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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高等学校的外语学习
冯至
自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高等院校的外语教学起了很大的变化：语言的种类加多了，除了原有的英语以外，俄语提到重要的地位，德、法、西班牙语专业先后成立了，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语言和其他亚洲的重要语言的专业或专科也增设了；教学方法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有了许多改进；教学目标也比过去较为明确了。这些变化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尤其是在中学和出版界，外语学习倒受到一种不应有的忽视，致使高等院校的外语学习好像是悬在半空一般，丧失了基础。据我了解，一般中学的外语课曾经是这样走着下坡路：几年前中学在取消英语、改教俄语的过程中，没有采取逐渐交替的方式，却是一下子急剧改变的，结果是许多英语教师改了行，而俄语教师在数量和质量上一时都赶不上实际的要求，使外语课在中学课程中成为薄弱的一环；后来初中又取消了外语课，更加以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不把外语列入考试科目，高中三年，学生一般把它看成不关重要的课程；因此高等学校招进来的新生有许多就像是没有学过外语一般，同时也不明确外语学习的意义。在出版界，除了俄语以外，关于其他外语的教本、字典、杂志，是新的没有，旧的也在市场上绝迹了，使外语学习回到一种“原始状态”。这种忽视，现在各有关方面都认为是不应该的，正在纠正，可是它引起的后果却相当严重。它的后果是怎样，下边的几个例子可以说明：
一天，一个综合大学的教务处召集了一次系主任联席会，讨论如何进一步改进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工作。许多系主任，尤其是理科方面的，都提到大部分学生写论文时碰到的障碍之一是看不懂外文。有的要由指导教师把外文参考材料给学生翻译出来。科学是国际性的，一个科学工作者若是不懂一两种外国语，他的学习和研究越深入，遇到的困难会越大。
一天，一位西洋史教研室主任向我说，现在讲授西洋史最大的问题是学生不能读外文参考书，更谈不到阅读原始资料了。因此学生和青年教师都不愿把这门学问当作发展的方向。同样情形，一位西洋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也说，学西洋哲学史的学生都不能读西洋哲学原著，教研室只好从西洋哲学名著里摘译出一些片断发给学生作为参考，但这是临时救急，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学生对每个问题要深入钻研，这点摘译就十分不够了。
此外，大学的外语系和外语学院经常有机关、企业部门的同志们来访，他们迫切地感到外语人材的缺乏，每年外语院系的毕业生分配不到他们那里，他们只好自己开外语训练班。但是又缺乏教材，缺乏师资。
再就我个人经验，谈一谈大学外语系几年来的苦闷。中学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具有一般科学知识的基础，中学生毕业后如果要投考高等学校，多半是根据国家需要，参酌个人的擅长和爱好，决定自己的专业愿望。但是现在的中学，外语课成为可有可无的课程，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并且由于社会上对于外语学习不够重视，学生也感不到外语的重要性。去年北京大学在暑假前招待北京应届毕业的高中学生来校参观，作为他们将来投考高等学校选择专业的参考。当时来参观的，物理、化学、中文等系人数最多，到东语、俄语、西语三系来的人就很少，有的只来了十几个人，这可以说明，外语学习在现在中学生的思想里是没有地位的。所以高等院校统一招考时，投考的学生把学习外语填入第一志愿的本来不多；而在这不多的人数中间，有的学过一点俄语或英语，有的甚至和ABC没有见过面。我们知道，数学系的学生在入学时必定已经对于数学发生了爱好，中文系的新生在中学时对于祖国的语言和文学必定已经有了初步的修养，但是外语系的新生外语基础是极其薄弱的，大多数要从字母学起。在这样的基础上，学生如果从一年级起就毫无问题，全心全意地投入学习，在四年或五年后是可以达到毕业生的规格和要求的。但是事实不能像想的那样顺利，由于前边提到的不利条件，每年都遇得到一部分这样的学生，有的是根本不愿意学外语，有的虽然外语是第一志愿，但因为过去没有和外语见过面，没有学外语的经验，一学习便遇到一些事先没有估计到的困难。对于这样的同学，系里要说服、教育，说明外语的重要，使他们建立专业思想。克服了矛盾和困难，后来学习成绩优良的固然不少；但长期不得解决，把问题拖到二年级，甚至三年级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这样的学生就很难保证能够达到毕业生应有的要求。这无论对于国家，或对于学生个人，都是一种损失。假如中学里的外语课是被重视的、健全的，学生在中学里已经有了一些外语基础，对外语有一定的认识，这种现象就会减少。
学生毕业以后，也是有问题的。过去几年，由于国家需要，外语院系的毕业生多半被分配去做翻译工作。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因为它和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密切关联的。可是有些机关和企业对翻译干部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只要能说外语就什么都能译。事实上并不这样简单。惯于工业翻译的未必能翻译关于农业的谈话，政治翻译干部未必能作音乐美术方面的翻译，这一切都需要专门知识。而在学校里所能教给学生的，是语言基础，是一些语言学和文学的知识，不可能包罗万象，把有关各种业务的词汇都照顾到。有人说，只要学好语言，将来到工作部门里与业务结合，开始时或许有困难，日子久了，在实践中困难就会逐渐克服。这话很对。现在的翻译干部由于任务比较专一，目标明确，在工作里逐渐提高的固然有，但有些部门专业性不强，使用翻译干部又不得当，今天叫他译这样，明天叫他译那样，结果是什么都会一点儿，什么都不很会，因而使青年翻译干部看不清自己的目标，陷于惶惑失望状态的也不是少数。——这种惶惑失望的情绪又常常反过来影响正在外语院系里学习的学生。
综观以上的情况，在高等院校里，是学习一种专业的学生往往不懂得外语（高等院校规定，大部分学生都要学两年俄语，最近有的也添设了英、德、法等外语，但是据了解，学了两年后能看懂专业书的还是不多），而外语院系只能使学生打好语言基础，具有一些语言学和文学的知识，不可能再与其他一种专业结合。语言是一种工具，也是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把它当作一种科学对象来研究，是需要的，但需要量不大。把它当作一种工具，则须使它和各种专门的业务结合起来，才有意义。现在这种语言和业务的分裂现象，无论是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或是在科学研究上，都是一个大障碍。这个障碍，许多人是深切感到的。如今出版的各种各样的“译丛”就是在科学研究上的一种救急的办法，但是“译丛”的局限性很大，绝不能根本消除这个大障碍。
为了根本消除这个大障碍，我认为首先社会上必须对外语学习予以重视。过去对于外语学习的忽视情形，我在前边已经提到了一些，说得更具体的，是去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陈昌浩同志的一篇关于翻译工作和外语教学的文章，我这里不再重复，但其中一句话我必须重复一遍：“解放七年来我国报章杂志上什么问题都谈到了……但对翻译工作和外语学习的重要性就没有真正提出过一次”。这种指责是正确的。因为除了科学研究上感到迫切的需要以外，其他像在国际事务上，在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工作上，在文化经济的交流上，哪一件不需要外语，而外语学习和翻译工作却受到过去那样的忽视，我们认为是不公平的。周总理在去年1月14日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指出：“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这句话曾经给从事外语工作的人以很大的鼓舞。但是这句话还需要发挥和宣传，我们希望今后的报刊杂志能够匀出一点篇幅讨论讨论外语学习的问题，谈一谈外语学习的重要性，以引起青年对于外语学习的注意和兴趣。因为外语学习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须付出艰苦的劳动，若是对它既不感兴趣，也不认识它的重要性，人们是不愿意费力来学它的。我们更希望出版界能迅速出版一些关于外语学习的工具书，如字典、教材之类，以减少学习的困难；新的一时编不出，旧的不妨略加修改重印，若是旧的没有合适的，把兄弟国家的，尤其是苏联的外语教材翻印或翻译出来一些也可以。出版社的同志们如果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有人会衷心地感谢他们。
其次，我们希望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加紧培养中学和高等学校的外语师资，整顿和加强高中的外语教学，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初中恢复外语课，先恢复俄语和英语，随后可以适当地在个别的学校里开设德语和法语。因为学生若是在中学里有了外语基础，将来考入高等学校只要略加提高就可以读专业书籍，不会像现在这样，在高等学校里用去许多时间来学外语，占去学习本专业科学的时间，何况有人学了两年还是看不懂外文的专业书籍。并且从中还可以产生这样的青年科学家或干部，既掌握一种科学技术，也通晓外语，将来在工作岗位上在需要用外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担任起翻译的任务，既可以使外语和业务结合，又可以不像现在有的机关那样，“窝藏”了大批翻译干部，一年只有几个月的突击工作，加班加点赶任务，突击完了，大家都窝工。并且为外语院系设想，它们也就更能吸收外语有一定基础、对外语有兴趣的学生，这在质量的提高上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等到中学毕业生外语水平提高，还需要相当的时日。就目前计，专门培养外语人材的外语院系应该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作更多的努力，以挽救前边提到的对它们的不利条件。自从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以来，外语教学本身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有成绩的。一般说来，学生的业务水平一年年地也在提高。但是教条式的学习苏联，对于自己工作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总结不够等等的缺点也反映在外语教学上。此外如文学课如何与语言课配合，一方面起提高语言的作用，一方面丰富学生的文学知识，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我们不断地克服缺点，研究问题，努力建设教材，改进教学方法，教学质量自然会逐渐提高。至于外语院系以外的，也就是高等院校其他各专业的外语课，更需要整顿。其他专业的学生学了两年或三年的外语后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不要等到写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时还看不懂外文的参考书。
最后，各外语院系的方针任务，培养目标，要明确规定下来。现在国家还需要较多的质量高的翻译干部，这是事实，但将来如果中学校都普遍开设外语课，各高等学校也都感到外语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那么，外语师资的需要可能比翻译干部还要大。至于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学的研究人材，要求的数量可能不大，却也是刻不容缓地需要予以培养。因为对于外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若不在国内生了根，就难以保证外语教学不断的提高。并且把世界上重要的外国语言和文学作为科学来研究，在中国学术界里也应该占有一个应有的地位。翻译干部、外语师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者这三种人材的培养，应该由哪些外语院系担任，如何分工，或是主要力量放在哪上边，我们希望领导上能集思广益，通过专家们的研究讨论，根据国家目前的和长远的需要，明确规定下来。就我个人的经验，在我工作的部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几年来关于方针任务、培养目标的提法就经过两三次的改变，这都影响教师教学的主导精神和学生奋斗的目标。因为这三种人材在一个部门里同时培养，是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的。虽然我们也常常这么说，如果把语言基础打好了，这三种工作都可以担当下来，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简单。
以上关于外语学习的情况和我个人的肤浅的建议是否正确，希望关心外语学习的同志们加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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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市各高等学校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已获成绩
学生学习生活活跃，尊师爱校风气日浓
本报讯 本学期开学以来，哈尔滨市各高等学校普遍加强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师范学院、工业大学、东北林学院等学校，都相继通过党课、团课或组织报告会、学生干部会、学习会等，总结检查了去年下半年的政治思想工作。帮助广大学生干部进一步明确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和途径。在此期间，各校还广泛地组织了各种报告会，向学生进行了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教育。东北林学院恢复了过去的党课，召开了青年团员代表会议，在团员和青年中，组织了关于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等问题的讨论，并针对学生们的思想问题，组织了“正确认识所学专业”的报告。工业大学召开了第五届学生代表大会，总结一年来学生会的工作，肯定同学的进步，研究了当前存在的思想问题和今后学生会的任务。会前该校同学还听取了李昌校长“关于学生当中的思想工作”的报告和黑龙江省委书记强晓初同志“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报告。师范学院除召开了团员大会外，该院院长于天放还作了关于抗联斗争的报告。东北农学院和医学院也邀请了解放军驻哈部队政治工作人员做了报告。此外，各校还广泛地组织了各种小型的座谈会以及参观、访问，看革命传统影片等活动。
各校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后，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已有进一步提高。工业大学在学代会闭幕时，全体学生给毛主席写信表示：一定要学习革命前辈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使自己成为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人。该校电机系同学们听了“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报告后，积极联系自己思想认识参加讨论。师范学院很多团员和青年经过学习和讨论都表示决心改正缺点，靠近组织，并要求加入共产党和青年团。外国语学院有的学生还主动提出：要求减免已领的助学金，给国家节省开支。
各校学生的钻研学习、遵守制度、体育锻炼、团结互助等情况也大有好转。过去，专业问题较多的外国语学院的本届毕业班不少同学都表示愿意服从国家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岗位上去。绝大多数学校都已恢复了课间操和锻炼小组。东北林学院、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农学院、工业大学等校同学都自动进行了扫雪、清理运动场、刨冰场等义务劳动。“三八”节时，许多学校女同学都发起了
“为学校作一件有意义的事”的倡议。有的为学校图书馆清理图书、包书皮、裱书页；有的为伙食员洗衣服、和男同学联欢等等。目前，各校学生的热爱集体和尊师爱校的风气正日益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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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月
新华社讯 从3月20日开始的“爱国卫生运动月”活动正在武汉市区逐步展开。
现在，在市内各区里，医务工作者、科学普及工作者正在广泛地向群众宣传传染病的防护办法和一般卫生知识。宗关、宝丰、民意和劳动等街道的居民已开始热情地投入爱国卫生活动中，进行清除垃圾、整理沟道和扑灭蚊、蝇等工作。武汉市工业局、第二商业局和手工业管理局等系统都正在深入动员职工和家属积极参加爱国卫生活动。生产糖、酒、豆腐的工厂和作坊除坚持日常清扫工作外，还和郊区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了合同，按时将残废的糖渣、酒糟和豆渣送给农业合作社作为饲料或肥料，以杜绝苍蝇的孳生。
为了根本改变武汉市环境卫生状况，武汉市还决定组织城市建设部门、水利部门和卫生部门等单位共同研究，根据卫生要求来统一安排市政建设工作。
过去，武汉市卫生部门没有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忽视了经常性的卫生防疫工作，满足于过去一阵风似的突击活动；不少工厂企业和机关的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一些街道里巷也没有把卫生工作坚持下来，市容不整、污秽满地的现象仍在一些地方存在。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武汉市人民委员会才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月”的活动，并且逐步使卫生工作经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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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发现的清初苏州手工业工人罢工史料
纪庸
近来不少史学家认为苏州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城市。十六世纪以后，这里出现了丝织业手工工场，有了按日计酬、依工资为生的手工业工人。1955年冬，我们曾在玄妙观旁的机房殿发现清雍正十二年（1734）的“永禁机匠叫歇碑”，证明十八世纪在这里已有劳资纠纷。工人们“倡为帮行名色”，要求场主增加工资，并且不许随意开革工人，否则叫歇（罢工）；因此，场主们（时称机户）就请求官府出示严禁，并且规定了每年给付“酒资”的日期和数目，由场主们“勒石永遵”。这块碑引起史学界很大兴趣。1956年暑假，作者和江苏博物馆筹备处曾向一些老工人作了调查，知道在清末像这样的罢工是常有的事。工人们把罢工就叫做“帮行”；所谓“叫歇”，恐怕是官府给起的名字。
最近，江苏省博物馆筹备处又在阊门外广济桥上津桥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处发现了许多这样的碑（被用作砌墙石），时间早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比前碑又早了四十年。这些碑，大部分是当时布商立的，多系奉“宪”禁止踹坊工人勒加工价，也有是禁止纸坊工人停工要求加工资的。这些碑对了解当时手工业生产中的阶级斗争和手工业工人的生活，有重要的价值。
踹坊是专门染棉布的染坊，同染缎的染房不同。那时棉布的生产中心并不在苏州，而在东面的松江、西面的无锡。可是苏州的布商把它贩来之后，由染坊加工染成青蓝等色，再经踹坊压光，然后转贩各省，供给广大农村。踹坊染坊集中在阊门外山塘街，工人不下万余。据乾隆苏州府志及雍正八年（1730）李卫的奏疏（见雍正朱批谕旨），踹坊工人的工作是把染好颜色的棉布卷在轴上，下铺光滑石板，上压凹字形大石，重可千斤，一人足踏其两端，往来运转，则布质紧薄而有光泽。踹工均系无产无家有膂力之人，由本地的“包头”供给踹石和食宿，每月每块踹石的租金三钱六分，但踹一匹布（一般棉布每匹长四十尺）的工价只有一分一厘（后来经过斗争，增加了三毫），这样的工资是多么低廉！一个包头控制几十个到几百个工人，每月可有几百两银子收入，这种中间剥削尤为可恶！
康熙以来，屡有踹匠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的风潮，现在所发现的证明有：
（一）康熙三十二年苏州府正堂卢（名腾龙、奉天镶白旗人）奉各“宪”禁止踹工“倡乱”碑。内容大致是，康熙三十一年布商控告，有甘贵、罗贵、张尔惠、王华、陈久之……等“流棍”冒充踹工，“煽惑齐行增价”，“聚众殴抢，复毁官示”。官府把所有为首的人，枷号一月，并重责三十板，递解原籍。以后工价仍依前任巡抚马祜的规定，每匹一分一厘（马祜任职在康熙八年—1669，当时既有这个规定，必是已有劳资纠纷了）。这碑里说踹工是“膂力凶悍，非有家土著之民”，“孑身赤汉，一无携带”，这真配称为“无产者”的前身了。应当肯定，这个碑的史料价值，比雍正叫歇碑还要大。
（二）康熙四十年（1701）由商人呈请知府石文焯（奉天正白旗人）批准建立的“奉督抚各宪定例永禁碑记”。碑文主要说，自从官府禁止罢工勒增工价后，数年之间，暂时安谧，但自康熙三十九年起，“流棍之祸复起”，“流棍之令一出，千百踹匠景从，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以致包头畏避，各坊束手，莫敢有动工开踹者。变乱之势，比之昔年尤甚！”这显然已成较大规模的暴动，故布商请求严禁。总督、巡抚批示，以后要用保甲制度，十家连保，设立循环簿，如有一家容留所谓“流棍”，九家连坐。如有聚众者，许别人密告。闹事的，轻则“移解有司”，重则“送宪究办”。并责成典史和驻防军负责。看起来镇压是愈加厉害了。
（三）康熙五十四年（1715）布商所立“奉钦差部堂督抚各宪驱逐踹染流棍禁碑”。在这个碑文里，踹匠罢工又有了新发展。有个名叫王德的“流棍”，组织踹工罢工，要求增价。其理由是工人们要用增加的工价办理普济院、育婴堂，并建立“踹匠会馆”，布商呈请严禁。官方认为如果会馆建立起来，就会使“无籍之徒，结党群来，害将叵测”。因此，由督、抚知府严令长元两县将这些所谓“流棍”杖责驱逐递解回籍，并立石严禁。这里我们体会，“会馆”就是最早的“工会”组织，标志着工人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团体。
（四）康熙五十九年（1720）布商公立的禁条碑。在这个碑里，把对踹匠流棍的禁令，按照布商的意见，由官府概括成九条公布出来。其条文要点如下：1、枫汛把总（阊门外属枫桥汛）负责巡视各坊，不许窝顿“流棍”，如有发现，立即驱逐回籍。知情不报，邻右同罪。2、踹匠初次进坊系坊长容留（坊长是包头的管账人），坊长要对踹匠负责。如踹匠有犯法之事，不许扳扯包头。坊长不许漏报匠名，致“流棍”乘机冒充匠人。3、一个踹匠进坊，必须有四个匠人互保，来去要详登循环簿。4、包头不得容留无册籍的踹匠。5、包头按月轮流稽查。其办法是包头十二家为一甲，每月一家轮值甲长，每年轮值一周，掌管循环印簿。并于甲长中推选一名为坊总，管理各甲。踹匠“日则作工，夜则关闭在坊”。6、把总调拨值坊巡役，分地巡查，昼夜毋忽。如有奸匠拐布盗逃赌博行奸斗殴聚众插（歃）盟停工科敛闲闯花鼓纠众不法，即行拿解究办。7、“不法”踹匠经拿获，如有投河自刎自缢等情同坊总甲长无涉。8、已出坊之匠如有为匪等情，供扳包头停顿赃物等不许捕役讹诈。9、工价奉各宪定例每匹一分一厘三毫，米价如涨到每石一两五钱，每千匹加银二钱四分，至米价跌至每石一两二钱为止。每工价一两，布商加给五厘，名曰“捐助”，永为定例。由上面的禁令里，看出那时工人所受的严重封建压迫。但从这个碑里也看到工人斗争的胜利，那就是第9条的工价和米贴等。据碑文，这个定例，是因为踹匠屡次“齐行增价”，由前知府陈鹏年（康熙四十六年任）规定的（按，康熙四十五年大荒年，米价暴涨，想必这时会有罢工潮）。可见虽所增极微，却也不是容易获得的。又，碑中对“流棍”作了解释，说他们是：“寄迹寺院，隐现踹坊，或认同乡，或称亲戚煽惑众匠，齐行增价。”又说当时“包头有三百余户，或有两作，或有三坊，不能分身稽查，每作用管账十人，专责稽查，名曰坊长”。 可见这时坊匠增加的迅速，包头的势派也越来越大，由碑文中充分看出官府对他们的偏袒。
（五）乾隆二十一年（1756）“奉各宪严禁纸作坊工匠把持勒增工价永遵碑”。据碑文说，乾隆九年，曾由知府规定纸坊工银以九九平九五色为准，坊主不许克扣，工匠不许停工勒增。至本年，坊主潘永丰、许万源等呈控工人张圣明、戴象坤、徐玉林等“以坊主折扣平色为词，纠众停工”，请求官方严禁。官方对“张圣明等煽惑停工加价”大加申斥，并规定，今后工银仍必须照九九平九五色给发，不许克扣。如违，依律杖八十。可是工匠如请求增工价，也依“把持行市以贱为贵律”杖八十。如敢纠众停工，“除照律问拟外，加枷号两个月”，“小甲循隐袒庇，一并究处”。工匠不法之尤者，“解回原籍”。下面并将各种染纸工价详为开列，以刷南红为例，每日刷五刀为一工，除饭食外，每工银二分四厘，如多刷五刀，另加工银并伙食银五分。以下各种染工，按颜色不同而每工数量单位有异，但一工都是二分四厘，另加工银都是五分。例如洒金，以二刀为一工；砂绿，七刀为一工；……也有几种工银减至二分一厘的。所用术语，恐怕现在南纸行的人，还能懂得。据清初史料，乾隆间苏州米价一般是一千二百文一石，即一两二钱。但乾隆二十年有大旱灾，米价上涨至三千五百文一石（三两五钱）。准此数则每一工的工银连一升米还不到（按二分四厘，似以二升米为准），工人生活之苦可以想像；乾隆二十一年所以闹停工增价，也就可以明白其原因了。
据江苏博物馆筹备处的徐澐杕先生说，广济桥这个居民委员会的墙壁，像这样的碑有二十多块，可能均是同一系统，但因位置关系，不易拓取。希望苏州市委和人民委员会重视这些文物，设法移出传拓，对于史学界一定有很大帮助。
附记：按清乾隆时吴县人顾公燮所作的“消夏闲记摘抄”，对踹匠罢工，略有记载，同碑文所记相合，录之如下：“阊门外社坛，踹坊鳞次，匠以数万计，结党生事，公（指李卫，徐州人，雍正七年起为巡抚）请移驻同知一、守备一、总司一、经历一、弹压管束（原注：今皆裁去，仅存守备一），自此恶匠敛迹。”前引雍正八年李卫的折子，即为此事。因为康熙以来的踹工罢工风潮，直至雍正末始止。可是，接着就有了织工的叫歇和纸匠的停工增价。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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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一批重要的考古报告发表
十九篇重要的考古调查、发掘的专题报告，将在本年第一期考古学报上刊出。
这些专题报告是去年2月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所宣读的二十六篇专题报告中的一部分，他们反映了我国近年来考古事业上的重大成就，对研究我国古代史提供了新的材料。
有九篇报告是关于遗址的调查和发掘的，他们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安徽、福建、吉林、郑州、河北、辽阳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殷代、战国、汉代的文化遗址、遗物的出土情况。兰州附近是我国彩陶遗存比较丰富而又复杂的地区，报告中把若干典型的遗址、窑址、墓葬所出土的彩陶，作了扼要的分析，给了解兰州附近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更为清楚的轮廓。细石器是我国长城以北的自成体系的一种文化，内蒙古自治区便是这种文化的丰富产地，报告中对该处的遗址与出土的细石器等物作了若干介绍。安徽地区包括了淮河长江两大流域，淮河区与长江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颇有区别，报告中综合了近年的调查材料，比较了两区文化的特点及其相互联系。福建光泽与长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以印纹陶与有段石?为其特征，长汀河田报告中，对有段石?的形制作了试探性的分析。吉林江北土城子遗址中的石棺墓，是用大小不整齐的石块砌成的，每座石棺上都放置着猪牙为殉，可以从中看出地区性的葬制及其风尚。
殷代是我国古代文化进入绚灿的阶段。专题中有郑州殷代文化遗址的发掘报告，近年发掘，出土房基、炼铜场所、制陶场所、制骨器场所、窖穴、墓葬等，遗物有铜器、陶器、骨器、卜骨等，是继小屯以后的重要发现。报告就二里岗与人民公园二处，作了分期的说明。石家庄战国遗址的发掘，出土赵国钱币及铁农具，对研究当时赵国的文化是重要的。辽阳三道壕的西汉村落遗址，出土农户及窑户的房基、水井、畜栏、土窖、石铺大路及铁质生产工具。从家家积肥，用陶磨加工谷物和造井技术等来看，说明了当时的农业及窑业均很进步；又从石铺大路及车器马骨的出土，看出了交通运输也很发达。
有十篇报告有关古墓葬的发掘的，其时代自西周以至六朝，其地区包括长安、长沙、山西、山东、广州、浙江、广西、江西、洛阳、南京等处。长安普渡村的西周墓葬，出土大批铜器，均有较多的铭文，有些是周穆王时代的，给西周铜器断代上增添了新出土的资料。长沙的楚木椁墓，保存了完整的木椁葬制，出土的竹简、木俑、雕花板、毛笔等物均极珍贵；尤以毛笔出土，将它的发明年代提早了九百年。墓中保存了大量的人脑髓与视觉神经，是一重大发现。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战国及西汉古墓，有大批铜器、陶器、漆器等物，其中编磬、铜人、陶人及陶器上漆绘纹饰，都是少见的艺术制作。
汉墓在全国各地出土本极平常。这次报告中的汉墓，却各具它的特点。如山东汉墓原以石刻为著，而文登县汉墓中却保存大量漆器，漆器出土于山东汉墓中尚属首次。广州龙生岗的东汉木椁墓，出土木船模型和绘豕首人身的漆盾，也是少见的；尤以木椁结构，分前后两级、上下两层、左右两室，椁口用木柱封门，已具备着砖室结构的意味了。绍兴漓渚汉墓中，出土几何形印纹硬陶与釉陶，说明了漓渚在汉代印纹硬陶尚为盛行，同时釉陶也成长了。此外广西贵县及江西南昌等地出土的汉墓，也说明了该地区的汉代遗存情况。
六朝墓葬，报告中的两篇，一为西晋都地洛阳出土，一为六朝烟粉的南京出土，都是当时封建大集团的集中地。洛阳晋墓有长大的墓道，出土墓志可资确切断代，并看出了西晋公卿世族的豪侈及劳动人民的贫苦。南京六朝墓中，青瓷有堆塑纹饰并仿动物造型，在制作上是一革新，尤以吴赤乌十四年的青瓷虎子的发现，把我国青瓷历史提前了一段时间。
（饶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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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一部规模较大的历史年表
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主编的“中外历史大事年表”一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上起远古，下迄1955年，全书约一百二三十万字，是一部规模较大的历史年表。在工具书不多的现在，这部年表的出版，是一件可喜的事。
这部书的编纂，经过了较长的时期，开始于1947年。最初由翦伯赞教授一人编写，当时他的生活流动，工作时断时续，编了四年，到1950年才完成初稿。最初只打算编一本中国史年表，以后改变计划，增加外国史部分，并把中国史部分加以扩充，由翦伯赞教授于1948和1951年先后约请刘启戈、齐思和、聂崇岐三位教授参加编纂工作；刘启戈、齐思和两位教授担任外国史部分的编译工作；翦伯赞和聂崇岐教授担任增补“翦编初稿”的工作。现在这部书已全部脱稿。
这部年表除了和一般的年表一样，按照年月编次史实外，编者还有意识地注意了选录下列的事项：一、各时期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发明和改进，二、土地制度和农田水利，三、经济措施和赋税制度，四、商品交换和钱币铸造，五、政治改革和法典的颁行，六、阶级斗争，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政变、混战，七、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包括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特别是科学家的发明与发现。此外还特别注意记录历史上各部族种族和民族的分布与移动，注意记录历史上各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往来。
对于各时代史料的处理，本书贯彻“详今略古”的原则，愈到近代现代，特别是解放以后的年代，分量愈多。例如在中国近代史部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和领导两个革命过程中的各种重要的历史事件，都记入年表；包括毛泽东主席的重要著作、论文的出版或发表年月在内。在外国史方面，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成立的日期，也都记入年表。此外还注意了记录东方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
本书编者的意图是想通过年代的顺序，显示出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脉胳，通过中外历史事件的并列和对比，显示出各国之间在历史发展中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历史关系。在这些方面，本书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不免产生年表按年按月编排史实，因此将同一史实分割数处的缺点。
（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