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2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关于科学研究的协调工作
郭沫若的发言
请允许我就科学研究协调工作的进行情况,作一简单的发言。
要发展中国科学,要使中国科学的发展能够适应规模宏大的国家建设的需要,摆在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问题是很多的。中国科学的现状是人手少,基础弱,任务重。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要有组织地制定科学发展规划,壮大科学工作者的队伍,充实科学研究的设备和机构,加强科学的国际活动。自从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尤其是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去年一年间中国科学工作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和各方面的热烈支援下,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科学家们的协助下,是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的。无可否认,科学研究的热情是有空前的高涨。
最大的成就是我们费了半年多的工夫已经制定了一个十二年中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草案),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见诸实施。科学家们十分重视这个集体智慧的结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但如何才能使规划全面实现,使中国科学,特别是最紧要的而又是很薄弱的部门,能够在预定时期内接近或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是要费很大的努力的。
要使科学规划能够顺畅地实现,使中国科学能够顺畅地发展,当前有一个很重要也是大家所很关心的问题,便是如何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力量和布置方生的力量,如何在这些力量之间进行良好的分工合作,也就是说如何按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协调。中央早就注意到了这一层,已经使国务院的科学规划委员会成为常设的机构,它的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对于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之间的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协调。
由于历史发展的结果,由于缺乏相互的联系,更由于本位的责任感,各部门之间科学研究力量的分布,无可讳言,是有些不合理的现象存在的。人手既少,基础既弱,任务又重,而在各部门之间却没有很好的分工合作,以致在工作上有不少不合理的重复现象。这在国家建设事业上和科学发展事业上是不能够容许的,必须加以改进。在本次全体会议上,以及前些日子由人大和政协联合召开的视察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委员们和代表们对这种不协调的状况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批评,我认为是正确的,而且是及时的。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受到中央的责成,已经在编制全国1957年科学研究计划时,着手进行各部门科学研究工作间的协调工作,其中有些工作已经告了一个段落,有的正在进行。我现在想向诸位报告一下从去年12月以来,关于进行科学研究协调工作的一些主要情况。
关于科学研究的协调工作,科学规划委员会是分二十六个方面来进行的。这二十六个方面是:综合考察、测量制图、海洋和气象、地质矿产、冶金、石油和煤炭、动力、机械、无机化工、重化工、轻工业、建筑、水工、无线电和通讯、交通运输、原子能、航空、计算技术、电和超声技术、国防问题、农业、林业、医学、计量、基本理论和基础学科、科学情报。现在我只简单地介绍一下冶金、水工、机械、医学和农业五个方面的协调情况。
第一 关于冶金方面的协调
这是首先进行的一项科学协调工作,是一个试点,主要解决了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和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所之间的分工协作的问题。
这两个研究所都在北京西郊,相隔两公里。两所原来都在研究转炉吹氧(即用氧气吹入转炉中炼钢)问题。这是需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如果彼此不协作,各搞一套设备,那就会不合理了。冶金学家们认为一套设备就可以够两家使用。经过科学家们的反复磋商,决定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主要进行高炉的研究,冶金部钢铁研究所主要进行转炉的研究。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的转炉吹氧设备不再安装,把这套设备让给冶金部钢铁研究所。这样,单是氧气机和转炉两项就可以节省八十八万元,此外还可以节省厂房建筑、三十个工人和每年的维持费五万元。
两个研究机构已经订了合同,这样就可以节省国家资金,加强科学协作。
第二 关于水工方面的协调
关于这项工作,黄文熙委员在16日的大会发言中已经提到,我现在可以再补充一些。
水工方面的五个主要研究机构,都设在北京西郊。这五个机构是: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院、科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办的水工研究室、清华大学水利系、电力工业部水电科学研究院、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五个机构都要搞水工实验的基建和设备;力量最强的水利科学研究院和科学院水工研究室的研究方向基本上相同;而电力工业部、交通部虽设立了机构,却缺少水工方面的高级研究力量。水工方面的绝大多数的科学家都觉得这样搞法是不妥当的。在去年科学规划工作中和今年水利工作会议上都曾发生过争论,但没有解决。
这次所得到的协调方案主要是两点:
1.水利部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和科学院水工研究室合并,由科学院和水利部共同领导;与清华大学水利系密切合作,作为全国水工研究工作的中心,为各个产业部门(水利部、电力工业部、交通部、铁道部等)服务;
2.水利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改由水利部和交通部共同领导,与华东水利学院密切合作,负责水工和航运方面的研究工作。
按照这个方案研究力量集中了,科学院水工研究室的基建就不需要单独搞,水运科学研究院也不需要设置水工部分了。
第三 关于机械方面的协调
全国机械科学研究的队伍,目前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第一机械工业部有三个研究院和十四个研究所,但是兵多将少。全国二十多个高等学校设有机械电机专业,人力和设备都不少,但是这些力量没有很好地应用到科学研究上来。中国科学院和冶金工业部、铁道部、水利部等机械使用部门的机械研究工作,也还没有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取得协调。
在这次协调中,采取了这样的方针,便是要运用四面八方力量,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的作用,要把研究工作往下放,接近生产基地,同时在工作和机构的安排中还要遵循“就人力、就生产、就设备”的原则。
协调的结果:第一机械工业部现有的研究所大部分要下放到工厂中去;高等学校将在机械工业部门的支持下,对机械科学的许多重要方面展开研究;而冶金机械、铁道机车车辆、水工机械等的研究工作,将由于使用部门和制造部门的密切合作,而大大地加强。
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吴学兰委员在18日的大会发言中已经说得相当详细,我在这里就不准备再多说了。
第四 关于医学方面的协调
医学研究方面,当前最突出的是军队和地方,中医和西医研究工作的协调问题。
这次第一步已先就协和医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研究院四个机构进行了协调。协和医学院的高级专家较多,但是近几年来设备和助手的补充少,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很好开展。军事医学科学院原计划成立三十七个系,虽然力量也不小,但其中大部分都和地方研究机构重复。中国医学科学院现在已有十五个所(系),虽然作了不少工作,但领导骨干和设备都不足。中医研究院原来也计划要成立十个研究所(室),除有一批有名中医外,其他研究人员和设备也都很不够。
经过通盘筹划,把四个单位的人力物力,适当调剂,按学科或按任务组成四十多个研究机构。每一个部门都不要各搞一全套,而只搞自己特别需要的机构。例如军队方面只建立与军事密切相关的机构;中医研究院也是如此。这样每一个单位都相当充实,研究工作的开展反而可以加快了。医学研究方面进一步的包括各个医学院校及其他医药卫生单位在内的全面协调工作正在进行中。
第五 关于农业方面的协调
农业科学研究方面,目前力量分散,机构和工作都有很多重复,并且存在着教学、研究和生产三方面相互脱节的现象。
在这次协调的初步草案中,原则上确定以中国农业科学院为领导中心,逐步地将全国农业科学网建立起来。更特别强调必须使高等农业教育进一步密切地和农业科学研究、农业生产相结合。
农业科学方面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人员,有61%在高等学校,33%在农业部门,6%在中国科学院三方面结合使用,不但会大大地加强农业科学研究的力量,也会大大地加强教学力量。密切高等学校和农业部门的合作,还会为高等学校提供许多设备和农场,这对高等学校今后改善教学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也是非常需要的。
农业科学研究的具体协调工作,正在进行中。
以上五项,是三个多月来,科学规划委员会所进行的科学协调工作,比较有成就的一些例子。二十六个方面进行的情况是不平衡的,协调工作结束时,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
经过三个多月的经验,我们也体会到这项工作是需要广泛而深入地进行讨论的细致工作,在工作的进行上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必须对各方面的情况作深入的了解,当前的利益固然要服从长远的利益,局部的利益固然要服从整体的利益,但各个部门和单位的责任感也必须有适当的调剂,有时对于个别科学家们的要求也不能不作适当的照顾。既是协调,就不能那么爽快地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来进行工作。
但我们是具有信心的,在党和政府正确的方针政策领导之下,我们有保证能够把科学协调工作做好。在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事务中,无论任何方面,没有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要想完成任务,是不可能设想的。科学事业当然不能例外。例如,上面所说到的五个方面,不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优越制度之下,不是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便只好自由散漫、各自为政地发展下去,是很难取得协调的。由此可见,党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确切地有加强领导的必要。由此可见,有极少数的朋友,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或者认为科学脱离政治也可以自由发展或更容易发展,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偏见了。我们要发展科学,特别是做好科学协调工作,就如整个统一战线工作一样,必须有党的统一领导,这是无可置疑的。
任何生理机能必须有神经中枢的领导,但神经中枢并不直接干预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的工作。因此,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更特别尊重科学家们的意见。科学规划是科学家们的集体智慧所拟定的,更需要科学家们的集体努力来共同执行。进行科学协调也是同样。我们请科学家们来进行分组讨论,交换意见,尽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得出合理的结论。结论如果一时不容易得出,我们认为有必要予以适当的等待。不合理的存在是不能够支持得太长久的。一时性的不协调,有时候是思想上的问题。例如本位的责任感,这是在所难免的。但如果我们把本位放宽一些,我们把国家作为本位,把人民作为本位,那我们的责任感也就会更加扩大了。认识取得一致,行动也就容易取得一致,因而一时性的矛盾也就容易转化而为协调了。
请允许我再说一遍,科学协调工作才仅仅开始,目前还正在进行中,问题是不少的。但我们必须遵照增产节约的原则,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在文化科学方面,我们必须增加精神的生产,同时要努力节省任何可能有的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这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的科学家们所普遍要求的。在进行协调中,我们的方针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力量,使教学、研究、生产三方面的力量能够密切结合,把全国的科学队伍加以组织和调整。从目前已有的效果看来,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经过协调的机构,既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符合于勤俭建国的精神,也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有利于增加精神的生产,迅速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在这一方面应该做的工作还很多,例如充实科学研究条件的问题(包括图书、仪器、设备等在内),地方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关系问题,新老科学家的团结问题等等,科学规划委员会也正在分别进行研究,今后要不断地会同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产业部门,细致地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希望各位委员、各位代表和一切关心科学事业的同志,积极提供情况和意见,以便利于协调工作的进行。
谨祝各位委员、各位同志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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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何发挥高等学校教师在科学研究上应有的潜力
董爽秋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报告,并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说明和陈叔通副主席的报告。
现在我想就“如何发挥高等学校教师在科学研究上应有的潜力”这个问题来表示我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自从去年“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提出以后,各地知识分子都积极努力工作,以响应这个号召。可是同时也就表现出有两种不正常的思想情况。
第一种人思想上看到政府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号召向科学进军,因而大、中学校的教员或机关干部,都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不愿意教书或做其他工作。这样大家都不安心于岗位工作,而形成了专业思想不巩固的现象,尤其是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不愿意当中学教员。他们的志愿第一想考研究生,进科学院为副博士头衔作准备;其次就想留在高等学校里当助教。至于当中学教师,他们认为是最没有前途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这样重视研究工作?因为研究论文发表了,既可得到荣誉,又可得到很多稿费,真是名利双收啊!而当中学教员,一生还是一个中学教员,最高的工资也不过百多元而已。
另一种人思想上虽然也想做点研究,但因教学任务重,忙忙碌碌,零零碎碎,就把时间耗费了。他们没有很好地、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既然没有时间去做研究,也就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不想去做研究了。
这两种思想,我认为都是不正确的。假使每一个人都只是坐在那里专门做研究工作,那么教书的工作又叫谁去担任呢?反过来,高等学校的教师若只是教教书,不去从事研究工作,教学的质量又将如何提高呢?我以为高等学校的教师,既要教书,也要做研究。拿研究的心得来充实教学的内容,这样才能提高教学的质量,这是高等学校的特征,也只有这样,才能叫作高等学校。所以高等学校的教师,从助教到教授,除了教学的工作以外,任何人都应该从事研究工作。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把科学研究的工作都推到科学院的少数人身上去,我们以六亿人口的国家,只靠科学院里的少数科学工作者来负起这个重担子,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动员所有高等学校的教师们,积极发挥他们的潜力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而后我们才有可能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当然高等学校的教师应该做研究工作,不论过去和现在,大家都这样想,这样讲,党和政府也是这样号召,可是实际上,高等学校的研究工作开展得很不够,也就是说还有很多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为什么呢?我认为下面这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减少教师的教学任务
高等学校的教师必须教书,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在此过渡时期,教书要自编讲义,一般教师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编讲义上,而高教部和教育部规定编讲义的时间不特不算工作量,而且不算工作日。至于科学研究的时间,只能算工作日,也不能算工作量。因此教师们要教足所规定的工作量,就必须多担任课程,多与学生见面。这样就不可能再有很多时间来从事研究工作了。关于这个问题,教师们不免要发生疑问:为什么高等学校教师的研究工作不能算工作量呢?高等学校教师既已担负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还能在教学之余,挤出一点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这是值得赞许和鼓励的事情,为什么把他们这种辛勤劳动的时间不算作工作量呢?这就是说高等学校只有教学的时间才能算工作量,研究工作不能算工作量,那么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将根据什么来算工作量呢?如果说这是苏联的先进经验,那我们也可不必一定要这样教条式地去学习它。因为在苏联的高等学校里教书,有教科书,有参考书,教师不要自编讲义,而且苏联教师水准高,备课不费很多时间,所以他们除了教学之外,还有多余时间来做研究工作。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教书要编讲义,备课时间也要多些;我们的教师中能看俄文参考书的很少,而翻译本又常常语句不明,不知原意何在,自然要多费一些时间才能备好一堂课。因此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希望以后招生人数不可太多,应与教师的力量相适应,又在高等学校里应多留助教,多多培养青年教师。教师多了,就可以适当地减少教师们的教学时间,也就可以多挤出一点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并将研究的时间算作工作量。这样就大大地鼓舞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
二、充实研究工作的设备
今天各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的设备,一般说来,是很差的。当然教师们也应该在增产节约的原则下,为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创造条件,但是必需的、比较精密而不能自制的仪器,不能不作适当的补充。最重要的还有参考资料,是今天向科学进军中最难解决的一件事情。因为研究用的参考资料,常常需要有各国文字的旧杂志。这些资料有的已经绝版,不易购到。这里我想建议国家出版机关,可以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把从国内外搜集来的、比较有价值的丛书、杂志影印多套,以便各高等学校分别购用(听说政府已有此计划,希望能早日实现)。
三、保证一定的研究费用
我们在研究工作上每用一个钱,当然也要贯彻增产节约的精神。但是必需的经费,还是不能节省。我们希望在高等学校里也规定有一项研究费用,能够保证所提出的研究计划不致因经费缺乏而不得完成。四、希望科学院能与各高等学校多多取得联系
科学院过去与个别的高等学校也有些联系,那还不够得很。我们知道,很多部门的科学研究,需要有地方性的材料。这些有地方性的材料,如果只靠科学院自身派人去搜集,那就要耗费很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还不一定能获得很好的效果。但若由各地高等学校教师们去就近搜集,彼此联系,互相协助,这样,科学院既可从各地获得研究的材料,而各地教师也可因科学院的帮助,而得到研究的方便,以提高自己。此外我们还希望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要在高等学校里兼任几点钟课,而科学院还可在各高等学校所在地多设研究室、站,利用各地高等学校的教授来兼任研究工作。这样,研究工作不致脱离实际,而研究心得又马上可以传给学生,当然就会提高教学质量,亦就是说收到了研究的实效。
上面所提出的这几点意见,是非常不成熟的,具体作法也还有待多方研究,不过我认为高等学校的教师应该发挥科学研究的潜力,而教学工作应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来提高它的质量,这是必然的道路。否则,教来教去,都是已有的旧材料,如何能提高教学质量?又如何能提高国家文化呢?
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所以我在这里仅就高等学校的情况提出这点粗浅意见,请委员们、同志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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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
吴学周的发言
我热烈拥护毛主席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报告,同意各位首长的专题报告,并且要认真学习,体会它们的精神实质,把它应用到工作中去。
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鼓舞了全国科学工作者的热情。接着就制订了科技远景规划,这就使我们更明确地认识了自己工作的目的,增进了向科学进军的信心,加强了产业部门,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团结合作。一年来党和政府帮助科学家减少了行政事务,恢复了研究工作。从此,科学工作者要求在业务上进步的心情也更为迫切了。无疑的,这些都将对我国建设和科学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但是一年来在向科学进军中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我这里只想就我所接触到的几个问题谈谈。这些问题的发生当然是与我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不够分不开的,但同时也有着其他客观上的原因。
我国科学领导力量十分薄弱。几年来虽然培养了不少新生力量,担任了中级或甚至高级科学干部的工作。他们在科学研究上有了不少的工作经验,但是对本门科学的内容还缺少系统的了解,如果没有水平更高的科学家的帮助,他们的工作还不是没有困难的。同时,过去有些经验的老科学家也因为研究工作搁置了多年,或因时势所需改做了其他比较生疏的新工作,因此,要适应今日向科学进军的要求,就需要经过一定的准备阶段。但是这个工作要花费很大的劳力和时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科学工作者除本行业务而外,还有不少的其他工作:如本单位的组织领导工作,有关单位的兼职和其他社会活动等。这样就使他们更没有充分时间来领导研究工作,因而就加深了下面几种思想的严重性。科学研究工作中发生的
思想问题及其原因
(1)急躁情绪:据我所知,大多数的科学工作者,不论老少,工作都十分紧张。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星期日不休息,或很少休息,是常有的事。表面看来,大家安心工作,刻苦钻研,对党和政府照顾的周到,毫无意见。但内心却很紧张,深深地感觉到人民期待的殷切而自己赶不上形势的要求。有的人急躁、苦恼,有的人甚至产生了“急不择食”,随便乱抓和见异思迁的思想。
(2)青老科学工作者的团结问题:青年人在业务上要求进步是符合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需要的。可是他们往往容易有好高鹜远,要求过高过急的缺点,不肯踏实工作、刻苦钻研来锻炼自己,而只愿单纯地多学理论,认为这才是提高的捷径。他们在科学艰苦的道路上没有经验,这种想法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学术领导力量,那末每个领导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青年所进行的研究的内容和前途,与以耐心的说服,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自觉自愿地扬弃好高鹜远的思想,而建立起独立思考、刻苦钻研的作风。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足够的领导力量。在有些科门中,我们中、高级干部对自己所研究的方向都不够明确。青年要求过高过急而老年既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又没有能力来说服他们,这样就形成了青老团结上的困难。
(3)关于科学家忽视政治问题:今天,我们科学工作者当中,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确是很少。但也因为他们工作过多,安排不易,抓了东来忘了西。因此,就有把业务看得太重,造成了忽视政治的倾向。同时,有些政治学习也布置得不够好。没有考虑效果,流于形式。使参加的人费了时间,有得不偿失之感。这也是值得改进的。
总之,几年来,尤其是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以来,科学工作者在为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上,已发挥了很高的热情。这是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不够以及其他种种客观原因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在今日要求得这些问题的解决,如果不看到他们积极的一面,体谅他们的苦衷,解除他们的困难,而只看到他们的缺点,要求过高过急,对事实是没有多少好处的。
由上所说,可以看出目前科学工作中所发生的思想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学术领导力量不能满足工作的要求产生的。这些从工作中产生的问题是对科学工作者的思想关系最为直接、最为现实的问题。因此,要求这些问题的解决,除我们科学工作者还应继续努力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而外,在领导方面还必须在加强学术领导力量方面,考虑以下的几个工作。加强领导,克服缺点的途径
(一)克服忙乱,使科学家能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在这方面自去年提出要保证科学家以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后,已受到了各方的重视,并作了督促检查,有了很大的改进。但还不是没有问题。例如在老科学家中有十几个兼职的还不在少数。有位老科学家很想多做研究,而且还很有精力来做研究。可是他向兼职单位央求,个个不肯放松,弄得他仆仆风尘,奔走于京津道上。有些人兼了职,挂了名,没有时间去参加工作,去了解情况,造成精神上的很大负担。此外影响科学家的工作的,是上级主意出得太多,摇摆不定。听了好事就要做,做了不久又要改。上级出个主意好像不费气力,我们收了指令却弄得头昏眼花。这样的例子过去不少。今后希望布置工作时,不要专从形式来考虑,而是要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慎重考虑了工作的内容、条件、步骤和效果,比较成熟后才推动执行。
(二)注意高、中级科学干部的进修与培养。我们过去对此注意不够。派遣留学生在业务上既无一定标准,也无一定计划。所派学生学术水平低,工作经验差。留学时间短了,回国后不能领导工作。长了,远水救不了近火。同时也使高、中级干部感觉到前途茫茫,情绪不安。今后各个机关应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订出高、中级科学干部的轮流进修制度和计划。这样不但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一批水平更高的领导干部,而且同时也可以提高高、中级人员的积极性。
(三)关于科学人才的合理使用问题:这是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记得去年做规划时,一提到调动人员问题,各方情绪便登时紧张起来,以后就无法再提。我认为,我们的主要矛盾不是机关与机关之间的问题,而是全国科学工作者如何来包干我国科技工作的问题。所以在人才的合理使用上,应从全局观点来考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但是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一时得不到全盘解决的问题。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只有采取协商的方式,进行个别调整的办法,或更好的,是互助合作的办法。去年有人建议科学家可在其本行业务范围内实行“三头六臂”式的兼职,解决了几个有关单位的问题。我们(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和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在从1954年起合作的基础上,也实行了全面合作。双方研究人员以协商的方式来考虑彼此的需要,与以适当的安排,这样就能取长补短,互助互利,用兼职来解决人少事多的部分困难。当然,我们的合作还只是初步的,在此提出仅供参考。
(四)增设研究机构问题:这是与人才的合理使用有密切关系的。为满足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的需要,新设研究机构和调整机构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过去设立机构并没有经过审慎的考虑。一般都想设立得很多,而且变动得太快。分了不久又合,合了不久又分。今天认为这里是重点,就把研究所搬到这里。明天认为那里是重点,就又把这里的人才拖到那里。像这样光凭一时感觉来设立机构,调整机构,倒来倒去,还是这点东西。结果必至弄得机构很多,内容空虚,使科学家的精力消耗于播迁和组织。不是新的机构先天不足,就是老的机构被拉垮了。我认为:设立机构要经过审慎的考虑。要从需要与可能来全面打算。要审慎考虑力量的分配和培养。在力量不够时,应该首先去充实已有基础的机构,使科学家能在已有的基础上,集中精力来做些工作,培养出新生力量。等到必要和条件成熟时,再行新设或调整。
以上的意见是否有当,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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