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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使养猪业向前跃进一步
戴戟希望在农业合作化条件下制定新的全国规划
我在这次会议中先后听到了周总理和各位首长、陈副主席的报告，尤其是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感到无上兴奋和鼓舞，我表示同意和拥护。
我来自安徽。安徽在去年是一个灾情严重的省份，这是大家所关怀的。幸而在党的领导下，各部门对于救灾工作，都非常努力，做得很好，严重的灾情也快成过去，这是可以告慰的。用不着多说。至于我个人所担任安徽省体育部门工作，在去年曾有发言，在去年一年到现在，还是循着以前所打下的基础进展，也用不着多谈。我现在所欲谈一谈的就我在安徽眼见到某些地区的生猪减产的情况。我初以为是局部地区的现象，在前几天本月1日人民日报上看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才晓得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很严重的大问题。我愿就此不限于安徽提供些意见。我以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大家必须十分重视。在这个决定内，已经把生猪生产下降的原因与补救的办法，说得十分清楚。挽救生猪生产下降的趋势，从而转为增产，今后就在于所定办法如何贯彻执行了。据1954年6月统计，全国生猪生产，总数达到一亿零一百万头，1955年6月降到八千七百万头，在一年内减产一千四百万头。至1956年6月又降到八千四百万头，就是1955年6月至1956年6月比1954年6月统计总数减少了一千七百万头，在由1954年6月至1956年6月两年内计共减产了三千一百万头。如果把每头猪的成本利润计算在内，假定平均作价五十元计算，则减产总值就达人民币十五亿五千万元，而因生猪减产致猪粪肥料相应减少这个总值也相当庞大，还没有算在里面。所以生猪减产直接影响国家建设的进行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后果相当严重。简单从这个数字一想，就值得全体人民对此特别重视了。在党中央与国务院所做决定扭转办法已十分周详，其中有些办法只要作出规定便可生效，如提高生猪收购价格这一类。至于生猪减产原因之一，如农村中豆腐坊、油坊、粉坊，大部分停止生产，致生猪饲料不足。今后须使停业的豆腐坊、油坊、粉坊恢复生产，那就不是一个规定所能做到，必须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地确定它们能够恢复生产的具体办法才能办到的，我希望政府对此加以注意。至于决定内所指出生猪减产的第三原因是：对于农民养猪的指导，没有适应农业合作化后的新情况，换句话说，就是农民养猪的原来环境与条件，因农业合作化以后，发生了许多困难，变更了许多便利于养猪的环境与取消了许多便利于养猪的条件，这一方面的矛盾是最值得重视的。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在个体农业阶段，农民养猪业，在历时久远中，自成为农村经济一个重要环节，其中有许多彼此适应的习惯。农业合作化以后，以前适应的习惯，不再完全适用了，农民养猪便发生了些新的困难。但个体农业是落后于合作化的，我们必须把农业推上合作化前进的道路上，既绝对不可能因为养猪把合作化取消，恢复个体农业，使旧时适应于农民养猪的环境与条件，一一存在，使旧时适应的习惯，继续通行有效，那么，我们必须把握合作化后新的适应养猪的环境，依照新的环境去创造新的条件，这才是今后养猪增产的正确方向。换言之，农业合作化，使我国古老的农村起着根本变化，伴随着农业的养猪业，因而也是不可能不发生变化的。在旧的个体农业环境基础上养猪，一般是合乎当时经济的条件进行的，今后如果使它一一退回旧时的状态，可能是极不经济的。农民养猪在近来的不能获利，固然有些因为收购价格硬性的规定与压级压价所致，因为环境与条件变更了，养猪的方法如仍照从前一样，可能是不甚经济的或极不经济的，那就是会成本高了。如果将来在收购价格提高的部分，仍不能弥补因成本过高的损失时，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仍是不能恢复的。我以为国家在扭转生猪减产情况各种措施之外，似不妨集合专家与有经验之老农研讨一个具有全国性的符合于农业合作化以后的情况的新的规划。这个规划决不是把养猪业退回到旧时个体农业的一种副业状态，而是把它合乎农业合作化后新的条件，向前跃进一步，使一切新的最科学的方法都可应用上去，使新的养猪业比在旧时个体农业中养猪更为经济，规模更为巨大，与城乡人民肉食的供应以及猪肉出口加以更合理的安排。我以为国家在注重生猪减产的严重问题时，这似乎是值得重视的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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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密切广西省僮族汉族的关系
梁岵庐的发言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曾提到少数民族问题。我从多民族的广西而来，列席会议，现在谨就这一问题，略说一点感想。广西省内包括有僮、侗、苗、瑶等十多种少数民族。在全省一千八百多万人口中，僮族即占六百四十多万。它不仅是广西各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也是全国各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
僮族为古代的骆越族，而僮族之称到宋代才见于纪载，在广西具有悠久的历史。秦代开辟桂林、南海、象郡，地区极广，即是僮族南迁聚居之处。汉代在郁林郡即联系了十多万人，给以冠带。唐宋以来，黄峒、侬峒更为壮大，而以现在广西桂西僮族自治州一带为重心。历代统治者对于广西境内各少数民族不断地加以压迫。广西桂林现还有“唐大历平蛮碑”“大宋平蛮碑”等大书沵刻的摩崖，所谓“平蛮”即是对僮族而言；其它所谓“平瑶”“平苗”的石刻，自元代以降也为数不少。僮族人口最多，土地最广，所遭受的痛苦当然也较深。从民族的特征来说，僮族不仅有其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区，共同的经济生活，更具有优秀传统的文化。如铜鼓、僮锦以及最近发现的僮族古代壁画等，可以为证。尤其是在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和以后由天地会所领导大规模而长期的反清斗争、中法战役以及红七军革命斗争中，僮族和汉族一道，创造了光荣历史的一页。这说明了汉、僮两族历来相处，患难相共。大家一同处在社会主义光辉照耀的今天，僮族既有六百多万人口，正应根据宪法将广西省建立为广西僮族自治区，我认为这是贯彻民族政策的适当而且必要的措施。从汉族来说（包括我个人在内），我们也有责任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使僮族当家作主，共同进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时，广西处在华南的边缘，建立自治区以后并可增进国际的兄弟般情谊。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措施的重大意义，在党和政府及毛主席领导下，纠正不正确的思想，扫除不必要的顾虑，以利民族政策的执行，使广西僮族自治区得以早日实现。（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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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四点建议
李寿民 郭谷石 刘元恺 许效农联合发言
我们几个人，都是山东几个小城市政协委员会的工作者，见闻不广，学识甚低，所以参加这次大会，都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听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对于如何认识问题，处理问题，我们初步的有了明确认识，将来在工作中，可能少犯大的错误。在预备会上听了李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我们了解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精神。大会开幕后，又听了周总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及陈叔通副主席作的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对国际形势更加清楚，对政协工作略知范围。我们学的东西不少，对毛主席的指示及所有的报告，我们表示完全同意，衷心拥护，并且坚决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尤其是3月9日听了陈云副总理关于增产节约的发言，我们认识了增产节约是全国的重要政治任务。
现在向大会谈四点建议：加强对地方政协学习工作的领导
一、社会人士的学习在当前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他们散居在各个角落，对于新的社会新的政治有不同的思想和看法，如果不通过学习改造他们的思想，对各项工作不但不能起到助力，反而发生阻力，对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是不相适合的。一年来，山东地方政协组织了不少的各界人士进行了学习，取得相当的成绩。但是学习材料，甚感困难，因而对学习计划的规定，极难着手。建议对地方政协学习工作加强领导，有计划的布置适当的学习材料，及时的指示下达，我们好遵照执行。注意避免公费医疗中的浪费现象
二、增产节约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措施，因而想到公费医疗问题，公费医疗是干部职工的一种福利，也是社会主义优越制度之一。但是由于医务人员有的不能正确地掌握治疗原则，滥发贵药，而享受公费医疗的人有的又是无原则的要求服用贵药，造成公费医疗的超支数字很大，已成普遍现象。在医院的门诊部不断有干部职工向医生提出无理要求，甚至纠缠不休，要求准他休假或者住院。需要转院需要出院，必经动员说服，甚至住院以后，就不打算出院。种种情况，固然有的是医生处理欠当，也有干部职工提出要求，再三解说置若罔闻，反映到他们的领导，结果也有的无效。这笔浪费，应当重视，一面对医务人员加强教育，使他们提高认识，树立责任感，严格执行医疗原则，作到对病员该服药就服药，该住院就住院，该出院转院就出院转院。同时对享受公费医疗的同志们，也应加强教育，使他们服从医生，不能任凭自己的一知半解或道听途说而无谓的向医生提出不合治疗原则的要求。我们建议最好通过双方教育，重视国家资财，这个超支是可以解决的。向群众深入宣传对待侨胞的政策
三、关于国外华侨及港澳同胞，政府一向是关心他们的，重视他们的，但由于政策的宣传没能普及深入，群众对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就山东威海说，出国华侨和港澳同胞就有四千多人，几年来他们听到祖国的伟大，心想回家还有顾虑，再加群众认识极差，以为他们依附帝国主义工作，因而对侨眷及港胞家属抱有歧视的心情。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建议政府继续注意对侨胞政策的贯彻，还是必要的。注意研究中国教育学和教育史
四、建国以来，一切学习苏联，这是十分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苏联有三十多年的建国经验。仅就教育工作说，由于系统的学习了苏联先进经验，我们从不知而知，从肤浅而深刻，从片面而整体，于是教育工作大改面貌，取得一定的成绩。即便一个农村初小教师他也知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在教学上，教学原则的运用，教学方法的选择，以及整个课堂教学的结构，应该规定那些环节，如何理论与实践一致等等。更突出的是通过教学实现教育目的，培养孩子们新的道德新的品质，发展他们的个性。全国教师边学边教边提高，劲头是不小。还有部分教师一面教学，一面作科学普及工作，较之旧中国的教师，无论在理论上、在实践上，已经是本质上的不同。当然不是说登峰造极不再前进，须知现在教师们虽然有些成就，仅是好的开端，也可以说升堂尚未入室，以后更要大踏步的前进，更细致的、更深刻的学习苏联，且说我们前进，苏联的教师们也不停止。但是自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认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一方面学习苏联，一方面也应编一部中国教育学、中国教育史，因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曾出现不少的教育学者。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明确是非，以定取舍。以苏联教育学为基础，适当的参加上中国的具体材料，这样教师们在工作中就不至单纯的引证夸美纽斯·乌申斯基……好像中国过去一无可取。至于中国教育史，当然内容完全是中国材料，整理比较困难一些，但作为一个中国教师来说，很应该有中国教育史的常识，也可说这是起码条件，中小学教师在我国占的数字不少，如果他们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再接受本国的一部分财产，他们就更丰富，更壮大，对于教育工作更有力。建议大会转请我国教育学者今后注意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是需要的。
以上所谈，是否有当，尚祈指正批评。
最后祝全体健康！（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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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扭转消极思想 参加社会活动
岳崇岱的发言
我是初次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于参加这次大会，感到万分光荣和愉快。使我最兴奋的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听到毛主席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的十二项指示。在开幕那天，又听到周总理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国际友谊的报告、陈叔通副主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一年来工作的报告，并在预备会上听取了李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若干问题的说明，使我深深的体会到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民主性。在小组座谈中作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讨论，更进一步知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是互相联系的互相制约的，不能有所偏重。中央这些伟大的措施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并希望认真的贯彻执行。我是一个道教徒，我愿意在这个大会上将道教的起源与沿革作一简略的介绍。我预先声明一下并不是在作宣传。道教是中国的固有的宗教，也就是中国的古教，他的起始是由于原始社会庶物崇拜逐渐演进到宗祖崇拜。所谓庶物崇拜如“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宗祖崇拜即“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人二庙，庶人祭于寝室（即俗称家堂）”。那时，人民知识简单，以为天地间各种变化风云雷雨、山川草木、江河湖海等等皆有神主宰之。以后又演进为人格神，如燧人氏为灶神、祝融氏为火神、尧舜禹为三官大帝、周朝三母为娘娘神、天有上帝、地有社神，大都是为纪念一些伟人和发明创造者的功绩而形成的。礼记上曾这样说：“有功于国则祀之，有益于民则祀之，能捍大灾能御大难则祀之，立法于后世者则祀之。”这些都是封建帝王利用民间的崇拜，借以范卫世道人心补助政治之不足。所谓神道设教，这对民间信仰曾起过很大的作用，至今普遍的绵延未绝。道教的创立起始于道家，周朝的老子著道德经八十一章，阐发道之玄妙，而不承认天地万物是神生的。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又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以老子的学说是朴素的唯物论。道家又尊道而贵德，神则次之，尚谦虚、柔弱、不争、清静、无为、淡泊、寡欲、功成名遂身退、偏重于修养而淡于仕进，如“范蠡孙武子商山四皓张良黄石公”等都是依道家的学说立身行事的。到东汉时，有成都张陵，他是留侯八代孙开始创立道教，他引老子为鼻祖，并将民间一切神的信仰完全统纳于道教之内，从此信神与修道化而为一。随着社会的转变，代有传人代有废兴，枝分派别诸渐复杂，其中有丹鼎派、符籙派、清修派、政治派、全真派、正乙派，有先出世而后入世，有先入世而后出世，如魏伯阳、陶宏景、葛洪、魏征、李密、李淳风等，有时遁居城市，有时逸隐山林。迨至元初，成吉思汗曾聘请道士丘长春问长生久视之术，长春则告以敬天爱民、好生恶杀之道，并拯救过无数人民的性命。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宗教，他深入民心，虽时有兴衰，而民间的信仰则是普遍的始终未断，这是不能否认的。而道教徒过去在旧社会时都是消极厌世，抱着独善其身、与人无患、与世无争、不问政治的思想，但那时的政治也不允许您问。自解放后，政治转变了，社会光明了，各地道教徒经过一系列的学习，参加各项社会活动，觉悟都大大的提高了，扭转过去消极厌世、不问政治的思想，知道团结群众、发扬热爱祖国的精神，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光荣的政治立场，并能参与国家的大事。这是历史上从来所没有过的。我们生在这个稀有的时代，赶上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是何等的幸运哪！在1956年年末，在中央政府号召协助下，成立中国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这更鼓舞了全国道教徒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爱国思想，而我本人被推举为筹备委员会的主任。今后我站在宗教岗位上，团结全国的道教徒，爱护祖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联系各地道教徒，发扬道教的优良传统，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内七项准则，加强自己的学习，贡献出自己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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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医学勃兴的佳兆
冉雪峰谈西医学习中医的问题
我完全拥护这次会议各位首长各项报告。
我滥竽医界垂五十年，是个老中医，试就中医学术基质内容，和中西医学交流问题，聊贡一点粗浅意见。
中医是中国广大人民自己的医，与人民亲密结合，为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武器，有四五千年永久有效的历史，六万万人口冠全球优美的成绩，由长期临床事实经验体合而来，故能反映出中国天时、地理、气候、风俗、习惯。用以治疗中国广大人民疾病恰恰适合；且可活用原则，通于无穷，故在疗效上，常治他医所不能治的病，为世界医学中一种的特殊医学。
究之中医学术基质内容如何，我们为学所当深深了解，概括言：中医讲生理是讲生的，不是讲死的；讲病理是讲环境的，不是讲孤立的；讲治疗，是讲整体的，不是讲局部的。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息息相通，天地变化，人体即起变化，不仅人体起变化，天地本体，亦自起变化。中医究人与天地所以共同生，不宁讲生的，并讲生生的，直欲人定胜天，征服自然，这个中医学术基质内容，值得注意。
党和政府以这个祖国文化中医，有研究发扬的价值，号召全国中西医，相互学习，重心尤放在西医学习中医上。这个指示，透过了中西医学理数层，解决了中西医隔阂的问题，标明了中西医化合的路线。起初西医学习中医免不了几分疑虑，现忳忱悦服，涌起西医学习中医的高潮，风习丕变，这就是祖国医学勃兴的佳兆。
但是西医学习中医，要在学术根本上着眼，若单注意经验，惟记诵一药一方一病，自以为简便实在；其实囿于局部小成，那是与中西医学术真正化合上，起不了好大作用的。而且西医学习中医，不是仅懂些中医基本学识；要全懂得中医基本学识；并要全懂得中医学术基本的精神，方能证入中医学理的最深层。庶中西双方竞耀媲美，共肩起这个有历史性发扬祖国先代文化光荣的任务。
进一步言，中西医学术基本不同，研究方法，不能局于一个式。所以科学方法，有普通方法，又有特殊方法，中医深邃学理，须向中医自身力求了解，不能以西医学理的看法，来衡量中医学理，这个中西医两大文化化合，史无前例，极细致、极艰巨，学问无止境。现在中西医须共同研究，将来永恒的中西医仍须共同研究。希望西医学习中医，将中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数千年实验精蕴，融纳入西医学理中，增加此特有原料的生力军，相得益彰，其发展必有出人意外的。学术基本虽不同，在中西医双方努力下，可由矛盾寻出真理，由真理归结会通，由会通再起一个化合，将祖国医学推到峥嵘峻极最高峰。不宁更好的为祖国广大人民服务，并将这个特殊医学贡献到世界去，更好的为全世界广大人民服务。
我本人年事已老，精力衰敝，体会不够，以上所陈其有不合者，尚希各同志多多指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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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服培养地质人材工作中的缺点
尹赞勋的发言
第一个缺点：生产干部和研究干部的配置不合理；第二个缺点：片面强调地质工程师的重要性，忽视了地质学家的培养。
一年前，我们的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毫无疑问，地质学是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之一，应该作为一个重点迅速地发展起来。
地质学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地下资源。这个任务从三方面来完成：一是普查勘探等生产工作，二是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三是地质教育工作。建国七年多来，我们在这三方面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地质生产工作成绩最大，地质研究工作成绩较差，地质教育工作一半好，一半未得到重视。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显示着在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第一个较大的缺点在于生产干部和研究干部的配置变得越来越不合理了。第二个较大的缺点在于片面地强调地质工程师的重要性，忽视了地质学家的培养。
1952年教学改革以后，地质干部应该分别由综合大学和高等工业学校来培养。综合大学地质类专业培养“地质学家”，高等工业学校地质勘探类专业培养“地质工程师”。这两类地质干部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可偏废。但是1952年以后，地质学家的培养完全中断了。
培养地质学家的综合大学地质类专业，偏重基础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和基础地质科学（如矿物学、岩石学、古生物学、地史学、构造地质学等）的训练，缺乏或者没有地质勘探（如矿山地质学、储量计算法等）和勘探工程（如钻探和掘进）方面的训练。综合大学地质毕业生是偏重理论修养的地质学家。他们的出路是多方面的。科学院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和与地质有关的研究机构需要他们。综合大学地质系和有关各系的地质教师、高等工业学校许多专业的地质教师、师范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地质教师等，大多数应该由他们来补充。产业部门的地质研究机构、野外地质测量队和普查队也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综合大学的地质学家。
在培养地质工程师的高等工业学校地质勘探类专业中，课程比较复杂，基础科学、基础技术科学、基础地质科学、地质勘探课程、勘探工程课程等齐头并重。毕业出来的地质工程师富于地质勘探和勘探工程方面的生产知识和技能。他们是产业部门的生产能手，所以刚毕业的青年地质工程师绝大多数到产业部门去工作是适宜的。另外，高等工业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地质勘探方面的课程也需要少数的地质工程师去担任。不可否认，工程师也要进行研究，而且通过生产实践，积累丰富经验的较老工程师必然有一部分转向科学研究，成为以科学研究为主的地质学家。
1952年院系调整后，各旧大学的地质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并入高等工业学校，有的（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工学院）改为高等工业学校而把地质师资完全调出，有的（重庆大学）改为高等工业学校，保留地质师资，培养二年制地质技术员，有的（南京大学、西北大学）虽变为综合大学而却培养工科性质二年制的地质技术员。从1952年起，旧大学不存在了，综合大学地质系培养青年地质学家的任务中断了。这一类地质人材的来源完全断绝了。
1954年南京大学首先恢复了综合大学地质专业。1955年和1956年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也先后恢复了。不过各校每次招生六十—九十名，人数太少，而且毕业太晚，最早的也要到1959年才能毕业。1959、1960和1961三年综合大学地质毕业生大约不过三百多人。
上边说过，1952年教学改革以后，两类性质不同的地质干部应该分别由综合大学和高等工业学校来培养。但是从1953年起到1958年止，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全国没有一个综合大学地质毕业生。1959到1961三年才出来三百多人。在来源中断六年之后，这个数字如何能满足许多方面的迫切需要呢！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问题。
培养地质工程师的有北京、长春和成都三个地质勘探学院，还有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中南矿冶学院和昆明工学院，每年毕业数千人。地质学家的培养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三处，招生名额太少。南京大学地质师资较强，扩大招生，即感不足。西北大学现已有力不胜任之势，增加任务，也需要增加力量。北京大学地质方面只有两位教授，其余都是青年教师，所设地质学和地球化学两个专业有十几种地质课程。最初两年，两位教授艰苦支撑，困难重重。地质人才集中的部门如果不迅速设法支援，则具有优秀传统的北京大学地质系将无法继续办下去。
拿教学改革以前旧型大学的地质毕业生和新型综合大学毕业的地质学家相比，再和新型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的地质工程师相比，毫无疑问，他们和新型地质学家很相似，和新型地质工程师差别很大。
我不掌握统计数字，也没有作过人材调查，发言中所说的人数只能是一些粗略的估计。到1952年夏为止，全国旧型大学地质毕业生大约有七百多人。解放前许多人改了行或者去世了。现在地质部系统工作的大约有三百（？）人，担任教学的大约有一百五十（？）人，在科学院工作的大约有六十（？）人，在其他方面工作的还有数十人到百把人。除后者不计外，旧型大学地质毕业生在地质部、学校和科学院三方面的人数比例大致为6∶3∶1。
1953年夏地质毕业生学了一点勘探课程，1954年夏毕业的学得多一些，1955年夏毕业的更多一些。这三批地质毕业生是旧型大学转变为新型工科教育的过渡时期的产品。从1954年起每年另有大量的二年制地质勘探类专修科毕业生。这些人多数都分配到产业部门去了，其中许多都已成为生产队上的骨干。
1956年夏按照新教学计划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青年地质工程师出世了。1957年夏又要有一批毕业了。这两批数以千计的地质勘探生产能手，将是产业部门，首先是地质部的得力干部。地质部在获得这样的干部以后，在1953到1955三年中进来的地质人员已经开始成长为有经验的骨干以后，从今年下半年起，就有条件在最近三、四年内分批把大部分旧型大学出身的地质学家，从生产岗位上抽调出来，以支援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和地质师资缺乏的高等学校。
科学院在地质科学上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但是现在距离这个要求还非常遥远。拿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来说，力量非常薄弱，副研究员以上干部只有十七人，其中包括以行政工作为主的三人，在学校兼课的四人，在地质部兼职的一人。用这样薄弱的领导力量，要想在十一年内对于矿物学、结晶学、岩石学、沉积学、变质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层学、动力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地球化学、放射地质学、航空地质学、石油地质学、煤炭地质学、金属矿床学、非金属矿床学、第四纪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新构造学、土质学、冻土学、火山学……等二十多门地质科学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是不可能的。这样将就下去，地质科学一定要变为越来越落后的。
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有它们自己的特点，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也有它们自己的特点。产业部门前六年偏重生产，忽视研究，去年开始扭转，但还不够。单单加强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而忽视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也要发生偏向，导致实践不能提高理论，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影响所及，不但地质科学落后，生产也要受到阻碍。
生产、研究、教育三方面的力量应有适当的配置，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应有适当的结合。根据这两个原则，提出以下两个建议。
第一，从1957年下半年起，到1960年下半年止，地质部分四批把大多数旧大学出身的地质学家由生产岗位上调出来，以支援科学院地质研究机构，地质部地质研究机构和缺乏师资的高等学校。
第二，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和东北地质勘探学院从今年起开始招收综合大学地质类专业学生，连同综合大学，今年和明年各招生七百八十名，1959和1960两年各招生八百七十名，1961和1962两年各招生九百六十名。
我对于有关情况了解不够，所提意见难免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请各位委员、各位同志批评、指教。（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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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玉坤委员（右第一人）在同新疆维吾尔族三位同志交谈办社经验。 本报记者高粮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