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
专栏：
六十四岁老人吴晋航
谈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心得
他说，全体同学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学习很认真，上课很少缺席，小组讨论问题时争论很热烈。他深切体会到：“资产阶级分子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若不自觉地发挥努力学习的积极性，是不成功的。”
我从事工商业有二十多年，去年争取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我想就个人几年思想情况，在学习中得到的体会提出来谈一谈：
资产阶级的本质，具有两面性，这是肯定的。建国七年来，工商业者在党和政府和平过渡的方针，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教育培养下，不断学习，不断实践，逐渐提高了认识，启发了觉悟，积极的一面，日益增长，消极的一面，在日益削减，都得了程度不同的进步。
毛主席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指示：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学习，特别指出并引用亲身的体验，这是何等的关怀，何等的期待。我听了这样的指示，十分的感动，也十分的兴奋！
我今年六十四岁，在旧社会里生长的日子很长。1930年为不满反动统治的措施，感觉到政治上不是自己出路，才从事工商业。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根本上我就没有接触到新的理论著述，也少同先进人士往来。1949年西南完全解放了，1950年1月我才回到新中国。当时我的想法，自己是中国人，中国已经统一了，自己应该回到祖国，虽然很顾虑共产主义根本不容许有资本家，企业怎样交代？自身怎样过活？但做一个安分守法的老百姓，应不会不容许我存在的。
回国以后的事实，完全与自己过去的想像相反，不但我的有关企业全部公私合营获得改造，就是原单位所有的负责同志，也全得到适当的安排，能更好的发挥每个人的积极作用；对于我个人，尤其是生活上有逾量的照顾，政治上也给我一定的地位。我对于党和政府只应感谢，只有通过学习，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我的思想转变过程，可以证明不断学习、不断改造，是非常必要的。只有从学习中认识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自己才能够及时赶上去，否则必然是要落后的。
1950年8月，人民银行召开金融会议，当时我的想法一定要公私合营，要人民银行指派公股董事，那个时候可以说还不懂得国家资本主义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经济形态，只以为一旦公私合营，有了公股代表，自己的企业便将得到政府的支持，不但内部存在的劳资问题容易解决，同时还可以扩张自己银行和自己有关的若干企业，那可以扩大它的业务，争取利润，这种思想在经过学习，逐渐认识了公私合营的性质，才知道是完全错误的。经过三反五反运动更深刻的教育，才正确清楚地认识了资产阶级丑恶的一面。1953年学习了总路线，又才深切体会公私合营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不是独立王国，更不应盲目竞争。由于认识的逐步提高，才自觉地认为个人和企业改造不容再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国家的统一计划下，才能够发挥出来，是不容许像当时与我有关企业中一部分人的片面想法，只争取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不愿意中级形式的加工定货，只重形式不争取企业成绩思想上也是错误的。等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经济改组，自己更深切体会到这样可以更好的配合国家计划，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发挥国营领导的效果，大大地提高生产率，这才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同时对工商业者也是有利的。从我个人这些思想认识的转变，深切体会到思想改造，是与理论和工作实践分不开的，这也说明我们要改造一定要学习。
工商界今天存在着“拿定息”和“摘帽子”的问题，是相互关连也是相互矛盾的。要拿定息就不便于摘掉帽子，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拿定息在理论上是剥削行为，是资产阶级分子还留着的一条尾巴，必须自己下决心割断尾巴，才可以说摘掉帽子。从政策上体会定息是赎买政策，贯彻执行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自己在生活上确有需要，可以拿，无需要亦可以不拿。大家都不拿定息，转负政府照顾初心，帝国主义也可能借词造谣。只要工商业者安心改造，安心工作，积极在生产经营上贡献力量，拿与不拿，和帽子摘与不摘，改造得好，最后大家都要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迟早有何关系。其实拿了定息，如何使用？自己是有权决定的。生活上如无需要，尽可投资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或是尽量购买公债。我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躬行实践，帽子早摘迟摘无关。如果联系中国工商业和平改造在国际间今天所发生的影响，与未来所能起的作用，就更不必单纯从个人的主观愿望来考虑了。
最后，我还想谈我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我在学院小组学习的时候，曾经谈到我在旧军政界搞二十多年，认为政治不是出路，才转入工商界，又是二十年历史，可以说是经历复杂，可以说是路线错误。在旧社会里，自己既没有勇气跑到时代前面，到新社会来必须争取前进，才不落在后面。学院教学制度是遵照“三自”原则，但每一个同学都感觉到学习是自己迫切需要，全体同学年龄虽大，学习都非常认真，上课固很少有缺席，就是小组讨论争论甚烈，接触到问题一定要弄明确，说明晚年的读书与少年时代心情微有不同。晚年是感觉到自己需要迫切，不敢不认真。同学尚以为时间不够，希望延长学习期限。少年时代，只可以说为读书而读书，不能同一心情。
以上是就我自己几年来学习改造的过程，深切体会到资产阶级分子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若不自觉地发挥努力学习的积极性，是不成功的。改造得好不好，完全在于学习的勤不勤，所以坦率地说出来，希望进一步得到大家的帮助，我要以“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继续努力学习，以竟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建立社会主义思想的全功。（附图片）
第12版()
专栏：
我们的学习是轻松愉快的
秦德君谈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情况和意见
我今天以社会主义学院的一个学生的身份来谈谈我们学习的经过。
这个学院第一期是在去年10月15号开学的，要到今年11月才结束。我们的同学中间有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还有专家、教授、工程师等等，都是自愿的申请来学习的。学习的功课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每周上课四天，每天上两节课到三节课，每节课是45到50分钟，每周讨论一次。此外我们还学习时事政策，参观社会主义建设工程等等。我们的学习是轻松愉快的。
我们同学的年龄平均在五十四岁左右，还能够轻松愉快地来进行理论学习的原因，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学院采取自愿、自觉、自由辩论、讲通道理的教学方法。我们在学习中可以自由钻研、独立思考、民主讨论，有什么就说什么，是什么见解就怎么见解，并不硬用一条绳子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住。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钻研，是以自觉自愿作基础的。
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学行政上，还采取了“五不”措施，就是入学时不举行考试和测验，不填写调查登记表，不审查历史，不检查思想，结业时也不举行考试和测验。这些措施，对于学员们能够安心学习，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几个月以来，我们在学习中都是精神饱满的、兴趣勃勃地，尽管有的同学已是白发苍苍、胡须浩然的老前辈，也都从不迟到早退，在小组讨论中，有时候为一个问题的辩论，还争论得面红耳赤。真是越学越有劲头，越学越感到理论学习的可宝贵。而且一个个都感到自己更加年轻起来了。
经过这几个月的学习，我们各人都有各人的收获，今天在座的政协委员同志中间，有好些个都是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我就不再多谈了。在这里我有两点建议：
（一）我认为全国委员会为非共产党的以及年长的高级干部举办这样的学习，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是有重要性的。因此我建议除了全国委员会继续重视这一工作之外，还要经常督促和推动各个地方政协的这一工作。因为据我所知道的，从去年全国委员会“关于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决定”发出以后，虽然引起了各地政协的重视，但是发展还不平衡。例如：全国至今开办政治学校的地方，还不够普遍。
（二）组织这样的学习，主持的人需要十分重视这些学员们的特殊情况，不能要求得过急和过严。在我们社会主义学院，对于自觉、自愿、自由辩论、讲通道理的教学方法的贯彻，是很注意的，而且也做得很好。因为我们一百六十多位同学的平均年龄是在五十四岁左右的人了，不能像对于大中学生那样的要求严格。同时这样的学生都是有相当的修养和学习的自觉性的。但是，在各个地方政协所办的政治理论学习组织中，是否也像社会主义学院这样注意到了这个特点？是不可忽视的。
建议在大中城市设立新型“当铺”，以便人们保管衣物，并帮助人们经济上的流通
我还有一个关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建议：一个月前在北京日报上看见一篇介绍莫斯科“当铺”的文章。莫斯科“当铺”完全不同于旧中国那种高利剥削的当铺。它是个城市服务企业。它有良好的保管设备和科学的保管方法。人们可以把衣物送去保管，只取很少的保管费。它也帮助人们经济上的流通，人们可以在一旦缺钱时将不急用的衣物送去抵押，“当铺”只收很少的相当于保管费的利息。我认为很有必要在我国大中城市兴办这样的服务企业。因为它既给群众带来方便，为国家节约房屋，又可为建设积累资金。今天有许多干部有两间住房本来是就够住的，可是到了夏天，棉衣、棉被等物挤在房间里，热得人透不过气来。如果我们有莫斯科
“当铺”这样的保管设备，人们就可以不必家家都买皮箱、木柜来存放衣物，国家就可以节约皮张、木材用于重要的建设；同时还可以在修建机关宿舍、一般人民住宅时更加精简计划，变每家每户的储藏室为住屋，大大提高房屋的利用率。故我建议由城市服务部兴办这样的企业。（附图片）
第12版()
专栏：
国民义务教育的年限应该如何规定
陈鹤琴、陆侃如、陆秀和曹书田 在联合发言中说：国民义务教育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由于国民经济力量逐渐加强，义务教育年限也应逐渐延长。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义务教育的年限也应该因地区的经济情况之差别而有所不同，等到这些差别逐渐消失的时候，其年限也就可以一致了，人民受教育的机会也就可以均等了。
我们完全拥护毛主席的讲话，周总理的政治报告，李富春副总理的说明和陈叔通副主席的会务报告。
今天我们想谈一谈大家所关心的教育问题，解放以来，我国文教建设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单就小学教育而言，目前入学的儿童已经达到六千三百多万，超过解放前一倍以上。这种飞跃发展的文教建设事业，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才有实现的可能，这也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但是我们在前进中，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目前我们还有大量学龄儿童尚未入学。到了今年夏天，我们估计约有不少的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初中，初中毕业生不能升高中。李富春副总理对于这个问题明确地指出说：小学、中学毕业生目前无论如何不能全部逐级升学，各级学校学生人数必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宝塔式的形状，并提出了教育制度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国民义务教育的年限问题，要我们大家讨论研究，予以重新考虑。
一、国民义务教育只有逐步发展
我们的宪法明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宪法的这一规定，符合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教育是社会经济的上层建筑。教育事业必定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今天的经济情况下，不可能人人都入学，也不可能一入学，都由小学而初中，由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大学。我们的教育制度应该反映这种实际情况。
在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和公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学制度，即五年一贯制，儿童入学年龄提高到七周岁。但在执行中，我们发现这一学制，不完全适合于我国的具体情况，教育部也在1952年通令全国暂时停止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学制，实际的情况是有四年制的小学和完全的六年制的小学。
农业发展纲要二十九条规定说：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现在我们要问一问我国小学义务教育究竟是几年，四年呢五年呢还是六年，这是不够明确的。关于年限问题，我们愿意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城乡儿童分布的情况，并参照苏联的先进经验，对我国的普及义务教育问题，提出下列意见：首先，我们大家认识到：义务教育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由于国民经济力量逐渐加强，义务教育年限也应逐渐延长。
其次，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地广人众，城乡间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不但如此，城市与城市间，乡村与乡村间的经济发展情况也是不平衡的，要消灭这种种经济上的差别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因此在过渡时期内，义务教育年限也应该因地区的经济情况之差别而有所不同，等到这些差别逐渐消失的时候，义务教育年限也就可以一致了，人民受教育的机会也就可以均等了。
关于普及义务教育这个问题，苏联的先进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我们不要教条主义地学习它，现在让我们把它扼要地介绍出来，供大家参考。
1930年7月25日（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三年后，还是在过渡时期）苏共党中央公布关于普及义务教育的决定：
农村实行四年制的初等学校普及义务教育，城市和工矿区实行七年制学校普及义务教育。
1939年党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这时苏联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农村实行七年制学校普及义务教育，城市实行十年制普及中等教育。（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未能彻底实现）
1952年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决定：
城市实行十年制普及义务教育，农村实行七年制普及义务教育。
1956年二十次党代表大会，（这时苏联正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在城市和农村以实行十年制中等义务教育为奋斗目标。
从上看来，苏联对义务教育这条道路，已经胜利地走通了。毫无疑义，我们应当向它学习。六年前由于我们看苏联没有像今天看得那样清楚，更由于我们没有掌握住文化教育事业必须建筑在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发展规律，我们当时就走了一些弯路。
二、关于在各个时期义务教育年限的建议
我们中国究竟应当怎样走呢？我们建议：
一、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前
一般农村以逐步实行四年制学校义务教育为主，在经济条件许可下，有些农村也可逐步实行六年制学校义务教育。
城市和工矿区以逐步实行六年制学校义务教育为主，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也可逐步实行四年制学校义务教育。
农村儿童一般以八周岁为入学年龄，城市一般儿童入学年龄仍以七周岁为度，关于入学年龄，可由学校灵活掌握，以免机械执行。
二、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后（假定从1968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起）
一般农村逐步实行六年制学校义务教育，在经济条件许可下，有些农村也可逐步实行九年制学校义务教育。
一般城市和工矿区逐步实行九年制学校义务教育，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也可逐步实行六年制学校义务教育。
农村儿童入学年龄可改为七周岁，城市儿童入学年龄可降低为六周岁。
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期起（假定从第七个五年计划起）农村逐步实行九年制学校或十二年制学校义务教育。
城市和工矿区逐步实行十二年制或九年制学校义务教育。
农村儿童在此时期入学年龄也可降低到六周岁。
四、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夕起（假定从第十个五年计划起）
农村和城市都可逐步实行十二年制中等义务教育。
这个草拟的义务教育制度是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随着城市与农村间，城市与城市间，和农村与农村间的各种差别逐渐改变而改变的，至于所说的四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具体年限，是要根据以后经济发展情况而定的。
以上我们所提出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主要是为答复李副总理所提的头两个问题的：就是农村和城市中的入学年龄是否应当分别规定和国民义务教育如何规定，城乡各以多少年为合适？
三、关于贯彻义务教育制度的九点意见
现在为了更好贯彻这一草拟的义务教育制度的精神实质，并为了答复李副总理所提出的其他四个问题，请允许我们扼要地提出下面几个简单的具体建议：
（一）为了避免混乱，保持正常发展起见，在1957年以前所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仍照原计划进行，一律不予改动。
（二）为了加强和加速数量足够的和专心教学的农村学校师资培养起见，我们应当在乡镇设立完全合乎农村情况的初级和中级师范学校，招收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二年或三年后相应地教四年制和六年制学校。
（三）为了使知识分子下乡，使科学知识在农村生根，并使学生有机会参加劳动生产，我们认为中小学校的设置应当少集中在城镇，多分散在农村。我们还可以把农村中心小学和农村中学与文教馆、农业推广站、卫生保健站的种种活动结合起来，使整个农村：包括农民妇女、儿童、学生等等在内，受到巨大的鼓舞作用和积极的教育作用。
（四）为了加强劳动生产观点，并为了加紧就业准备，城市中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者，我们也应再施一两年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也是与当时社会劳动生产相结合的业余技术教育，以便从事工业劳动生产。对农村不能升学的高小、初中毕业生，我们应再施一两年与农村生产劳动实际知识相结合的业余的农业教育，以便从事农业劳动生产。
（五）为了保护年幼儿童，便利教学起见，农村和城市小学尽先招收超龄儿童，至于年满十二岁以上的少年儿童则另行组织班次学习，不得与正常学龄儿童同班学习，以免发生教学上和思想意识上不必要的障碍。
（六）为了使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对教育权利合理享受，我们认为（1）除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外，所有小学，中学照常收费，其他学校包括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也要一律酌收学费，以充实目前小学经费。（2）规定人民助学金占总学生人数20—30％，助学金的获得同时必须达到两个标准：（一）成绩优良。（二）经济困难。
（七）为了使城市里有更多的儿童获得学习的机会，我们认为鼓励私人捐资办学，是应当积极进行的，为了使农村里有更好的就学机会，我们认为经济比较宽裕的农业合作社应当积极开始进行社办公助的学校。
（八）为了加强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全国各地工矿企业、工会组织和机关团体，在可能条件下，充分利用原有教育机构和设备，酌拨一定数量的经费，吸收非本单位的少年儿童，以扩大服务范围。
（九）为了更好地实施劳动教育和技术教育，我们认为农村学校应特别注意两点：
（1）对农业技术经验由学校组织老农老圃，向学生传授，并必须对生产劳动予以物质上的保证，如校园小型农场等。
（2）教学计划必须与农村经济情况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春秋农假适当地放长，寒暑假适当缩短，以便儿童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建立生产劳动观点和获得一定生产技术教育。
对城市中的学校，我们也认为学校必须适当地与当时当地的传统手工业结合起来，以便从事劳动生产。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恳请同志们予以批评指正。（附图片）
第12版()
专栏：
世界和平事业将从胜利走向胜利
凌东林谈我国和平外交政策
一、周总理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个国家，进一步加强了与这些国家的团结
周总理访问了欧亚十一个国家，是我国外交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件大事情。在周总理出国访问期间内，我们随时随地，从黑板报上、从广播声中、从茶楼酒馆街头巷尾的谈话声中，都可以看到听到国内广大群众对于访问团的消息，是如何的重视与关怀。当我准备来京出席大会时，很多的兄弟姊妹朋友们再三叮咛，要我仔细听好周总理出国访问的报告，回去转告他们。
我很兴奋地愉快地听到了周总理所作的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个国的报告。
周总理出国访问，历时约八十天，历程约十一万里，不仅受到被访问各国政府亲切的隆重的招待，而且受到这些国家成千成万人民热烈的盛大的欢迎，这是我国外交史上最荣誉最光辉的一页。
让我向为国勤劳、满载荣誉、满载友谊、和平、知识而归的周恩来总理同志，致以崇高的敬礼！
通过这次访问，体现了我国政府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表达了我国人民反侵略、反战争、要和平、要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平共处”之真诚的愿望。进一步取得了我国与这些国家相互间的谅解与合作；加强了我国与民族主义各国的团结；巩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相互间的团结；也促进了社会主义各国与民族主义各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而发生共鸣的团结，这对于保卫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二、中国人民真诚地愿与美国继续谈判。美国如一意孤行，中国人民决不害怕
有人说，“美国是世界和平最大的障碍物，蒋介石没有美国撑腰，台湾早已归入祖国怀抱；如果不‘釜底抽薪’，努力改善中美关系，就很难达到和平解放台湾的目的。政府为了改进中美关系，曾经作了一系列的努力，尽管没有得到美国方面应有的反应，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世界舆论始终是站在我国方面的”，主张继续和美国谈判。
有人说：“美国坚持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无理可喻，要他坐下谈判，无异‘对牛弹琴’；要他放下屠刀，无异‘与虎谋皮’。美报最近批评政府执行驼鸟式的外交政策，我以为也可以说是执行井蛙式的外交政策，因为杜勒斯他们还在‘坐井观天’。中国解放七年多了，没有美国这个朋友，也进步很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美国敌视拥有物产矿藏丰富土地市场广阔的六亿中国人民，受损失的不是中国而正是美国自己。”主张不必再和美国谈判。
这两种不同的主张，看来都是片面的，可是他们提出意见的衷心愿望是相同的，他们相同的愿望——就是中国人民要和平要进步的共同愿望。
我国坚持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十分正确，既符合中国人民一致的愿望，也符合全世界所有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致的要求。依据全世界人心所向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国应该愿意、真诚地愿意继续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如果美国仍然执迷不悟，仍然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仍然企图永远占据台湾，仍然企图进行颠覆活动，那么中国人民就必定要竭尽一切力量给以无情的反击。我相信，我们已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诡计和阴谋。
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帝国主义可以称霸称雄的时代了，所谓“牛斗士”导弹，决不会吓倒中国人民；以“美援”为香饵，决不能阻挡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高潮，以反共为借口而夺取英法殖民利益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更促进了帝国主义各国相互间的矛盾愈形尖锐化的危机。“见风转舵”，此其时矣，一意孤行，噬哜莫及！美国极大多数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美国也不乏有远见的政治家，中国人民是愿意和你们做朋友的，一同为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吧！
三、在与印度等七个国家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中日中菲和中泰的关系
日本是亚洲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刚毅果敢刻苦耐劳的日本人民，值得我们钦佩，他们现在所处的境遇，也与我们解放前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值得我们同情的。尽管我国人民过去吃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不少苦头，中国人民现在还是很愿意和日本人民做朋友的。希望政府对于促使中日关系正常化，再作进一步的努力！
巴基斯坦是参加马尼剌条约组织一个成员国，可是已经和我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从周总理访问巴基斯坦的情况来看，可以知道中巴两国人民间蕴藏着悠久的深厚的友谊。因此，尽管泰国菲律宾是马尼剌条约的重要支柱，中国人民和泰菲两国人民因悠久历史关系所蕴藏的深厚的友谊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消毁的。希望政府进一步努力改善中泰关系和中菲关系。
我国政府要努力改善中日关系、中菲关系和中泰关系，周总理在报告中都已指
出，我为什么再特地提出来谈一谈呢？周总理访问了越南、印度、缅甸、柬埔寨、尼泊尔、阿富汗、锡兰、巴基斯坦八个亚洲国家，充分表现了亚洲人民大家庭团结之无可战胜的力量，这是令人异常兴奋的，可是目前由于客观障碍的存在，周总理没有能够到日本菲律宾泰国这三个亚洲国家去访问，不无遗憾。我国从与印度等七个亚洲国家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我国与日菲泰三国的团结工作，对于巩固亚洲和平与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的事业，是将会取得更巨大的成就的。
四、世界总的趋势是走向缓和走向进步，中国总的趋势是走向繁荣走向富强
全世界的和平和进步的力量日益壮大和巩固，已有迹象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考虑放弃它在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战争政策。周总理于报告中详细分析国际局势后指出：世界总的趋势是走向和缓、走向进步。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斗争，世界持久和平是可以争取得到的，这是十分正确的。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之最有利的条件。
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伟大的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正在突飞猛进，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差不多已经提前一年完成了；中国各阶层人民，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是多么伟大的历史成绩呵！我们工作中也发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是勇于揭露、勇于纠正的，在生产发展过程中也遇着了不少的困难，我们不要向困难低头，尽力克服。铁的事实证明，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有了很好的基础，可以说：已安如磐石，固若金汤，如有人敢于企图破坏、进行颠覆活动，就必会碰得头破血流，自取灭亡！
我向周总理学习了几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我国总的趋势，是走向繁荣、走向富强的，只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艰苦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全世界的和平进步事业是可以由我们争取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完了。祝各位身体健康！（附图片）
第12版()
专栏：
去年采取和平协商方式全区完成了土地改革
哈尼族人民翻身了李呈祥的发言
我首先感激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伟大民族政策，我是云南省的一个哈尼民族，哈尼族又是全国少族民族中的一种少数民族，聚居在祖国云南边疆红河沿岸，历来受到封建统治和国民党的压迫和剥削，生活极其贫困，文化又甚低落，1949年共产党来临，领导着人民推翻了统治阶级，消灭了国民党残余势力，人民得到了当家做主的权利，生活大大改善；1956年应各族人民的强烈要求，在上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及民族上层人物的同意下，采用和平协商方式完成了全区土地改革，共没收了八千八百多万斤产量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每人平均分得了六百斤左右产量的土地；领主和地主也和农民一样分得了一份土地。随着建立了初级合作社三十四个，互助的组织面已达70％，通过改革中的思想教育，民族之间的团结大大有了加强，在改革中由于正确的贯彻了和平协商方式，领主和地主都受到了照顾和教育，有的担任了自治区政府及科室中的重要职务，有的担任县区乡的职务，有的还得到了生活上的补助。因此，领主和地主已消除了他们在土改之先怕斗争的顾虑，都写信叫过去被特务诱惑逃跑外国的亲人归回祖国过家人团聚的生活。但是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缺点，如民族干部的提拔还不够多，民族上层参加工作的人中，有多子女的，老人、小孩都缺乏劳动力，负担重，实际生活上的困难还没有得到解决，除我们设法解决外，请上级政府加以注意和照顾。我区在解放初期，逃往国外住在泰国、老挝、南越的土司头目还有二百余人，因不了解政策不敢回来，流浪异域。我再一次向他们解释，让他们知道党的政策是不会变的，早日归回和家人团聚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过去我是本民族中统治阶级之一，自五一年参加政府工作以来，在党的不断培养和教育之下，深深的感到劳动光荣，剥削可耻，自动放弃土司特权，为人民服务，今后更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将工作做好，并要将这次列席最高国务会议上所听到毛主席的英明教导及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三次会议上所听到周主席的报告，诚心拥护，认真学习，贯彻到本民族中去。最后，祝大会成功，各位委员身体健康！（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