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关键在于质量
思芳
常常听到议论：某种题材的作品太多了，另一种太少了。例如，去年曾听说 “写工农兵”的太多了，写其他的太少了；写生产、斗争的太多了，写个人日常生活的太少了。今年又听到写“其他”的太多了，写爱情的太多了，“揭露阴暗面”的太多了……。
这种讲法似乎不太“科学”。所谓“少”者诚少，斥其“多”者却未必多。
从全国范围来看，创作还亟需发展，无论量与质，都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总的情况是我们的作品——比较好的作品太少了，不是太多了。去年都说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剧本太多，其实真正站得住的却少得可怜；最近有人说写爱情写的太多了，其实，为了出产今天的“西厢记”、“红楼梦”也尚待作家加油努力。有时候，某种题材的作品奇缺，譬如反映学校生活、科学家的生活和科学幻想小说等，呼喊一下“这种题材写得太少了！”以示提倡之意，那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少了不等于那种多了，逆定理不一定成立。
有时候某种题材的某一部分作品发生了一些“流行病”，如写农业合作化的剧本出现了“套子”，写爱情写成了“黄色”，揭露阴暗面的时候未能更有力地肯定和巩固我们的新社会、新生活等，这时，需要细心地分析病源：或是公式化概念化，或是低级趣味，或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却不必加白眼于某种题材，题材无罪，罪在作者。
作家写哪一种题材的作品，是并不完全以他的主观意图和评论者的好心劝告为转移的。任何了不起的作家，也要受自己的生活经验、才能特点……的限制，有自己的“特长”和“特短”。作品题材的比例，不可能像按计划生产的商品，时时都比较能保持一定的平衡。在题材问题上，还是多作正面文章吧，如提倡写工农兵，提倡写新人物，提倡写作家所熟悉、所感兴趣的非写不可的东西！那种轻易地发出这个多了那个多了的指责，只会使作家迷惑。在这方面，作家是很苦的。他酝酿一个题材需要半年、一年，甚至许多年，而某些评论者放的空气，却可能在短时间打乱了他的计划。作家也要谨慎，要独立思考，不要在此风彼风下摆来摆去。
让我们更多地提倡写工农兵，写新人物吧！让我们多从作品的质量着眼吧！让我们更公正地欢迎有益于人民的写一切题材的作品吧！
第8版()
专栏：
对“彭公的抗议”的意见
崔宗铎
作为新华书店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对海默同志“彭公的抗议”（见人民日报2月12日八版）一文，提些意见。
海默同志为需要文化生活的农民呼吁；他深入到农民中间，发现问题，对工作中的缺点，直率地提出批评，我都是赞成的。海默同志的批评，从积极方面看，也会促使有关部门更进一步去检查工作中的缺点。但是，海默同志仅仅在一个乡看到一些农民只能读到“一本看了二十多年的‘彭公案’”，再加上他到附近的新华书店去没有买到“三国演义”、“水浒”、“三里湾”等书，就作出结论说：“今天这种认真为农民文化服务的作风减少了”，特别把新华书店指责为：“更庸俗的，更形式主义的，更喜欢伪造成绩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真的“今天这种认真为农民文化服务的作风减少了”吗？据我了解，新华书店去年就把农村的图书发行工作放在第一位。配备有四千多流动供应人员，他们常年在农村辛勤奔忙，不避风雨；去年一年还组织了三万多个农村供销社来帮助图书发行工作，并且通过书店和供销社，组织和安排了大量的书贩，发挥他们在农村图书发行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因此，去年一年就有一亿八千万多册通俗读物发行到了农村，比1955年增加了86％。这是曾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的。
我相信海默同志在李淑才老汉家里看到的现象是事实，但这些人大都是不识字的农民。那么这个乡有没有识字的青年人呢？他们有没有新的读物呢？看来海默同志对这个乡的情况的反映也不是全面的。以中国农村之大，农民之多，与今天图书发行工作力量对比起来，有些农民读不到新的读物的现象还是难免的；我们当然应该重视这种现象，尽量努力在可能条件下减少这种现象，但平心而论，不只在今天，恐在几年之后，这现象也还会局部地存在。同时，今天的图书发行工作还不能不顾及农村的经济情况，例如像“三国演义”、“水浒”等价值数元的大部头书，一般农民还是买不起的（在农村多是发行了一些这些书的章回节录的小册子），因此，不能因为在像沙岗子乡这样小的农村书店里没有看到这类大书，就愤愤不平。至于“三里湾”一类的畅销书，如果在那里没有找到，是不是卖完了呢？海默同志似乎没有足够根据可以断定那里从来没有出售过“三里湾”。
“书店工作中有没有形式主义”呢？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的，应该从思想方法上和工作作风上加以克服。但一年之中突然大量增加发行量，在调查研究工作方面也有相当的困难。一般书店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农村工作的人员，总是勤勤恳恳为农民服务的，对他们的工作的不全面的批评，是不能叫人心服的。
海默同志对赠书运动的批评，更不能令人心服。自青年团发起这个运动后，得到了广大青年和关心农村文化生活的人们的热烈支持。我就曾经目睹许多学生和职工，纷纷到书店来选购各种适合农村青年阅读的新书。仅据辽宁、河北、福建、贵州、河南、青海等十九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就有一千多万册图书送给了农村青年，建立了农村图书室三千多个。这些书绝大部分是好书和新书，大大地鼓舞了农村青年学习和生产的热情。山东省泗水县南百顶村接到城市赠书建立图书室后，半个月中就有二百九十五个青年借阅了书。河南省许昌县贺庄乡女青年团员孙秀云看了城市青年赠送的“鸡毛信”后，克服了当生产队长怕困难的思想。通过赠书运动，增进了城市青年与农村青年的革命友谊，他们互相通信鼓舞。在赠书运动中各地新华书店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有的主动供应，有的选编适合农村的新书目录，以供赠书青年参考。这些也都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不久前山东省新华书店还曾收到章丘县相公庄东皋乡展望农业社社员们表示感谢的来信。作者仅仅抓住其中个别的缺点，就把广大青年的积级行动一笔抹杀，这是不公正的批评。
总之，我认为海默同志的愿望是好的，但由于他只抓住一点就来否定全盘，所以他的批评的本身是偏激和片面的。这种批评虽有它积极的一面，但它更多的是“泼冷水”。
我个人认为，新华书店的工作确实存在着许多缺点，应该进一步去检查、改进。为了改进工作，也应该欢迎尖锐、直率的批评，但同时也更需要广大读者积极诚恳的帮助。像海默同志批评中的那些缺点，是应该力求避免的。
第8版()
专栏：
金马驹
——回乡日记之二
吕建中
列车到达莱阳车站，夜已深了。外面下着大雪。
在列车上就听旅客们说，自从修了蓝（村）烟（台）铁路，莱阳城繁华起来了，莱阳还是个大站口呢！我却没想到，下车以后到城里还有十多里路。
四外一片漆黑，西北风挟着半融化的雪花迎面扑来，天冷，地滑，人地两生，深更半夜到了城里能不能找到旅馆？……
我和我的同伴正困惑着，背后传来一种亲切的声音：
“同志，要进城吧？我这车可以挤着坐两个人，天冷啊！”在微弱的灯光下，一张年轻人的脸裹在带耳朵的棉帽里，眼睛闪闪有神。
“唔，好极了！您拉得动两个人吗？这大的风雪！”我们以感激的心情说，随他走近那边很少几辆蒙着一层雪的三轮车。
这年轻人十分殷勤。我们上了车，他把我们随身带的一条毛毯给我们蒙到腿上，口里不住叮咛着： “压好，压好，冷啊！”好像他全然没有想到自己冷不冷。
车子走出车站附近的几座小土房，风雪就更大了。我的同伴多少带着些埋怨的口气问，车站为什么要离城这么远？多不方便哪！那年轻的三轮车工人立刻解释说：“适应发展需要嘛！”这句话他说得很熟练，像是说过不知多少次了。于是我又接着问：“听说蓝烟铁路一通车，您们莱阳城繁华起来了，是吗？”
“那还用说，我们莱阳是块宝地呀，什么都出产，就是交通不便。修了蓝烟路，您到城里看看吧，这公司，那采购站，咳！全是新楼房。”
风雪越来越紧，雪花里还夹杂着些小雪球，像沙子一样向我们脸上直摔，毯子上也早就盖着一层半凝固的雪，沉甸甸地压在腿上。虽然远远望见莱阳城上空泛着一道白光，但走一会抬眼望望，好像还是那么远。三轮车工人弓着身子，一歪，一扭，吃力地蹬着，车子不住吱呀吱呀响。我在车子上坐不住了，要求停下来下地步行，好减少些车子的重量。可是这年轻人不肯，他跳下车来整一整车篷，像是为了要解除我们内心的不安似地说：“别着急，同志，快到了，您们一路上挺累，到城里帮您找个好旅馆，歇息歇息，明天好上汽车。”他揩揩汗，一边跨上车，一边又问：“同志，有点饿了吧？这一通火车，您想吃什么都有，明天您到饭馆里还能吃上鲜对虾呢。唔，听您的口韵像是东半拉人，以前到过我们莱阳吗？”
他很吃力。虽然他问话的语气显得那么轻松、温和，可是我们实在不想让他多说话，便只简单回答一句：“没来过”，再不说下去了。
其实，我过去虽然没有到过莱阳，对莱阳人却是有些了解的，而且也能理解这年轻人为什么特别强调现在在莱阳能吃上鲜对虾。儿时的记忆清楚地浮现在我脑子里。我海阳故乡的家门口就是一条通往黄海海滨一个渔港的大路，每年春季鱼汛，这条大路上就繁忙起来了。夜里睡在床上，骡蹄声，叮叮当当的铃铛声，夹杂着吆喝牲口的声音，常常把我从梦中惊醒。老人们说那是莱阳农民带着土产到海上换鱼虾的，他们几天几夜在那重重叠叠的山岭之间盘行，常常不等走到家鱼虾就发臭了。老人们也以同情的口吻给我们讲过一个关于莱阳人渴望新生活的故事：一个老汉，一辈子没吃过海里的鲜鱼。他终年累月在山上打柴，过往行人凡是生活没有着落的，他宁肯自己不吃饭也解囊相助。老汉的勤劳、好心肠感动了上方神灵。这天，他正打柴，只听那山呼拉一声响，裂出一对金马驹来，那金马驹问老汉要求些什么，老汉想了想，说：一不要柴米，二不要衣衫，单要您金马驹跑到东海边。金马驹懂得了老汉的意思，便天天驮着柴米到海上去换回鲜鱼和食盐。这故事也引起了我对莱阳人的同情。我甚至有时夜里听到铃铛响，便爬起来和邻家孩子好奇地跑到街头上去看。月光底下，只见一串一串驮着重载的骡子，低着头，吃力地挪着步，那些穿半截棉袄、双鼻梁鞋的人也走得满头大汗，疲惫不堪。当时我幼稚地想：这些莱阳人要是真有个金马驹该多好哇！
现在，莱阳人世世辈辈幻想的“金马驹”真地出现了。每天当那一列一列吐着浓烟的火车，载着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眼前风驰而过的时候，他们是多么高兴啊！他们再也不想什么金马驹了。想到这一点，我也就很容易理解我眼前这个年轻人为什么那么乐观，眼睛为什么那么有神。
回忆和沉思使我忘记了寒冷。突然，火车一声吼叫，震荡着寒冷的夜空，风也逞强似地掣着车篷嘶叫。我定神一看，那年轻人的头上直冒热气。我再也忍不住了，不等他停车，就伸一伸冻僵了的腿跳下车来，帮他推推车子。
到了城里，已经过半夜了，雪还是不停地下着。这年轻人又挨门逐户给我们找旅馆。并且告诉我们说，本来他妻子劝他今天多歇一晚，第二天好上街买点东西过春节。可是外面风雪越来越大，他想，今晚城里的三轮车去车站的很少，那下车的旅客怎么办呢？这大的风雪！想来想去，最后他还是从暖和的被窝里爬起来，蹬着三轮车奔向车站去了。我们觉得过意不去，一再地感谢他；可是他也总是怕我们心里不安，甚至不愿在我们面前现露出自己很疲劳。这年轻人的心灵真是太美好了。我觉得我面前站着的不单是一个三轮车工人，他劳动，决不单单是为了钱、为了自己的需要，他更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是为了别人，为了别人的需要。过去常说：“祖国可爱”、“祖国人民在前进”，可是再没有比这种时候使我感到这话的真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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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拉兹里夫
——1917年列宁避难处
严辰
那时，俄罗斯正像一片泥泞，
到处弥漫着反革命屠杀的血腥；
他悄悄地穿过沼泽走来，
不是躲避，是为了明天的斗争。
这里没有人烟，没有道路，
远古的荒凉包围着无边的寂静；
只有芬兰湾的波涛拍击着海岸，
野风单调地摇撼着白桦林。
在这密林中的小小的空地上，
有一个低矮的小小的茅棚；
茅棚里铺一层野草当做床褥，
门外也许还留着野兽的脚印。
就是这低矮的小小的茅棚，
包容了一颗光辉的巨大的心灵；
就是这低矮的小小的茅棚，
却使高大的冬宫胆战心惊。
他手执镰刀、刈割野草，
如同把旧世界的垃圾扫除干净；
他劈着木柴、点起营火，
水壶里的水和他的血液一同沸滚。
高高的树桩当做桌子，
矮矮的树桩当做板凳；
多么漂亮的“绿色工作室”呵，
树叶的气息有着异样的清新。
他一手翻开蓝色封面的笔记簿，
一手飞快地写着“国家与革命”；
他从这里传播出火种，
霎时间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十月的炮声。
从地球的东方和西方，
每年有千千万万人来这里访问；
人们看到的只是小小的茅棚，
带走的却是坚强不渝的信心！
1957年、2、7、北京
第8版()
专栏：
两个论断
（阿瓦尔民间故事）
有一个人仰面朝天地躺在一棵核桃树下乘凉。在这巨大的核桃树下，他看见树枝上长着那么小的果实；一侧头，他又看到旁边的菜园里长着挺大个儿的南瓜。
“嗐，”他说道，“世界上的事情真不公平：这么粗大的树干上应该长南瓜，而那样细的瓜蔓上应该长核桃才对。”
正在这时候，一个核桃从树上落了下来，正巧落在他的脑门上。
“唉哟，唉哟，唉哟！”他喊道。“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是最公平的！要是从树上落下一个大南瓜来，那我准完蛋啦。”
刘骅、杨光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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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巫峡百步梯（国画） 李可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