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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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年来合川市政协的工作概况
  苏汉臣的发言
我很荣幸地列席了两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听到毛主席两次亲切的指示,我今后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做好我的一切工作。
我对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陈叔通副主席和其他首长的报告表示完全衷心的拥护。
我现在将四川省合川市政协一年来经过的工作概况,向大会作一汇报。
合川市政协在中共合川市委的领导下和政协四川省委员会的指导下,一切工作进行是顺利的。由于我们对党、政有关方面,经常取得联系,对各阶层人士常加走访了解情况。因此,我们的工作,遂得各方面的支持和协助。
(一)关于协商工作方面:协商方式,主要是由常委会列席市人民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和本会召开常委会议或邀请有关方面人士举行专业座谈会。我们协商了棉布、新药、糖果、百货等等行业的经济改组方案,律师征费办法,解决肉类供应紧张问题。其他,如协商政协副主席及常委人选、政府部门人事任免的重要名单,以及国家机关的各项政策措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统一战线内部的重大问题,国家机关提出的征求意见的法律、法令、条例等措施草案,都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由于在协商工作中,能够充分的发扬民主,大家都感到很为满意,会后都能行动一致地去贯彻实行。在协商地方事件中,我们认为广泛邀请有关方面人士来进行专题座谈,更能广泛收集意见,比较速效。例如,合川市在1956年的下季度,有段时期中,猪肉及豆类副食品的供应,曾经一度紧张,市场上有些紊乱现象。经我们了解,部分市民,多有在头一天的午后二、三时,就排队守起轮子,候到次晨,方才割肉回家。于是就产生了以卖轮子为业的现象。市场情况,因而更形紧张和紊乱,许多人的精神和时间,都受到损失。遂向各有关部门,交换意见,举行了一个扩大座谈会。并先在通知上,说明了开会事由,要求与会人士,准备建议意见或解决办法。出席这个会议的,不仅有肉类、豆芽、豆腐等行业的负责人,还有农业社、街道办事处、市管会的代表,食品公司、商业局、粮食局、财贸部等机关的负责同志。由于协商的事为到会人士所迫切关心,大家反映问题也就大胆,并提出很多改进办法。这样就帮助了主管机关,能更多地了解实际情况,对所提出的建议表示愿意研究采纳;对某些由于因不了解情况而产生怀疑的人,即时进行了解释。例如,农业社代表反映,农村猪只锐减原因,是由于饲料欠缺,或有的是莫钱买猪。当时就有食品公司代表同志答复,今后农业社可以与公司方面挂钩,需要饲料和钱,公司能够负责供应,实行定养、定购的办法。收买毛猪,市价酌予增加。市场猪肉供应问题,由市商业局和食品公司,协商制发定量供应肉票。豆腐、豆芽方面,由财贸部与粮食公司研究供应豆子的增加数量。其余如鸡、鸭、羊、鱼、蛋等类,实行自由市场,要做到交流畅通。这样一来到会的都感到很为满意,市场供应紧张情况,遂立即缓和下来。
(二)关于政协业余政治学校的学习情况:根据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关于1956—1957两年内,组织各界人士和一部分工商业者,进行政治理论学习的规划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贯彻的实施计划,成立了学习委员会。以本会常委、市委宣传部、市工会、妇联、青年团、民建会等单位为委员,共计十五人。学委会下有一个学习办公室,内设教务处和工商联学委分会。学习的对象主要为政府科局长以上的民主人士,和工商界、卫协会以及住在合川的文史馆研究员、省人民代表、少数民族、宗教界有代表性人士。为了适应当地吸收社会上中上层人士,参加业余政治学校学习,我们曾深入街道、段组走访,将了解名单、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吸收其中合符条件的入学,同时还考虑到学员文化程度,不得低于初中水平,以免影响教学。基于这些入学条件,经学委会研究,认为合符到业余政治学校学习的在市区有八十二人,乡镇有六十人。这些可以参加学习的学员,我们为了征求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学习,在方式上,制送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务等项简单的登记表,连同学习计划,注明如果自愿参加学习,就在表内填写,随即将表寄会,就算报名入学,如不愿参加就不必将表寄会。除个别因年老体衰,不能坚持学习或已经离职学习外,他们都是按期报名入学。这样做充分地体现了学习自愿。为了照顾乡区学员的学习,我们还举办了函授,按期发寄讲义文件和学习简讯刊物,借以交流学习经验。
关于教员辅导员的人选方面:由学校聘请机关、企业、学校中有一定政治理论修养的同志担任兼职理论教员,并选拔理论水平较高、热心公务的学员担任兼职辅导员。根据这个原则,聘请教员十二人,辅导员四人,分别担任学校教学和辅导工作。
因为理论教员多系机关学校负责同志兼任,他们的业务工作较忙,我们在安排授课时,根据课文内容,确定讲课教员,在通知他准备的同时,送上教务处所收集的有关参考资料,和学员对这一章节的自学情况。因此,一般教员备课时,都能根据学员的实际情况出发。课后并将学员对讲课的意见,反映给教员,来帮助他们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
加强对小组长辅导员的教育培养工作,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学校辅导工作做得不好,学员就缺乏了学习方法,在听讲、自学、讨论等活动,就会感到头绪茫然,加之领导学习的小组长又缺乏经验,必定就会影响学员们学习的效果。因此,由教务处,经常召集他们开会,在会上不仅汇报学员的学习情况,同时还抽出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如何当好小组长、辅导员,怎样引导学员自学,怎样辅导学员在自觉自愿的原则下,来写发言提纲,小组讨论会应该怎样开?对不爱发言的学员应该如何来诱导他勇于发言和自由争辩。根据我们的实际体会,和各地有关这方面的经验介绍,发动大家讨论,使他们能学到一些辅导方法,从目前情况来看,各小组在这些问题上,已经摸索到了一些门路,个别小组中,还作出了一些成绩。
由于辅导员和小组长的工作比较负责,一般学员都学得一些学习理论的基本方法,大胆发言、自由争辩的风气,已逐渐的树立起来。
(三)专门工作组的工作:根据我市情况及目前我会本身力量的可能,成立了三个工作组。工作组的对象,第一组是文教、卫生,第二组是工商界,第三组是社会、宗教、民族。成立前由我会拟就工作计划初稿,分送政协成员及有关人士征求意见,并请他们根据自愿情况来决定参加那一工作组或者不愿参加,全属自愿。结果,第一工作组乐意参加的有15人,第二工作组有23人,第三工作组有13人。各个工作组成立后都健全了自己的组织。如第一工作组,针对市人民代表不容易收集到的意见的地方,组织了座谈会,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四十四条意见和建议。第二工作组关于对资改当中的人事安排、公私共事关系等问题,并进行调查了解,各行业中的浪费情况,贯彻增产节约,不断的将情况和意见一一归纳,进行分析研究后,送有关部门办理。第三工作组配合市文化科举行了群众性的象棋表演赛、书画展览、慰问军烈属、体育表演等,对社会上一切有关事件经常走访和了解。并于十月下旬会同部分常委和市人民代表视察了全市交通运输工厂手工业及百货纺织等公司,并针对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不少单位已将改进情况函告我会。
总的说来我们的工作或多或少是取得有一点儿的成绩。但是缺点也就不少,主要的是工作不够主动,有些问题虽然发现了有时也反映了,但对情况了解不够深透,解决问题不彻底,尚欠主动地从政协本身的任务来考虑如何多作一些工作。对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还不够积极,在我们思想上认为有书面根据的意见好反映,惟独群众口头的意见反映起来有顾虑,耽心反映的问题不够全面。这样,有些可资参考的意见未能全面向有关单位反映。以上这些缺点,既经发现,今后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来加以克服。末了敬祝各位健康和大会胜利成功。(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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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盘考虑船厂的规划
王寄一说,交通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互不通气,各搞一套,因此发生在武汉广州各自修建船厂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
我衷心的拥护和同意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完全同意陈云副总理关于增产节约问题的发言。
现就船厂规划方面,提出个人一点意见。
我觉得我们的增产节约工作,应该是依靠全国范围中的通盘考虑,相互调剂协作,而不应该把它限制在各个工作部门的范围里。另方面,在设计和计划中的节约才是最大的节约,等到付诸实施过程中的节约已经受了设计和计划的一定束缚了。
本人几年来从所从事的工作中深深体会到,我们全国的船厂就应该作统一的安排布置。现在全国的船厂除了国防性质的海军工厂外,分了两大系统。交通部是船舶使用单位,为了便于及时掌握船舶的营运,领导了一批以修船为主的船厂;同时因为船舶工业属于机械制造性质,另一部分以造船为主的船厂归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几年来从实际工作中我们觉得这方针和这样分工基本是正确的。但是一方面因为船厂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工厂,还不能单纯的以修船、造船划分,修船厂必须要有一定的造船任务;造船厂也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修船来调剂,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两部门间担任领导船厂工作的人员很少能共同商量,最多只有一些日常的业务往来,牵涉到计划布置一类的问题,就限于各有各的领导和方针,很难参加意见了。各部门几年来不论在设备投资的计划上,技术人员、工人的培训计划上,是互不通气各搞一套的,因而今年起已开始觉得在力量上都有些剩余了。这种发展在全国范围内讲,是有一定的损失和浪费的。
例如:交通部去年开始要在武汉一带建立一个中型的船厂以负担长江的修船,投资和计划都已经批准而且动工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在武昌却有一个从建成后长期没有足够任务加以充分利用的船厂。交通部在广州从五三年起为修理华南船舶建立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船厂,任务也不饱满,现在一机部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造船又拟在广州大兴土木的建立一个船厂。假若统一的安排一下,武昌的厂稍为改造一下同时负担起长江修船任务,交通部广州船厂略加扩充负担起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造船,新的两个厂都可以不造,估计节约的数字就大有可观了,也不致造成一旦两个部的基建计划都完成后,船厂的利用率降得更低。
除此以外,因为没有统一安排,互相合作的关系,许多设备、机具的利用也没有充分发挥。最显著的如船坞的利用,船坞是国家的一种重要设备,投资大建造时间也较长,就上海地区论,船坞的总数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是够用的,但是因为分别经营,有的船坞日夜三班赶着坞修,挤出一点时间来多进些船舶还唯恐不及,而有些船坞长年的没有充分利用,甚至有些国际船舶到港发生海损事故时难找到船坞修理。
由于船厂的工作复杂、多样、多变,因此工种也特别多。工种间的平衡,减少部分工人的窝工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因此各厂之间互通有无的调剂、调度任务和人力是十分必要的,假若这个工作做得好,就可以节约很多。因此两个部门的船厂如果能通盘合作要比一个部门单干有利得多。各厂又常有各厂的特点,特种设备,特种技术,统一的安排专业,互相协作供应,不论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上都会起很大的作用。
为此我建议凡是有关船厂的工作,不应该限制在主管的部门里考虑,应该促使主管部门和国家的经济、计划机构作统一的筹划,通盘的考虑。
我仅就个人的工作岗位上提出有关船厂方面的意见,想必其他工作上也有类似的情况,也建议作一些通盘统一的计划和协作。(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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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巩固成绩纠正缺点 把农业社办得更好
  苗春亭说,这是贵州省农民的要求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的报告。现就贵州农业合作化的一些情况,作一粗略发言。
说到贵州,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山区,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现在工业还很少。如何领导各族农民办好合作社,发展山区生产,支援国家工业化和改善农民生活,是全省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
1956年,也就是实现合作化后第一年,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虽然气候条件并不特别有利,有12个县遭到严重旱灾,粮食总产量仍较1955年增加了11亿多斤,增产幅度在13%以上。工业原料作物大多数也是丰收的,林木特产和畜牧业生产,除毛猪外,也是增产的。这对于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和改善农民生活,是有一定作用的。从改善农民生活来看,每个农民的平均留粮量就增加了70多斤原粮。现金收入也有增加。根据秋收分配统计,有82%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冬季副业生产收入,未计算在内)。实际生活证明了合作社的优越性。
虽不能一步登天,却是在步步登高
农民已经可以从亲身体验中来体会合作社的好处了。以炉山县多壋为例。这个小寨子,住着13户少数民族农民。他们在1954年是互助组,每人平均收入39.7元,留粮量480斤;1955年是初级社,每人收入46.1元,留粮量540斤;1956年是高级社,每人收入54.8元,留粮量553斤。他们说:
“好比矮子上楼梯,步步登高。”又以六个民族联合社的调查材料为例。这六个社,有2,387户。(其中苗族有1,491户)1956年总产值增加了40.3%。83%的社员增加了收入。贫农增加收入最多,每人平均15元,增加幅度为47%;中农增加收入也不算少,每人平均13元,增加幅度为33%。实际生活说明,办好合作社是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部分中农,以前认为办合作社就是贫农沾中农的光的想法打消了。
当然,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相比较,这只不过是开步走而已。现在生产仍然落后,生活仍不富裕,贫农,下中农的经济状况与富裕中农还有距离。少数劳动力弱、吃饭人口多的农户生活仍然困难。一部分高山地区,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还比较多。一步登天的奇迹是没有的。但在几年内,把合作社的生产水平和社员们的生活水平,赶上或超过富裕中农的水平,是可能的。这可以作为合作社最近几年的斗争目标。
由于农民已经初步从亲身经验中体会到合作社的好处,所以绝大多数人对合作社是满意的。但也有极少数的人不满意。有一部分富裕中农,以前有轻微剥削,生产条件特别好,出工少,收入多,就认为合作社不优越。举一个例子,出茅台酒的那个县——仁怀县,有个怀南合作社,在秋收分配时,曾发生了“一场风波”。本来,这个合作社办得并不错,有89%的社员增加了收入。但是仍有人不满意。有一个富裕中农,过去放债8石粮食,收利息4石,认为合作社对他“不优越”。一个工作人员的父亲,也是一个富裕中农,有4石田,过去由在家的两个儿子代耕。去年入了社,大家都积极出工,他有劳动力,不好意思不参加,(全年出工50多个劳动日)但是心里不高兴,他说:“要不是我儿子参加工作,我非得退社不可”。还有一些地主、富农,心怀不满,暗中进行拆台活动。有个富农,老保长,他说:“满清的圣旨,蒋介石的命令,共产党的政策都是差不多的”。(意思是说,办社是强迫的)。这些人在明处暗处刮歪风,把合作社的某些缺点当作小辫子,抓住不放,制造合作社“糟得很”的空气。这阵风曾经影响了一部分人。有的困难户,眼前困难,对前途看不清楚,发生犹豫;有的人对新生活方式不习惯,也发生犹豫,并且,这阵风也曾经反映到社管会里来;有个别社干部发生了动摇,认为“优越性不大,缺点不少”;但大部分社干部认为合作社解决了农民生产上许多困难,增产很多,优越性很大。于是引起争论。后来,在乡支部领导下,发动社员讨论,让社员提出自己亲身感觉到的社的好处和缺点,经过七天,总结出六条好处,同时,也分析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缺点,并且研究了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对那些因劳动力弱,或者害病而减少收入的困难户又作了一些照顾。于是,积极的更加积极,一度消极的又积极起来了。说合作社不好的也在讲合作社的优越性了,暗中进行拆台活动的孤立了。
这个社发动群众总结工作的办法是一个好的经验。这个社的经验和全省各地的经验,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充分肯定成绩?因为这对于肯定合作化这个大方向,坚定信心,保护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大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只有不断调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才可能办好合作社。去年是这样,今年也不例外。
从不断解决新问题和纠正缺点中前进
肯定成绩不等于可以不谈缺点。事实上,缺点是有的。一个高潮,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那么多的合作社,如何办呢?新问题很多,如何解决呢?并没有多少经验。在去年春天,这样一些问题发生了:既然集体经济优越,于是就抓紧办集体经济,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对社员家庭副业曾经缺乏照顾,这就是缺点;既然增产粮食是重点,于是就抓紧粮食生产,这也是正确的,但是,对副业生产也曾经有所忽视,这也是缺点;为着完成集体生产任务,就要积极组织社员出工,但是社员经营副业与家务劳动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所需要的时间,也没有得到保证;生产计划定得先进是好的,但也有偏大的部分,劳动定额,也发生过偏高偏低的现象。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312万亩,积制肥料,施肥量增加半倍或一倍,这都是成绩,但是,其中有小部分水利工程、肥料,质量不好,这就是缺点。诸如此类,都有问题。一句话,成绩很大。否则,去年的丰收是不可想像的。同时,缺点也有。群众对于这些缺点是有意见的。这些缺点,归根结蒂是涉及到全体社员的利益,部分社员的利益,或者是个别社员的利益。但这些缺点往往是伴随着成绩出现的,成绩又是主要的。因此,群众意见的实质,是要求巩固成绩,纠正缺点,把社办得更好些。当时,有些工作人员,对缺点看不见或看得不够。这种情况自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指示下达后,就变化了。经过几次检查、几次整顿,大部分缺点已经得到纠正,有些纠正得不彻底的,现还在继续纠正。可以说,由于在前进运动中注意了纠正缺点,正是去年所以能够保证运动健康发展,获得很大成绩的原因之一。比如有不少合作社,在大力搞好农业的基础上,纠正了忽视副业的缺点,积极开展多种经营,争得了全面增产,就是例证。到了下半年,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就是前边说的,有些富裕中农抓住某些缺点不放,说合作社不优越。这种情况也反映到少数干部的头脑中来了。对成绩看得不够,对缺点看得过分。有少数社,因为肯定成绩含糊,批评缺点过分,一度影响了部分社干部的积极性。社干部领导一放松,冬季生产中的春耕准备工作和基本建设就受到了一些影响。这就是在秋收分配以后产生的新的缺点。经过教育,这种新的缺点已经得到了纠正。总之,我们的工作正是从不断解决新问题,巩固既得成绩,纠正缺点和错误当中前进的。干部和群众也正是从实践中,逐步受到锻炼、受到教育,提高觉悟和增长才干的。应当说,今年比起去年,办好合作社的条件,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现在,一般说来,合作社在掌握经营方针、安排集体经营与个人经营、分配集体劳动时间与社员副业劳动、家务劳动以及少数民族所需要的活动时间、调整劳动组织和生产定额等方面,都比去年春天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相信,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农民的积极努力下,在1957年,合作社一定会办得更好。(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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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节约和浪费也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现象
萧作霖说,在我们的头脑中,都不能不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在节约和浪费这个矛盾的现象上也是非常普遍和明显的。
我想谈谈当前较突出存在的某些铺张浪费的现象,这也正是反映着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的一种现象。我们的敌人正在那样十分可笑地奔走相告,说我们自己也承认我们存在有人民内部的矛盾,而大为兴高彩烈。我们的确承认存在有人民内部的某些矛盾,这是真的,但是他们的兴高彩烈可就错了,因为当前我们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不但不是什么对抗性的矛盾,并且还正是促使我们前进的一些发展因素,可惜这在他们不会懂得。他们还将继续可以看到会不断出现在我们人民内部的各式各样的矛盾现象,同时他们也将永远只能看到我们在不断前进和发展,以对他们而说,我们只能告诉他们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对于我们自己而说,自然我们就必须从发展中不断发现和解决存在的矛盾,以促使我们自己不断前进。
我们都知道,所谓社会主义,其实意义很简单,就是人民共同进行生产,并在不断提高的技术基础上无止境的不断增产,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为了不断扩大再生产,必须依靠人民自己内部来积累资金,因为社会主义是对内既无剥削,也不向外掠夺的,自然就只有人民自己在不断适度地提高生活的原则下来适当进行节约。因此,增产节约应该被理解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和基本方法。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从我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看来,也已经具体体现了这个原则,这是不可否认的主要的一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反的另一面,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并因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自满情绪所产生的某些铺张浪费的一面。应该指出,这个矛盾现象,在实质上就是人们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虽然我们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剥削,也就基本上改变了阶级对比和阶级关系,但是在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还不能不是存在着的,也必然地还得经过一个一定时期。并且由于旧社会的长期影响,即在工人阶级乃至一些共产党员的头脑中,也不可能无论谁都没有一丝一毫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残余痕迹,或谁都绝对不会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的。因此应该承认,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都不能不是或多或少的还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即以反映在节约和浪费的这个矛盾现象上也就非常普遍和明显,具体事例是很多的。
以我几年来于参加城市建设管理工作中,所见所闻和亲身体会在基本建设方面产生过的某些浪费事实就很不少。如在1955年的节约运动中,由于有些设计上过多地省掉了一些不应该省掉的东西,到施工上又不免过多地节长约短,使得不少工程不能保证质量,有些要返工,有些不多久就出现破裂,还有根本就不能起应有作用的,结果是反而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更大浪费。到1956年的反保守,又产生了只顾进度不顾成本和质量的偏向,虽然中央提出了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明确要求,还是有不少只顾进度贪多图快和单纯追求上缴利润而不顾工程质量和工人安全生产的严重现象。在有些企业中,还个别地有过不惜偷工减料的卑劣行为,这更充分表现了资本主义经营的可耻思想。因而在有些工程上大量出现大大小小的质量事故和安全事故,使国家遭受了许多不可估算的巨大损失。同时,本位主义的表现一般也相当显著,甚至有些企业的施工单位,因嫌老病工人的劳动力弱生产率低而漠然不加顾恤,只想推送出去,别的单位却也同样不愿接收。对人,特别是对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都如此,其他本位主义的作风表现,自然就更可想而知,而由于本位主义所导致和造成的浪费,也是难以估计的。总之,“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的倾向,都是增产节约的根本大敌。此外,还由于有些领导干部不大重视调查研究,不大了解具体情况,既不免有点官僚主义,自然也就不会不只凭自己的主观一套,这就表现在决定或制订计划上的不免有些脱离实际。或在某些投资方面区别轻重缓急不得当,有投资兴建了的而暂时作用不大,有迫切需要兴建的而又已无资可投。或在工程管理方面未能正确分清主次关键,有该省的没有省,有不该省的却省了。还有计划下达的层层拖延迟缓和多变,严重影响基层施工单位应有的准备工作和施工组织措施,因而造成的浪费也很大。所有这些,仅以在基本建设方面出现过并还一定程度地存在着的一些浪费现象而说,应该说就不同程度地都是某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我们的各级国家机关的设置过多,编制过大,还不太必要的过早地分工太细,层层叠叠,机关林立,实际上不免造成人浮于事和人忙人的现象,反而降低了工作效率和增加了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这未免是近于铺张,而与某些领导干部的不顾实际只讲排场的思想分不开的。我们还应该特别指出,有些领导同志(包括党与非党的某些高级干部)还在生活上也逐渐滋长了奢侈享乐的倾向,房子要住得特别宽大和讲究一些,汽车要专用还要论新旧,路不问远近,事不分公私,反正一概非汽车不行。诸如此类。而这种虽然还只是极少数人所表现的倾向,却因为这些人是领导干部,影响所及,不免使得较多的其他一些干部尤而效之,也就因而导出了一些闹地位闹待遇争级别争工资的歪风。虽然这种歪风并不大,却也不能等闲视之,因为这些东西,显然正是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目前我们在市场供应、学校容量及城市公用设施等各个方面出现的紧张现象,主要是由于人民的经济收入普遍不断增加,因而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随之大大增长起来了,这是很自然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就是不断满足人民提高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要求。人民将永远不断感到从不足到满足,又从满足感到不足而循环不已,这是发展的必然规律。可是我们却有不少人存在着要在一个早上就完全实现高度社会主义生活的思想,因而就觉得这也不够那也不够了,连回顾一下解放前的那种生活情况而对比一下也不愿意,这种只凭个人幻想不顾客观实际的急躁情绪,与增产节约这一社会主义重要原则是不相容的。我们在现阶段,主要是必须尽一切可能集中人力物力于不断扩大再生产,并且在建成了社会主义之后,也仍然必须在不断适度提高生活水平的原则下不断扩大再生产。因此,增产节约这个原则必须是长期地贯彻的,而在提高生活上那种脱离实际、不顾长远利益和有计划有重点全面平衡发展的某些片面过分要求是不对的,实质上这正是还较普遍地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总的说来,现在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可以说已经是社会主义思想占了统治地位,但是不能否认,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还是一定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作用着的,这就不能不有更广泛和更深刻的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并且还应该说即连共产党员也都一定程度地不能不是包括在内的。这反映在人民内部许多方面的矛盾现象上,也更普遍更显著地反映在节约和浪费的这一矛盾现象上。不过由于我们完全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牢固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思想也已经是我们意识形态上的主导面,因此这种内部矛盾就已经不是什么对抗性的,而只是正在不断转化中的一定过程现象,必然地只有愈来愈迅速地将要实现一个完全的质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毕竟不能否认,并且无论谁都应该特别正视和警惕着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斗争,这是相当长期的也是最后的一场艰巨斗争。
一般的说,阶级斗争不能不是很激烈并且也是残酷的。但是,任何矛盾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转化,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阶级斗争也就可以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也可以是通过和平改造的形式而逐步达到完全的转化和质变,特别在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更是这样。因此,阶级斗争又并不是一件什么可怕的事,只要人们有了自觉并不断提高自觉,阶级斗争中的矛盾转化,也就将必然地有规律的发展。我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所以都能够并且已经基本上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是这个道理。事实证明,这是非常自然的。关于民主自由的范畴也是一样,只要人们有了自觉并不断提高自觉,自然就能享有自己应有的无任何限制的真正民主自由。人们其实总还是自己束缚于自己的某些局限中,也终于只有自己才能真正解放自己。社会主义就是在于人们都将自己解放自己,也从而解放全人类,并没有其他什么更深奥的道理。我自己是曾经从反动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现在我却已经觉得自己真正解放了,因为我深切感到我完全自由地享有着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和个人自由。由于我的亲身体验,我深刻理解现在存在于我们人民自己内部的矛盾只不过是些什么问题,而这种内部矛盾又是不会存在多久的,以今天比起昨天来,就已经不是更大了些而是更小得多了。并且我还认为有理由相信,即以存在于台湾问题上的敌我矛盾而说,也不是绝对不能转化的,只要台湾的军政当局们有了民族自觉,台湾就也将可能实现和平解放,许多外部条件及存在于台湾当局他们本身的某些内部因素,也正是都在不断增大这个可能性而终将成为现实。
以上,我的这点意见,请批评指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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