着许多人讲话都要脸红；甚至在法庭上一见当事人流泪，自己也就心慌起来。党和同志们给我许多鼓励，帮助我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要求。使我深深地感到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的意义，增加了克服困难的勇气。
但是对这个新律师来说，困难毕竟是不少的。在她刚刚正式担任律师工作不久，就遇到一件人命案子——来自塘沽的一辆载重汽车“轧”死了人。死者家属控诉司机张继涛严重的违犯交通规则，超过了规定速度，刹车又不灵，以致把人“轧”死。这些问题，对于不熟悉汽车构造和驾驶技术的被告辩护人黄惠莲来说，确实够难的。她深入到司机张继涛所在的工厂和正在承修这部汽车的天津汽车修理厂，访问技术工人和一些老司机，仔细了解张继涛出发前对汽车的检修情况、发车和出事的时间、出车地点同工厂的距离，研究了现场照片和医院对死者的诊断书等各种有关资料，发现这个有二十多年经验、从未出过事故的老司机，在发车前对汽车各部都作了仔细的检查，速度也没有超过规定，发生事故是由于汽车油门的爆炸而引起的。同时发现死者不遵守交通规则，在专供机动车行驶的快车道上骑着没有前闸、后闸不灵的自行车急驶，所以死者也有一定的责任。在一个有八百多人旁听的公审法庭上，黄惠莲根据这些事实替被告作了辩护，使他得到从轻处理。退庭时，许多人从旁听席上跑过来向黄惠莲致意。
从这次刑事案件的辩护中，她深深地体会到深入调查研究和依靠群众，是打开困难之门的最好的钥匙。
黄惠莲在工作中，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和法律的尊严，从不畏缩。有一次她代理了市民杜雅琴和李和卿的房屋纠纷案件。李和卿和他的儿子李树基将房子卖给了杜雅琴，在收了房钱以后，不但不让出房子，李树基还诬告杜雅琴经常催他们搬家而把他的父亲气出病来；不仅想吞噬这笔房钱，还企图威胁她再出一笔赔偿费，把不懂法律的杜雅琴吓得不敢出门。黄惠莲在代理杜雅琴出庭时，李树基对这位女律师进行了人身攻击，在退庭后还守在法院门口威吓她，同时还给天津市法律顾问处写信说黄惠莲“违法乱纪、失去立场”。这一切都没有影响黄惠莲坚持真理的信心。在第二次开审时，她用调查到的许多事实，当场揭穿了李树基的恶劣行为，使这个案子得到了公正的裁判。
黄惠莲就是这样勇敢而勤恳地为维护国家法制而工作着。即便是星期天，她还常到她所代理或辩护过的人家去，看看在执行法院判决中有没有困难，同时向妇女们讲解法律和宣传律师制度的优越性。或者留在法律顾问处，帮助值班律师接待来访的群众。她为了调查证据，经常风雨无阻地在外面奔忙，晚上回来写材料直到深夜。去年夏天，在她出外调查情况时，曾热得两次昏倒在途中，但休息一会后又坚持工作，从不叫苦。许多经过她帮助的人常常登门向她道谢，或写信来向她表示感激；有的还再三请她去吃饭，给她送礼，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她常常对别人说：“维护人民的合法利益是律师的义务和责任。”
黄惠莲在担任律师工作的一年多以来，共代理和辩护了一百二十多个刑事和民事案件，没有出过一次大差错。许多人赞扬她是人民的好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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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省兰州市的民族妇女服装生产合作社的社主任法图麦，是一个能干的回族妇女。她从前是一个家庭妇女，入社后由于她积极学习，刻苦钻研，1953年被选为社的副主任。后来她的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合作社也由1951年成立时的五、六十人扩大到百余人了（包括五个民族：回、汉、维吾尔、撒拉、东乡）；由四台缝纫机增加到八十七台；由主要经营刺绣和小件手工制品发展到缝制各民族服装了；并且开设了两个门市部。法图麦又以全票选为社主任。同时她还是甘肃省和兰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执行委员，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上左图：社主任法图麦（左）在指导女工王贤（右）裁剪服装。
上图：法图麦不但是合作社的好主任，也是料理家务的能手。现在她已是九个孩子的母亲，每逢星期五（伊斯兰教的主麻日）她总是帮助大点的孩子们盥洗得干干净净去做礼拜。
新华社记者 郝常耕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