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25日人民日报 第14版

第14版()
专栏:

工商界需要继续深入进行思想改造
  胡子昂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和周总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完全同意陈叔通副主席关于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陈云副总理关于增产节约的发言和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说明。
最近一段时期,我曾经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了苏联等六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亲眼看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事业正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国力日益强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团结已经成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坚强堡垒。它们对我们代表团的访问,认为是一次最尊贵的友谊,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对我国工商界和平改造给予很高的评价,称我们是“中国式资本家”。这是由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所获得的光荣。
我现在专对毛主席这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谈一谈我的体会。
毛主席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出了工商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又一次给我们提示了努力的方向。这些年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工商界是有很大的进步。尤其是接受了毛主席关于认清前途、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指示以后,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提高。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许多人努力学习,认真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贡献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有不少的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最近以来,更有许多工商界人士参加了各级政府机关工作,并且有职有权,可以放手工作。这充分说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把工商界的核心人物以及他们所联系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帮助工商界接受改造,使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由对抗的而转化为非对抗的,使资本家有用的经验和特长变成了国家财富。这种积极进步的作用,是工商界主要的一面。
消极的情绪要坚决清除
但是我们决不能讲工商界中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更不能讲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同工人差不多了,可以不必再改造了。最近我们得到的一些反映,有人不愿听“改造”二字,硬说:“现在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就是要改造,还不是同工人阶级一样吗?”这种想法和看法,是不利于工商界的改造,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据我们的了解全业合营后,工商界中绝大多数是好的,但还有部分人工作的劲头不大,对企业反不如私营时期那样热爱了。有人说:“过去是身在家,心在厂,现在离开企业,是毫无牵挂了”;有的认为既然已经“三定”有着,“定息、定职、定薪”,何必自找麻烦;有的自认为是企业里的“老二”,一切有“老大”(公方)去顶,于是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公方。还有些人则以“财富”自居,认为要搞生产,非我不可,因而瞧不起公方,看不起工人。这些消极的思想情绪的存在,正说明了我们工商界不是不再需要改造而正是需要继续深入改造。毛主席指示我们:什么人都要改造,难道我们工商界还不要改造吗?何况我们工商界今天并没有完全脱离剥削者的地位,即使将来放弃定息,摘掉帽子,也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思想改造。从一个资本家改变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不是西游记上的孙悟空,说变就变,那样轻而易举的事,而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过程。没有坚定的信心和决心,不付出相当大的力气,作坚持不懈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有人说:“鼓励工商界接受改造,不可泼冷水”,但是我们为了保持大家头脑的清醒,还是实事求是的好,我们要戒骄戒躁,有错必纠。因此,我们工商界应该随时遵循着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再学习,改造再改造。
改变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个艰巨过程
在现阶段,工商界思想改造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使工商界经过学习改造,获得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这就是说,要使工商界能够逐渐学习以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代替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逐步学会用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和处理工作,把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以达到“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目的。这是一个艰巨的思想改造任务,而这个任务对于我们工商界来说,并没有完成。但是,只要我们通过生产经营工作实践、社会活动、政治理论学习三个主要方面去努力,是能够取得成效的。从去年以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领导和推动下各地都举办了工商界短期训练班或者是短期政治学习,对于帮助和推动工商界的思想改造,取得了显著成绩。在重庆,有一位经营了四十年纺织业的资本家曾这样告诉我:“四十年来,我始终认为办厂是靠自己的本钱、技术和努力,根本就不承认对工人有剥削,经过学习后,我四十年来一贯的看法动摇了。”为什么会动摇呢?他说,这是由于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在脑子里经过斗争,最后新的思想胜利了。由这一事例足以说明,学习对于我们工商界的思想改造是十分重要的。
去年,全国工商联会员大会期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热爱国家,把个人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联系起来,发挥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服务。毛主席这次的讲话中,特别提到工商界当前努力的方向,我们表示衷诚感激。我们相信工商界朋友们一定会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并把这一指示作为一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毫无隐讳地随时把自己的缺点发现出来,随时都要努力于自我改造,不要一听到“改造”两个字,心中就有些不愉快之感。几年来,我们认识到接受改造,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只要是忠诚地接受改造,必定会忠诚地接受领导,今后,我们工商界应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通过继续不断的努力,我们一定会把自己彻底改造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希望工商界的朋友们大家努力吧。(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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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气功疗法”的效益
  何鲁的补充发言
我再作一关于静坐法的补充发言。静坐法现在又叫做气功疗法,闻说对于神经系及胃病等疗效甚大,根据我个人三十余年实行的经验,静坐对于健康,确实有益处。我是用佛家打坐法,盘脚坐,舌抵上颚,眼垂帘即向下视离身边两三尺远,一心专注,信佛的念佛、持偈、默像均可,不信的数数也可,初坐时三、五分钟,每日必须坐数次。我择的是饭后与睡前这样的时间,起初三、五分钟一心不乱,慢慢可到半小时或一小时一心不乱,到了这样程度,十分钟的静坐,可抵午睡,静坐半小时后,夜间就可少睡几小时。静坐是明明白白的休息,要行就行,要止就止;睡眠是糊糊涂涂的休息,睡足就好,睡不足仍然未能恢复疲劳。静坐时血液巡回有势,以针穴道论,即刺激了每个机能,使周身活泼舒畅,又检查了周身器官,有病却病,无病延年。解放以后,人人工作紧张,容易发生失眠、神经衰弱、血压高及肠胃病等,幸免于病的也疲劳过度,一遇疾病,抵抗力弱,成为大病,都能影响工作。若懂得静坐法,乘车时无论坐立均可施行,不必盘脚;开会久了,也可静坐数分钟,两手分放于膝盖上更好;卧时亦可舌抵上颚,一心专注;行时舌抵上颚,呼吸均匀,不大觉累。静坐法学好后,工作再紧张些也可应付裕如,且可免去百病。我国现在的领袖们,都是有修养的,不然那能胜任这样的繁剧。野人献曝,也可供参考。一般的干部,尤其青年干部,热爱工作,以致过度疲劳,若能学习静坐,每天只花几分钟时间。但是天天要作,不可间断,就容易学会。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向科学进军,十二年要赶上几百年,工业化,二十年要赶上百余年,这是何等繁重,一个人工作要当几十个人工作,几亿人要当成一个人,忠诚无间的合作,才能完成社会主义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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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望有更多的专家来培养知识青年
  于北辰的发言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时候,吴晗委员和孙孚凌委员曾分别就社会青年和工商青年的情况发了言。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在那里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我想就知识青年讲几句话。
解放以来,知识青年队伍是大大地扩大了,目前单在校大学生就超过了四十万。他(她)们对学习是很努力的,特别是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以后,他(她)们底学习热情更高了。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学生数量发展过快,师资力量生长不及,助教比例很大,结果势必影响培养干部的质量。
反动派长期统治的结果,使中国科学文化落后,各种专家都很少。几年来科学院和产业部门底科学研究机构似乎又发展得过快过猛了一些,这就相对地加深了高等学校的师资紧张情况。同时有些专家,因为作了正副校院长、教务长、科学研究处长、系主任或教研组主任,就不担任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也是不利于提高培养干部质量的。
现在,教学改革已基本上告一段落,今年招生任务已减少,在高等学校更好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条件已更成熟。
因此,为着满足知识青年向科学进军,以便更好地报效国家的热烈愿望,为着培养质量更高的社会主义建设干部,我建议:
第一、希望在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们——研究员、学部委员、所长、部主任、院长……无论正副,凡有可能挤出时间的,到高等学校去领导教研组、开辟新的研究据点、指导研究生、指导毕业论文(设计)、设讲座、教基础课……和在高等学校的专家一起,率领青年教师和学生有力地准确地向科学进军,从而在广大青年中去发现青年科学家,挑选青年科学家,培养青年科学家,壮大科学大军队伍,形成各种各样的学派,争取尽快改变我国科学工作的落后状态。
第二、希望在高等学校兼任行政职务的专家们无例外地(数量可根据具体情况,有多有少)积极地参加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三天不打手生,三天不讲口生”,丢生了要捡起来是困难的。专家们,不能再“冷起来了”。今天中国专家是少得可怜的,浪费专家力量是不能见谅于人民的。
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各个岗位上的专家们,盍兴乎来!在此,我代表广大知识青年,预先向即将走向高等学校兼任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专家们和重新走上讲堂和实验室的专家们致敬!(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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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高等师范教育的质量
  高觉敷的发言
我想就高等师范教育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今年高等师范学校的招生问题提出一些意见,敬请各位委员、各位同志予以批评和指正。
 高等师范教育是教育中的重要环节
我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个工作需要多种多样的原料和机器设备,也需要多种多样的建设人才。所以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我们在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同时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各种类型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就是培养建设人才的场所。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来自高级中学或初级中学。因此,中学毕业生的数量和质量可以直接影响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的数量和质量,间接影响国家建设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而提高中学和其它中等学校的教育质量则有赖于高等师范学校,因为高等师范学校的任务是培养中等学校师资,而且是必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观点、高度的文化科学水平、教育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中等学校师资。”所以高等师范教育是教育中一个重要环节,上可以影响高等教育,中可以影响中等学校教育,下还可以通过师范学校影响小学教育,通过幼儿师范学校影响幼儿教育。我们在师范院校担任教育工作的同志们决心要在党政领导下把这一环节搞好,热切地希望各位委员,各位同志予以指导、监督和支持。
小学教育的成绩和困难,因为限于时间暂且不说。我们的中等教育,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教师们的努力,这几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社会生产和文化事业输送了新生力军,也为各高等学校供应了大量的合格毕业生。但是由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迅速发展,中学教育的进步,远落在形势发展的后面。无论那一个科目的教学,都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教学,问题更大。譬如有一中学教师在解释论语中“发愤忘食”一句时说:“孔子生起气来,连饭都忘记了吃”。其他科目的教学也有不少的以讹传讹的事例,这里不必多举了。总之,怎样设法提高中等教育的质量,是当前教育中一个重要问题,而为了提高中等教育的质量,从长远的计划来说,我们必须设法提高高等师范教育的质量。
  教育学科和教学法的学习不能加以否定
有人认为目前中等教育的教学问题与其说是教学方法的问题,毋宁说是教学内容的问题。专业修养不够,单有教学方法的训练,怎样能够搞好中学教学呢?这个批评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它给我们指出了目前高等师范教育的缺点:就是专业课的比重太小,毕业生的专业知识太差,不够充实。我们愿意虚心接受这个批评,将来在教育部的统一领导之下,修改教学计划,加重某些专业课的训练,以提高毕业生的科学文化水平。还有人认为培养中学师资,不一定要办理师范院校,也就是说,作教师的不一定要学习教育学科和不同专业的教学法。这个意见就根本否定了高等师范教育。自从我国设立高等师范学校以来,专业课和教育学科的矛盾,一向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目前说,教育学科的教学依旧存在着教条主义的缺点。各专业课的教学法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水平较高的教师不愿意任教教学法。我们必须正视这些缺点,我们必须更好地结合中学教育的实际,以克服教育学科的教条主义的偏向;同时必须说服水平较高的教师担任各专业课的教学法,联系实际,以提高教学法的教学质量。但是如果说,教育学科和教学法等课,作教师的不必学习,或甚至于提出取消师范院校的意见,那我就不敢苟同了。应该指出,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是如何把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如何指导学生的学习,如何担任班主任工作,如何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等等,也都需要特殊的训练。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为什么要具备教育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呢?这就是它的理由。我们应该主张极力改进高等师范教育,却不得因噎废食,作出否定高等师范教育的结论。
 提高学生质量树立专业思想
现在我想顺便谈一谈高等师范学校的招生问题。过去几年来,师范院校招生以师范学校毕业生和小学的优秀教师为主要对象,而以高中毕业生来补充。这个办法是不很妥当的。因为招收师范毕业生可以打乱师范学校在校学生的专业思想。他们都希望升学了,毕业后如果被分配去担任小学教师就难免不闹情绪了。其次,招收小学优秀教师也增加了小学教育的困难,而降低了小学教育的质量。今年由于高中毕业生人数增加,师范院校招生可改以高中毕业生为主要对象。这除了克服上述困难外,还可以提高新生的质量。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预料到高中毕业生多数不愿意投考师范院校,考入师范院校后,也不容易树立他们的专业思想。做家长的和社会人士对人民教师职业的重要性很少有正确的认识,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师范院校学生的专业思想的树立和巩固。南京师范学院语文系一年级有一个学生,完成了半年的学习,但因亲戚有若干人是医生,终至于申请退学,暑假后投考医学院。我们反复开导,都没有效果。他硬要冒暑假后投考落第的危险,不愿意继续在南师肄业。几年前还有一个学生出校门时,不愿意佩带南师校徽,以免遭受到亲戚朋友的轻视。这些人受了旧社会的影响,不认识人民教师事业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是很受重视的。我们知道一个人最容易接受教育影响的时期是在青少年的时期。青少年所受的教育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国家以教育青年的重大责任付托给教师,所以教师的职业是崇高的,光荣的,同时也是艰巨的,教师所得到的精神安慰是谁也不能体会的。因此,我希望各位委员、各位同志适当地鼓励自己的子女和亲戚朋友的子女在暑假时投考高等师范学校。到了他们考入高师肄业后,帮助我们树立和巩固他们的专业思想,希望他们为人民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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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护宗教信仰 尊重宗教信仰
  陈崇桂的发言
此次会议我本来不想说话,因为我们基督教有吴耀宗委员代表我们发言,我完全拥护他的意见和建议。但是他讲话之后,我发见他的发言引起了许许多多委员的特别注意和兴趣,其中却有人误会了他发言的动机和意见。他们忽略了吴先生首先肯定了的三个大前提:第一:“政府对贯彻宗教政策作了很大的努力,也有了很大的成就。”他又说:“为了中国基督教这个历史的转变(指三自爱国运动),我们不得不对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表示衷心的感谢。”第三吴先生又说:“我们中国基督徒不会受帝国主义宣传的迷惑,我们热爱灿烂光明的新中国,我们热爱领导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管理得很好,我们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我们最大的力量,我们也要与全世界爱好正义,爱好和平的基督徒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吴先生乃是在以上三个大前提之下发表一点意见的。没有人反对吴先生所提出来的意见说:“有的教会不许恢复礼拜,在小城市和乡村教会中,房屋和家具被机关团体占用,信徒的宗教生活有时亦受到干涉,对宗教信徒也有歧视,有些干部给教会制定一系列的‘禁令’,例如:不准奉献,不准修建礼拜堂,不准发展信徒等,”“有些干部对信徒的宗教情感不但不尊重,反而采取粗暴或侮辱的态度,”大家都认为这是干部的偏差错误,应当纠正。但是有些朋友,认为吴先生不该“提出一些与贯彻宗教政策有关的无形的问题,”以为吴先生是反对,是惧怕别人批判他的宗教信仰。恰恰相反,吴先生说过:“信仰宗教的有自由,不信宗教的,批判宗教的也有自由。我们也不是因为有人批判宗教,便感到不舒服。一个虚心追求真理的宗教信仰者,是不怕别人批判他的宗教信仰的。”
请允许我补充几句话,支持吴先生发表的意见和建议。首先我要说明,信宗教不信宗教,无神论与有神论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大家都是中国人民,不是敌人与朋友的矛盾,乃是要分清是非,追求真理,百家争鸣的矛盾。所以信宗教的有传布宗教的自由,不信宗教的有批判宗教的自由,在我们两“家”这样“争鸣”的时候,是辨明是非,发现真理,要平心静气,决不可采取粗暴和侮辱的态度。你说你无神论的理论,我说我有神论的道理,在你我这样辩论是非的时候,你不可骂我的母亲,更不可挖我的祖坟,侮辱我的祖宗。在我们信神的人看,神是至高至上至尊的最高的存在。礼拜堂是神的圣殿,是信徒敬拜神的神圣居所。在我们辩论有神无神的时候,你若侮辱神,亵渎神的名,你若强占礼拜堂,如同前天收到一位少数民族的基督徒写信给我说:“礼拜堂仍被他们用着,污七八糟,目不忍睹,成为牲畜所在的地方。”这样玷污礼拜堂,比挖我们的祖坟,给我们的刺激更大。又如一位高级干部,在一座铁桥行落成礼的时候讲话,强调这座铁桥是人力创造的,不是甚么上帝的工作,他说:“你们信上帝的人,要把你们的上帝丢在粪坑里,”像这样亵渎神,在信神的人看来,比骂他的母亲还难受。这不是批判宗教,我们认为这是毁谤宗教。毛主席在1952年11月22日对西藏致敬团讲话时说:“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我们宗教徒非常钦佩感激毛主席这个宣言,特别感动我们,安慰我们的是他说,不但保护宗教信仰,并且“尊重其信仰”,特别注意“尊重”二字,尊重就是不亵渎我们所信靠的神,不玷污我们敬神的礼拜堂。
又一方面,我要说,就是有人为信仰辱骂我们,玷污我们的圣殿,我们也能忍受,并且可以原谅,因为我们记得,我们基督教会曾被帝国主义利用,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我们又记得,特别在中世纪的时候,宗教如何反对科学,迫害科学家,天文家讲地球是圆的,我们认为不合圣经,就割他的舌头,不许他讲,监禁他们,有的用火烧死他们。如今科学掌了政权,却没有那样报复我们,遇见一点小小的侮辱和困难,难道不能忍受么?我们要知道现在辱骂我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我们的不是别人,乃是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所以应当欢喜快乐,因为耶稣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这里我还要说,执行宗教政策,发生一点偏差错误,我们能忍受,也能原谅,也不见怪,因为基督教会割断帝国主义的关系,建设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是一件新事业,新工作,我们谁也没有作过的,我们也没有甚么先进的经验可学,只有慢慢地摸索,尽心竭力地去做,当然免不了偏差错误。莫说工作同志是不信宗教的人,会出偏差错误,就是我们基督教工人自己在这几年推行三自爱国运动的时候,也不知犯了多少错误,我这老朽犯的错误最多。再者,我们政协委员有机会视察地方的社会情况,我们发见了在执行各种政策如教育政策、工业政策、商业政策、卫生政策等等都难免有偏差错误。比较起来,执行宗教政策的偏差错误还是很少很少的。执行工业政策有点偏差错误,不能,不可因此作结论说工人没有劳动的自由,照样,不能,不可,因为干部贯彻宗教政策有点小小偏差,错误,就作结论说宗教徒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1948年我在美国,美国牧师告诉我,“我们在美国牧师在讲台上,不敢讲和平二字,否则就有共产党的嫌疑,就要打碎饭碗。就是那样,我也只能说是美国执行宗教政策的偏差错误,不能,不可作结论说美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我再说,有偏差这一点不稀奇,因为中国这么大,人民这么多,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谁也没有作过这样的大事新事,要没有偏差错误才是奇怪的。我们提出意见来,不过是想改正错误和偏差。同时,我们对于工作同志给我们的帮助和爱护,正确地贯彻了宗教信仰政策,表示衷心地感激和敬意。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中曾说:“学习苏联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苏联的经验中还有错误的失败的部分。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反之,如果不加分析地原样照抄,那么,在苏联成功了的经验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造成失败,更不要说失败的经验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建立了苏联共和国。俄国的东正教会是大地主,教会的神甫向来是与沙皇朝廷狼狈为奸,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俄国东正教主教通知全国各教会不承认新政府,反对共产党,所以斯大林才下令逼迫东正教会,没收礼拜堂。二十多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东正教徒和主教,政治觉悟了,在卫国的战争中,宗教徒表示热爱祖国,英勇抗战,斯大林看见了,即刻下令,将礼拜堂和其它房产都退还教会,让他们恢复礼拜,也停止了一切反对宗教的活动。苏联的这个先进经验,中国共产党没有原样照抄,因为不适用于中国民族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马克思主义,是苏联所没有的,因为是结合中国民族的特点而创造出来的。我们政治协商委员会就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将各宗教团体都邀请作为统一战线的一环节,我们基督教徒感觉荣幸,也学了功课,为要团结全国的基督徒,我们发起了并展开了一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号召全国基督徒要爱祖国,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争取世界和平。这个运动也得到一定的成绩,现在全国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正式签名参加了这个运动,因此在基督教会内也出现一些爱国的积极分子。基督徒最多的是住在上海,政府贯彻宗教政策比较最正确的也是在上海,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上海一百零六个教堂的教友中,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三好学生,扫盲积极分子,五好积极分子和卫生模范等而受到表扬和奖励的就有九百九十八位以上。
吴耀宗先生提出与贯彻宗教政策有关的“无形的问题”指出出版了不少的批判宗教的小册子,吴先生说他看了二十几本,我只看了十几本,昨天收到一个传道人的信,说他“几年来读了四十多本批判信仰的书”,或者我可以附带地说,这个基督徒读了这四十多本批判信仰的书以后,他说:“靠神的恩典保佑,使我确信所信的是谁,信仰更加坚定下来”,但是我所要说的是这些批判信仰的书和小册子,几乎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也有几本内容倒是我们基督教自己神学院里神学教授批判基督教的资料。也许大家知道基督教徒分两派:现代派、保守派,现代派也是想用科学的方法来批判圣经。马克思生长在德国的时候,他所信仰的基督教是现代派,后来他放弃了信仰。他信神,我们尊敬他。他不信神,我们也尊敬他的不信。因为我们知道他先信后不信,皆是出于诚实。马克思非常熟习圣经,在他写的“资本论”引用了圣经四十多次,他也曾批判圣经,连我们保守派的基督徒,也欢喜接受他的批评。他不是反对基督教本身,乃是反对基督教徒不照着圣经实行。
读中国历史,可以知道中国历代有许多人信各样的宗教,但是从来没有甚么宗教战争。这是我中华民族一个特点。
近来读“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这么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多次的革命斗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1911年的革命,这些革命斗争在打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上都起了巨大的作用。”(该书第6页)像我这个传基督教五十多年的老人,读到了一位共产党员写的历史,说出了这两个事实:一面叫我感觉惭愧,因为我知道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是利用了基督教的传教士,作侵略中国的先锋,甚至连我们许多中国基督徒,都有意地或无意地作了他们的帮凶,因此,我们感觉万分的伤心,因为对不起祖国和人民。又一面我们感觉快乐高兴,因为太平天国革命的领袖洪秀全,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代表孙中山,这两位革命的伟人,都是基督徒,都受过基督教的洗礼,都从基督耶稣的教训得了启示。他们服务的精神,牺牲的精神,革命的精神是从主耶稣学习来的,因为耶稣的教训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又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的母亲马利亚祷告说她的儿子要“用臂膀施展大能,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萧伯纳说:“此歌(原文是诗歌式)为最革命的歌,是欧洲历史上最富革命性的文字。”
我曾拜谒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公墓,我查考碑文,发见许多烈士(有人说一大半)是基督耶稣的门徒,这不是偶然的。最近在“历史教学”月刊今年1月号,清华大学历史教授雷海宗先生,完全用历史科学的眼光,讲论基督教的宗派,他说:“原始的基督教本是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内部城市中劳动人民,包括独立手工业者、奴隶、无固定职业的贫苦市民,以及其它地位不稳定、生活无保障的人民的一个反抗帝国统治的运动,是历史上时常出现的以宗教方式反抗统治阶级的一个人民运动。”恩格斯评论基督教也说过与雷先生相同的话,他说基督教原来是一个奴隶制社会的解放奴隶的革命运动。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全国基督徒响应三自爱国运动的号召,加强学习,学习时事,学习政治,也有不少的人学习马列主义,因此,也从新学习我们的圣经,特别研究三自:自治,自养,自传,三自中的自传,自传就是在我们素来传的基督教中,发现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毒素,我们自己批判了,也正在批判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消极地肃清反共反苏的思想毒素,积极地建立合乎圣经的基督教真理,基督教本质。我们从新强调耶稣是木匠工人,神的儿子降生成人,生活在世三十三年多就用了二十多年从事劳动,作手工业兼农业,因此提高了劳动的地位,我们作耶稣的信徒也当学耶稣爱劳动,爱劳动生产。从新学习圣经的教训:“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从新实践圣经的教训:“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剥削人就是偷窃)总要劳力亲手作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再不讲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仍然讲宝血救赎的道理。我们学习自传不过是更丰富了我们的信仰内容。我们也学习政治经济学,才知道两个经济原则,一:“物质生产是社会的基础,人们要生活,就必须有食物、衣服和其它物质资料。人们要有这些,就必须生产它们,就必须劳动。”第二条:“人们生产物质资料,不是单独进行的,而是以社会为单位来共同进行的,因此人与人必定发生生产的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的性质的规律。”用这样经济的观点来研究基督教教义,我们发见这些原则也是旧约先知新约使徒和主耶稣所讲的道理,我们基督徒应当照着实行。因此我们很快乐注意到,复活的耶稣,一天早晨,站在加利利湖边,向在湖上打鱼的七个门徒,饥饿寒冷的时候,问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上了岸,看见那里主为他们预备了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由此可见,主耶稣降世,不但是流宝血,救我们的灵魂,并且劳动生产,供给我们身体的需要。所以我们基督教徒也可以随着佛教徒赵朴初委员所说的与他同说:“我们应当不仅根据我们的义务(公民的义务),而且根据我们的信仰(基督徒也是学习主耶稣的榜样),热爱我们的国家,遵守国家的宪法,更进一步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以上不成熟的意见,是在匆忙中写出来的,一定有许多错误,尚请诸位委员指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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