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致公党中央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
作出发展组织和进一步开展宣传工作的决议
新华社23日讯 中国致公党在21日到23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常务委员外，还有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最近来京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致公党成员。会议由陈其尤主席主持。
在这次会议上，着重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同时学习和讨论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各项决议。并根据毛主席报告中的指示和政协决议的精神，讨论和检查了致公党半年多来的工作。会议始终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发言踊跃。大家在发言中对毛主席的指示和全国政协的各项决议一致表示拥护，并愿更进一步学习，在工作中切实贯彻执行。
会议并作出了关于发展组织和进一步开展宣传工作的决议。在发展组织的决议中，更具体地明确了发展组织的对象、地方和各地发展组织增建机构的指标，强调发展应与巩固相结合。在进一步开展宣传工作的决议中，明确了致公党进行对外宣传和对内教育的方针。
会议还作出决议：拥护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决议和指示，各级组织以及全体成员应认真学习这次政协会议的各项文件，并加以贯彻。
第4版()
专栏：
改进领导作风，提高干部水平
甘肃省抽调干部到基层工作
据新华社兰州22日电 中共甘肃省委在最近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研究了改进领导作风、加强基层工作和提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水平与业务能力的问题。会议确定：抽调一个省委书记、二十八个省级机关厅、部长，三十三个省级机关科、处长级党员干部，到县委、农业社、牧场、工厂、基层事业企业单位担任党的书记、副书记，行政上的正职或副职，以及驻社干部等，工作一年左右，然后再回原职。会议并决定将这种轮流下去担任基层领导，切实摸索经验的方法，作为一种制度坚持下去。
省委要求下去的干部一般地要在3月底到达新的工作岗位。要求着重做好三件事：一、除受当地党委领导外，并且直线与省委取得联系，及时反映情况；二、亲自动手，研究这些基层工作的具体经验；三、帮助原来的领导干部提高领导水平和业务能力，并且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与业务能力。省委要求下去的干部要有虚怀若谷、循循善诱的精神，先作学生，后作先生，学习下边同志艰苦朴素、深入群众的作风。但不要把铺张浪费与官僚主义带下去。
为了从各方面各不同类型的地区、单位取得各种不同的经验，会议经过研究后确定：在农村选定干旱地区（皋兰、会宁县）；干旱又是少数民族地区（东乡、海原县）；山区又是多种经济地区（徽县、岷县）；植棉又是防风砂、修水利地区（金塔、安西县）；高原地区（宁县）；人多地少、副业多、水土保持任务大的地区（甘谷县）；山区又是老根据地（华池县）；牧业区（天祝县）等共计十四个县。在工业交通部门选择了五个工厂，一个手工业生产联合社，三个建筑公司，两个运输公司，一个市邮电局，共十二个单位；在财贸部门选择了一个县供销社，一个县财政科，一个县银行，一个专业公司，一个二级批发站，一个县粮食科，共计六个单位，作为下放干部的据点。下去的干部中有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李景林，工业部长何承华，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陆为公，商业厅长石现之等。
第4版()
专栏：
北京市打击流氓盗窃分子
公安局逮捕和处理了一批罪犯
本报讯 最近北京市公安局惩办了一批流氓、盗窃分子，收容教养了一些有严重流氓、盗窃行为的少年。
这些流氓、盗窃分子，经常在市内劝业场、前门车站、天桥市场等地区，特别是在劝业场，乘顾客拥挤的时候，偷窃商品和顾客财物，有时集中十几人打群架，从劝业场三楼往下对准女售货员和顾客扔烟头、吐痰，无理取闹。有的还用各种流氓手段侮辱女售货员和一些年幼的女孩子。伪军出身的流氓、盗窃分子梅世昌甚至把某中学的一位女学生骗到龙潭附近企图强奸。流氓、盗窃分子郑志成，不仅自己从事犯罪活动，还唆使十几个少年进行流氓、盗窃活动，偷了财物就交给他挥霍。这些流氓还偷盗建筑工地的材料，破坏各种建设。去年10月，宣武门城墙上架设的高压线被他们割去三十多公尺，西单一工地上的大型机器，被他们偷去一些重要的零件，致使机器不能开动，危害了首都的社会主义建设。更严重的是在这些流氓盗窃分子的引诱腐蚀下，有的青少年也逐渐变坏了。有一个十四岁的小学生，过去曾得过学业优良奖状，经他们的引诱腐蚀，开始了流氓、盗窃活动。这群窃盗、流氓中为首的主要是一些曾经被判过徒刑、在刑满释放后仍不悔改的坏分子，如梅世昌、郑志成等。梅世昌在1952年的时候，就因为进行盗窃和调戏妇女等罪行被判处徒刑二年。
北京市公安局发现这些情况后，即专门进行了调查。群众对这些流氓、盗窃分子也是极为愤恨的，政府有关部门和报社曾经收到不少群众的检举材料，有的群众积极分子还扭送流氓盗窃分子到治安部门处理，受迫害者更不断要求对这些流氓、盗窃分子严加惩办。北京市公安局根据调查材料以及群众的意见和检举，从去年10月开始，陆续依法逮捕了一些罪行严重的流氓、盗窃分子。到今年2月3日为止逮捕了梅世昌、郑志成、刘殿玉、颜秃子、刘清成、马骏良、苏来福、王欣如等。在过去一个月中，对一些有严重流氓、盗窃行为的少年，曾分作两批将他们分别收容进行教养。对一些情节较轻的少年交给他们家长领回管教。
在采用了上述措施以后，情况已有好转。但为了进一步巩固首都的社会治安，北京公安机关将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并充分发动群众，严厉地打击流氓盗窃分子。
第4版()
专栏：
用部队官兵的捐款建立二十五个拖拉机站
新华社23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最近决定，从部队官兵捐献的款项中拨出一千万元，在今年内再建立二十四个小型拖拉机站。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也决定用官兵们的捐款，今年在祖国建立一个中型拖拉机站。
总政治部和农业部共同商定的计划是：在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七个省各建立两个小型站，在河北、山西、黑龙江、青海、山东、湖北、湖南、贵州等八个省、西藏地方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建立一个小型站。每个小型站配备拖拉机二十五标准台。
在辽宁省安东地区，将用志愿军官兵的捐款建立一个拥有拖拉机五十标准台的中型站，命名为“安东志愿军拖拉机站”。
部队官兵去年已经捐款建立了十个拖拉机站。这十个站是：在安徽省定远县和河南省许昌县的两个大型站（拥有拖拉机一百标准台）；在陕西省延安县、吉林省公主岭市、北京市郊的三个中型站；在内蒙古自治区临河县、四川省新都县、上海市郊、天津市郊、甘肃省平凉专区的五个小型站。现在，除甘肃省的一个还在筹建中外，其他九个拖拉机站都已经先后投入了春耕生产。
第4版()
专栏：
广东农村的复员军人
积极投入春耕生产
新华社广州23日电 今年回到广东省农村的五千多名复员军人，目前都积极地投入了春耕生产。
这批复员军人是今年春节前后陆续回到农村的。许多复员军人一回到农村就参加了生产。惠来县澳角乡复员军人徐贵德回到家三天，就在当地农业社干部的帮助下安排了参加生产的计划。当他了解到社里缺乏春耕生产资金后，主动地把自己积蓄的三百元投资入社。
广东省各地的中共党组织、政府和人民群众都把今年回乡的复员军人看成是争取今年农业增产的生力军。复员军人回到合浦县等地时，县长、兵役局长等向他们介绍了当前农业生产的情况和早先回乡的复员军人在农业战线上所立下的功劳，要求他们回乡后发扬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努力克服目前农村中尚存在的一些困难。
第4版()
专栏：
到基层去安家落户
本报评论员
甘肃省委最近抽调一个省委书记、二十八个省级机关厅长、部长以及三十三个科处长级的党员干部到基层去安家落户，一年以后再回到原岗位来。这种做法是值得提倡的。
这种做法，不论对于改进省委领导作风，不论对于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都有很大好处。
过去，省级机关的干部也是常常下去的，但下去的时间很短。他们下去总有一个具体目的，或者是为了解决当地一个重大问题，或者是巡回检查一下中心工作，等到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检查工作完了，就上来了。时间太短，就不能系统地广泛地研究下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即使发现了一些问题，也往往研究得不深不透。这样下去一次，固然有很多好处，但毕竟是“走马看花”，对下面还不能有细致的、全面的帮助。
现在要改变这种情况，要让干部带上冬衣夏装，在一个地方住上一年半载，同基层干部、群众朝夕相处，求得思想上感情上更深的结合。甘肃省委的这种做法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把一批骨干力量放到下层去以后，就把省一级领导的根扎得更深了。这些同志下去以后，不但对当地工作和当地干部会发生一定的影响，而且能够有效地改进省委的领导。省委通过他们更容易了解下情，研究下情，掌握比较全面的情况。毫无疑问，这种领导方式要比“走马看花”的领导方式深入得多，这是克服或减少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的有效方法之一。
其次，上级机关的干部能够轮流到基层去工作，使他们有熟悉群众、接近群众的机会，这对他们本身的思想的提高有极大好处。甘肃省委把这种做法作为一种制度坚持下去，这应该看作是训练干部的一个好办法。在艰苦的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全国解放以后，不少干部慢慢地习惯于依靠发指示、听汇报来领导工作，终日坐在办公室里，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大大减少了。这就使不少同志的群众观点淡漠了，政治上的进取心削弱了，眼光短浅了，从而各种非工人阶级思想意识和作风有了滋长的机会。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求干部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在新的形势下，熟悉工人、农民、基层干部，在和群众接近中锻炼自己的群众观点，在领导具体工作中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方法。
要从上级领导机关抽调一批骨干力量下去，不但要下很大的决心，而且要在抽调干部之先作周密的安排，妥善地调配骨干力量，保证在一部分干部调下去以后，日常工作不受影响。如果事先没有做好准备工作，那么，抽调干部是困难的，即使一时调下去了，要坚持也是困难的。因此，抽调骨干力量下去必须和改进整个领导工作结合起来才能做好。
第4版()
专栏：
孤儿的乐园
德籼
走过福州市婴幼教养院门前，经常会看到一群孩子在院内花园里的草地上玩耍。有的在作游戏；有的在欢乐地歌唱；有的在尽情地舞蹈。生活在这里的孩子，共有二百七十多个，小的刚出生几天，大的还不到七周岁。他们多数是失去了父母的孤儿。
一天，我参观了这个教养院。在孩子们的宿舍里，一只只漆着绿色油漆的小床上，放着整洁的被褥，每只小床上还挂着一顶白色的罗纹纱帐。当我跨进放有木马、摇船等玩具的游戏室时，孩子们都跑来把我围住，有的拉着我的衣襟，有的亲热地抱住我。孩子们还表演了象征团结的拔萝卜舞给我看。
院长陈良瑛对我说：拉着我的衣襟的男孩子名叫李锦华，今年已经五岁了。他是1955年入院的。那年1月20日，美制蒋军飞机轰炸台口居民区时，他的父亲被炸得血肉模糊，母亲在烈火中被活活烧死！第二天，他就被舅父送到这里来。李锦华失去了父母，在院里获得了阿姨们的爱护。两三年来，他和许多孤儿一样，在阿姨们辛苦的抚养下逐渐长大了。
院里每天给孩子吃牛奶、猪肝、肉酱、菜汁、水果等富有营养的食物。现在，孩子们个个长得很胖。孤儿经姜是一个十三个月的孩子，去年春天抱进院时，正在患病，瘦得像只猴子，体重还不到六斤。院里为了救活这个小生命，经常给他吃鱼肝油、猪肝和各种维他命丸。院里的医生，时常给他打补药针。现在，经姜已经长成一个逗人喜爱的胖娃娃了。
院里的保育员为了让每个孩子都健壮地成长起来，不仅做到让孩子们吃好、玩好、睡好，还尽量争取让孩子们少受疾病的痛苦。为了准备必要时为孩子们输血，五十多个年轻的保育员都自愿参加了血型检验。最近，一个叫利惠的孤儿患了白喉，经医生诊断需要输血才能救活他。保育员林兰馨听到利惠不会叫，不想吃，愁得晚上连觉也睡不着。在利惠住医院的第一天，她就到医院去日夜看管他，并请求医生从她身上抽血输给利惠。利惠的病逐渐好转了，林兰馨逢人就说：利惠病好了，小生命保住了。
一位十五年前曾在福州救济院育婴所工作过的保育员林关告诉我：解放前，这个所谓慈善机关的育婴所简直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死儿窟”。婴孩进所大都活不了几天，不是冻死、饿死，就是病死，有的还给老鼠咬死了。所里的工友每天总要拖出四、五个死婴。1945年冬天，所里有二十多个婴孩，陆续被冻死、饿死，最后只剩下一个活孩子。据有关部门的文字记载，当时婴孩的死亡率达94％以上。
1951年1月，人民政府接办育婴所的时候，全所八十一个婴孩都瘦得皮包骨头，没有一个没有病，有的甚至害着两、三种病。教养院的领导上为了救活这些小生命，提出了“抢救婴孩”的口号，不久就使孩子恢复健康了。几年来，在党和政府对孤儿的关怀和保育员的努力工作下，“死儿窟”变成了孤儿的乐园。
第4版()
专栏：体育新闻
十七城市体操单项个人锦标赛
男子甲组和女子乙组比赛结束
新华社23日讯 1957年十七城市体操单项个人锦标赛男子甲组比赛今天下午结束。各项前六名运动员名次如下：
自由体操：第一名于春喜（天津）、罗文铣（北京），第三名李广宗（天津）、张玉昆（天津），第五名朱启平（广州），第六名赵士卿（天津）（两个第一名，两个第三名成绩一样，无第二名和第四名）。
吊环：第一名蔡庚（广州）、夏贤忠（广州），第三名连民邦（西安），第四名傅禄红（上海），第五名杨家杰（北京）、阮国梁（南京）（无第二名和第六名）。
双杠：第一名蔡庚，第二名白凤池（广州），第三名李广宗，第四名傅禄红、胡耀宗（上海），第六名张继鹏（保定）（无第五名）。
单杠：第一名白凤池，第二名刘振堂（天津），第三名傅禄红，第四名金虎石，第五名连民邦（只有五名运动员参加）。
鞍马：第一名张玉昆、胡耀宗，第三名傅禄红，第四名连民邦，第五名张继鹏，第六名金虎石（武汉）（无第二名）。
跳马：第一名陈纪铨（北京）、胡耀宗，第三名金虎石，第四名杨家杰，第五名李广宗，第六名王海涛（广州）（无第二名）。
新华社22日讯 1957年十七城市体操单项个人锦标赛女子乙组比赛今天结束。各项前六名运动员名次如下：
自由体操：第一名黄新河，第二名王萍，第三名黄美林，第四名马巧云，第五名陈德星（以上五名北京市），第六名郑其玲（天津）。
平衡木：第一名黄新河，第二名陈德星，第三名马巧云，第四名王萍，第五名朱若茜（广州），第六名洪南丽（上海）。
高低杠：第一名黄新河、王萍、殷银芳（南京），第四名李浣素（上海），第五名兰芝光（重庆），第六名文国瑜（南京）（三个第一名成绩一样，无第二、三名）。
跳马：第一名陆慧舫（呼和浩特），第二名黄美林、迟兴华，第四名朱利亚（上海），第五名殷银芳，第六名蒋慧玲、顾文芳（上海）（两个第二名、两个第六名成绩一样，无第三名）。
第4版()
专栏：体育新闻
南贝尔格莱德市男女篮球队
在上海二胜二负
新华社上海23日电 18日到达上海的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市男女篮球队，以二胜二负的战绩结束了在上海的友谊比赛，定23日离开上海去天津访问。
贝尔格莱德市男女篮球队在上海共比赛了四场：20日，女子队以五十二比三十九胜江苏省女子队，男子队以七十二比五十一胜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男子队；22日，贝尔格莱德市女子队和男子队分别以六十二比七十一和六十二比七十三的比数，败给了上海市女子队和男子队。
在22日的比赛中，上海市女子队以紧迫对方的战术，保持了比数一直领先的优势。传球动作多样的贝尔格莱德市男子队同上海市男子队的比赛，十分紧张。上海队一开始就快速进攻，特别是中锋王文銮中距离投篮命中率很高。后来贝尔格莱德市队就不得不换上身高超过两公尺的中锋德尔马斯提亚，来盯住王文銮。下半场贝尔格莱德市队极力反攻，比数由经常相差十分左右一度追成五十一平。最后十分钟内，双方竞争愈加激烈。但是球经常被上海市队控制，结果上海市队以多得十一分获胜。
第4版()
专栏：
到基层以后
本报记者 古维进
去年冬季有一天，我从中共黄陂县委会到环城乡找李瑞桓，没想到他刚好出去了。
我找李瑞桓是想了解这样一件事情：他原来是在县委农村工作部当秘书的，后来县委为了加强基层领导力量，把他调到环城乡担任党总支第一书记。听说他初到环城乡的时候，和总支委员的关系搞得不好，工作非常被动；之后，他把总支委员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天晚上，李瑞桓听说我到环城乡找过他，就自动跑到我的住处来了。他大约三十岁，中等个子，微黑的脸上流露着愉快的笑容。当他知道我要了解他在环城乡工作的情况时，就坐近炉火旁边，点着纸烟，慢条斯理地说起来。
李瑞桓是去年5月间到环城乡的。他知道这个乡是县委的工作重点，干部力量不弱，估计工作不会有多大困难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工作刚开始，困难就在周围隐伏着。——总支第二书记陈定松（原来是第一书记）和副书记黄英杰、杨明寿等，对于他的到来，是不大欢迎的。这些人在一块议论着：
“好端端的为什么上级派一个人来呢？”
“哼！我们没办法，上级不信任了。”
“好吧，让有办法的人去干吧！”
他们开始对工作表示消极。
李瑞桓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想到大家既然工作不带劲，自己就多干一些吧；干好了，就把大家带动起来了。于是不论布置什么工作、传达什么指示，他都亲自动手；不管大会小会，他都亲自主持，滔滔地说不完……。这一来，总支委员的意见更大啦。
陈定松说：“什么都插不上手，这工作怎么干下去呢？”
陈启华说：“尽是他出头露面，群众的眼中就只有一个书记，没有我这个乡长，我会议都召集不起来了，我这个乡长干得还有什么意思。”
他们泄气、消极，失掉工作信心，不管大小事情都不敢作主，堆到李瑞桓的头上了。
李瑞桓呢，害怕不能完成任务，把许多事情都包揽起来。渐渐地，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他非常苦闷，每天早上起来，眼睛都围着大黑圈。他消瘦了。
这天，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张同志来到环城乡，看见李瑞桓这个样子，忙问他的身体怎样。李瑞桓说：“身体倒没有什么，就是工作把人愁得不行呀！”顿了顿，又说：“如今春耕大生产就要到来，我要抓劳力组织问题、定额管理问题、栽秧问题。可是，他们把发小麦预购款、发春耕贷款、社会救济、军人转业、兵役工作等等都堆到我的头上，叫我怎么去领导生产呢？”张同志说：“为什么要把这些工作堆到你的头上呢？”“他们不主动，有什么办法。”“为什么他们不主动？”“他们……”李瑞桓眨眨眼睛，说不上来了。张同志事前已经把情况了解八、九分，便亲切地跟他谈到个人包办，怎样影响团结，影响工作。末了，他提高嗓音说：“凡事要虚心，多和大家商量研究；注意帮助大家，多让他们出头露面。这样才能搞好团结，发挥支部的作用，做好工作。”李瑞桓用手搔着头发，直盯盯地瞧着张同志。根据以往相处的经验，张同志知道他在考虑自己的意见了。
快到收麦的时候，李瑞桓和总支第二书记陈定松参加了县委会的夏收预分会议，在回家的路上，两个人默默地走着。李瑞桓心里琢磨起来：这次会议内容，由谁向干部传达呢？要是自己传达……。他忽然想起过去的会议情形：陈定松把会场布置好了，自己滔滔地说一顿，陈定松灰溜溜地蹲在一个角落，没有说话的机会。嗨，这样多不好啊！他望陈定松一眼，陈定松的脸孔有点沉闷，仿佛预感到又要尝受过去那种会议的滋味。他紧靠陈定松，亲切地说：“这次会议的东西，你来传达吧。”“我？可不成呀，没文化，没政策水平……”“不必客气，我们商量着办。”于是他和陈定松商量怎样根据会议的精神和乡里的情况，进行传达。陈定松一一记录下来，第二天就在干部会上传达。李瑞桓发现陈定松说得很好，只有个别地方说错，这在讨论时可以修正。
从这件事情以后，李瑞桓发现陈定松和他比较接近了，有的总支委员和他说话也多一些了。
李瑞桓自然高兴。这天，他正在考虑继续改进工作方法，忽然听说群光社的秧苗有的栽了十天不转青，有的秧田长了青苔，有九十亩田灌水太深把秧苗淹坏。他沉吟了一会，忙到群光社和社主任陈长久、分支书记余仲清（都是总支委员）研究是怎么回事。原来是社干部光顾打麦，忽视田间管理。他便和他们研究出放浅水、晒田、撒药粉等办法把种苗拯救过来，他们非常高兴。李瑞桓想了一想，又召开总支委员会会议，让陈长久和余仲清把这次秧苗发生问题的前前后后在会上报告，大家听罢，吃了一惊。陈定松说：“光顾打麦，忽视田间管理的情况，恐怕旁的社也有。”杨明寿说：“应该在全乡作一次检查。”彭志龙说：“开展参观评比是检查的好办法。”李瑞桓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全乡开展了参观评比运动。结果，发现全乡六千四百四十亩中稻，有21％的秧苗长得不好。便参照群光社的办法把秧苗拯救过来。
全体总支委员对这一次的工作非常满意，都说：“李书记真是变了！像这样干工作才痛快呢！”他们都和李瑞桓亲近起来。李瑞桓和他们研究后，建立起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
总支委员们的工作都主动起来了。当稻谷出穗的时候，陈定松发现群发社有十四亩田没有水，稻谷就要干坏，而群力社的塘里有水，便自己拿出主意，找到两个社的主任商量借水，解决了群发社的缺水问题。陈启华（乡长）开个什么会议，也不像以前那样等到李瑞桓参加才进行，事先和李瑞桓打个招呼，自己就召开了。
李瑞桓觉得工作比较得手了，但是困难还是很多的。复秋作物将要下种，为了节约投资，李瑞桓计划将全乡六千多亩复秋作物采用自然肥料，但是开了两次总支委员会，大家都没有想出好办法。
李瑞桓开始时埋怨大家，可是想了一想，自己不是也没有拿出具体办法吗？想到这里，他决定深入一个点，做出积肥的成绩，推动大家开展积肥运动。
李瑞桓到了群爱社，在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上，他表扬了二队今春找窍门解决栽秧肥的事情，提高大家积肥的信心，让大家都开动脑筋找肥源。党员萧国炳说：“好肥料倒有，就是不大好搞。”李瑞桓说：“什么好肥料？”萧国炳说：“田埂子高头长的草！就怕割掉长不成柴，群众不愿意。”旁的人也说：这件事情，很难发动群众去搞。李瑞桓想了一想，问明全社有二百七十条田埂，平均两条田埂的草可以肥一亩田，就说：“把这些田埂的草都割起来，不是可以肥一百三十五亩田吗？”大家没有说话。李瑞桓又问这一百三十五亩田靠买商品肥料得多少钱？大家算了算，需要五百七十八元。李瑞桓又问这些田埂的草都长成柴，值多少钱？大家算了算，值六十八元。李瑞桓说：“两下一对比，哪个合算，不是明摆着吗？”屋子里响起了一阵嘈杂的声音：“我们说降低成本，增加收入，从哪里去找，原来就从这些地方去找！”“是呀，要是把这个细账给群众一算，群众那还有不乐意割田埂草的？”接着大家又找出菱角苗、黑泥塘等肥源。……全社四百多亩田的肥料问题得到解决了。
在总支委员会上，李瑞桓把群爱社的积肥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大家听了满有信心地说：“既然群爱社能找到肥源，其他的社也一定可以找到。”他们把群爱社的积肥经验带到各社展开讨论，社员提出许多积肥的办法。不几天，全乡数千亩复秋作物的肥料问题都解决了。
总支委员会总结这次积肥运动的经验的时候，大家一致感到李瑞桓的这种深入一点推动全面的工作方法很好。之后，他们推广新技术，抗旱、除虫等都采取了这种工作方法，把工作推动起来了。
1956年这个乡的粮食比丰收的1953年增产32％。在丰收的日子里，总支委员们和李瑞桓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经常在一块谈心。这天，第二书记陈定松、副书记杨明寿、总支委员陈启华等和李瑞桓谈到他们当初对他到来的那种不欢迎的心情，大家都笑起来了。
第4版()
专栏：
芦笙（边防军生活速写） 任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