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例
弗先
一位极友好的同志写信给我，希望通过我的小品文，把他的一种苦恼告诉给社会。
他是理论工作者。去年发生我国现在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否对抗性的争论时，他坚决主张是对抗性说的，搜集了许多论据，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有一天，一个机关请他对干部去讲这问题。他花了一个多钟头，先介绍报章杂志上的各种论点，准备在休息十分钟以后，大大发挥自己的见解。休息中间当天的报纸来了；翻开一看，有一条薄一波同志说两个阶级的矛盾已不是对抗性的了的消息。他楞住了。继续登台时，他左翻右翻自己的讲稿，心神无主，怎么也讲不下去了，于是只好含含糊糊地说了二十分钟了事。
他信中说：“经过这一回，我才认识自己理论水平低，又骄傲自满，想参加百家争鸣，自己的见解又太显明，结果上了大当。干理论工作太难，我不知今后怎么办了！”
我以为，自己的见解显明，不能算缺点，还要算优点；水平低，骄傲自满，当然是缺点；但在这件事情中，他的主要的缺点却是缺乏理论的勇气。这勇气，包括几方面：显明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的勇气，认真地考虑别人的见解的勇气，坚持真理的勇气，修正错误的勇气，总结经验教训的勇气。总而言之，是对真理负责的勇气。没有这勇气，是很难参加百家争鸣的。我的朋友在中央同志发言之前，太自信，在中央同志发言之后，太自菲，都可以说是缺乏勇气。我看他寄来的文章，觉得个别地方，也有可取的。报纸消息中，只露了薄一波同志的一句话，如何论证，不得而知；他倘若再仔细研究一下，真觉得薄一波的结论对了，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倒可以知道今后该怎么办。现在只凭负责同志的一句话，就以为自己“上了大当”，失去信心，这想法是不必要的。
理论工作，当然不是轻易的，但也不至难到没有办法。最有效的办法，恐怕还是联系实际，不死玩教条。
曾听刘伯承同志讲过：“理论是钱串绳，经验是钱；教条主义者有绳不去串钱，经验主义者有钱不用绳串，绳和钱结合起来就好了。”这话极有意思。其出典也许是冯梦龙的“古今谭概”，那里面有一则说：“刘阁老尝议丘文庄著述，戏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钱，只欠索子。丘应曰：刘希贤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钱。”
没有散钱的绳子是不能实现钱串绳的使用价值的。但准备着一些绳子也不妨，一旦有了钱，就用得上了；当然一定要去用。
恩格斯在1845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有一个理论观点：“共产主义不纯粹是工人阶级的党的学说，而且是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窄的范围中解放出来。”过了四十七年，他自己检讨道：“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加以，那时已出现了“工人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他们“以一种似乎是不偏不倚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恩格斯感觉到自己的那一论断，在当时的条件下有被机会主义运用的危险，所以说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了。
但是，又过了六十几年，在中国，恩格斯的那一个论断，却被中国共产党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成了具体真理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表示情愿从狭窄的资本主义关系中解放出来，学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把自己改造为社会主义者么？
所以，一条绳子，在抽象意义下，是可以作为钱串绳的；但若没有具体的钱或者硬去穿铜板，那就无用，甚至败事；但若实际上有了铜钱时，那就真正成为钱串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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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镜子的故事
高士其
报载：去年12月日本本州中部冈山市的一个古墓里发现十三面中国古代铜镜，估计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这些古镜呈圆形、有花纹，都是用青铜制成的。
青铜镜是镜子的祖先，它的发现一向为考古学家所珍视。
考古学家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在埃及一座坟墓里找到一个有柄的金属圆盘，已经生锈，当时人们不知道这个圆盘作什么用。
有的说：这个圆盘是用来代替扇子的；有的说：它是一种装饰品；又有的说：这是一个烤饼的烤盘。
后来经过试验证实，这是一面青铜镜子。
古时候，镜子除了用青铜制造的以外，还有用银子制造的银镜、用钢制造的钢镜。但是，这些金属镜子，一遇到潮湿就会发暗生锈，失去本来面目。为了避免这一点，就不能让它的表面同空气和水分接触。这就需要用玻璃来制造了。
从金属镜到玻璃镜，镜子走了一段有趣的历史。
在人们还没有学会作玻璃以前，是不懂得制造玻璃镜子的。
威尼斯人是制造玻璃的能手，首先发明制造玻璃镜子的也是他们。他们的制法是把水银和锡的合金——汞合金，和玻璃粘在一起。他们一直保守着这种秘密。
于是，欧洲的王公贵族，阔佬名人都到威尼斯去订购镜子。
法国有个女王叫做玛丽·麦迪奇，在她结婚的时候，威尼斯共和国曾献给她一面玻璃镜子作为礼物，这面镜子虽然小的很，据说它的价钱却值十五万法郎哩。女王很爱它。
爱好镜子竟成了一种风气。镜子变成一种显耀的东西。当时的贵族都争先恐后地宁愿什么都不买，却一定要买一面玲珑的镜子。
从此，法国的金钱都流到威尼斯去了。
为了挽回这种利益，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奉到密令，叫他收买两三名做镜子的技师，把他们偷偷地运到法国去。
不久之后，在法国诺曼第地方也建立了一座制造玻璃镜子的工厂。
法国爱买镜子的人更多起来了。有钱的人都想给自己家里弄到一面镜子。人们开始用镜子装饰床铺、餐桌、椅子和橱柜。甚至于在礼服上也缝上小镜子片，使跳舞的时候，在灯光照耀之下闪闪烁烁地发光。这真是美丽呀！
镜子的需要一年比一年增加，但是它的质量还很低劣，玻璃表面不平，照出来的嘴脸歪曲不正，而且镜子都很小，不能照全身。
于是人们渴望着有大玻璃镜的出现。
制造大玻璃镜之功，是属于法国人的。但是，制造大玻璃镜就需要用大玻璃板，而把玻璃板磨平和磨光是一件十分细致和沉重的工作，这种工作既吃力又费时间，结果大玻璃镜的价钱就非常昂贵了。
幸而在今天，人们已经发明一种用机器磨玻璃的方法，而且还能使这种方法自动化。这样就使镜子的价格大跌，一般平民也都买得起。
玻璃镜子的制法越来越完善，它的用途也越广。
人们已经不再用汞合金了，而是在玻璃板上涂了一层薄的银子，在它的上面又涂上一层漆来保护这层银子。这样制成的镜子，照出来的影子非常清楚。
现在人们已经能造出一种新式玻璃，一面看去是镜子；一面看去是透明的玻璃。把这种玻璃装在汽车上，就使你能浏览窗外的风光人物，而过路的人不能望见你，只能看见他自己。
科学技术的进步真令人兴奋。
1957、3、27。
第8版()
专栏：
一天闻见录
朱敦源
在城市里工作已经三年了。春节前一天，我匆匆忙忙地登上了开往家乡的火车。火车上人很挤，我的心刚安定下来，就想把捎回去的那份礼物打开来。
两条大花被面，一匹浅黄色的花布，刚打开就惹起很多旅客的注意。我心里很高兴，想着：这些东西可买对啦！乡村里那有这样颜色的花布，大红大绿的农村姑娘穿着不合适，这种浅色花布，保管妹妹满意。还有那两条大花被面，放在炕头上，多么耀眼！
晌午，火车刚停，我第一个跳下车，这是一个站，到我家还得走一段路。
走出了车站，照着老规矩，我要到三叉路口去找那条朝东去的小径，可是，说来奇怪，三叉路口上的两条道，都是公路，哪有小径，宽宽绰绰的，两套车马都能一块儿并排过去。这下把我弄糊涂了！
一辆自行车跑过来了，那是我们村里的小李。他现在是社里的会计啦！自行车上还装了一个大行李包。
“这条路哪年修的？真阔绰呀！”我向小李打听。
“去年，去年咱村里建立了一个拖拉机站。”
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走进了村里，真出乎意料之外，那么冷清清的。我看了看表，还只有两点钟，人都到哪里去啦！
到了家门口，我没有敲门就冲了进去，妈在纺线，家里就她一个。我问妈：
“村里人到哪里去啦？”
“啊！小二，你回来啦！他们都去搞副业。社里真是，冬天也不叫大伙闲着。”
妈还是那个样，爱唠叨，问这个问那个的，连我穿的皮鞋，她也要叨咕几句，潮湿啦！又闹脚气啦！……
我走出了家门，到外边走走。
村里的人民委员会里没有人，牌子也拿掉了。我进去一看，原来已经改成“文化馆”了。
两个桌上都摆满了报纸，旁边书架上还放着书和画报。我坐下来翻了一下，嘿！好家伙，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报，还有中国青年报，好几种报纸呢。这下可好了，我坐在那儿就读起来。
大约一个来钟点，闹哄哄的人过来了，一个一个的都不约而同地来看报，乡长、社长还有党支书。一大帮人的头都挤在一块看，听说要看××合作社介绍经验。
我自告奋勇地提出要给大伙儿念报。
支书看看大伙儿，客气地对我说：“不用啦！念也顶累的，念出来大伙儿还记不住，不如自个儿看看吧！”
我觉得脸有些热。
“哥哥，你回来啦！你瞧，家也放不下你了……咱们回去吧！”
那是我的妹妹的声音。她穿了一身红色的花布棉袄，轻快活泼地拉住我的胳膊。
我跟在她后面默默地走。我的脸，要是自己能看到的话，一定比妹妹红色的花布还要红。
家里人都回来了，爸爸笑呵呵地站在门口，妈妈忙着烧饭，婶婶坐在靠背椅上，看我带回来的东西。
“小二，这花布送给你婶的吗？”我婶打趣地说。
我坐在她对面，看看她，又看看妹妹的花棉袄，什么也说不出来。
“啊！嘿嘿，是，送给您的。”
开饭了，这才解决了这个尴尬的场面。
吃过晚饭后，妈妈突然忙着纳鞋底，在油灯底下，我也没有心思看书了。心里很高兴。刚才来的时候，妈不是不满意我穿皮鞋，这一定是给我做的。
我也不好意思去问，妹妹又在旁边打岔，要我介绍一些有关农业技术的书。
这个晚上，我说了不知多少话，直到爸爸的鼾声满屋子响起来的时候，妈才叫我睡觉。
妈和妹妹还不睡，一个“呼呼”地纳鞋底，一个在旁边看。
我睡下去又睡不着。我想着，这双鞋不一定是给我做的，我的脚哪有那么大？
隔了好长时间，迷迷糊糊的，我好像听到妈在说话。
“小仁明天晌午一定走吗？他上哪儿去啊！”
小仁不是那个十五年来没有父母的孤儿吗？我在睡梦中忽地清醒了。
“他一定走，后天拖拉机学校就开学了。妈，我帮你做。”
“不，不，姑娘家给这大小伙子做鞋，给人听见了又有说的。不急，赶趟，明儿还有一个上午呢？”
我静静地听着：“啊！原来小仁现在也找到家啦！在合作社里，他再不是一个可怜的孤儿了。”
1957、2，于沈阳旅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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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做戏
彭伯通
虽然戏剧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是一经艺术加工，就与真人真事不尽相同。舞台究竟是舞台，不是办公室、车间、会议室、宿舍、公园、田野、街道、轮船或其他什么地方；同样，这些地方，也都不是舞台。倘若把处处地方当做舞台，势必每个人都需要化装，需要背台词、唱词、道白等等。这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扮演关云长的人，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偃月刀，乃至提着一路唱回家，结果到处都是关云长、林黛玉，唱来唱去，使人发昏。
可是直到今天，仍然有少数人仿佛把各种生活场所当作舞台，花去了不少的时间装腔作势，言不由衷，走台步，背台词。其目的不外在所接触的人面前，炫耀自己。随着人民政治思想水平的普遍提高，这样的作法显得特别刺目。不但要引起别人的反感，即对自己来说，也不见得舒服。这样装腔作势的生活不见得有多少乐趣。
日子过得缺乏生活气息，就不会热爱生活。不热爱生活的人，必然做不好工作。革命工作者需要老实，需要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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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聪明的农民
从前有一个暴君，他不准任何人进入他的领地。他的卫兵对每个想通过领地的人都要问一句：
“你干什么来的？”
如果过路人的回答不是实话，卫兵就按照暴君的命令把他抓起来就地吊死。如果过路人的回答是实话，卫兵就按照暴君的命令立刻把他推到河中淹死。
这样，任何人也不敢接近暴君的领地。
但是有这样一个农民，他很镇静地向这块禁地走来。
“你干什么来的？”卫兵很严厉地命令他止步，接着就要处死这个胆大无畏的人。
可是这个农民却使卫兵无所适从了。
农民回答说：
“我来的目的是为了吊死的。”
他这个回答使卫兵束手无策了。他究竟应当怎样处置这个农民呢？把他吊死嘛，这就等于农民说的是实话。而命令所规定的：对说实话的人应当不是吊死，而是把他淹死。但是，如果把他淹死，这也不符合暴君的命令。因为这样就等于他说的不是实话。而对于不说实话的人，命令规定要吊死的。
这样，这位聪明的农民就理直气壮地通过了领地。
（贾建中 杨光禄译自1956年苏联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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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油画）
潘世勋（全国青年美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