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必须有计划地节制生育
钟惠澜的发言
我们非常荣幸的在2月27日亲自听到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时的十二条英明指示,条条都给我们莫大的启发和教育。深感到听了主席一夕话,胜读十年书。毛主席讲了四个多小时,谆谆善诱,诲人不倦。他亲自教育我们要把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问题和敌我之间的性质不同的对抗性矛盾问题区别清楚。他亲自教育了我们工作方法,凡遇着思想问题,要用教育说服方法和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而不应该用粗暴的行政方法或手段去处理。毛主席也亲自教育了我们两点论的思想方法:凡任何问题都有两面,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好可以坏,坏可以好。毛主席亲自教育了我们如何用辩证法看问题。从矛盾性看人,从发展看进步。他教育我们把一切错误作为自我教育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我们医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我自己,一般学习政治努力不够,遇着问题时,往往不免表现出纯技术观点,我们经常犯的毛病,都是由于政治水平太低,修养太差,因此,说话时往往没有掌握全面,也没有把时间、地点、对象和条件等重要因素仔细考虑,就很片面的顺口而出。我们,特别是我自己,今后要加紧学习政治,进一步的改造自己,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才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这样无限的深切关怀。
毛主席关于中国人口应有计划的控制生育的英明指示,感动了全国医药卫生界所有知识分子,这个富有创造性的指示实具有政治经济历史和国际重大意义,我们全体医务工作者同全国人民一道,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一定要把这个光荣伟大任务作好。
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医学界对于避孕的宣传工作和具体措施重视不够,进度很慢。除了各大医院做了一些很被动的人工流产或结扎输卵管的手术以外,也曾为少数妇女配了子宫颈帽,偶尔也有为男子进行结扎切断输精管的手术,但一般来说节育工作没有积极展开,主要原因是思想问题。也可以说明是学习政治不够的必然现象。
人口增加太多太快,
对国家,对个人都不利
中国人民为什么必须要有计划的节制生育呢?其主要理由是因为由于人口增加太多太快,结果造成国家不能不关心的极其重要的问题:(1)威胁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受了限制。(2)妨碍了家庭的美满幸福生活。(3)妨害青年人事业的发展。(4)影响青年本身的健康和工作。(5)影响着后代的衣食住教育文化与健康。(6)产生了或加重了失学和失业问题。
我国一向人口众多,解放以后,随着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很多家庭生产了很多孩子。根据各地很不完全的初步的统计,我们近年来每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三十五至千分之五十五(即每千人口共生三十五—五十五婴儿),平均约千分之三十七(等于3.7%)。前两年国务院公布全国人口数字为六亿,现在可能已有六点三亿,假如以此数计算(6.3亿×0.037),今年出生婴儿数字将为二千三百三十一万,(假定每一个婴儿一年的营养费为一百元,则1957年出生婴儿的营养费总数超过二十三亿,约为每年发行建设公债总数的四倍,跟着人口每年累增,此数亦每年累增。)以后每年人口基数愈大,每年的出生婴儿总数亦愈多。正如高利的复利贷款数字的迅速累进一样的惊人。谚云一代两个十代千个,是有根据的(2、4、8、16、32、64、128、256、512、1,024)。
假如今年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三十,则今年将有六十九万六千婴儿死亡(2,321万×0.03=696,300),除此死亡数字外,每年实际增加婴儿数字将为二千二百六十一万三千,这个数字相当于两个捷克斯洛伐克,三个匈牙利或四个奥地利的人口。如果我们每年要严格负责的来迎接这样越来越多的新生小孩,并且准备给与他们适当的衣食住教育卫生,那么不难想像每年需要准备惊人数字的助产士、保姆、护士、医生、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校、中学校、大学校、宿舍、师资、图书教材、卫生工作需要的各种药品、血清疫苗和医院设备等。这些机构的基础装备和技术与非技术干部训练培养,所需的财力、物力、人力和时间,在短期内实无法完全解决的。有人初步估计我国每年死亡率约为千分之十七,从每年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减去死亡率千分之十七,每年人口实际增加率将为千分之二十(即2%),实际上恐不止此数,或谓人口自然增加率约为3%,姑且以每年增加2%计之,以(1+0.02)n的方程式计算,则人口数字的增加将如表1、第一栏所示:按每年人口增加率为2%—4%(千分之二十—千分之四十)推算未来
中 国 人 口 数 字每年增加2%(即20/1000)每年增加3%(即30/1000)每年增加4%(即40/1000)
时 间 人 口 时 间 人 口 时 间 人 口
1956 6.3亿 1956 6.3亿 1956 6.3亿
5年后 7.0亿 5年后 7.3亿 5年后 7.7亿
10年后 7.7亿 10年后 8.5亿 10年后 9.3亿
15年后 8.5亿 15年后 9.8亿 15年后 11.3亿
20年后 9.3亿 20年后 11.4亿 18年后 12.6亿
36年后 12.6亿 24年后 12.6亿 36年后 25.2亿72年后 25.2亿 48年后 25.2亿 54年后 50.4亿108年后 50.4亿 72年后 50.4亿 72年后 100.8亿144年后 100.8亿 96年后 100.8亿 90年后 201.6亿按(1+0.02)n计算 按(1+0.03)n计算 按(1+0.04)n 计算
根据李副总理的报告,我国每年能有机会就业的职工只有一百多万,但每年人口增加率为2%—3%,也就是说若对人口生育不加以限制的话,今后每年将出现一千多万无事可做的人。
有人说我国未开辟的土地面积尚有十多亿亩,只要开荒工作做得好,不一定要控制人口生育数字。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开荒是祖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项极其重要工作,但究竟荒地面积和开荒的速度是有一定限度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只能开荒七千万亩,在第二及第三两个五年计划,开荒的速度,可能快一些,但估计目前我国已耕种面积为十八亿亩左右(以平均每年种一次计算),而每年可能受到灾害的面积为一亿多亩,则每年实际生产面积约为十六亿多亩。即令加上每年新开荒面积的生产,也决不能满意地适应目前人口增加速度所要求的生活资料,因此,对人口生育如不加限制,则人民生活在某些程度上不但不能提高,很可能反而要比现在降低。
从以上所述,可见不负责的无计划的无限制的家庭盲目生育,将带给国家和全体人民非常严重的负担和压力。现在全世界人口尚不到二十六(?)亿,已有不少
国家感觉到生活资料供应紧张,因为人的衣食住行、教育、文化、卫生等都依靠地球上的物质来供应。房屋基建及家具所用的木材需要几十年才能长大。有优良的土壤、充分的阳光、理想的水利、丰富的矿源、大量的肥料、杀虫药、充分的时间和社会主义的科学经营管理,人民才有可能得到丰富的文化和生活资料。我们祖国的人民得天独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一定程度上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都是具备,有四千余年的古老文化和悠久的光辉历史,在英明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我们亲自参加了祖国的建设事业,亲眼看见了祖国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科学经济文化落后的贫困衰弱农业国家,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雷闪电之速,转变为一个具有伟大力量的、前途无限光彩的、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国家,鼓舞着我们全体中国人民永远在毛主席的胜利旗帜下前进。
为了建设祖国,为了全体人民的衣、食、住、教育、文化、生活的提高,究竟中国人口数字应控制在什么数字以内为合理呢?每年新生人口最大的限度是多少呢?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才能做最后的答复的。但中国人口目前增加太快太多那是肯定的。
最近一位民主德国的医学教授告诉我说,东德的人口大约控制在平均每个家庭有二点七的人口,也就是说十对夫妇才生七个小孩,这样每年人口还有一些增加,他们认为满意,因为如果平均每个家庭人口增至三点零时,他们的生活水平将受到很大的不良影响。若平均每家庭人口为二点五,则德国人口不增不减,可维持平衡,这些数字只供参考。至于我们中国的人口,目前来看如能把每年出生的数字控制在千分之十七左右似乎可以了,但必须指出由于党中央关于定期消灭疾病的决定,医药卫生工作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疾病越来越少,老年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中国每年总死亡人数将来可能很快地下降到千分之十七以下,至时中国的出生率必须有相应的更严格的控制,否则我们将仍面临人口增加太多太快的严重问题。
有人曾做初步的估计,如将我们国家生产供应给五亿人口的生活,那将是丰衣足食了。中国人口既不能减少至五亿,只有控制生育。如果在十五年内我们将人口控制在七亿以内,积极的完成祖国经济建设计划,那么1972年的时候,全国人民是可以得到丰衣足食的美满生活的,关键在于青壮年人民能否全心全意响应贯彻毛主席关于有计划的控制人口生育的英明指示。毫无疑问,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是有决心也有信心能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这样具有头等重大政治意义的光荣任务。我们医务工作者愿在即将成立的中央节育委员会领导下贡献一切力量,投入到这项复杂繁重的伟大工作中去,一直到取得胜利才收兵。
至于马尔萨斯以战争瘟疫疾病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学说是错误的、反动的。因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动势力一向利用这个反动学说来进行侵略,榨取弱小民族和落后国家,这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但根据我很肤浅的认识(如有错误,请批评),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繁殖(若不加以控制的话)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加的观察是正确的。在经济和科学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工业农业生产增加的速度是算术级数的,而不是几何级数的那样快,也似乎不无理由。关于人口和土地问题,中苏两国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中国人口比苏联约多二倍,但中国的土地面积比苏联小一倍多。中国的经济文化科学和工业农业生产方式解放后是有很多进步,但基本上大都还相当落后。苏联革命胜利已四十年,经济科学文化和工业农业生产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苏联人口不够多,基数小三倍,每年增加率亦小而慢,故采取奖励人口增加政策。中国人口基数很大,目前增加率太快太多,故应该辩证的采取有计划的控制生育政策,以便累积大量的资金,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日胜利完成。
事实证明生育次数多对于妇女的健康体质和寿命都有一定的不良影响,因为在生育过程中一小部分妊妇难免有难产,意外出血,妊娠中毒,子宫瘤,肾脏炎,心脏衰竭等合并症,同时根据统计,子宫及子宫颈毒瘤大多数产生在生育多的妇女。处女或未生育的女性很少得此病的。
反对早婚,赞成迟婚
早婚是有害的,结婚年龄应以二十五—三十岁左右为宜,早婚无论从生理方面,临床方面,事业前途方面或后一代的健康福利方面都是有害的。青年人一般在三十岁以前学识经验、工作能力和经济力量都比较薄弱的,不应过早谈恋爱或结婚,应该集中力量,专心学习,努力工作,埋头苦干,锻炼自己,为终身事业前途打好基础,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青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婚姻法所定结婚年龄是最低限度并不是鼓励人在这个年龄结婚。刚满十八岁的青年,生殖器官发育虽已开始完成,但身体发育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因此早婚对青年人身体和下一代的健康与体质都有不良影响。女子早婚和太早生产的害处很明显。例如根据妇产科临床病历统计,难产发生率最多的是在二十二岁以前,年龄越轻,难产率越高,所以女子结婚年龄应以二十五至三十岁左右为最适宜。男子性欲衰退的年龄较女性者为迟,故男子结婚年龄可比女子大些。有人以为女子在二十五岁骨盆关节就硬化了,这是没有根据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就有不少女医生和其他妇女在二十八—三十岁以后才结婚的,生第一胎时已经三十岁以外了,但并无困难。我认为从医学观点和青年人本身及下一代的利益出发,应考虑把婚姻法所规定最低结婚年龄修改为女子二十四岁,男子二十八岁(少数民族地区不在此限)。
由于早婚造成了家庭和青年人的种种困难,很多文化水平低的或意志薄弱的青年人,正在应该集中精力学习文化和业务的时候,就谈恋爱早结婚,不到二十五岁就生了不少孩子,青年父母因缺乏经验,经济条件不够,忽视了孩子们的营养健康和教育,这样对待子女,是残酷的是错误的。这些多子女的青年父母,很多往往甚至失去了社会主义主人翁应有的按劳取酬的自食其力的经济独立的自尊心,专依赖组织,要求多给多子女补助费,家庭困难补助费等,组织虽然很关怀,尽了最大努力给予帮助,然而粥少僧多,不一定能满足所有要求,于是有不少的人埋怨组织照顾不够,闹情绪,工作不积极。这些困难都是因为青年人不够负责,过早结婚所造成的。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应该反对早婚,提倡迟婚,打破多子女的封建思想及重男轻女的大男子思想。应重视思想教育和广泛深入的宣传。现在已经有不少节育办法是可以采用的。节育工作应该先由高级首长、知识分子和干部开始实行,但最主要的对象实为厂矿和农村的工农青壮年群众,仅厂矿、农村群众已占全国人口90%以上,所以要达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必须进行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深入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打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子万事足”、“子孙满堂”、“重男轻女”、一定要生男孩子等封建思想。
我们应该说明早婚的害处,应该反对早婚赞成迟婚。对于晚结婚的女子,或全心全意为人民事业立志不结婚的男女,不应歧视而应该受到社会群众的十分敬佩。
把节育工作的严重负担,全部推到妇女身上,是极不公平的
一直到现在大多数人把具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的节育工作严重负担,几乎全部推到妇女身上,这是极不公平的,也是错误的。在性生活方面,多数由于男子的主动和要求,女子多为被动。为了工作,为了节制生育,妇女妊娠后进行人工流产、刮子宫、结扎输卵管等手术的麻烦痛苦和可能有的合并症都推在妇女身上是不公平的。应该事先采取预防为主的政策,男子带上阴茎套或切断输精管(这个手术不影响健康,十五分钟可以完成,很安全),再不然替爱人采购最适宜有效的子宫帽配合外用的避孕药膏(杀精虫药品),使爱人学会使用,现在男子多不愿意负担节制生育的重大政治任务,却把责任推给妇女身上。这个严重错误必须早日纠正。
从实际出发阴茎套比子宫帽便宜十余倍,方便好使,人人会用,子宫帽太贵,每个一元多(中国医药公司暴利观点所造成),多数人买不起,同时需要医生协助选配并指导如何使用,对厂矿及农村群众尚难推广使用,苏新国家以及日本、印度、英、法、意等国家已经实践证明有效的办法,我们都应该结合中国各地情况,学习采用。对于中西医避孕方法,尚存在不少问题,必须很积极地有组织地进行研究,以期早日找到更适合于广大工农群众具体情况所要求的既有效又简便经济的方法。至于没有科学根据的或不成熟的避孕方法例如蝌蚪或针灸等方法,是属于尚须研究或探讨的学术问题,不应过早在报章或群众大会上夸大宣传,造成避孕变为必孕,使青年人以后对避孕方法无信心,影响节制生育工作的推动。
展开和贯彻有计划性的节制生育,是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采取的具有莫大经济政治意义的伟大措施。毛主席这个英明指示是全体中国人民所要求的,因为它是符合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的。它的贯彻对于全中国人民将来的美满幸福生活,将起保证作用。在英明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全体医药卫生工作者愿与全国人民一道,贡献一切力量,坚决地以行动来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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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寅初、李德全、邵力子在交谈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之一——避孕节育问题。本报记者 高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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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实验和科学理论同等重要
汪德昭希望青年科学家重视理论同实验相结合
我是一个最近回到祖国的科学工作者。这次回国,是为了响应祖国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愿追随着祖国科学家之后,作科学战线上的一名尖兵。
回到国内短短的两个月,无论是在学校,在实验室,在工厂里,也无论是在街上,在市场,在家庭里,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实在使我太感动,太兴奋了!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报纸上,从朋友的谈话里,也知道祖国在大规模地建设,但是没有料到的,就是建设的这样的快,这样的好,如此的全面,如此的伟大!人民的风气也根本改变了,例子太多,也不能多举,就拿这次政协开会,我遇到的一件小事来说吧:当我坐在车子上,等候另一位委员的时候,我就和车子的驾驶员谈话,他送过一支纸烟来,我接受了有些不安,被他发觉了,他说:“委员同志,你抽吧,我们的工作虽然不同,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感动极了!是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六亿人的目标皆是一致的!我们是真正的民主!我们亲爱的祖国,是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是一个“老北京”,回想一下过去破烂不堪,人间地狱的中国,在短短的几年里,怎么可能有今天的面貌?清夜自思,我们怎能不衷心地感谢我们英明的政府,和伟大的共产党!
我还愿意借今天的机会,向各位委员报告的,就是祖国的光芒,不仅普照国内大地,它还照着地球上每一个角落。远在法国的华侨,现在因为祖国国际地位的增高,走起路来,也挺起腰板,昂起头来啦!他们一向热爱祖国,保持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而且对促进中法人民友好关系上,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每遇到祖国代表团的来到,华侨就像见了亲人一样。记得去年以冀朝鼎同志为首的商业代表团,参加了巴黎博览会。为了帮助照料我们的展览馆,许多商胞就自动地将自己的店铺关闭,许多工胞也自动地歇工,他们以能给祖国尽一分力量而感到无比的光荣。记得去年以侯德榜、茅以升、冀朝鼎三位同志为首的文化代表团,也受到了巴黎和里昂的中国留学生热烈的欢迎。
祖国科学研究方面,也有了惊人的发展。我所接触到的科学工作者,皆抱着极大的热情,紧张地工作着。为了响应政府节约的号召,我相信祖国热情的科学家们,在不妨研究工作进行的原则下,自动地会充分利用原有的设备,积极地设计和制造可以自制的科学仪器。去年巴黎的中国展览馆内,曾陈列了一些祖国自制的科学仪器,为了鼓励仪器的创造及仿造,在国内也不妨举行类似的仪器展览。
科学杂志,是衡量科学研究成绩的天秤。我们的科学刊物,其种类之多,也是想像不到的。这是象征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在质的方面,很多论文,已达到国际水平,有的甚至超过了国际水平。我们发表的论文,有的已被外国“论文索引”编了号,分析了内容。惟一的遗憾,就是我们发表的理论和实验的论文,分量不匀,实验方面的文章不够多的。前在小组讨论会上听一位同志说,现在的青年科学家,很多人“喜欢理论,不愿动手”,对于研究题目“喜欢特出,不喜平凡”。我想这可能是暂时的现象,我相信青年的科学战士们,一定会了解到理论和实验有同等的重要性,彼此是互相结合的;也会了解到研究的题目不由平凡的着手,就不会有突出。这种暂时的现象,一定会扭转过来的。
一切热爱祖国的科学家们,加紧地团结我们的队伍,武装起我们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组成一支战无不胜的大军,为胜利地完成十二年科学规划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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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工业建设和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意见
蔡方荫的发言
在这次会议开幕的前后,我听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的各项报告,一方面使我大大地提高了思想认识的水平,感到无比的兴奋,另一方面我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发展,我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壮大,更使我感到无限的鼓舞。
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技术人员。解放后做了几年工业建设工作,目前又做科学研究工作,现在根据知无不言的精神,就我国目前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知识分子等方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请各位委员和各位同志批评并指正。
工业建设方面
重工业对于轻工业的投资比值应逐步降低;在建筑中不能盲目追求现代化和机械化;工艺设计应力求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目标在逐步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这个目标最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轻工业和农业。但是要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又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拿房屋来作譬喻,重工业可比作基础,轻工业和农业可比作上层建筑。没有好的基础,上层建筑固然不稳固;但是基础的投资比上层建筑的投资过多,必使房屋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因此,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逐步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以后每一个五年计划中,重工业和轻工业与农业投资的适当比值是需要慎重考虑的,而这个比值应当逐步降低。毛主席在报告中指示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要把这个比值降低到六比一,是非常正确的。
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中提出“技术政策”问题,是非常重要而适时的。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的许多建设中,有一些颇有盲目追求现代化和机械化的偏向。例如在建筑工程中,有许多人认为要达到又好、又省、又多、又快的目标,最好的办法是尽速推广建筑工业化和施工机械化甚至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又如有些主管机构认为城市中作为辅助的交通工具的三轮车是落后的,必须尽速用现代化的小汽车来代替它们。但是在现代化的小汽车未能充分供应以前,就把认为落后的三轮车尽速淘汰,使城市中的辅助交通工具发生青黄不接、供不应求的现象。李副总理在报告中正确地指出:现代化和机械化的建设,都是需要投资多,劳动力少,而技术水平又高,在相当长久的时期内,这都和我国的情况不适宜。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切都追求现代化、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倾向,必须加以纠正。
在我国过去几年的工业建设中,许多重要工厂的工艺设计和厂房设计都是委托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在国外办理的。对于他们这种无私的大力帮助,我们是万分感激的。但是因为我们所供给的资料不够充分,或者国外专家对于我们国内目前的种种条件(如材料供应,技术水平,节约政策等)不十分了解,也有一些设计虽然质量很好,但和我国目前的情况不十分配合。因此,我建议在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工艺设计方面,凡是我们不能自己设计的,除必须在国外进行设计的以外,应尽量请国外专家来我国进行设计,这样不但国外专家能彻底了解我国的情况,作出完全符合我国目前条件的设计,还可在设计工作中为我们培养一批各种工艺的设计人员。至于厂房的土建设计方面,我们现在已有一支相当壮大的设计队伍,对于苏联的先进经验,也有相当的了解,应当能担负这种设计工作。若再加上国外专家的帮助和指导,则更可应付裕如了。
科学研究方面
研究机构要在“贵精不贵多”的原则下稳步发展;正确配备科学研究人材;研究机构中要树立爱护人民财产的风气。其次我要简单地谈一谈科学研究方面的问题。自从去年党和政府号召向科学进军并且要求在十二年之内,使我们急需的科学部门赶上或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以来,各产业部门都纷纷建立许多研究机构。有许多研究机构的性质大致相同,有的规模庞大,发展太快,但大都兵多将少,缺乏各层应有的技术领导,研究力量颇为薄弱,我认为研究机构的建立,应根据生产工作的需要和研究力量调配的可能,在“贵精不贵多”的基础上,稳步前进,逐渐发展到“大”和“多”。各产业部门应当建立科学研究机构,来解决在生产中所遇到的问题,但在目前规模不宜太大,数目更不宜太多。在若干性质相同的研究机构之间,更应分工合作,互通声气,避免完全重复的研究工作。
在研究人员的调配方面,应当密切注意到只调配那些适宜于做科学研究工作的技术人员,因为不是所有的技术人员都适宜做科学研究工作,更应当密切注意到基层和各层领导技术人员的适当比例数。兵多将少或者将多兵少都是不能组成一支向科学进军的有力队伍。
此外许多科学研究人员在仪器设备方面,要求要好、要多、更要最新式。对于最新式的仪器设备,又多不会使用或不小心使用,造成积压多损坏率高的现象,各科学研究机构应立即进行检查,改正错误,树立俭朴节约,和爱护人民财产的优良风气。又有许多技术人员,尤其是新从学校里出来的,为了向科学进军,不愿在生产工作中逐步提高业务水平,一心想自己多读书,准备在最短期间内获得副博士的荣誉,因此,不重视或不安心做本岗位的生产工作,教学工作,或研究工作。这种向科学进军中的不正确的态度,必须迅速纠正。
知识分子工作方面
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还安排得不恰当;有一些人的历史问题应当抓紧清理。
最后,我要扼要地谈一谈知识分子问题。周总理在去年1月14日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又指出“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历史是比较复杂的,……应该集中比较强的力量,分别轻重缓急,尽可能迅速地清理他们的悬案,以利于今后对他们的使用”,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但仍然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得很不恰当。在这次会议的自然科学小组讨论会上,有一位委员反映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座某委员的儿子是在美国学“物理化学”(就是理论化学)中的低温化学,得有博士学位。大概他被误解是学 “物理”和“化学”两门的,因此被分配到某军事工程学校去教物理。据闻因为他是在军事机构工作,还不能调动。学化学的去教物理,哪能够像周总理所说的“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呢?此外类似的例子还不少,恕不一一列举。
关于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在我们去年下半年到各地视察时,也还有许多没有作出结论、清理悬案。在去年下半年视察工作分组座谈的“知识分子问题组”上,大家同意“建议中央通知全国各地检查是否已贯彻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报告的政策,如有未认真贯彻的地方,应切实贯彻,如有偏差,应迅速纠正”。希望中央能迅速采纳这个建议。
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本身,当然还存在许多缺点,虽然经过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我国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知识分子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都远远落后于客观的要求,今后我们知识分子必须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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