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
专栏：
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造条件
文艺工作者要加倍地抓紧思想改造，更积极地在创作实践中体现工农兵方向；要推动生活，鼓舞人们前进。
熊佛西、草明、唐弢、柯灵、张骏祥、杜鹏程、纳·赛音朝克图的联合发言
我们是文艺工作者。这次很荣幸地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兹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谈几点粗浅的感想，请各位委员批评指正。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任何事物都必须从斗争中求得发展，艺术科学也不例外。自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虽然为时不久，文艺领域内应该说是开始出现了新的气象：许多搁笔已久的作家重新提笔欣然创作，许多有才华的青年正如“雏莺新试”，唱出了春天到来时的第一曲，许多古老的传统节目被挖掘了出来。文艺的队伍开始扩大，作品的题材逐渐广泛，艺术的形式也逐步地走向多样。这一切都显示着一个日见繁荣的文艺前途。不过，在通向繁荣境界的道路上，有困难，有阻力。有一些同志，看到了“放”、听到了“鸣”，就紧张起来，害怕出乱子，有的同志习惯于小天地，听到争鸣之声，看到齐放的缤纷，感到困惑；尤其是看到一些作品有缺点和偏差，一些论调不健康，便说文学园地里长出毒草了，艺术天地给杂响“鸣”乱了，因而想用简单化的批评解决问题。但是，尽管他们是出于一片保卫工农兵方向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好心，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因教条主义的批评，或压制的办法，都不能服人。总之，这些同志是希望不栽培灌溉就开出香花，不从事耕耘就能长出壮茁的稻谷。他们以为会平平稳稳地、安安静静地达到社会主义，产生伟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
这些想法当然是天真的，可以说天真到了可怕的程度。但是在文艺界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当然包括我们几个人在内——都或多或少地沾着点儿这种想法，至少是对于流露这种想法的批评或多或少地抱了称许的或是默认的态度。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想法，这种批评是既不相信群众的鉴别能力，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有怀疑。其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是不待言的事。
不错，一年来，随着香花和雅歌，文艺园地里也的确生长出了一些野草闲花，传播了一些噪音杂响。譬如：文学作品里有了一些新的风花雪月，剧目里出现了一些牛鬼蛇神，更可惋惜的是有些比较有丰富生活斗争经验并且写过激动人心的作品的同志，也迷失方向，写起毫无意义的庸俗作品来。有人想抹煞“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文艺成就，有人把解放后的电影说成一无是处，也有人认为工农兵方向就是公式主义概念化的方向，这些现象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些论调我们不能不反对。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现象和论调背后的思想，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趣味，必然地会在文艺领域内得到反映。所以，值得奇怪的倒不是这些现象和论调的本身，而是我们竟然忽视了产生这个现象的客观的现实，忘记了不同的思想意识既然存在着，艺术的成果就必然和不同的思想意识相胶结地存在着。
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客观现实，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锐敏的判断力，同时，更重要的，是既不必大惊小怪，必须了解这些思想意识和体现这些思想意识的作品绝不是教条主义的批评所能吓退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只会助长这些东西。我们只有坚持真理，只有对具体作品和文艺倾向进行细致的研究，通过善意的批评，有理的说服和争辩，正确的意见才会显明起来。要善于分析，善于辨别；有所抛弃，有所吸收。对待艺术作品，只要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应该加以肯定，对于错误和缺点，也需要有令人首肯的分析和批判，做到以诚感人，以理服人。只有这样，批评的过程才能是教育和追求真理的过程；才能使消极的因素变为积极的因素。
要做到这一点，先决条件就是“齐放”与“争鸣”。不“齐放”就没有比较，不“争鸣”就达不到一致。
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绝大部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受过程度不同的生活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但是，这个改造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创作实践中经常不是出现这种缺点，就是出现那种错误。因此，在“百花齐放”的方针之下，我们 不是可以放松，而是必须加倍地抓紧思想改造；不是离开工农兵方向，而是更积极地在创作实践中体现这个方向。文学艺术的目的，不仅仅是反映现实的生活，而要推动生活，鼓舞人们前进。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只有共同努力改造思想、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以期能把我们的神圣的任务肩负起来。如果我们现在开的花不香，就要争取它开得香；如果现在开的不够香，就要争取它开得更香。不管大家在具体问题上有怎样不同的意见，我们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总是一致的。这个一致的目标就为我们的“齐放”和“争鸣”创造了条件，展开了非常广阔的天地。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下，一齐努力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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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执行卫生政策四大方针
颜福庆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且拥护毛主席、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一年来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又向前跨进一大步。工商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农业和手工业已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医务事业也同样有了很大进展，现在全国已有医药院校三十九所，比1955年新建了八个医学院，其中中医学院有四所，私立医院基本上已改为公立，床位增加了。不少开业医生加入公立医院已成为国家医务干部。我们虽取得了上述许多成绩，但仍然赶不上形势的发展，远落在人民需要的后面。
卫生工作中的一些缺点
根据卫生政策的四大方针来检查，就不难发现我们工作中的许多缺点，甚至错误：第一、关于预防为主的方针。医务工作者还存在着注重临床而忽视预防的倾向。高中毕业生都愿考医疗系，不愿考卫生系。这种思想还极为普遍。各地卫生行政干部也同样是注重临床。卫生防疫站的重点工作是防疫，范围是比较广的，包括环境卫生、劳动卫生、学校卫生、营养卫生等经常性卫生监督，流行病的调查防治，消毒杀虫和预防性卫生监督，保健组织等。这几项工作就是医学院卫生教育的重要的几点。从省市到各地的卫生防疫工作，我们感到普遍的质量低。只做些一般化的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四害的工作，而工作不深入，不能配合预防性的卫生建设。妇幼保健站的目的是保护妇婴健康，但在工作中也产生同样情况。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卫生专业人才。但是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另一种特殊现象，据说去年医学院卫生系毕业生实际为各卫生行政和防疫单位接受的就不多，而这些毕业生正是学了上面许多卫生专业课程，是良好的卫生防疫科学专业人才，各卫生单位应该是求之不得。现在则正相反，大家都要临床医务人员，这证明社会上对卫生预防医生的重视还很不够。有的医学教育家甚至提出办卫生系是否太早的意见，这显然也是错误的。
其次关于面向工农兵的方针，这方面工作也做得较差，能到工厂、农村去服务的医生就不多。对职业病的调查研究也不够深入普遍。第三、团结中西医的方针虽然现在已经互相团结合作了，但这还仅仅是第一步。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中西医贯通起来，使成为中国的科学医学，以丰富世界医学。但如何达到这目标，到现在还缺乏正确可靠的办法。第四、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相结合，这方针是确定不移的。而我们对于卫生宣教工作，还做得不够普及。例如禁止吐痰运动，是防痨的最有效的措施。防治砂眼也必须很好组织群众，从事推广。但这些工作都未能广泛展开。
加强教学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
这一年来知识分子本身在起着重大变化。党和政府向知识分子提出了更明确的方针，大概可分为两方面，其一、要求我们担负起向科学进军的责任，二、为提高我们的政治水平。向科学进军现在已经到了高潮。我们知识分子都热情地响应这一伟大号召，积极参加，重视研究工作，争取在十二年内把我国的科学提高到国际水平，这些都是好现象，但同时也出现了某些偏向，例如有的教学人员就要求脱产进修，要考副博士学位。有不少护士和技术员也不安于位，都想考大学。这些要求上进的心情都是好的，不过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办教育，培养师资，在目前极端缺乏医务和教学人才的情况下，丢开教学来专搞研究，就不妥当。这些都说明我们的政治思想还不够高，要纠正这些偏向，就必须加强思想教育，认清首先服从国家利益的主要方面。科学技术不过是一种工具，而政治思想是我们的指南，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才能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效能，才不会迷失方向。我们知识分子，多数都能体会到这一点，表现在近一年来有不少医务工作者、科学教育工作者，加入了共产党，更多的加入了民主党派，积极参加系统的政治学习，在集体组织中，扩大了政治生活。
统一调配医务人员
无论兴办什么事业，总离不开人力、物力两大因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大规模的进行，我们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要把增产和节约统一起来，要在不妨碍生产情况下尽量地节约。人力和物力的节约都很重要，但就医务来说，则人力的节约就更其重要。因为现在医务界不能适应客观形式需要，主要就表现在人力缺乏方面，我们应就人力作通盘筹划，统一调配。例如：上海市近来由私立改为公立的，就有八十多个医务单位，其中有医院六十所，化验所二十个。这些医院一般都是床位较少，而医师则较多，因为尽管麻雀虽小，但须五脏俱全。人力配备不能减省，如果合并成为较大的医院，一定可以节约不少人力。各企业单位的医院，其中有些还未充分发挥潜力，医务人员也较多，应将多余人员抽调出来作适当调备。
上海医学院应在现有基础上整顿巩固
上海第一医学院在二年以前，曾准备迁往重庆，遂一度停止发展。去年复经中央确定不但要在上海继续办下去，而且还须继续发展，新建的重庆医学院，所需教学和医务人员，完全由我院负责配备。其次还须支援新疆医学院，这许多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院现有学生三千一百七十八名，附属医院六所，病床一千六百九十五张，尚有护校和干校。而全院教学人员只有四百七十六人，以此有限的人力，要担负教学医务研究的任务，又须提高教学质量，是有困难的。因此产生不良的现象，影响到教学人员的健康。据最近统计，在七十六个高级教授中，患病者就有十一人，占14.1％，其中有半休有全休，也有带病从公的。根据政府政策，认为过去事业发展得太快，必须暂缓发展，要利用今年一年的时间，就现有基础加以整顿巩固。把提高质量列为一项中心工作。这完全是正确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欲达成这一目的，首先必须巩固基本队伍，要这只母鸡能够生蛋，首先就要充实和培养它的孕育机能。因此我院除了培养本科学生之外，还必须注意到师资及专业进修人员的培养。这工作过去已经在做，以后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做，列为本院中心工作之一。
这些意见是否正确，敬请各位委员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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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畜牧兽医学的两个问题
熊大仕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李副总理的报告并同意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借此大会上我想谈一谈关于畜牧兽医学的教学与研究和关于发扬祖国兽医学遗产的意见。
充分发挥畜牧兽医教师的作用，教学与科学研究机关应密切结合
在党和政府大力发展畜牧兽医事业以来，畜牧兽医事业也同我国其他事业一样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随着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畜牧兽医事业却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尤其最近毛主席提出要大力生产毛猪的号召下，这对我们畜牧兽医工作者来说责任更重大了。为了使畜牧兽医这门学科的水平能够迅速提高，更好的完成农业十二年规划纲要中所提的任务，就必须大力培养干部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因此我建议：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在畜牧兽医干部，尤其是高级技术干部极少同时这门科学的基础也很薄弱的情况下，应集中使用力量，把全国仅有的十一、二个畜牧兽医院系（相当于苏联的三分之一）为数不多的有经验的教师的作用充分发挥起来。一方面使他们能培养学生给国家培养干部，另一方面也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二者不能偏废，因此我认为教学与科学研究机关要密切结合。各立门户、挖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是不恰当的，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在这样的密切结合下希望在北京集中力量能建立一个科学研究机关，因畜牧兽医学科也需要与其他学科（物理化学，生物等）有密切联系，如设在边远地区就很不便而影响了发展，同时这个研究机关也应该是比较完整的，应包括有关各学科。这样加上畜牧兽医工作者的努力才有可能使这薄弱的学科得到迅速发展。
再谈一谈关于发扬祖国兽医学遗产问题。
关于发扬祖国兽医学遗产问题，也应为当前社会主义畜牧业建设中很重要的课题之一。我国兽医学不但起源很早，并且历代均有着极其光辉的成就。就现在看来，民间兽医的数量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十五万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均出自于劳动人民，实为祖国畜牧业建设中的一支强大力量。自从解放以后，党和政府虽然对发扬祖国兽医学遗产和发挥民间兽医的作用方面，曾给以相当重视，但有些问题，还须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解决。我提议：
建议成立祖国兽医学遗产的研究机构；中西兽医应紧密合作；加强民间兽医社会地位的宣传，合理调整民间兽医的待遇
一、关于祖国兽医学遗产的研究机构方面，虽然曾有人倡议在先，但现在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兽医研究机构。在人医方面不但已有了中医研究院的设立，并且设立了中医学院，互相对照之下，实感到兽医方面远远的落在后面了。希望有关方面积极的解决这一问题，最好在农业科学院中能先筹备一室，逐渐扩大为所，以领导全国兽医学遗产的总结和研究工作。
二、关于中西兽医互相学习问题，是发扬祖国兽医学遗产或丰富我国现代兽医科学的重要问题之一。在现阶段只有中西兽医紧密的合作，互助互学，才能达到取长补短、相互提高的目的。但目前学过西兽医学的人，一般对中兽医的学习尚嫌不够，今后应当加强。另一方面想学的人，目前尚感到有些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就以北京农业大学兽医系的情况作例来说，早在二年以前就拟聘请几位经验丰富的民间兽医来校，使大家学有所师。但当物色好适当的人以后，在请调过程中出现了不够重视和积极支持的地方，直到今天请调的人仍然未能到校任职。另一方面对于兽医古典著作的出版工作，也应当重视。现在除了“元亨疗马集”外，其他著作尚未能即时出版，以应学习或研究之用。再，应当在高等兽医学教育中增设中兽医教研组，积极准备条件讲授中兽医课程，并使该组能成为一系或一校的学习和研究祖国兽医学遗产的核心。因此就需要中央有关部门作统一安排，还须各省市能以重视和支持推荐有专长或有丰富经验的民间兽医，参加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的工作，以利祖国兽医学遗产的继承和发扬。
三、关于加强民间兽医社会地位的宣传和合理的调整民间兽医的待遇问题。自解放以后，虽然党和政府对于各种有利于人民的行业者的地位，均给以同等重视，因而民间兽医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了。但有些人尚遗存着旧社会的影响，认为搞兽医这一行，不如其他行业好，甚至有的人阻止他的子弟学习兽医的现象，日有所闻。这就须要有关方面加强兽医工作者尤其是民间兽医的社会地位的宣传教育，以扭转对这一工作的轻视现象。再，自从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以后，绝大多数的民间兽医都参加了农业合作社或兽医站、联合诊所等机构，但其待遇偏低的现象，尚普遍存在着。兽医工作是一项带有技术性的脑力劳动者，应当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合理调整其待遇，使他们能更安心的为社会主义畜牧事业贡献出力量来。不然现有民间兽医不但会改行，而年青人也就不愿意去学习了，这样一来民间兽医人数越来越少，但一时又不能培养出很多新兽医学的人才来，势必使“畜病乏医”的现象加重起来。
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可能不够全面，但仍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解决。（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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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的教育工作者应该自救并且救救青年们
吴研因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政协主席周恩来总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中所提到的“外交政策”和为了和平解放台湾
“一切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粉碎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的号召。
我是个教育工作者，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担任过二十多年的教育行政工作，认识不少从大陆到台湾去的中国教育工作者，也和台湾本地的中国教育工作者接洽过好几次，知道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有血性的爱国之士。现在，我来对这些教育工作者们说几句话。
周总理对我们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的居民，包括一切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内，都是中国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我想这些话是无法辩驳的真理。谁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呢？谁能说台湾的居民连教育工作者在内不是中国人呢？谁能说解放台湾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呢？我想即使最崇美亲美想终身依靠美国过活的那些所谓“自由中国的分子”等等，也不能否认这个真理的吧？在台湾有血性的、爱国的、明智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应该更加明白这个真理。
大家既然明白了这个真理，为什么那些所谓“自由中国的分子”之类还甘心处在美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认不清美帝国主义“企图把台湾变成像檀香山一样的美国属地”从而“企图奴役中国的真面目”呢？难道没有看到台湾的工矿企业逐渐转移到美国大老板手里去，美国的剩余物资，连“手纸”在内，充斥于台湾市场，在做台湾同胞的吸血鬼吗？难道没有看到美国的大亨们指挥着它们的流氓、特务，趾高气扬地控制着台湾的军事、政治，美国的好战分子驾驶着飞机、军舰包围着整个台湾，美国的丘八们横凶霸道地蹂躏着台湾的男女同胞吗？难道没有看到诲淫、诲盗越货的美国电影和刊物，金迷纸醉、腐化透顶的美国生活方式，胡说八道、无耻造谣的美国之音，在腐蚀台湾的中国同胞并且毒害中国下一代青少年的思想吗？今日之台湾，几乎成了美国之属地，今日台湾的中国人民，几乎成了美国的奴婢，今日台湾的中国青少年，正陷落在美帝腐朽思想的恶毒气氛里，真是可耻、可痛、可悲之极啦！
当然，有一些不知羞耻、没有心肝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想把美帝国主义做靠山的。即使美帝国主义并不真心支持他们，甚至另行布置所谓“自由中国的分子”和“台湾独立的分子”，准备倒了一个、扶上一个，他们也像落在水里的垂死的人一样，还要把美国当烂稻草抓着，幻想烂稻草会救他们的命。但是台湾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却不会像他们一样没廉耻、没心肝，眼看台湾被美帝国主义奴役，尤其是台湾的中国青少年被美帝国主义毒害，而不觉得可耻、可痛、可悲的。但是如果不行动起来，用行动来自救并且救救青少年们，徒然感到可耻、可痛、可悲，又有什么用呢？
台湾的教育工作者，当然没有实力，不容易行动起来的。但是你们的队伍不算小，你们的学生更众多，如果团结起来做一些类于“五四运动”的爱国反帝运动，还是可能的。如果连这样做也不可能，那么你们是有口有心的，难道不能在你们的队伍和学生之间，用你们的口和心启发大家，使大家对周总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号召，口口相传，心心相印吗？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力量太小，这样做也无补于事；其实辛亥革命的成功，解放战争的胜利，都是从这样做开始的。你们能这样做，早晚会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一天。即使功效不大，但是你们至少能出污泥而不染，自救，尤其是救救青少年，救一个是一个，使大家看清美帝国主义的毒害而不致迷罔，那就是你们为祖国为我们的下一代立功了。
大陆解放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完全独立、自主的。领土上没有一个外国兵，市场上很少看到外国货，流氓土匪几乎绝迹，水陆交通秩序井然，而且各种建设，都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强而且富的美景是计日可待的。你们看，短短的几年，内政做到这样修明，国际地位提得这么高，不是和处在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台湾，适成鲜明的对比吗？专就教育而论，大陆的教育，也在逐步发展和改进，普及小学教育已经不成问题，入学儿童达到了六千三百多万，中学、大学也比解放前发展了三、五倍；而且青少年的智德体各育全面发展，学风也和解放前大不相同了。台湾怎么样？不是教育事业日渐萎缩，教师生活十分困难，青年思想深受毒害，真是一天不如一天吗？
我本是旧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早在大陆解放之前，就对美帝国主义借口反共反苏、实际想奴役中国的阴谋十分不满，当然也觉得逃往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更毫无希望，所以临解放的前夕，虽然也感到解放后自己是个“未知数”，却没有跑到台湾或者海外任何地方去。但是大陆解放了，共产党不咎既往，仍让我从事教育工作。解放七、八年来，看到新中国的一切，尤其是看到教育也有了普及、提高的希望了，不由我不佩服共产党，不由我不十分兴奋地爱护我们的新中国；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新中国做一个教育工作者，也是可以十分自豪的。和我一样没有离开大陆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即使参加过CC等一些组织的反动分子，也得到了自新之路，仍能从事教育工作，也和我一样觉得祖国前途十分美好，佩服共产党，感到做新中国教育工作者的足以自豪。不知从大陆往台湾和台湾本地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对这样的情况作何感想？想不想也做一个自豪的新中国教育工作者？如果想的话，请你们和我们在大陆的教育工作者站在一起，“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团结起来”，自救，并且发挥你们的潜力，用口用心教育青少年反帝爱国，至少不受美帝的迷罔，以促使台湾的和平解放吧！我们新中国教育工作者，已被号称塑造下一代青少年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了，队伍非常壮大，地位日渐崇高，前途无限美好。大家都正在睁眼望着你们，伸手对着你们，希望并且欢迎你们终有一天合并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和我们一道，享受崇高的荣誉，争取更美好的前途。（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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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城乡中小学教育工作的意见
吴研因的发言
李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些问题的说明，除了其中中、小学教育的一些问题本待研究解决之外，我表示十分满意。关于中、小学教育的一些问题，例如说中、小学毕业生目前无论如何不能全部逐级升学（其实不但目前，在将来的相当长时期里也是如此），小学校舍可采取自建公助或民办公助办法，我也完全同意。
李副总理认为我国教育的某些制度，应当根据各种情况重新考虑，因而提出了六个问题。李副总理的态度是非常谦虚的，对这六个问题，都打了问号，没有作出决定。现在我针对这六个问题来谈谈我的不一定正确的个人意见：
1、农村和城市中的入学年龄是否应当分别规定？我认为儿童入学年龄的规定，应该：一、和幼儿园幼儿出园时的年龄相衔接（幼儿虽然不个个进幼儿园，但进幼儿园的也不少，农村城市都有），现在幼儿园出园年龄是将及七足岁，不能再迟；二、便利于升学到大学毕业时（小学毕业虽然不个个升学，但升学到大学毕业的也有一部分）年龄不太大（七足岁入小学要二十三—二十四才毕业），以免服务时期减短；三、在儿童求知欲（包括识字读书）正发展的开始阶段，太早太迟都不相宜（因为太早跟不上，太迟要让儿童在街头或村庄闲逛，虚掷光阴也容易沾染不良习惯）；四、要看到有许多地方（东北、山西、江南……）的农村小学已是招收七足岁儿童了，不能倒退。因此，我主张：小学入学年龄仍以七足岁为原则，但教育落后地区，得变通到八足岁或九足岁甚至十足岁入学，不论城市农村都是如此。如果硬性规定农村小学儿童八足岁入学，不但理论上说不过去，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如果说规定农村儿童晚一年入学，毕业时年龄大些，可以直接参加农业生产，那也似乎不是全面的看法。因为农村儿童，实际上是一面上学，一面参加农村劳动的，早一年，晚一年，关系不大，不必定要晚一年入学。
2、国民义务教育城乡各以多少年为合适？我认为义务教育年限，城市可以长些，农村可以短些，例如城市如果九年（小学、初中），农村不妨六年；城市如果提高到十二年时，农村可提高到九年。但是在小学阶段，不论城乡最好都以六年为原则。教育落后地区不能达到六年的，可由中央特许：对受过四年制初级小学教育的，以已受过国民义务教育论。四年小学教育，不能作正式的义务教育年限。因为：一、汉文难学，受了四年教育，一出校门就容易前功半弃或尽弃（变成半文盲或文盲）；二、农民要求能给他们的子女多受两年教育是很自然的，否则小学也似乎双轨制（一轨六年，便于升中学；一轨四年，不便升中学），农民会有意见；三、现在的农村小学，实际上办六年制的已占40％了，如果硬性规定城市六年，乡村四年，要使已办的六年制退到四年制，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当然，如果受不到六年教育，受四年也好；如果受不到四年教育，进儿童识字班或者私塾甚至牛角挂书，读几个月也好。但是前者不能算完全的“国民义务教育”，后者更是扫盲性质，决不能以“国民义务教育”论。作为“国民义务教育”的“小学义务教育”，应该只有相同的一个年限，不要有不同的两个以上年限，以免多所纷歧。
3、现在的小学和初中如何加强劳动教育和技术教育？我认为初中和小学都应当在平时的教育和教学中加强劳动教育。但技术教育除了在初中设农业或工业实习科、小学自然科中增加一些农业基本知识并就原设的“手工劳动”科加强教学以外，小学可不设农业或工业专科。因为小学儿童年龄小，文化基础差，对旧的农业知识可以在家中从父兄们学习到，新的农业知识由于没有生物学为基础，要学习也学习不了、学习不好。又要在中小学加强劳动教育或技术教育，也必须有经费以便增加有关设备才好。
4、农村不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是否可以给予一两年农业技术教育，以便从事农业劳动？我认为这当然可以而且是最好的。如果能这样办，那末小学高级就不必再主张增设农业专科了。不过事实上，教育经费有困难，师资也有问题，能否一律这样做，应当再加研究。
5、城市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是否可以给予一、两年技术教育，以便参加工业生产？我认为这和第四个问题一样，如果能实施的话，那最好。但是给予初中毕业生以这类教育，和招收初中毕业生的其他技术学校何有区别？并如何区别？也一定要研究。
6、中小学的设置，是否可以少集中在城镇，多分散在农村？我认为这当然很好。不过因为教育经费不足，已设的中学不容易从城镇移往农村，未设的也不容易在农村添设。小学本来是分散在农村的，当然农村有些地方还需要添办小学以实行普及教育。要添办小学，也需要经费，来源在何处呢？民办、社办、儿童识字班，都只是目前不得已的临时措施，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总而言之，中小教育经费必须开辟来源，逐年逐步增加比重。否则三、四、五、六四个问题容易落空，一、二两个作没钱的打算（要让儿童晚些入学，要初小四年毕业就算已受过义务教育等）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
最后，我对李副总理“农村小学教员，……他们的工资不应同农民的收入相差太多，应当进行适当的调整”的说法，不能完全同意。现在的农村小学教师工资是不高的，但比农民的收入却相差得很多，如果要照农民的收入向下调整，那似乎是不恰当的。小学教师文化比较高，劳动比较复杂；农民的收入虽然少，他们不必买进食粮和燃料，生活也比较简单些。彼此之间如何能比，如何能使他们的收入不相差太多呢？再则农村小学教师要减低工资，城镇小学教师和中学以上教师的工资减不减？如果这要减，那不减，待遇各别，如何令人心服？三则农村小学教师大半是从城镇去的，如果独减工资，谁肯下乡呢？四则师范学校本招不到学生，师范毕业生也本不愿往农村工作，将来的农村的教育工作又叫谁心服情愿地去做呢？这个问题关系太大了，希望李副总理再加考虑。
我的上述不一定正确的个人意见，是否有当？希望李副总理和各位委员、各位同志研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