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胡绳
一
最近在哲学史研究工作者中间，提出了一些有关哲学史研究的目的、范围、方法、观点等方面的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今年
1月里还为此召开了讨论会。在这里，我想对讨论中涉及的几个问题说一些意见。
应当承认，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是有成绩的。虽然还没有成本的较大的新著作，但是有一些论文表明不少中国哲学史专家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进行研究工作中已经取得了新的成就。同时也应当指出，在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习气。近来在报刊上的有些哲学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一种情形：所讨论的问题明明是一个有实际内容的问题，但是人们却不去具体分析这个实际内容，而只是努力从权威的或其实并非权威的著作中寻找一个有关的定义，好像不同的意见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对同一个定义的不同了解，好像只要人们对这个定义找到了正确的解释，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不说，这种做法正是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从定义出发”的做法。把这种做法用在哲学史研究上，只能得到所谓“简单化”的结果。
有些文章指出了在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和教学中的简单化的现象，例如在进行阶级分析的时候只是根据某种一般的原则把“阶级的帽子”套在各种哲学思想的头上；例如
“马克思主义成为表格”，把各家哲学著作中的有关语句分别填写在我们的“表格”中以代替具体的分析研究。这种情形的确不能算是科学地研究了哲学史。有人说，学生在听了哲学史的讲授以后，只觉得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好像是完全一样的，所有的唯心主义者也好像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是用这样的态度写出来的哲学史，虽然也写出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一定是使人觉得，哲学史上的所有这种斗争几乎也完全是一样的。人们不可能依靠这样的哲学史著作来真正具体地掌握思想斗争的规律，并吸取丰富的经验教训。
在哲学史研究中产生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的倾向，是同对于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的不恰当的、不完全的了解有关系的。
在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中，概括地从基本规律上说明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世界观同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区别和斗争，说明了哲学思想领域内的斗争同现实生活的关系。但是正像列宁所说的，“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现象比规律丰富。”研究哲学史就是直接面对丰富的现象，要通过这些现象来具体说明哲学的斗争和发展中的规律。所以科学的哲学史能够使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地继承了过去一切哲学思想中的优秀遗产，同时克服了过去各种哲学中的错误和片面性，而达到高度的科学性和高度的革命性。如果在哲学史研究中只是简单地套用哲学教科书中的原理，而不能用活的血和肉来显示这些原理的丰富的表现形态，那在实际上是取消了哲学史研究的意义。
哲学史研究不只是提供现成的结论，而是要帮助人们锻炼理论的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是停滞不动的，是要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运用理论的思维能力来总结社会实践中的新的经验，总结对于自然和社会的科学知识的新的成就，并且进行对各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的斗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中曾说，为了锻炼理论的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历史上争论过的哲学问题往往会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出现，历史上反复进行的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斗争将以新的形态继续出现。哲学史中不仅有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经验，也有某种粗糙的唯物主义为唯心主义战胜，以及唯物主义者由于某种片面性而在某些方面陷入唯心主义的经验。总结这一切经验对于我们都是十分有益的。
研究哲学史还不仅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为了正确地评价过去时代的其他一切文化思想遗产，以帮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我们需要对以往一切时代的文化加以批判、改造，吸取其菁华。为此，就需要认真地研究各个时代的哲学——各个时代文化思想的最集中的表现。
研究中国三千年来哲学思想发展历史，对于我们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因为我们为了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认真地对待中国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因为我们所要进行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会复盖着中国过去时代的哲学投下的影子，而且因为中国的哲学历史远没有经过充分的科学研究，这种研究将能够在有些方面更加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既然我们研究哲学史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些，那么，很明显的，如果不是用真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哲学历史，既阐明哲学发展的规律性，又对哲学史中的丰富内容做具体的、深入的分析，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就不能够达到。
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的方法是同我们研究哲学史的目的不能相容的。在最近发表的一些讨论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文章中，虽然未必都是指明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并且寻求克服教条主义的办法这一点上，它们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教条主义在表面上好像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是歪曲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极端地简单化、漫画化的倾向。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实际运用来考察社会生活的时候，不能容许任何简单化的想法。恩格斯曾说：“根据唯物史观，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我或马克思从来都不过是如此断定而已。倘若有人把这个原理加以歪曲，说仿佛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断语变成毫无意思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致约·布洛赫的信）。马克思主义要求看出在各种社会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经济因素是通过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而起着决定作用的；并且要求看出各种上层建筑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于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们对经济的反作用。
有人以为，历史上每一种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应当能够直接从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上得到解释，甚至好像认为，各种哲学思想在内容上以至形式上的一切特征都是由经济决定的。应当指出，这一类看法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的误解。
哲学，作为上层建筑，是和物质经济基础相距很远的，所以恩格斯曾把哲学列为
“高高凌驾于空中的思想部门”。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只能是透过复杂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而曲折地反映到哲学领域上来。所以哲学领域中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常常不会是十分确切的，倒是由于经过许多中间环节而显得模糊和参差。同时，哲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又是决不能忽视的。一个时代的哲学所采取的具体形态，总是同在它以前的哲学传统有关的（就一个民族说，外来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有时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恩格斯曾指出，“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分工部门，都具有由它那些先驱者传授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一定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经济发展对于哲学也就只能在哲学本身发展规律所许可的范围内起着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它却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情形”（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信）。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历史就可以用来说明这种情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当然是和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密切相关的，但是如果认为只是从现代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就自然会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完整理论，那是不对的。我们还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唯物论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类以往一切哲学思想遗产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接受过来，加以改造。离开一切前代留下来的思想资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出现是不能设想的。
但是如果只从哲学本身发展的规律，也决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现代资产阶级的各种腐朽的唯心主义哲学也应当说是利用了前人留下来的许多思想资料，由此出发，构成自己的体系。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者这里，现有的思想资料中的这一部分特别被重视，并且对于这些思想资料作了这样的改造和发展；而在现代资产阶级那里，被重视的是那一部分资料，所作的是那样的改造和发展呢？这就不是思想发展规律本身所能说明的了。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既要求我们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找到决定哲学的发展趋向的根本原因，又要求我们充分考虑到影响哲学发展过程的一切因素，特别是哲学本身的继承和斗争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反对退回到单纯用思想来说明思想的老路，这是唯心主义的老路，又要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粗陋的经济决定论。
在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简单化的倾向还由于对哲学家的思想和生活的一种不合实际的设想而更加强。有人好像在研究中有一个预定的出发点：在一个我们称之为哲学家的人那里，他的世界观和他的方法论、伦理观等等，他的哲学观点和他的政治态度，他的认识和实际行动，以至他的阶级出身和他一生活动中的阶级路线都应当是完全一致的。当然，这样的完全一致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和在历史上都是有的，但是在历史人物中间，可以说，更多地倒是存在着这一种矛盾或那一种矛盾的人。对于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历史上的哲学家说来，除了有些站在彻底反动的方面的以外，在思想体系中的某种矛盾以及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某种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更不用说一个人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中的思想矛盾了。哲学家身上存在着的各种矛盾，一般说来，也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不是不可理解的事。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指出和分析这种矛盾，达到应有的结论。例如，我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在社会历史问题上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观点，而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者只能在空想的形式下表现他们的进步思想，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绝对的理性和正义的要求。过去的唯物论者和社会主义者身上的矛盾和弱点使我们看到，必须把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社会历史方面去，使社会主义建筑在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上面。当然，我们不能设想，总结人类社会生活中认识和实践的全部经验而达到的结论完全地体现在历史上的每一个思想家身上，而一看到不符合这种设想的情形，就以为出现了破坏某种“规律”的“例外”。——其实这样的规律是本来就没有的。
应当打破诸如此类的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教条”。例如朱伯昆先生的文章中指出，“有人曾经认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农民是被削剥的阶级，因此反映农民的哲学观点，应该是唯物主义的”，于是，“既然肯定古代道家是唯物主义流派，那末就应该想法证明他们代表农民的利益”（见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4日）。难道可以设想有这种规定么：封建时代的农民应当产生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而封建时代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代表农民利益？我想，任何人都说不出，这种武断出于何“经”何“典”。事实上，虽然农民从实际生产出发而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由于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和农村文化生活的闭塞，如果封建时代的农民虽在发动武装革命的时候，也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而且通常都是借宗教的幻想来表达自己的斗争理想，对于这种事实，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觉得不可理解的。
把自己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简单的公式中间，以至妨害对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用这种办法，决不可能给哲学历史以科学的说明，当然也不可能克服在哲学史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
三
从克服教条主义的要求出发，我们需要来考虑一下如何估价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如何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问题。——在这问题上，现在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把唯心主义哲学估价高一点，多研究唯心主义哲学，这就是克服教条主义的办法么？
针对那种把唯心主义哲学简单地看做胡说八道而认为用不着加以研究的想法，我们应当说，必须重视唯心主义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中的作用，认真地加以研究。一定要懂得唯心主义，人们才能成为完全科学地自觉的唯物主义者；一定要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研究唯心主义哲学，人们才能成为唯物主义的哲学研究工作者。但是如果认为，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之所以产生教条主义只是因为唯心主义学习得不够，那就不合乎事实了。人们也可能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研究唯心主义哲学，那是决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当然我们更不能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唯心主义哲学。
把一切哲学，归根结底，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大阵营，这是否就会造成在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呢？
当然，如果认为我们只要把某种哲学思想划进了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阵营之内，就不必再去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那是不对的。事实上，不经过详细研究，对于有许多哲学家的思想也不可能作出判断。唯心主义哲学曾经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唯物主义哲学也曾经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并不是每一个哲学家都直接了当地自己表明自己的世界观的实质。许多哲学家在这一方面采取唯物主义观点，而在另一方面又抱着唯心主义观点；而且哲学史上还有不少人企图在二元论的形式下寻求第三条道路，或者缺乏理论的贯彻性，始终徘徊于唯物唯心二者之间。经过全面的研究而判定一个哲学家在基本上是唯心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这并不是所谓贴标签的工作，而是对这种哲学家的思想的本质的揭发。郑昕先生的文章中说：“不将哲学史局限于唯物唯心斗争的框子里，而给它以丰富的内容”（见“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8日）。不能不说，这种说法的含意是不明确的。我们应当反对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丰富历史作简单化的、公式化的描写，但是按照事实而把哲学史看做基本上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绝不会使哲学史丧失丰富的内容。
有一种看法，由于担心哲学史的简单化，认为虽然要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最好不要断定唯物主义是正确的，而唯心主义是错误的。
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并且把哲学史看做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还不一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哲学史。唯心主义者也可以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哲学历史上的相互斗争是一个客观事实。唯心主义哲学史家实际上也不能不以这种斗争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虽然唯心主义哲学史家常常不愿意公开承认这种研究对象，并且他们总是歪曲地、片面地反映这种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哲学史的时候，明确地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并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要站在唯物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来论述这种斗争，通过这种斗争来反映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萌芽、发生、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站在卫护唯物主义传统的立场上，决不是要把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一笔抹煞，而是要真正给以科学的估计。
应当指出，一方面，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是正确的，而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是错误的，这种区别是绝对的。另一方面，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者常常因为缺乏辩证法的思想，因为不能在各方面贯彻唯物主义观点而又陷入错误；而唯心主义哲学观点虽然是错误的，但在哲学发展史中，唯心主义哲学所积累的大量的思想资料，对于唯物主义的发展有重大的作用；各个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曾经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也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唯心主义哲学中不能不反映到客观实际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片段，虽然这种反映总是片面的、歪曲的，并且被附加上了错误的解释。正因为这样，我们决不能用一两个简单的基本公式来代替对哲学史的复杂内容的具体分析。同时，我们也不能笼统地说，“唯心主义中也有好处”，这种未经分析的命题不能带给人以确切的观念。贺麟先生的文章中说：“曾经或多或少地为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哲学思想，现在或今后……还可以替工人阶级服务”（见“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一文，人民日报1月30日）。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工人阶级可以从对于古往今来的各种唯心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批判中得到好处，这是一定的。但是如果混淆了唯物唯心的界限，离开唯物主义立场而倒向唯心主义的立场，那就只会是有害无益。
还有一种看法，鉴于政治上进步的人不一定都是唯物主义者，唯心主义者不一定都是抱反动的政治观点，所以认为最好是用进步和反动（或保守、落后）的标准来划分各种哲学思想，以代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我认为，这样做对于科学地研究哲学史是没有好处的。
一般说来，哲学唯物主义对于在历史上起着进步作用的社会阶级、集团是最有力的武器，是符合它们的需要、能够反映它们的利益的。但是并不是在历史上的一切进步的阶级、集团在任何时候都能有系统地运用这个武器，还不成熟的阶级往往反而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表达他们的革命要求。这除了因为它们的进步性的不彻底以外，还因为：第一，一个进步的阶级或集团要能明确认识在哲学领域内对自己真正适用的武器是什么，并不是很简单的事，经过一个摸索的过程常常是必要的。第二，仅仅从进步的政治倾向中并不就能产生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还要有许多必要的条件，现有的哲学资料的准备和科学知识发展状况是有重要作用的。另一方面，对于反动的、保守的阶级说来，唯心主义是他们所能利用的最方便的武器。事实上，历史上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总是把唯心主义哲学看做自己的工具。但是决不能断定在任何时候，不能从反动阶级思想武库中发现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武器。这是因为，唯物主义在其没有充分展开的状况下，对于反动阶级的危害性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而某种片面性的唯物主义观点也可以被赋与反动的内容。至于说到个别的哲学家，像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他的哲学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发生矛盾，那更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种矛盾可能暂时还是哲学家自己所不自觉的，但它的发展却必然地要求一种解决，而解决这种矛盾往往不是一个人的一生中所能完成，而需要经过好几代的时间。
从哲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唯物主义和进步的革命的倾向相结合，唯心主义和保守的反动的倾向相结合的事实，而且还可以看到，某种唯心主义哲学虽然暂时地同一种进步的政治倾向相结合，但它终究不能很好地为进步的政治倾向服务，反动势力虽然有时利用某种唯物主义观点，但是它终究只能畸形地片面地利用唯物主义；而越到近代，哲学上两大阵营的斗争就越加明显地反映着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不能承认这样的“公式”，好像在人类历史上，凡是革命者一定都是唯物主义者，而保守者一定都坚决地维护唯心主义。人们如果在研究哲学史的时候，竟以某些小册子中的粗糙定义为向导，那是十分有害的。
所以，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起了什么作用和怎样地起这种作用。把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直接等同于政治上的进步和保守，是过于简单的办法，我们应当拒绝这种办法。但是如果我们为反对这种简单办法而撇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看成同样地是既可以为进步政治倾向服务，也可以为反动政治倾向服务，那么结果必然是只能导致在理论原则上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模糊哲学的党性。 （未完）
第7版()
专栏：
关于图书资料的收集问题
本报评论员
自从去年“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以后，图书资料的收集，形成一个全国的浪潮。就以北京古旧书业来说，几乎家家有人出外，跑遍了内地各省，从大城小县搜罗了许多书籍。但是，供求关系仍然十分紧张，书店经理时常忧虑怕当“空军司令”，顾客怕买不到书。
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过去收集或采购图书的各机关和公私古旧书业、文物保管机关等，除个别的以外，对于资料、图书的收集，普遍地表现了很大的片面性：就是重古轻今，重版本，轻资料；资料之中，又只重视几个大事件的资料（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轻视反映人民群众日常社会经济生活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正在大批的散失和损坏。例如，据湖南文化局去年年底的统计，几年来毁掉的图书资料约八百万斤，其中不仅可能有很好的版本书，也会有大批有价值的资料。曲阜“孔府”的档案，从明朝起至民国的都有，按天、地、玄、黄等次序排架，其中绝大部分是有关地亩的档案，是研究中国土地制度的一批最完整的档案资料。可是，过去保存得非常不好，在潮湿的屋里放着，麻袋里装着，鼠咬虫吃，去年才得到初步的抢救。据说其中有一张李闯王的布告，被一个文工团拿去演“闯王进京”当布景用而不知下落了。湖南从废纸堆里找出来“湘江评论”；上海文化局从废铜废纸收购单位拣选了许多有用的历史文物和图书，还可能放掉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而这批资料就会被“合法”地毁掉了。
据说安徽屯溪“花炮生产合作社”收购一批预备造炮竹用的图书，其中有许多明清两代的田亩册子等重要资料；苏州有一家专门收购所谓破布废纸的供销合作社，收有几屋子的图书，其中不但有明版书，而且有大批有用的资料。文化部和轻工业部远在1951年12月即联合发出了“关于禁用旧板书做纸浆原料的指示”，1956年9月3日文化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出“加强保护文物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供销合作社废品回收的任务，只是收购废旧物资，不收购文物。但以往供销合作社收购的废旧物资中，经常有文物发现，因此应加强鉴选工作，文化部门应与供销合作社收购单位密切联系，及时进行配合鉴选。要求一方面使文物得到保护，一方面使物资不致积压。”这两个联合通知，有的地方抓紧贯彻，就收到实效；有的地方没有注意，就受到巨大的损失。这种情况，有关方面应该加以检查。
再就实物方面来说，例如石碑，过去的“金石录”也好，“访碑录”也好，只是注意名人的碑，名人的字，而很少注意碑刻上留下的许多重要的材料。例如，苏州的“永禁机房叫歇碑”被发现以后，江苏省博物馆注意了这个工作，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也做出决定，两月前已经发现了近百块的这类碑刻。这是引起了注意以后的重要收获，但是未引起注意的地方，就天天在损坏。因此，还必须普遍加以注意。
还有其他有关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实物，由于社会的大变革，如果不即时收集，将来就没有东西可收了。
古旧书业曾经收到了一些鱼鳞册、家谱，以及一小部分契约、信札等。但总的说来，为数还是极少的，而且是附带收集的。如何使这些有用的图书、资料和实物，受到真正的重视，加以收集、保存和利用，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因此我们建议：
一、要大力宣传和贯彻国家的文物保护的政策、法令，尤其是一些主管部门，要把政策、法令贯彻到基层，发挥群众爱护乡土文物的积极性，大家起来收集、监督和保护一切有用的文物资料。
二、全国各地图书馆、文化馆、资料室、文物保护机关在采访、收集、保护图书资料和实物的时候，应该对版本图书、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同反映人民群众日常社会经济生活的图书资料和实物，予以“并重”的看待，不可偏废。
三、公私古旧书业在各地收购图书的时候，要注意上述能够反映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民族等方面的材料，包括图书、杂志、公报、图表、照片、画像、鱼鳞册、契约、合同、帐簿、护照、凭证、价目表、同学录、日记、信札、行状、传记、家谱、民间唱本、脚本以及石刻拓片等（上述不过是举例）。希望各地文化部门，对古旧书业的收购图书资料，应看作替国家作了一项有益的工作，应尽量予以各种便利（这与禁止古玩商在出土古物地区收集古物是不同的，因为那样作，是刺激了盗掘）。过去有些不应有的阻碍应当撤除，使他们的人力物力更能充分的发挥。
四、各个保存资料的机关，应尽量即时地编制目录，并且把资料整理印行，让大家都能利用。
第7版()
专栏：
丰富和提高群众艺术活动
全国群众艺术馆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28日讯 昨天在北京结束的全国群众艺术馆工作座谈会认为，群众艺术馆是负责对群众业余艺术活动进行业务研究和指导的艺术事业机构；它的任务是丰富群众艺术活动的内容，提高质量。
这次座谈会确定了群众艺术馆今后将要进行的四项工作：搜集和整理民间艺术遗产，辅导群众业余创作；供应群众演唱材料和业务学习资料；训练文化馆艺术干部和群众业余艺术活动骨干；组织社会力量对群众业余艺术组织进行辅导。
座谈会强调提出，贯彻群众路线是群众艺术馆的根本性的工作方法。
现在全国已有一个中央群众艺术馆，二十六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馆，还有六个省辖市馆。这些群众艺术馆虽然建立不久（最早在1955年建馆），但是在开展当地群众业余艺术活动和搜集民间艺术遗产等工作方面已经作出一定成绩。
这次座谈会是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在23日召开的。
第7版()
专栏：
江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完成十一个项目的试验研究工作
本报讯 江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从去年8月成立以来，克服了设备不足，技术力量薄弱和缺乏经验等等困难，在去年下半年完成了种子、育苗、造林、森林保护管理等共十一个项目的试验研究工作。这个研究所对全省几种主要林木种子品质的鉴定、贮藏保管，以及合理进行幼林抚育，防治森林、果树病虫害等生产技术问题，已作出了初步的结论。这对今后全省林业生产，将起指导和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林业科学研究工作，江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正在贯彻“积极研究、重点试验、总结经验、全面指导”的方针，充实各项试验设备，加强同有关部门的联系，广泛交流经验，更系统地研究和传播林业科学技术知识，以便有效地指导和推进全省林业建设事业的发展。
（詹丰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