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25日人民日报 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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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争取农业增产
  颜心畬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及常务委员会的报告和李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若干问题的说明。我尤其对李副总理说明中
“积极发展农业,也就为发展工业创造更好的条件”等一系列的理论和方针,感到无限的兴奋和鼓舞。现在我仅就我在这方面的体会发表一点意见,并提出两点建议,以供政府参考。
李副总理说:“既要工业化又要人民,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兼顾”。这是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方针。而“通过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来发展重工业”就是实现上述方针的作法,只要能够彻底执行这个作法,上述方针是决定能够实现的,并且建设中的若干矛盾可以同时获得消除。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农民每个人的粮食年产量为七百市斤,农业税征收15%为一百零五市斤,农民剩余的粮食就仅有五百九十五市斤(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包括在内),就形成国家与农民两均不足。假如从努力增加农产着手,使粮食增加到50%成为一千零五十市斤,除农业税征收15%外,农民尚可剩余粮食八百九十二点五市斤,再假设把农业税增为20%,农民亦可剩余粮食八百四十市斤,而国家则可获得粮食税一百五十七点五市斤或二百一十市斤,比以前增加50%——100%,就可以得到粮食和轻工业原料与出口物资的更多供应,使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都更加迅速,农民也有力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来扩大再生产和改善生活,农民的再生产扩大了,生活改善了,就是它的当前利益。国家的生产建设得到更顺利更迅速的发展,就是农民的长远利益。这样,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就完全结合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李副总理这个理论和实现这个理论的作法,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跨进了大大一步。我因而感到非常兴奋和鼓舞。
党的总路线的号召,社会主义建设是要动员全国人民来进行的,农产品与轻工业品,就是动员全国人民的物质基础,我们有若干物质基础,就可以动员若干人民(包括读书的学龄儿童在内)来进行建设,如有足以供给全民的物质基础,就可以动员全国人民,我们动员的人数增加了,就是失业人数减少了,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就是失业消灭了。我们如通过农业以发展轻工业、重工业和教育事业,并且由各个部门相互支援相互发展,我们的生产发展是可以操券而待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一日千里的飞跃前进的。
李副总理说:“农业是出口物资的主要部分。”我们为什么要注重出口物资呢?因为我们在建设初期,所有重工业的设备,不可能等自己制造出来才建设,势必要从国外进口;轻工业的设备,也不能完全等自己的重工业把它制造出来才建设,势必也要向国外部分进口。我们的出口物资多,换回来的机器原料就多,出口物资少,换回来的机器原料就少,机器原料愈多,则工业的发展愈迅速,我们要争取出口物资多,就要努力争取增加农产,这也是农业密切联系着工业的一个例证。
以上是我对李副总理的“通过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来发展重工业”的一点体会。以下我再提出争取农业增产的两点建议。
(1)请国家再加强发展更多的化学肥料工厂的计划,和建设制造化学肥料工厂的机器的制造工厂,并优先创造发展这些工厂的条件。
农作物增产的因素虽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是肥料,肥料是农作物的食粮,就犹之饲料是家禽家畜的食粮一样,家禽家畜的肉品是饲料的转化物,粮食也就是肥料的转化物,所以要争取农村单位面积增加生产,必须比较通常施用的肥料数量加多。若还要加大复种面积,则须比照复种面积的指数增加肥料。否则复种面积虽大也是徒劳无功,甚或还会招致损失。
肥料可以大别为两类:第一类是取之于土壤者还之于土壤,所有一切农村肥料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取之于空气或矿藏者增加于土壤,所有绝大部分的化学肥料都属于这一类。我们能够勤勉细致的积聚一切农村肥料以还之于土壤,对农作物当然发生显著的效果,但还之于土壤的肥料,绝不能达到取之于土壤的100%,所以土壤中的肥份,总是逐年均有所减少(此系就全面说)。譬如人畜的排泄物,都是人畜把食品饲料中的养份取了一部分来给自己的需要后剩下来的。所以排泄物的肥份是比食品饲料原有的肥份少,即是还之于土壤者比取之于土壤者少。而且排泄物发酵期间,氮气要损失部分,在保存中受到风日雨水的侵蚀,肥份也要损失部分,土壤中的肥份,又逐年随水土的流失而流失。城市每年涨水的初期,可以看见河流的水变成污黑色。随江河而流入大海,这也是未能还之于土壤的部分肥料。各大城市,往往有逐渐欧化的趋向,提倡抽水马桶,这也是肥料的很大损失。就上述例子来看,仅靠第一类肥料(农村肥料)来争取普遍的单位面积和复种面积大量的、继续不断的增加生产是有困难的。但我们要动员全民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刻不容缓的,所以争取农业大量增产也是刻不容缓的。我们只有建议政府,把工业部门的化学肥料工业优先发展起来(同时创造优先发展的条件),把取之于空气、取之于矿藏的一切肥料来支援农村,使土壤的肥份大量增加,则农产品可以保证大量增加,工业才可以得到更快的发展。
农村的产品,除了缴纳农业税及农民自己的食用外,就是农民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交换品。农民在交换中,首先重视生产资料,尤其是肥料,国家如制造出大量的化学肥料来交换农民的余粮,不但农民乐于接受,并且农民还可以借此扩大再生产来支援工业。余粮是必须交换来供给城市的,如国家无大量的肥料做交换品,而以不适合农民的需要的工业品来说服农民交换,不但会影响农民的情绪,而且会妨害农村的扩大再生产,也就妨害了工业、教育和其他一切。
去年人民日报有一则消息说:永利硫酸铵厂的职工们,已试制成功固定氮气的高压设备,政府正在予以大力支援云云。我当时对这项消息极感兴奋,但仔细想来,职工们当然是利用该厂的修配厂来试制的,它的规模或者很小,而我们的耕地广大,必定还要建设大规模的专业工厂来生产,大量的肥料厂机器设备,才能够解决问题。或者就利用这个基础来进行扩建,或可较为迅速。但在自己尚未生产或生产甚少的时候,还须先向国外订购若干机器,一方面在国内创造各种条件,使化学肥料厂逐年均有多数的增加,则农产品必可逐年增长,而工业及其它一切亦可以顺利进行。
肥料有三个特点:就是量要大,质要美,价要廉。所以重在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供应。减少了远道运输的成本,才能适合农村的经济。所以采用国外肥料,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二)请适当的、正规的培养农业专材以保证农村增加生产。
农村除一般都缺乏肥料外,还缺乏农业科学技术。一般农民多不知肥料有氮、磷、钾、钙之分,至于各种肥料要视土壤气候与作物之不同来合理施用,就更不晓得,它们以为施了一种肥料,就可以不再施他种肥料,譬如施用了磷肥就省了氮肥而弄成减产的事,曾经迭见不鲜,又如推广良种是当前的重要工作,而各地因缺乏农业技术人材,往往未先作试验工作即盲目进行推广,如1956年四川推广银枋梗稻,生搬硬套,造成了许多减产的损失。在推广双季稻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又如合作社建立之初,有很多有禽畜饲养组织,但往往一遇时疫,就弄得全部死光,造成重大损失。又如培养豆科绿肥也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氮气,也如建设了氮肥工厂一样,但四川除川西平原多年采用外,试种的地方也还少,就是各县市的国营农场也因缺乏技术,多数未作试验示范工作,有的试种豆科绿肥失败了,也不从技术上品种上钻研改进,就把它搁置起来。又如土壤的化验和改良,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也因缺乏技术人员而未进行。所有这些现象,只有适当的、正规的培养农业技术人材,分别在各县市进行试验示范推广工作,并应注重推广豆科绿肥和提倡采用有机质来改良土壤,培养细菌,以补救肥料之不足。
所以我极端赞成李副总理所说“农村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的是否可以再施一两年业余的农业技术教育,以便从事农业劳动”的意见。但我觉得一两年的业余教育,诚恐发生的效力不大,如能把它们正规的培养成初级专材,学一样专业,如农业技术栽培、土壤肥料、病害虫害、禽畜饲养、水土保持、农田水利等各专一科,或者把每科再分细一些来求专精,但除初级专材之外,还要有中级和高级的专材。是否可以从李副总理所说的城市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的当中划出一部分来培养成中级农业专材,再扩大农学院的招生名额以增加农业的高级专材。
农业增加生产是复杂而艰巨的事情,是长期的事情,当然不可能一蹴而跻,我也不是要求一蹴而跻,但必须通过农业以发展工业,才可以消除很多内部的矛盾,工业才可以顺利而迅速的发展,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而又必须通过农业增产最主要的肥料和技术两个因素来保证农业的增加生产,生产才可以获得保证。我们虽然不应该急躁的期望立刻解决农村的大量化学肥料的需要和大量农业技术人材的养成,但从速作成计划和创造条件,以期按照计划继续实现,则似乎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了。
至于多建化学肥料工厂和培养农业技术人材的经费,我想是可以于农业增产中获得补偿的。因为农业就是动员全民的经费的主要来源,也是换取国外生产资料的出口物资的主要来源,为它本身增加生产而投下的资本,当然可以于它增加的生产中获得补偿而有余裕的。
陈云副总理在大会发言中说:“政府已经决定,除了发动大量养猪以外,在1957年度比1956年度减少猪肉出口量的三分之二,减少食油出口”,这是政府特别关怀人民无微不至的表现,但现在是国家建设发展的重要阶段,我们应该用尽一切努力来增强出口物资,而不愿缩减出口物资来增加消费,这个肉食不足,也是暂时的现象,随着各种增加肉食的措施,逐渐就可获得解决。如国家对猪肉和食油照常出口,就可以利用这项外汇来进行肥料厂设备的购买。并且我们还应该再在各方面搜集出口物资和自制可能制造的进口物资来减少物资进口以争取外汇来发展肥料工业,以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提早完成。
以上发言请各位同志予以批评指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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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心把贫瘠落后的山区建设成富饶繁荣的家园
  张超伦谈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李副总理的报告,并同意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其他四个专题报告。现在,我要谈谈贵州省少数民族的新情况。
贵州省是个多民族的山区。少数民族有苗、布依、侗、水、彝、回、瑶等等勤劳勇敢的民族,人口三百九十余万,占全省总人口数的26%强。各民族分布错综复杂,全省八十一个县市,少数民族人口在一万人以上的有五十个县。一百四十多万苗族散居于七十五个县市,雷山、台江等苗族最集中的县,汉族人口只占7%。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与亲切关怀下,由于汉族干部的大力帮助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贵州少数民族的社会面貌,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里,过着日益幸福的生活。
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大大鼓舞了各族人民
全省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到目前止,已建立有:包括三十个县的黔东南苗族侗族和黔南布依族苗族两个自治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松桃苗族和三都水族等三个自治县,及一百四十四个民族乡。共有二百七十万少数民族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区域自治。少数民族杂居、散居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机关,各少数民族都有与其地位、人口相适应的代表和干部。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大大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自动性和劳动热情,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少数民族对自己能“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的事务,感到无比满意,对党和政府更加热爱。有些地区的群众,敢讲自己的话,穿自己的服装了,因此,麻江二区布依族说:“共产党、毛主席把我们的祖籍恢复起来了。”历史纠纷和悬案,如雷山和丹寨、炉山和麻江等县的山林、水利、县界问题等等,经双方充分协商,获得圆满解决。去年黔东南自治州筹建期间,各族人民一致表示,要办好合作社,多打粮食,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生产搞的很好,粮食产量比前年增加20%以上。自治机关经常虚心倾听群众意见,深入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纠正了农业合作化中的偏差,切实照顾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处理土地、牲畜、山林、果树、农具的入社问题。各族农民说:“毛主席晓得我们的心”。很多高级农业合作社还制订了社章补充意见。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全省民族地区,适时地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53年底胜利结束。从此,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势力被摧毁了。随着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根据自愿互利原则,逐渐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在总路线的教育与鼓舞下,各族人民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得到较快的发展。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传达到少数民族地区,越加激发了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整村整乡纷纷争取建立合作社。去年春初,全面实现了初级合作化,到年底时,半数以上的农户参加了高级社,不少县份已达到高级农业合作化。全省少数民族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也和其他地区一样,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几年来群众普遍掀起规模空前巨大的生产热潮,广泛兴修水利、加施肥料、改良土壤、推行技术改革、扩大复种面积、防治各种自然灾害,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连年获得丰收。林、牧、副业和各种经济作物的产量都有所增长。黔南自治州的粮食作物产量,去年比1950年增长了59%,去年比前年增产16%,保证了80%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今年入春以来,各地正为争取全面大丰收,紧张地作好准备工作。
党和政府采取许多措施扶持和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几年来,党和政府采取许多有效措施,大力扶持和发展我们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事业。就不完全的统计,四年来国家发放了低息农业贷款一千六百二十五万多元,无偿农具款二百多万元。几年来给受灾户,特别困难户及高寒贫瘠山区,发放了救济粮款,仅十九个县的统计就有二百五十多万元,发给贫苦群众寒衣十八万二千多套。另外,不断扩大和调高了民族地区土特产的收购品种和价格,仅1955年国营贸易公司就收购了价值五百万元的土特产品。这些特殊照顾,在改变山区落后生产状况和发展生产,及时解除群众生活困难和扶助其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少数民族生产及生活特殊用品的供应,也逐年有所改进,妇女最喜爱的丝线、花边、绸缎、银质装饰品等,已有足量的供应。现在,只有三个县城不通汽车了。清水江和?阳河业经初步整治,开辟了内河航运。黔桂铁路已全部复轨,并继续向省会贵阳伸展,火车开到了黔南自治州首府都匀;川黔铁路的重点工程,正进行中。航空运输也复航了。各族人民兴奋地看到,闭塞的交通面貌,正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地质普查也开展了,对主要矿种还进行了勘探。
文教事业发展极快。去年全省大、中、小学少数民族在校学生共计三十四万多人,比1950年增加了十五倍;在民族小学低年级学生中,逐渐使用民族语言辅助教学。许多学生家长反映说:“我们祖祖辈辈没有读过书,毛主席来了,我们的孩子才能上学。”目前每县有一至二个电影放映队,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的少数民族人民,都可看到电影了。有些乡和合作社已有收音站或俱乐部。每县建有医院、防疫队(站)和妇幼保健所,区区有卫生所,乡乡有接生站,这些机构,对减少疾病痛苦、保护劳动力和增进身体健康、增加人口,作了不少工作。作为交际工具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民族文字问题,经较长时间的深入全面系统调查研究,去年冬已制订了具有现代科学基础、适合语言现实特点、容易学习、在教学和正字法上完善的苗语和布依语两个文字方案,并着手筹备编译出版工作,今年将试点推行。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也在加紧调查研究。不久我们便可见到用苗文、布依文出版的书刊报纸。
随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建立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民族干部已迅速成长,并且提拔了大批民族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目前全省脱产少数民族干部已达一万余名。黔东南自治州的十六个县就有民族干部四千七百零九人,已占干部总人数的40%。在中共县委、区委书记中,少数民族也占有很大比例。很多机关和部门都有民族干部担任领导工作。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几年来,我们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在农业生产逐年增长和经济工作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有了很大改善。如炉山县苗族的购买力,每人平均1951年只有十二点七元,1955年已上升到二十五点三元;同时期,威宁自治县各民族买棉布,增加了一倍。惠水县辉岩乡的贫农和下中农,1955年比1954年用布增长25%,吃油、盐、肉增长50%以上。少数民族人民深切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愈加坚定了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他们说:“棒棒打,火钳夹,也赶我不出合作社”。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各族人民共同劳动,民族团结,更形巩固。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热烈响应党和政府的各项号召,踊跃买公债,卖余粮,服兵役,及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等等,发挥了高度的爱国热情。
两点意见
对今后的边远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工作,我想提出两点意见。
(一)必须继续深入、全面、长期、健康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几年来,贵州民族地区的成绩是执行民族政策的结果。但在这方面也发生过一些缺点和偏差。主要是:对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缺乏经常的督促和检查;对少数民族杂居、散居地区和人口少的民族的工作注意不够;某些工作,一般化的毛病严重,突出地表现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忽视少数民族的特点,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够,引起了部分少数民族的不满。去年全省对民族政策执行情况,作了一次检查,许多具体问题,根据各民族的自愿,一般都作了妥善处理;对少数民族节日用粮和高寒贫瘠山区的粮食购销上,都作了照顾,少数民族群众很满意。但这一工作的进展,还不平衡,尚须继续搞下去。
今后,民族地区的建设,也将日益繁重、艰巨。因此,应当继续在人民群众和干部中,广泛进行民族政策教育,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以克服大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和防止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增强民族团结,共同做好工作。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认真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及时纠正偏差,改进工作。少数民族干部及群众,要经常向领导反映本民族本地区的特殊风俗习惯、群众意见和本民族的正当利益。
(二)继续扶助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贵州的少数民族,由于长期遭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残害、限制和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加之居住地区是高寒贫瘠山区的影响,所以已往这些民族的发展十分缓慢。经几年来的大力建设,与原来基础相比,是有了巨大变化,但水平仍然很低,较之全国各地,还是很落后的。显然,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因此,我们贵州少数民族迫切要求,今后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及干部等等各方面,在可能的情况下,国家仍然给予较多的扶助,也希望得到各先进地区、先进民族的支援。贵州少数民族并不满足于今天的成就,在党、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帮助下,我们要付出最大的劳动,有决心和信心,把这块贫瘠落后的山区,建设成为祖国富饶繁荣的家园之一。(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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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有挣脱帝国主义的牢笼才有出路
  黄启汉忠告台湾的所谓“自由”“民主”分子
我被邀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感到无限的光荣和兴奋。这十多天来,听了毛主席、周总理、陈云副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的讲话,都给我很大的启发。在周总理报告中,提到美国政府为了要把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变成像檀香山一样的属地,正在策动一批标榜所谓自由中国的分子,进行推翻台湾当局的活动。现在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我的一点看法:
我想什么是自由中国的分子呢?大概是那些既反对中国共产党又反对蒋介石集团,自称“自由”“民主”的分子。解放前,在中国大陆上,的确有不少这类分子。但这几年来,大陆上的这类分子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后就广泛引起的。因为当时摆在他们面前有两条道路,要就是跟蒋介石集团失败到台湾去,要就是跟中国共产党留下来,中间没有第三条道路。他们绝大多数留下来了,极少数跟蒋介石到台湾去,这就是那些既反对中国共产党又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所谓“自由”“民主”分子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前面的最后分化。当然,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坚持自己的所谓“中间路线”立场的,那就是现在美国或其他地方寄人篱下的一小撮人,为数更寥寥无几了。
留在大陆上的这批“自由”“民主”分子,几年来,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体会,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了解。他们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慢慢地知道所谓“自由”“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譬如说:美国的“自由”“民主”,是人人都有份的吗?表面上是的,但只是表面上而已。就以我们在美国常听到的所谓
“四大自由”来说吧——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取的自由——的确冠冕堂皇。但揭开这“四大自由”来看,全国的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出版业,都掌握在垄断资本家的手里,请问所谓言论出版的自由,究竟是归谁所有的自由?最近连新闻记者想到我们中国来采访新闻,也得不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自由又在那里?至于信仰自由,在美国没有谁干涉谁信仰什么宗教,这是事实。但政治上的信仰在美国就没有自由了,我们常听到美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其他进步人士遭到美国政府的种种迫害,那不过是美国国会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一部分“杰作”,还有千万人平日因为思想问题被联邦调查局派人跟踪监视、威胁利诱的,那就不是一般人经常所能知道了。记得194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上美国外交政策一课的时候,我们那位教授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务,下了一条定义,他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务就是保护美国在海外的商业利益。我座旁的一位美国同学起来问:“你这样说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保护美国资本家对外进行掠夺?”教授说:“是的,一点也不错,但是我亲爱的朋友,要是你这样说的话,你就休想在这个学校拿到文凭。”这就是美国的信仰自由。这虽然是十多年前的话,但十年来美国的政治生活,没有多大变化,有的是倒退,不是进步。至于所谓“取的自由”,那就更为明显,只有垄断资本家才有这种自由,他们不仅在国内有这种自由,还在扩大这种“自由”到非洲、中近东、南美洲和亚洲来。进行贪得无厌的掠夺。
美国也有选举,国会两年一次,总统四年一次,但是美国的国会真是垄断资产阶级清一色的国会,无论在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没有这样清一色的国会,因为在英、法、意、日这些国家的国会,或多或少总还有一些劳动人民的代表。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国会里面,连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人也为数很少,代表劳动人民的就更没有了。所以它是百分之百的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政,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垄断资产阶级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美国的自由民主,实质就是如此。这种自由民主,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这是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享有的民主和自由。现在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人民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相反,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和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人民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和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也就是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它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因为这事业是人民共同的事业,它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和一切阻力进行斗争,这就决定了人民民主的代表广泛性和内容的真实性,在全国和各地方政治协商会议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上、工作上,充分反映了这种精神,在国家机关、企业、学校、人民团体经常进行的自下而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反映了这种精神。最近中共中央提出的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文艺界学术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我国民主生活更为丰富。其次,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所以人民民主也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在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又是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所以它能够正确地掌握事物发展规律、能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团结全国六亿人民像一个巨人一样,忘我的劳动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而奋斗,并在短短几年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各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我几年来一直在上海对外贸易系统工作,亲身体会到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突飞猛进,表现在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是空前巨大的。就以上海工业品的出口发展情况来说,1956年仅仅中国杂品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一家,经营出口的工业品,外汇总值约可换回一百万吨的钢材。对资本主义市场出口部分,1956年大约是1954年出口实绩的十二倍。如果以整个上海口岸的出口来说,据我所知工业品的出口要占上海出口总值的50%,这些工业品行销到五十三个国家和地区,遍及世界的五大洲。这情况反映什么问题呢?第一、它说明,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高涨,反应到对外贸易上也有迅速的扩大与发展。第二、它说明我国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比重中不断地增长,反应出我国出口商品也起了很大变化。那就是我国传统以农副产品出口为主的,现在工业品已逐渐成为出口的主要商品了。但以棉布为例,去年出口的数量虽约为历史出口最高年的八倍,仅占全国内销量的5%左右。可见工业品出口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这些难道是人们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时期所能梦想得到的吗?难道不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标志之一吗?所以尽管美国政府从1950年以来就对我国实行所谓封锁禁运,丝毫不能阻止我们对外贸易的发展,正像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六亿人民的存在,丝毫不能影响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和壮大起来,也不能影响我们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一天比一天提高。
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民是很光荣的,周总理最近访问十一个国家所得到的崇高的信誉,更说明了这一点。留在大陆的中国“自由”“民主”分子,就这样到处看到祖国社会主义事业成就的伟大,因而越来越信服他们自己所选择跟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走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光明的。他们越来越坚定了社会主义的信念,愿从学习、工作及社会生活中,改造自己,逐渐变成或正在变成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了。
如果现在投靠美国的中国“自由”“民主”分子,还幻想在中国大陆上找到你们的朋友作呼应,那真是痴人作梦。你们口口声声反蒋,但你们走的美帝国主义路线,和蒋集团一样,蒋介石集团反人民、反祖国,你们也反人民、反祖国。现在正当蒋介石集团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这条路线走不通,要作浪子回头的打算的时候,你们却打起什么“毁党救国”的旗帜,企图到台湾来代替蒋介石。算了吧,什么“毁党救国”,你们是想要毁国自毁。但人民的中国,一天比一天强大就像太阳上升一样,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了。台湾是我国的领土,不管是谁,要想卖身投靠美帝在那里保持和祖国决裂的状态都是人民不容许的。今天你们只有挣脱美帝国主义的牢笼,回到祖国的怀抱来,一同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才是你们应走的道路,祖国大门是开着等待每一个愿意回头之人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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