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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祖国医学
施今墨建议在中国科学院内建立专门机构
在反动政府统治的时期，几乎遭受废弃的中医，解放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指示下，得到复苏。并且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及群众的努力下，几年来发掘了祖国医学无限的宝藏，显示出无限光芒的远景。为了实现这种远景，就必须研究祖国医学的科学性原理，以现代科学来阐明它。因此，应当在科学院另设机构，专作中医学理研究工作。其理由我分四个部分来说明：
一
我国医学界存在着两种理论体系。一为经历几千年的中医，一为十八世纪初由西洋传入的西医。一个讲气化，一个讲细胞，两者理论体系不同，矛盾当然存在。我们知道，以往的西医，都是被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笼罩着，以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为基础，把身体各种反应，看成是单个细胞独立反应的机械的总和，把各个局部都孤立起来。这种不正确的医学观点所导致的理论，反映到治疗方面，也便带来了不正确的治疗方法。直到巴甫洛夫学说——有机体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的学说被重视之后，使生理学放出了新异的光彩。巴甫洛夫学说传入我国，也推动了我国医学的猛进，因为他的学说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符合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需要，然而我们历经了几千年的祖国医学，却很早就把人体看做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机体了。根据可靠的医书来看，远在公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这种学说。但是限于古代客观条件，并没有以物理、化学、细胞等等来解释它，而是以阴阳表里、五行生克及五运六气等等的说法，来说明了有机体的统一完整性。远在几千年前就有了这种见解，实在是非常伟大的。这种整体论，一直在支持着中国医学的前进，可惜的是在历代中羼加了些道家玄理，才使近代的人认为中医不科学，是唯心论的产物，甚至于认为没有研究的价值了，加之，以往被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所笼罩着的西洋医学，由于看做局部是孤立的，当然与整体的看法是格格不相容的。同时中医本身却也很少创造性，不会以现代科学解释古理。于是祖国医学的辉煌成就，不但没有推陈出新的加以发扬，反而被反动的统治者予以摧残，而日趋埋没。幸而中国共产党和英明的毛主席，提出发扬祖国医学的号召，才使祖国医学，重现光明。
除了中医的整体论之外，如众所知，近世的巴甫洛夫学说是承认有机体的统一完整性的。然而却与中医之整体论有所不同。巴甫洛夫学说，以神经反射为主体，大脑两半球的机能主宰了一切。中医学说却不是这样，而是以五行生克、表里阴阳表示了循环关系及矛盾关系。总起来说，两者都讲整体，而说法不同。其实，整体论的学说，是全面性的，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法则的，所以巴甫洛夫学说与中医学说很可能融合一起，成为更完善的整体论。
二
祖国医学既然有几千年的历史，又有不可磨灭的疗效事实，那么中医是不是只有经验而无理论呢？虽然我们不可否认祖国医学是几千年的经验累积，可是我们也不可忽视经验到达一定程度就要提高到理论，再由理论回到实践，循环不断，反复出新，才是进步，才有发展。假使祖国医学只有经验、没有理论的话，我想祖国医学也不会存留到今天。问题是在于中医的理论未经现代科学阐明，以致被人认为中医的理论是玄学，这种见解正是因为对祖国医学没有深入研究的结果。
中医历代先贤，在实际的经验中找出了各脏器之间的关系，并且认识到它们之间不是各个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着的，外界环境是会影响它们的。然而在古代科学未昌明的情况下，找出了以五行生克、表里阴阳来说脏器之间的关系及外界给与机体的影响，论证了机体是统一完整的。
我们必须由历史发展来看问题，就以西洋医学来说，古代希腊也同样的曾以风、火、水、土来看人体，后来才演进到化学。假若没有经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的过程，也难由灵气病源论，一跳就跳到巴甫洛夫学说。祖国医学也同样的限于历史客观条件。中医的论法也是朴素的辩证唯物论。虽然我们知道生理不是代数，然而不能说它绝对没有道理。因此我认为祖国医学的宝藏，并不只限于宝贵的经验，而且是蕴藏着现代医学还未讲到的生理学及病理生理学的理论资料。
三
由于祖国医学的珍藏，不只限于临症经验，同时在生理及病理生理学方面，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材料。特别是中医在实践中所理解的脏腑之间的关系，却是现代医学还未讲过的。举例来说：中医认为肺不是孤立的生存在脏腑之间的，它同肾同脾是有着相生的关系，它同肝同心是有着相克的关系；又说肺主皮毛，肺开窍于鼻等等。一个肺同这么多的部分都有关系，在现代医学中却未见到有这种说法。但是这些关系并不是凭空乱造出来的，而是在临床上找出来的。我们在治疗上也认为肺有病，并不单纯的去治肺，而是观其生克，察其表里，全面分析，治其本原。以疗效来看，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是古人在实际的观察中，虽然能体会到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无法按现代科学原理来释明它，也就是说有了方向而没有详细说明走那条路及如何走法。例如内经说：“肺主皮毛”，我们在临床上也确知肺与皮毛是有关系的。可是如何解释呢？古人是这样解释的：“金气坚定，皮象亦然，肺脏应金，故合皮也。”我认为这种解释并没有把其间的究竟关系解释清楚。为了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实验，以现代科学原理来解释它。这样就会扩大了生理学及病理生理学领域。由是，在诊断上和治疗上就有了更广泛的新途径，解决病痛就更迅捷。这种新的生理学及病理生理学，就是古今所未有的新中国独特的医学，使祖国医学在国际间占一重要地位；也就是使中西医两种不同理论统一起来，如巴甫洛夫学说一样，会影响到国际医学体系，在现代医学史上写上光辉的一页，并且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以现代科学发扬祖国医学”的任务。
因此，我们就不只是要研究中医方剂和治疗，而且要研究祖国医学的生理学及病理生理学。也就是说，不但要发掘它，更要发扬它。
用现代科学研究祖国医学的生理学及病理生理学，是发扬祖国医学的途径，这应当是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之一，就如同巴甫洛夫学说的研究，在苏联科学院中所占的地位一样。这是使祖国医学赶上国际水平的工作，是艰巨的而且是需要长时期的。因之必须要广集人力，尤其是要把已有现代医学基础而且对于祖国医学有了相当认识的人，集中起来，发挥集体力量进行研究。更应聘请年老中医而学有专长的人为顾问，以便使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至于研究方法，应以实验为主，着重于活体实验，并以实际病人为对照。我们不能离开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当严格地坚持着从生理学出发的、并且是纯粹客观的、从外方着手的分析，然后把全部问题加以系统化。被统一的理论就可以为今后学医的规范，使中国医学不再分为中医和西医之别，填平了中西医之理论不同的鸿沟，达到了团结中西医的目的。每一个学过这种理论的，都是学贯中西的医生。这种创造性的新中国医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中国独特医学。
四
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卫生部成立了中医研究院。既然有了中医研究院，是不是没有必要在中国科学院另设中医学理研究所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分清楚“社会的现实具体工作”与“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这两种工作是同样的艰巨，如果由一个机构负担下来，就有些过重。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就应当双方并进，分工合作。中医研究院是做社会的现实具体工作，例如：历史的整理，医书验方的收集，教材的编写，治疗经验的总结及推广，疑难病症的治疗和讨论，针灸的发挥以及中药的鉴定等，但是用现代科学研究并阐明祖国医学的生理学及病理生理学，使之创造性的发扬祖国医学，达到国际水平而成为中国独特医学理论体系的工作，应当由中国科学院另设机构承担起来。这不只是中国医学内部问题，而是会影响世界医学体系的问题。这种工作也非中国科学院莫属。况且中医五行学说，现在在中医数十万人中，主张者与反对者各有半数；多年来互相驳诘，莫衷一是。中医自身先有矛盾，若不求得统一的原理，一切问题更难解决，孰是孰非，无法肯定。必须通过彻底研究，以现代科学真理确切证明，确定价值，才能求得统一，才能服人。这种工作绝对不是通过商榷、合作就可解决，也只有中国科学院才是最适当的负担起这个工作的机构。
党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为了超额完成十二年计划，就更有在中国科学院专设研究机构的必要。尤其是当此研究人员逐渐增多，而中医有丰富经验的前辈们却渐衰老，若待其雕零已尽，纵有此种机构亦无人足以主持。时机不可失，现在筹备，尚未过晚。苏联华格拉立克教授曾说：研究中医，要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领导机构，这句话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我们也应当采纳这个意见。
众所共知，凡属科学的研究工作，皆集中于中国科学院，院内设有数十个研究所，其中不少为研究祖国遗产的，祖国医学既已公认为祖国遗产之一，却被摈诸中国科学院系统之外。既然如此，却又何必在院内设置一、二闲散学部委员？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试问一、两位委员能否负此艰巨的研究工作呢？发挥集体的创作能力，才是研究科学的正当途径。我们断不能认为有了中医研究院，即可引为满足，加以推诿。因为两者研究的目的不同，已如前述。
我们为了发扬祖国遗留下来的宝贵产物，使之在现实具体工作之外，成为中国所特有的医学理论体系，就应当在中国科学院内设立专门研究的机构——中医学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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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工流产需要适当限制
严仁英的发言
这次大会上，关于节制生育的问题讨论很久，使我受益很大。本来在十九人联合发言中我们已表示过“人工流产只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因为李德全和邵力子委员有不同看法，我想再从妇产科工作者的角度上申说一下我个人的意见。
对人工流产不加限制的害处
李德全委员在发言中说“人工流产不但对妇女身体、工作、学习等有所损害，并且也不能达到节育的目的”，我同意这种看法；但是我想这个方法既然有缺点，对人民可能有害，我们就不应当把它放在人民中间不加限制。我们目前避孕工作还未很好的开展，有的人们对避孕方法还有怀疑，如果我们同时开放人工流产，必然会在一定群众中引起错觉：他们认为避孕是可以采用，也可以不用，反正有人工流产作退步！这样我们主观上虽然说不是提倡人工流产，而实际上好像放在无经验的年青人面前两条路，说那一条不好，但是可以自由选，让没有经验的人去冒危险我想是对他们不够负责的。
虽然我们不喜欢用强制方法，但是对危险的事不定出个安全规则来我想也不一定对。比如我们在街上走路、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服从交通警指挥，这不能算强制，因为这是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街窄，交通工具杂乱，所以交通秩序尤其重要。
今天对于人工流产手术，应当有像交通规则一样的一种限制，因为避孕知识尚未普及，而大量作人工流产也不可能。目前我们产科工作还主要依赖助产士。产科医生少，对人工流产手术有经验的人更少，如果要根据自愿不加限制，则人工流产手术数目必然增加，而手术质量就会更为降低，这就对人民健康不利。另外，我们床位也很不够，虽然产妇最好住院分娩，目前即使在大城市中亦大半在家（北京市只40％产妇住院分娩），即使享受公费医疗的人也有一部分不能住院，农村情况更不必说，所以今天还必须对人工流产手术加以一定限制，这种限制不是为了怕麻烦，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母亲的健康。虽有条件限制，在执行中也要根据不同情况来研究决定。随着医药卫生情况的改善和避孕知识的普及，这些条件限制还可以修改或完全取消，那就看那样作对人民更有利。这就像我们有了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我们改善了交通工具和街道，交通警也可以取消。
苏联取消限制有他的具体条件
苏联去年取消了对人工流产的限制，这是为了避免人们去用其它方法堕胎；苏联人民已有几十年避孕经验和习惯，医疗工作水平亦高，他们全国有二万零六百七十位妇产科医师，有十三万八千张产科床，五万二千八百张妇科床。在集体农庄产院里还有另外二万三千多张床。所以在苏联取消这些限制之后，因为人民已有普及的避孕知识，所以也不一定有很多人去要求作人工流产，即使有，也有雄厚的技术条件作保证。苏联这样作是根据他们的需要与具体条件。为了更好地保护妇女健康所采取的措施，我们情况不同，搬用苏联经验，就不一定能达到保护妇女的目的。因此，我认为在我们考虑是否取消人工流产的限制时，除去其他方面的利害关系外，也应当先把大量作人工流产的可能估计一下，那样才不会徒然有一个人工流产主要“取决于自愿，取消一些限制”的决定。而不能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给人民解决问题。强调困难虽然不对，应当考虑和准备的条件不具备，而造成人民健康的损失，也是不对的。
避孕方法的可靠性还是很大的
有人说人工流产不能限制，因为避孕方法靠不住；我想，说避孕法不合乎理想不尽善尽美是对的，但如果认真地使用这些避孕法，是可以达到计划生育的目的。许多国家的人口，所以能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多不是靠人工流产而主要是靠避孕方法。在座许多位委员们都可能有自己的亲身经验可以证明。那么，为甚么有人用了又怀孕？我想有几个可能：（一）药物工具质量不好：群众反映药膏有刺激性，阴茎套容易破，或有时忽然断了供应；这种情况应当从速解决，如国内大批生产有困难，应当放宽入口限制；（二）宣传指导方法的缺点，或是方法选择的不好或是说明的不够；（三）有些人怕麻烦不肯经常用。凡此种种只要我们广泛开展宣传，保证药物的供应和质量，都能逐步解决，也是我们大家应当努力作到的。代表牡丹江的袁安全同志和哈尔滨的杨振国同志在发言中说“目前有很多人为了节育均愿作人工流产，而不积极利用各种避孕方法，这是应当注意的。”又说：“现在宣传的各种避孕法，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效果，只要耐心试用，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并能得到有计划的生育和减低生育的目的。”我想采取同样看法的，一定还不只我们几个人。人工流产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
邵力子委员发言中提到上海女工怀孕后用各种方法想引起流产的事，我想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彻底解决的办法还应当是避孕，而不是人工流产。过去因为避孕知识未普及，妇女怀孕后没有办法才去吃奎宁等，如果大力宣传避孕知识，这种采取冒险行动的事定会减少。当然如果怀孕之后你再去谈避孕是晚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当前问题的解决应当看“作手术”与“不作手术”那一个危险更小，就采取那一个，当事人不同意就要耐心说明。因为有的时候年青人看不到长远利害关系，我们看到了就应当负责指给他。当然，过度强调危害性而不结合具体情况也是不对的，今后为了不“临渴而掘井”，还是只有大力推广避孕法才是根本办法。用人工流产来“解近渴”应当是只是在不得已情况下才作。对于身体有病的人，例如患有心脏病的妇女，因为怕妊娠或分娩会加剧病情甚至危及性命，当然更应当避孕。避孕不成功时是否作人工流产，那就要根据当时这个人的情况是作手术安全？还是任他妊娠分娩更安全？也就是说根据对母体健康最大安全的前提来决定是否手术、何时手术和作何种手术。医生们考虑这些问题时的态度不是轻率的，是从妇女的最大利益出发的，无论对健康人或有病的人，都要想到许多方面，若说我们有过多考虑健康方面问题我想是有的，但绝不是为了怕麻烦。实际上说服一个人不作手术要比作一个人工流产“麻烦”的多多。
作绝育手术应当考虑的问题
至于绝育手术一般无大危害，是可以放宽限度，原规定要求至少有四个孩子，就不一定必要。不过，这个手术作完不容后悔，所以必须先慎重考虑，我们一般总是愿意至少有一个孩子已超过十岁，因为孩子大些，得急性传染病与死亡机会小些。如果只有两个四岁以下的孩子还是慢些绝育的好。父母年龄虽然不影响手术结果，但如男女双方或一方年纪太轻，也要考虑婚姻关系改变的可能性。这些考虑是必须的，但是否作为限制的条件，还值得研究。
总而言之，我们提出节育是为了人民健康与幸福，我们绝不可操之过急，或采用不妥当的措施而影响人民健康和幸福；我们应当把主要力量放在避孕的宣传、指导和研究上，在适当条件下，本人自愿时可以作绝育手术，人工流产只应在不得已情况下才作。由于大家对人工流产意见不全一致，我建议卫生部召集有关各方人士广泛征求意见，再作决定。并且希望在有了决定之后，首先向医务人员作适当的说明和动员，以便使工作顺利进行。
此外，我也同意郭向欣同志的意见。在我们展开节育宣传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免造成过度紧张空气。匆匆提出几点不成熟意见，希各位指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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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议把布氏杆菌病防治工作列为国家研究项目
孙兰峰说，内蒙古卫生防疫工作已经有很大成绩，布氏杆菌病需要大力防治
我衷心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英明指示，周总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若干问题的说明，完全同意陈叔通副主席关于政协二届三次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的报告是对当前国内国际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精湛论述，将指导我们正确地处理各项工作和问题，保证我们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完成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一定努力把这两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学习好，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领会与掌握文件的精神，贯彻到工作中去。
内蒙古自治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已经实现了区域自治，建立了“民族平等、亲密团结、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新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人民为了摆脱贫困和落后，实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正以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艰苦英勇地进行着各项生产建设工作。同全国各地一样，内蒙古自治区在1956年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改变了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生产高潮。1956年的农业生产获得空前丰收，牧业生产也有重大发展。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正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基础上，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着大生产运动，为争取1957年的更大丰收，为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而作着不懈的努力。
现在，我仅就内蒙古自治区的卫生防疫工作和布氏杆菌病的防治问题，在这里作一简要发言。
历史上所有反动统治者都是从根本上就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并且由于反动统治者压迫和剥削的结果，给人民留下了不少疾病和困苦。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更显得格外严重。解放后，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向各种疫病和困苦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到现在，已获得了巨大成就。曾经猖獗一时的鼠疫已被控制，能够使其不在人间发生和流行；为害内蒙人民健康的性病，经大力防治已使其停止发展，并在逐步消灭中；妇幼卫生工作也有重大开展。现在内蒙少数民族人口已由过去的下降而逐年上升。同时也确保了国际交通线的畅通和工业基地建设及各项生产的顺利进行。
我们1956年的卫生防疫等工作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并把重点放在消灭危害人民最大的疫病的斗争上来。在鼠疫防治工作上，扩大了疫源检索范围，基本上查清了疫源区，进行了野外大面积上的灭鼠工作，仅在呼伦贝尔等四个盟，两个行政区的统计就完成四万五千一百零七平方公里的毒鼠面积。经重点调查，毒鼠后每公顷的鼠洞平均下降到四个以下，通辽市抽查了六个屯，每百间房只有三个鼠洞。昭乌达盟十个旗县的调查，就出现了七百一十个无鼠屯，使家鼠和野鼠的密度，直线下降。还在重点地区接种了鼠疫活动疫苗一百四十余万人次，较1955年增加了三倍，提高了居民的免疫能力。因此，1956年没有发生人间疫情。但鼠间鼠疫的发生和流行，仍经常威胁着我区各族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因此必须提高警惕，继续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在性病防治工作上，去年又在各盟设置了性病防治专业机构，大力开展了性病防治工作。全年普查了二十万零五千七百八十四人次，这个数目比1950到1955年的六年内全区普查人次的总和还要多，普查率达地区常住人口的85％到90％以上，并免费治疗了二万一千二百四十五个患者，相当于1953年到1955年的三年内全区治疗总人数的十五倍。麻疹死亡率较1955年降低0.14％，流行性出血热发病人数较1955年降低40％。对其他一些地方病，重点的，如克山病，布氏杆菌病等也进行了研究和治疗。在妇幼卫生工作上，已培养各民族助产士二百九十五名，保健员四百四十二名，改造旧产婆及训练接生员共一万零五百三十八名，新建了保健所、保健站、接生站、接生组，在农、牧区还建立了中心接生站，推行了便利群众、特别是便利牧民群众的巡回工作法，对产妇进行产前产后的检查，广泛推行了新法接生，婴儿破伤风死亡率大大减少，由1950年的53％，下降到1.15％。训练了妇幼卫生宣传员一千零五十一名，广泛地开展了妇幼卫生的宣传教育工作，受到了农牧民的极大欢迎。各盟、行政区、市综合医院均设有20％的妇产科病床，和10％的小儿科病床。卫生防疫和妇幼卫生工作，对增强各族人民健康，对保证各项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下面我想就内蒙地区布氏杆菌病的防治工作，多讲几句：
内蒙古自治区在1953年发现了布氏杆菌病。布氏杆菌病是一种牲畜传染病，但也感染人，群众叫这种病为“瘫痪病”，也叫“穷病”。人要是感染了这种病，很快就丧失健康，瘫痪下来，失去劳动能力，不能从事生产，也将失去生育能力。牲畜得了这种病也是如此。母畜流产，更为严重。这种病菌容易感染，凡接触疫畜就有被感染的可能。如牧工、接羔保育人员、饲养管理人员、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屠宰人员，在接触疫畜时，如无防护设备，不经过消毒处理，就有被感染的可能。家庭主妇及炊事人员如触及带菌的肉类，或者食用了不十分烂熟的有菌的肉食，也有被感染的危险。根据现有调查材料，除巴彦淖尔盟未进行调查，察哈尔盟未发现外，其他六个盟、两个行政区的部分旗县内都有布氏杆菌病的发生和流行，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也发现了病畜和病人。据我们在六个盟两个行政区中的四十四个旗县内的调查：人的血清检验阳性反应率，最高的达20％到25％；牛羊的血清检验阳性反应率，最高的达到15％到20％；牛羊流产率平均为20％到25％。估计全区约有布氏杆菌病人十万人，约占全区人口总数的1.17％强，其中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病人，约有二万五千人，这个数目是很惊人的。如果每个病人的病期，即完全不能从事生产的时期为一年（由于群众经济条件及我们防治技术条件的限制，往往不是一年内可以治好、可以完全恢复健康的），则每年就损失九百万个劳动日。这些劳动日如果都能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为国家多生产五千万斤粮食，就可供二十万人的城镇吃一年。估计全区约有病畜二百万到三百万头，如果病畜中有二分之一是能够生育的母畜，大约每年就要流产小畜二十万到三十万头。再由于我们防治及其他条件的限制，目前还不能控制这种病的发展和蔓延，实际损失数字较上述数字还要大。这就是布氏杆菌病给内蒙各族人民带来的重大危害。人患了这种病之后不能生育，这对少数民族说来，危害就更加严重了。
内蒙古自治区的牧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牧区是完全从事畜牧业生产，半农半牧区畜牧业生产占了整个生产的一大半，农业区的畜牧业，也占相当比重，内蒙区农民的主要副业生产一般就是畜牧业。这就是说，内蒙广大农牧民大多数都是饲养牲畜的，都要与牲畜接触，而且他们为了增加生产获得丰收，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夜以继日地辛勤劳动着，要把大量的肉食、乳品和皮毛供应国内城市的需要，并向国外出口。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全心全意地要把自治区建设好，同全国各族人民携手共同进入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布氏杆菌病却在严重地威胁着他们。
当严重威胁人畜健康和农牧业生产发展的布氏杆菌病一被发现之后，内蒙古自治区党政领导上，就给予了足够重视，中央也给予了很大支援。在1953年就建立了布氏杆菌病防治机构，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并重点进行试点治疗工作。去年又在总结了几年来的防治工作的基础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积极开展布氏杆菌病防治工作的指示”，各盟、行政区，市、旗县，都建立了布氏杆菌病防治委员会的群众性组织，在各级人民委员会领导下进行防治工作，建立了布氏杆菌病防治研究所，配备了专业工作人员，各级卫生机构和部分畜牧兽医工作站也设立了防治组织，并广泛组织了汉、蒙医务人员，全面进行调查研究和防治工作。自治区卫生部门还将组织一些专家、教授和专业人员开展布氏杆菌病的科学研究工作，掌握地区疫情史，传染途径及有效的防治办法，给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防治工作创造条件。
这里我特别请求中央有关部门考虑，能够把布氏杆菌病的防治工作列入国家研究项目之内。
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从事控制布氏杆菌病的蔓延、流行和消灭工作。
在辽阔的内蒙地区要消灭这样一个几乎遍及全区的敌人——布氏杆菌病，不难想到困难是很多的。但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伟大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一定仍像过去战胜一切疫病和自然灾害一样，将以英勇不懈的斗争精神，争取在近几年内把布氏杆菌病彻底消灭干净！（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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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注意改进药房工作
孟目的的发言
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暨政治协商委员对全国各项工作进行视察之后，举行了分组座谈会。其中医药卫生问题组曾提出了目前医院药房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提请有关部门予以重视并及时加以解决。我是一个药学工作者，对此问题有所同感。因为药房工作是整个卫生工作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环节，过去几年来确实没有重视，现在既然有人提出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从而加以改进，使药房工作能够很好的配合医疗业务，提高医疗效果，减少患者的痛苦，这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据我个人片面的了解和不成熟的看法，药房的领导关系不明确、药师待遇偏低、没有进修的机会等等问题，说起来固然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亟需加以解决，但还有一个比较更为重要的关键性问题，我想提出来供有关方面的参考。
我认为目前药房工作中的关键问题，主要是由于缺乏最低限度的设备，以致药房调剂人员不能按照操作规程调剂药品，调配药品所用的原料和配成的处方既没有设备加以化验，当然无法保证它的质量，也就严重的影响医疗效果。我们根据北京市药检所抽验本市医院药房调配处方的统计报告，其中指出药房调配的处方只有25％是及格的，也就是说：每日平均调配的四万处方中仅有一万件及格，其余三万件均不及格。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推想到这三万多个调配不及格的处方对于医疗效果的影响将是何等严重。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发现处方调配不及格，是要以法律程序来处理，而在我们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里，应当说，这种现象就不应该存在。我们试一推究这种现象的所以产生和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旧社会“重医不重药”的腐朽思想意识所造成，如果现在还不及时加以纠正，我国的医疗水平将永远不能提高，永远达不到国际水平，问题的严重也就在这里。因此，对于这个问题，不论医院领导和各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都应该予以重视，列为工作检查重点之一。现在就我个人的粗识浅见，提出几点改进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药房设备缺乏、人力不足、工作条件恶劣、技术领导薄弱，是不能保证调剂质量的根本原因，因此，希望有关领导部门应根据医院药房工作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调整编制，充实人力，添置设备，改善工作环境，加强技术领导，使药房工作人员有条件能够按照操作规程进行调配，这样，调剂质量才能保证，医疗效果才能提高。
二、由于药房工作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除了一般行政领导之外，业务和技术方面，应由卫生部药政司统一领导，这样对于技术的改进和有关法令政策的执行（例如麻醉毒剧药的管理等等），才能得以提高与贯彻。有些药房工作者反映，为了改进和解决药房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例如药房工作制度，管理办法，药工人员的待遇、等级及晋级制度，药房与有关医药院校方面的联系，经验交流，技术指导，专业进修，以及疑难问题解答等等，请卫生部考虑召开全国药房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便研究讨论上列各项问题。我认为这个意见，卫生部应该考虑一下，因为一切的事情只有通过实际的经验来改进今后工作才是最可靠而又最切合实际的办法，药房工作当然也不例外。
三、从城市分区医疗和药品供应的趋势来看，逐步过渡到市中心药房和中心仓库是城市药房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除较大医院附设药房外，其他各门诊部、诊疗所、防治所等等较小的医疗预防机构，如果各有各的药房，各有各的仓库，无疑的是人力和设备的浪费，而且过于分散，诸多不便，不如就近集中在中心药房配药。中心药房的优点是可以集中人力，保证调配质量。中心仓库的设置，可以使医疗器械和药物得以集中掌握，统一分配，灵活运用。至于建立中心药房和仓库的办法是否可以重点试行，有无实际的价值，还是希望有关卫生领导方面详细考虑。这是个人初步的看法，是否可行提请诸位委员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