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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江西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联合指示
做好动员乡干部返回生产岗位的工作
本报讯 中共江西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最近发出联合指示，要求正确处理乡干部回到生产岗位的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江西省已从县以上领导机关中，抽调了一批领导骨干充实基层，同时动员了一部分乡干部回到生产岗位，以加强对基层的领导。许多地方在下放干部时，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因而大部分下放的干部思想稳定，工作情况较好。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作得不够充分，以致有些乡社干部情绪波动，有些已经回到生产岗位的也不大满意，使工作和生产受到影响。
鉴于以上情况，中共江西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要求，在处理干部下放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到节省开支问题，更重要的要考虑密切干群关系，改进工作作风和提高工作效率。指示要求，所有下放到乡的干部，都应该是作风好、身体健康，有一定工作能力和农业生产知识，并且和当地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指示并且对干部到乡后的编制、职务等问题作了规定。同时指出，下放到乡的干部数量不宜太多，以免过多的调换原来的干部。能力较强在群众中威信较高的乡干部，应当继续担任原来的工作。对于准备动员返回生产岗位的乡干部，必须进行充分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到真正打通思想自觉自愿，坚决防止草率从事和强迫命令的作法。乡的党、政组织对回到生产岗位的干部要做出正确的工作鉴定，发给证明文件，适当的照顾他们的生活困难。同时，还应该教育广大群众和干部家属，使他们认识到乡干部回到生产岗位参加和领导生产的重大意义，热情地欢迎和尊重回乡干部。指示还指出，为了把这一工作进行得更稳妥健全，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采取一种过渡办法，即每乡除三至五个完全脱离生产的主要干部以外，其余可用“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的办法，多使用一部分半脱离生产的乡干部，以后，再逐步改变这种办法。对于已经回到生产岗位的干部，指示要求各地要特别给予关怀。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经常了解他们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的情况，加强和他们的联系，经常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不但努力搞好自己的生产，而且模范地遵守政府法令，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和带动群众，共同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对于生产和工作有成绩的，应当给予表扬和鼓励。对于那些因为动员说服工作不够而情绪不安的干部，应该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使他们安下心来搞好生产。个别干部如果坚决不愿返回生产岗位，也可以暂时调回来改任半脱离生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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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各级党委
加强对农业社的政治思想工作
新华社济南29日电 中共山东省委员会28日发出指示，要求山东省各级党委在今年上半年能够切实地把农业社的政治思想工作普遍加强起来。
指示首先肯定了在去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和整社时期各级党组织进行一系列政治思想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但同时指出，在合作化以后一段时期中，各地一般只注意抓农业社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放松了党在农业社中的经常的系统的政治思想工作。甚至有些农村党支部长期不开支部大会和小组会，不少地方党课制度停顿了，宣传网和读报组也不活动了。指示批判了许多干部以为合作化实现了，思想工作就不是那末迫切需要了的错误想法。
指示认为，农村支部是领导农村一切活动的核心，因此必须健全支部的领导和加强对全体党员的教育。今后一年内，应围绕对党员进行党章教育，提高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使党员做到努力生产，模范地遵守社章和劳动纪律，关心群众生活疾苦，大公无私，维护国家和社的集体利益。党支部对合作社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领导。应该经常向社员正确地宣传：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合作社制度也必须经过几年才能巩固和充分发挥其优越性。要加强社员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爱社如家、团结互助的思想；继续进行勤俭办社和勤俭理家的教育，动员群众想出千方百计来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同时，要教育干部关心群众生活，凡事和群众商量。
指示最后指出，为使基层党组织能够做好农业社的政治工作，农村党支部必须建立起一套经常的工作制度，定期检查和研究党的政策方针的贯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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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一副工程师陈认三回到广州
新华社广州29日电 台湾金属矿业公司副工程师陈认三在28日下午回到广州。
陈认三于1948年在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毕业后，被派到台湾金铜矿务局工作（台湾金属矿业公司的前身）。去年12月，台湾金属矿业公司派他去日本矿业株式会社日立矿业所学习尾砂充填，陈认三就从日本经香港回到了离别九年的祖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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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汕头我军打落蒋机一架
新华社汕头29日电 今天上午九点二十二分，蒋军F—八四型战斗机四架窜扰汕头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高射炮部队以猛烈炮火迎击，击落其中一架，坠入广东省南澎岛和赤屿岛之间的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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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省广州市各界人民
公祭黄花冈七十二烈士
黄花冈已经整修一新
新华社广州29日电 广东省、广州市各界人民今天在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墓前举行了公祭。
广东省和广州市部分机关、人民团体以及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广州市委员会和各民主党派的省、市组织，都派人参加公祭。广东省和广州市的人民委员会等单位在烈士墓前献了花圈。
主祭人姚雨平是四十六年前3月29日起义的筹划人之一，他当时在黄克强先生领导下担任调度课课长。陪祭者有广东省副省长丘哲、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李朗如，还有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张?村等人。
当年参加过3月29日一役战斗的生还者徐焕辉、徐锡流两位老人，还特地从几十里外的花县赶来参加公祭。
据新华社广州29日电 新华社记者陈日晶报道：位于广州市郊外的黄花冈已经整修一新。
过去，这里中间的一条道路泥泞曲折，连汽车相避的地方也没有。现在这条狭窄的道路已改建成光滑的沥青大路了。道路两旁纵横十几里的地方，过去绝大部分都是杂草丛生的荒野山丘，现在，新建的工人新村、华侨新村等一幢幢楼房，已经把它们和市区的建筑物连接起来。
黄花冈石制正门牌楼的横额上刻着的孙中山先生的手笔，刷新后放射出一片金黄色的亮光。进了门，那三十六棵几年前种上的针松，修剪得就像一座座的花塔。冈上新近栽植的遍地黄花正在盛开。一位看管黄花冈近四十年的老工人龚学成回忆了黄花冈被反动统治者摧残的情况后说：直至广州解放后，人民政府对黄花冈每年都进行修葺，这里才面貌一新。
1951年栽植的四千多棵细叶桉和木麻王树，已长得两三丈高了。最近广州市的机关干部又来这里栽了三千多棵台湾相思树。管理人员说：黄花冈的面积也由过去的十三万平方公尺扩展到了近年的十六万多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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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心在基层工作
应麟
最近一个时期，各地陆续从领导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把他们下放到农村和城市的基层组织，担任各种领导工作和具体工作。这些被抽调的同志，有很多原来就在基层组织工作，熟习基层工作的情况，有较丰富的领导生产和从事其他工作的具体经验。有些同志虽然过去没有在基层组织工作，暂时还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是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政策思想水平，特别是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和愿望，只要不怕困难，也一定能够迅速地熟习工作情况，学会在基层工作的本领。
这些被抽调到基层工作的同志，一般都能够自觉地服从组织的分配，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并且已经在工作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他们一到基层组织，就在和当地干部的密切合作之下，立即研究如何进一步改进工作，如何更好地领导群众开展生产工作和各种业务活动。并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和带动群众。江西省丰城县派到农村工作的两百三十多名干部，绝大多数都发扬了党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作到和群众同吃、同住和同劳动。该县人民银行的干部王笑天同志，到农村的第一天，就到田间向农业社社员学习铲田塍和犁田，一双手磨起了血泡。在共同劳动中，他和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发动农民收藏好了几个月尚未收藏好的早稻秆，作好了冬季作物的防冻工作，完成了二百多亩田的翻耕任务。被分配到浙江省兰溪县永新乡担任党总支书记的姚江西同志，一到乡里就和群众一起挑河泥、耕田，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推动了全乡的积肥运动。
但是，也有少数干部不愿意到基层工作，只愿意在领导机关工作；或者只愿意在城市工作，不愿意到农村工作。因此当组织上调动他们的时候，有些人就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转湾抹角地拒绝组织上的分配；有些人甚至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荒谬的要求，如果组织上不予以满足，他们就不肯下去。湖南省公安厅劳改工作管理局所属新生机械厂的干部何福德，当组织上调他到乡村工作的时候，就提出了三个荒谬的要求：承认他是中共正式党员，明年保送他去大学读书，给他找一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爱人。组织上曾经多次地对他进行教育，而他仍然坚持个人的无理要求，甚至表示如果达不到目的，不惜脱离革命队伍。为了严肃革命的纪律，湖南省公安厅不得不决定将他开除。其他一些不愿到基层工作的同志，虽然一般地没有闹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在组织上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以后，都服从了分配；但是由于思想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有些人仍然不安心在基层工作。有的人是身在乡村而心在城市，工作疲疲沓沓，甚至消极怠工。有的人是思想苦闷，一遇到困难就往后退缩，工作作风极不深入，等待组织上调动他们的工作。
这些同志所以不愿意到基层工作，除了像何福德那样个别品质恶劣的分子，抱着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打算以外，更多的人是不了解干部下放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组织上把自己从领导机关抽调出来，是不再相信自己了，自己成了编余人员了，因而觉得面子上很不光彩，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这种想法是毫无根据的。应当说明，党和国家所以要下放干部，这固然一方面是为了消除领导机关机构臃肿、层次繁多和人浮于事的不合理的现象，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充实和加强基层组织的力量。大家知道，基层组织是我们进行工作和联系群众的最基本的组织，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要靠它们来具体执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有很多也要通过它们来向领导机关反映。可是如果基层组织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过于薄弱，它们就不可能担负起应当担负的任务。这样，就不仅会妨碍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贯彻执行，使生产和工作遭受损失；而且会使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许多应当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引起群众的不满，伤害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就说明，做好基层组织的工作，不但是做好一切工作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间，由于许多地方不适当地扩充领导机关，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层层上调，因而一方面使得领导机关过于臃肿庞大，大批骨干被积压起来，助长了官僚主义；而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却得不到加强，不能适应日益繁重的生产建设、财经贸易和文化教育工作的需要。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头重脚轻的不合理现象，党和政府才下决心把大批干部从领导机关抽调出来，根据工作的需要和个人的条件，把许多人派到农村去，担负领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把许多人派到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加强对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领导；把许多人派去充实财经贸易和文化教育的基层组织，以便更好地开展物资购销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很显然，把这样一批有生力量派到我们国家的前哨阵地去，直接领导群众创造财富，直接为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服务，这能说是组织上不相信他们吗？能说是这样的工作不光荣吗？应当说，这正是组织上对他们的最大信任，他们肩头上的担子不是更轻了，而是更重了。
基层组织管辖的范围太小，在那里工作不如在领导机关工作有前途，这是另一些不愿到基层工作的同志的论调。这种论调的错误，不仅在于低估了基层工作的重要性，而且对个人的前途有着不正确的理解。其实，一个人有无前途或前途的大小，不取决于他在什么地方工作，更不取决于他的工作职位的高低，而是要看他有无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和怎样为人民服务。如果他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并且用诚实的积极的态度对待工作，即使他是在基层工作，即使他的工作职位很低，他同样能够为人民的事业作出非常有益的贡献，受到组织上的信任和器重，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他的前途就是无限光明的。但是，有一些同志不是这样理解个人的前途，他们认为个人的职位愈高，前途就愈大；他们觉得干部的职位只能升，不能降。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有些人就只愿意往上走，而不愿意往下去。因为到下面去，最多只能作个支部书记，作个乡长，或者作个基层商店的主任。必须指出，这种对于个人前途的理解是错误的，是旧社会的做官思想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反映。这些同志应该赶快省悟到这一点，抛弃这种庸俗的想法，而安心在基层组织工作。
还有一些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并不拒绝到基层工作，但是不愿意到农村基层工作，不愿意到中小城市的基层工作，因为他们觉得那里的生活太艰苦了。应当反复地向这些同志说明，这几年来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但是整个说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低的，而比起城市来，乡村的生活要苦一些，比起大城市来，中小城市的生活要苦一些。这是历史的条件所造成的，要改变这种情况，还需要有相当的时间，还需要做许多工作。面对着这样的现实，作为革命的干部应当怎样办呢？是因为害怕艰苦就拒绝到农村和中小城市去工作，等待别人创造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而坐享现成呢？还是投身到艰苦的环境中去，暂时忍受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和群众一起用辛勤的劳动去改变现实呢？不用说，革命干部应当走的是后一条道路。只有发扬我国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才有可能比较迅速地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反之，如果人人都贪图安逸舒适的生活，只知道挑最轻便最容易的事情做，社会主义的美满幸福的生活又怎么能够来到呢？而且即使这种美满幸福的生活在别人的努力下来到了，我们只知道坐享其成，这难道不是可耻的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也只有敢于同困难搏斗，只有勇于承担最困难最繁重的任务，他才能够受到更多的磨练，才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要知道，进学校读书，固然是积累知识的一个重要方法，但不是干部生长的主要途径。干部生长的主要途径，是把他们放在现实斗争中去，特别是放在比较艰苦的现实斗争中去。因为这样培养起来的干部，才具有真知，才经得起考验，而不像温室里的花，一遇风寒就枯萎了。可以相信，只要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了，被派到基层去的干部才会自觉地服从组织上的分配，而且把到艰苦的地方工作当作自我改造的好机会，因而安心地、愉快地在基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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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公私合营和平印刷厂把曾调做行政工作的优秀技术工人调回生产岗位。曾作统计工作的六级制版工吴仲秋回到原岗位后不但使车间技术力量加强，他还协助研究成功一种设计、绘图用的厘米格纸。这是他正修铅版。 新华社记者 张映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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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省长春市百货公司营业办公室主任齐运武（左第一人），响应干部下放、充实基层的号召，愉快地回到了原来的营业工作岗位上，又在耐心地接待着顾客。 新华社记者 胥志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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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批评的反应
对批评的反应
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日发表“永无定稿”一文，批评我局在去年1月份发给各区的一份文件（关于动员本市失业人员、无业人员及交通运输系统多余工人参加西北地区国家建设的工作方案）直到工作结束还未定稿。
我们认为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草案永不定稿的现象在我们局里不是个别的现象，这反映了我们的工作中计划性不强，对所进行的工作心中无数。今后我们一定切实地克服这个缺点。
上海市劳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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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中勤俭管家的人
新华社记者 于逢源 韩庆祥
这几天，我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后勤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访问了许多忠心耿耿地为部队管理家务的人。这里所介绍的，是那些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日日夜夜埋头苦干，从而做出了许多并不平凡的事迹的人们。
勤勤恳恳的洗衣工
刘喜云是驻兰州地区部队医院里的洗衣工人。在她看来，洗衣服是为伤病员服务的一件很光荣的工作。因此，她从1953年2月以来，四年如一日，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当她刚到医院（起初是疗养院）的时候，没有洗衣房，也没有晒衣场。她和另外两个女工，只用两个大木盆和两块搓板，来洗涤二百多人的工作服和休养员的衣服、被子、床单、枕头等等，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后来，虽然搭起了一个简单的席棚，还是夏不遮雨，冬不挡风。但是，刘喜云从未把这些困难看在眼里。她们每天把当天要洗的衣物收集起来，一件件地洗好、晒干，又叠得平平正正的交回去，直到晚上七点钟，一切都做完了才回家去。由于洗衣棚非常简陋，曾使她遇到无数的艰辛：每逢下雨，席棚里到处漏水，淋湿了她的衣服，她脱下来拧干后穿到身上继续工作。在寒冷的冬季里，席棚里遍地是冰，溅到身上的水点也结了冰。寒风卷着雪花吹进席棚里，落在她的身上，有时手、脚都冻得红肿了，但是她从来没有因此而叫苦或停止工作。领导上发给她烤火的木炭，她自己不用，却用来烘烤急用的衣物。直到1955年底建立了洗衣房，才改变了这种艰苦的工作条件。
当休养员增多的时候，要洗的东西太多了，领导上提出要找临时工来帮助她们工作，但每次都被她们拒绝了。她说：“我们多出点力，替公家省下一笔钱，也是支援祖国建设啊！”有时实在太忙了，在假日里她也像平时一样地早早赶来工作。领导上劝她休息，她却说：“在家里坐不住，心里老是惦记着没有洗完的衣服。”今年春节前夕，领导上要她从农历腊月28日起开始休假，以便为丈夫和三个孩子料理一下家务准备过节。但是，她为了免得因为自己休假使国家花钱另雇临时工，或者因为积压了很多衣物洗不出来影响伤病员的需要，还是每天坚持上班，直到除夕那天下午四点多钟，她把足够五天用的衣物都洗好了，才回家去料理自己家里过节的事情。
由于她热心为伤病员服务和忠于自己的工作，因此，她认真地改进了工作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并且为国家一点一滴地节约了资金。起初，她所洗的东西是一件一件的搓肥皂来洗，这样，用的肥皂又多——一条肥皂只能洗十几件，又费时间——一天只能洗六十多件。后来，她把肥皂化成水，把大件小件和污黑程度不同的衣物分开来先在水里搓过，再用肥皂水洗，这样，一个人每天能洗九十多件到一百二十件左右，一条肥皂能洗二十多件，而且和过去洗的一样干净。有一次，她接受了拆洗一百四十五件蓝色棉大衣、五十二件棉门帘的任务。为了不至因为肥皂的碱性大而把大衣的颜色洗掉了，她便用九角六分钱买了八斤皂角，砸成粉末，用温水浸泡了一夜，第二天煮沸后，用箩子过滤干净，然后把在冷水里浸透了的大衣放到皂角水里洗。结果，不但洗得很干净、色泽很光亮，而且比用肥皂洗还节省了七元四角钱。由于她耐心、踏实地工作，四年来，经她洗涤的衣服，从没有丢失过一件或发生过任何差误。
在年复一年的工作中，刘喜云曾在要洗涤的衣裤口袋中，检查出不少的手表、钢笔、军徽、胸章和很多财物，其中包括一百元的活期存折和四十五元现款。每一次她都在当天就交给原主，或者交给组织上设法查明失主。刘喜云这种高贵的品质，在这个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的心目中，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节约烧煤的能手
驻在辽宁省海城附近的解放军的一个连队里，经常接待着来自各个兄弟部队和政府机关的客人，这些客人都是来向炊事员赵海祥学习烧煤经验的。
赵海祥在炊事班里专门负责烧火。他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照他的说法：“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要做好。”当时，烧的是无烟煤，他烧煤的技术也不熟练，平均每人每天要用二斤三两煤（东北秤，下同）但是，上级规定的标准却是一斤四两多。赵海祥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很着急。四年前，他还是一个煤矿工人，当时在采煤工人中有这样一句话：“四块石头拣块肉”，从四面夹着石头的地层中采出煤来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下定决心要节省烧煤的数量。
从这时起，他便想尽一切办法来改进炉灶和烧煤方法。1955年春，他们用的炉灶是圆形直桶式的，又大又深，锅吊在上面，锅底距火焰很高，很多火焰都从烟囱里走掉了。于是，他把炉灶改为长方形，使灶膛缩小三分之一，从而减少了火力的扩散，使烧煤量减到一斤二两。后来，又把灶改为半圆形的，前窄后宽，炉条到锅底只有六七十公分高，这样，容煤量少，火力集中，一下子便把烧煤量降低到每人每天九两。但是，他还是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进一步又把炉条由七根减为两根，这样，灶里的底火少了，添煤的数量也随着减少了。加上恰当地掌握了煤中掺土的比例，合理地改进挑火的时机和方法，就使得烧煤量降低到每人每天只用四两（合市秤六两四钱）。就这样，从1955年7月起，仅仅十六个月中，便节省烧煤一百一十五吨。
赵海祥节省烧煤的经验引起了沈阳地区部队各级领导机关的重视，并且很快地在部队、政府机关、学校和群众中推广开来了。从1955年5月份起，赵海祥曾被邀请到驻沈阳、旅大等许多地方的兄弟部队中去介绍改灶方法和烧煤方法，帮助兄弟部队改造了一些炉灶。他还在海城县机关、学校的厨师与驻军各伙食单位的炊事班长经验交流大会上，介绍了他的方法和经验。目前，很多部队、政府机关、学校和群众当中都采用了他的方法。海城高中、师范学校等单位按照他的方法改灶后，每人每天烧煤量也降到了只有五两、六两。
雪山顶上的饭站
沿青藏公路，在拔海五千一百公尺的渺无人烟的唐古拉山上，一年之中有六个月是冰天雪地，没有一棵树，不生一根草，而且空气稀薄。初到这里的人，稍为快走几步，就会喘不过气来。这里饭都不能煮熟，原来每天只能吃点半生的面块。
可是就在这里，有一个很出名的饭站。它是去年1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运输部队设立的。
负责这个饭站工作的是部队炊事班长吴继忠。他带领着全班人员，克服了许多困难，动手在这里生起豆芽、做起豆腐、做起凉粉来，而且保证过往的汽车司机们能够吃到面条、面片、包子，有时包饺子。他们保持了来往司机每顿吃到两菜一汤。
他们在这里安了家，冰天雪地上架起了帐篷。高原上的大风常常把帐篷撕裂，害得人们彻夜不能安眠，于是又动手打土坯，在帐篷四周加上了挡风的土墙。
没有柴火，烧的是从四百里外运来的牛粪。
在内地，人们吃馒头并不新鲜，可是在这个拔海五千多公尺的高原上，却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了。他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找到把饭做熟的规律。
为了改善伙食，单靠领来的海带、榨菜、黄豆、花生米、蛋黄粉是不行的。想发豆芽，豆子泡在水里便冻成了冰块。怎样办呢？吴继忠想法 用石头搭了个棚，用破木箱盛着黄豆放在上面，把牛粪放在石棚底下点着火保温。这样豆芽才发出来了。
经常在这里吃饭、住宿的车队总有一百来人。今年1月里，唐古拉山上连续几天大风雪，积雪有一人多深。许多车子被阻住了。平时只能接待一百多人的饭站，却住上了三百多人。饭站上只有九个炊事员，几百人吃一顿饭，他们就要做三次。车队共在这里住了五天，可是炊事员们仍然保证他们吃到二菜一汤。
一年来，这个饭站接待了成千上万的汽车司机。汽车司机们也总是喜欢多赶一段路，到这个饭站歇脚，并且常常特地带些葡萄干、西瓜来送给这个饭站的同志。
在公路线上，像这样的饭站并不止一个。许多这样的饭站，分布在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线上。就是这些饭站的同志们，长年累月在高原上安了家，做着平凡而艰巨的工作，才保证了运输部队能够吃好饭，得到住宿和休息。
战士们热爱缝衣兵
在解放军的各部队里，缝衣兵们手推着小车，带着缝纫工具和缝衣布，走遍许多单位，勤勤恳恳地为战士们缝补衣服。
这里只提到，在一个海岛上的驻军某部里，有一位缝衣兵叫黄锦福，他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共计为战士们缝补了两千七百多件衣服、二十五件护肩、两百九十九件防水衣。这给战士们解决了不少困难，同时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富。
黄锦福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到一个部队，一包包的衣服送到他的面前，他总是一件件地耐心的翻看，研究着怎样把它修的又好又省料。有些衣服，别人看来破得实在不好修补了，可是他总是耐心地说：“行啊，能补，放下吧！”当他把一件件衣服缝补得平平整整，看着战士们高高兴兴地拿走时，他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有些战士拿到补好的衣服免不了说几句感激话，他总是说：“你们为谁工作，我为谁工作，还不是一样吗？”
多少的缝衣兵们，就是这样地热爱着自己的工作，不分刮风、下雨、道路泥泞，忠心耿耿地为士兵服务，而士兵们则是从心眼里爱戴他们。（附图片）
解放军某部炊事员苗太清同志（左）提出了“少添勤添”等烧煤方法，对节约用煤起了很大的作用。图为他和他的战友在研究如何进一步改进烧煤技术。 陈书帛摄（解放军画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