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对于领导者的识别
万松
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教导我们要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善于识别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善于识别好的领导者和坏的领导者，这才能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通常，我们对每个领导者的这样和那样的看法是不少的，但要真正识别领导者的好坏，却是一件难事。我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不高。但是，有一条经历，却是值得谈一谈的。
多年前，我曾经在一个机关里工作。我们的“顶头上司”是一个很老的干部；他很热情，对下级不摆架子，话说得很多，很亲切。下级在他面前，可以无话不谈，也可以诉苦，可以提出关于工作条件的要求，如补充干部啦，追加经费啦……等等；甚至于个人生活方面的要求。这位领导者，对于下级的诉苦，总是同情的；对于条件的要求，也总是慷慨地说：“可以想想办法看”，有时还满口答应解决。因此，下级从他那里谈话出来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了安慰和希望。然而，关于条件，后来他的答复，十有七、八，总是诚恳地说：“我想过办法了，但是目前总的情况很困难，一时难以解决；以后再看罢。”我们知道，他实在是积极想了办法的，的确是总的情况不允许。我们的希望是落空了，但心里还是温暖的。由于这位领导者的热情和诚恳，我们很喜欢他，认为他是很好的一个领导者；我们不觉得他有什么缺点。
另一个负更高责任的领导者的作风，恰恰相反。他很严肃，严肃到使人觉得有点冷；我们去同他谈话，他听的时间多，自己说得少；他对于我们所说的，有的表示同意，但补充一些，有的不置可否，有的寻根究底，有的则提出批评。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他说话必须十分谨慎，要经过准备，有系统，有分寸，不敢随便。特别是，诉苦诉多了，他要大加批评；对于工作条件的要求，他拒绝的多，允许的少；但一经允许，不久就给实现。
我们觉得，这位领导者有好处，严肃认真，言而有信。但比起前面所说的那一位来，我们总是觉得他太冷，对下级不够关心。
对于这两位，我们都很尊重，但要说喜欢，那么是在前一位。
然而，在经历了一回事情之后，我的认识起了变化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回，我拟了一个新的工作计划，并提出了保证这计划实现所需的条件。我把计划先送给那位“顶头上司”，他看了认为计划很好，条件也全可批准，只要那位负更高责任的同志同意。过了一个星期，负更高责任的同志找我去谈话，在对计划提出好些问题让我解答以后，他说：“这事我们没有经验，计划暂不批准；但你们可以去试试看；所提条件，给你某些某些”，打了一个对折。我很有点泄气，但不敢争，只好凭着所给的条件，试着做起来。困难自然很多，但靠了共同参加这工作的同志们的努力，总算试出一点眉目来了。过了三个月，那位负更高责任的同志要我们开一个会，把试行计划的结果总结一下；他和我们的“顶头上司”都来参加。在听了我们的总结汇报以后，他肯定了成绩，也批评了缺点。“顶头上司”则大大地给了我们一番鼓舞。过了三天，忽然原来的计划被正式批准了，经费也按原预算照给，干部还比我们原来所要求的多了两个。这在我们，实在是喜出望外。在那个会议上，我们是并没有提出批准原方案的要求的，因为，在三个月的工作中，我们已经觉得那个打了对折的工作条件，是可以勉强支持工作的。
经过这回事，又分析了其他许多事情，我对于那位负更高责任的领导者，觉得非常可爱起来。我认为他的作风，有很好的东西在里面；首先是实事求是，还有是处理问题的原则性和主动精神。他不把工作条件看成是安慰干部的东西；也不把它看成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事情，不该给，诉苦也不给，闹也不给，还要批评；该给，不待下级提出要求就给。他不同于个别的装腔作势、冷淡刻薄的官僚主义者。
对他的认识一变化，同时对那“顶头上司”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了。自然，我觉得“顶头上司”还是一位好的领导者，但他犯了一个毛病，就是老子所说的“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他对干部的热情有余，但对全面情况的了解研究却是不足的，所以常常开“空头支票”。他这种作风，只能给干部以安慰，但对于干部的教育意义是很少的。不过，他是诚恳的，不同于个别假意敷衍、骗取干部的好感的官僚主义者。如果，要说他的作风里面也有点官僚主义，那么，也许就是有些人们说的“诚诚恳恳的官僚主义”罢。
在整风中，我们对于领导者，又要进行一番识别了。我们常常记得孔子的格言，识别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但同样的听和观，由于觉悟水平的不同，标准的不同，各人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例如，我们自己要要求于领导者的倘若只是热情和慷慨，对“空头支票”虽然屡次失望而又不断寄托希望，那么，我们始终会觉得那位“顶头上司”是特别地好的。而这样，我们自己就陷入主观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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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家和商人
李文俊
在美国出版的“星期六评论”上看到下面一件事情。
美国一个新创办的杂志的编辑写信给厄奈斯特·海明威，要求他义务地为杂志写一篇东西，“使这个新杂志得到无上的光荣，借以帮助杂志顺利地发展。”我们知道，在美国，像海明威这样作家的稿费高得惊人，不是寻常的小杂志所能负担的。
看了这封信以后，海明威大发雷霆。他说：“这个家伙以为我是什么人？以为我是艺术家吗？我是一个碰巧挑中写作为谋生之术的商人。我可不能白白糟蹋我的时间。这样的人得好好训他一顿才行。”于是他就坐到打字机前面，写了一封挖苦的信给那个“不识好歹”的编辑。信的内容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用极为明确的话告诉那个编辑人生是怎么一回事。”这封信写了密密麻麻的三页，写完后念给他的朋友听。这个朋友赞许地点点头，接着说：“厄奈斯特，这是你近年来最最精采的一篇文章。也许它要比那个编辑在他最荒唐的梦里所希望的还要长，他准把这篇文章登在最前面，至于钱，他连一个子儿也不会给你的。”
海明威听了这话，就把信撕得粉碎，扔到字纸篓里去了。那位编辑的“生意眼”哪里敌得过这位作家的“生意眼”！
我并不怀疑海明威的创作才能和艺术成就，但他居然板起面孔，承认自己是个商人，这就值得我们深思的了。在美国，金钱就这样腐蚀了作家的灵魂！无怪另一个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史坦贝克当初听到他的“人鼠之间”得到成功的消息时，一面啜泣一面恐慌地喊道： “这是我的第一次成功！我害怕得要命。我害怕呀！我不要有钱！……我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呢？”
史坦贝克哭得有理，怕得有理！他的“愤怒的葡萄”里那种叛逆的气质在他近来的作品里不是很难找到的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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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拍张有笑容的照片
“亲爱的，可以啦——想想钱你就会笑了！”
美国 多丽丝·马修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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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几件小事
张惟
许多小事是平常的，但却使你长久地念念不忘。
去年，我在山东农村住了一个时候，很想看看最近的报纸。一次，刚登上烟台—蓝村线的列车，就急着问列车员同志有没有报纸，不料他的回答是“没有得卖”。我失望地坐下来，眼睛怔怔地望着车窗外。
过了不多时候，突然有一张报纸伸到我的面前，我抢着去接，猛然又缩回了手；我抬起头，看见那个列车员微笑地说：“同志，我替你借的。”
我接过来，连声地道谢，甚至有点手舞足蹈起来。他有趣地望了望我，笑了笑说：“这不是我们应该的么？”
“哦，这是应该的么？”我想。
转车到了青岛，走进新华书店，猛然看见了书架上新出版的“志愿军一日”，我惊奇地“啊”了一声，忙去抽了一册，想找一找老首长和老战友写的作品。我合上书，看见一位书店的女服务员站在面前；她笑着问：“你要买这本书？真好。”我惋惜地说：“我还要下乡，路上不方便。”我抱歉地想把书插回架上去，她却坦然地接过去，踮起脚尖，吃力地摆动着两根长长的辫子，把书插回架上去。我才扭转身走，忽然又听她匆促地喊：“解放军同志，”我停住了脚，只见她着急地从人群中挤过来，说道：“同志，我忘了告诉你，这本书是畅销货，你回去后要快点买，要不就光了。”
我很感动，连声地“谢谢。”她谦逊地笑笑，似乎是说：“这不是我们应该的么？”
“这也是应该的么？”我又想。
看看还有点时间，我走进车站附近的食堂里。点了菜，招待员同志刚要走；忽然他又俯身问我：“同志，你是不是乘的这班车？”听我说声“是”，他拔腿就跑，飞快地把饭菜端来，喘着气，用围巾揩了一下脸上的汗珠，笑着说：“同志，你别慌，还可以慢慢吃。”等到我刚刚吃完，他一阵风似地又走过我的身边，瞧了瞧钟向我说：“同志，正好，现在只差一刻钟了。”我站起来，想再三地谢谢他，那知一声叫唤，他又轻快地去招呼别人了。来来往往有多少陌生的人，但他对于人是有着多么宽厚的关注和热情。
你要谢他，他肯定是诧异地回答说：“这不是我们应该的么？”
是的，是应该的。我所感念不忘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没有陌生的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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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降落在“星群”里
戈壁舟
我在高空飞行，
夕阳点燃了无边的白云，
天上冒出了多少金星，
地上闪出了多少明灯，
我降落在“星群”里，
降落在塔什干城。
冲天白杨的林荫路，
五色楼房在林荫深处，
像那巨大的宝石，
像那耸天的花树，
我从冰雪中飞来，
这里的棉花还迎着风露。
阳光照着迟迟未落的绿叶，
冬天里我心中响起了春雷，
我看见了棉花的高山，
我看见了棉纱的流水，
我看见了花布的长虹，
我看见了塔什干人民力量的雄伟：
从前这里是干涸的土地，
从你们手中得到甘霖；
从前这里是贫瘠的土地，
从你们手中生出白金；
你们的手创造出无穷的幸福，
你们的手掌握着未来的命运。
1956年、12、23，在黑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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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吧，敬爱的长袍！
（阿塞拜疆民间故事）
有一次，纳斯列金被请到一个富贵人家参加婚宴去了。他穿着一件旧长袍去的，人家连大门都没让他进去。于是，他换了一件新长袍就又去了。这一次情形就不同了：主人们非常客气而盛情地接待了他，并把他让到了上坐。到了上菜的时候，纳斯列金就把自己的衣襟提在菜盘上并说道：
“吃吧，敬爱的长袍！吃吧，敬爱的长袍！”
“您这是干什么哪？”主人们惊奇地问道。
“我要款待我的长袍！要知道，你们如此尊敬地宴请的是它，而不是我。那么，尊敬谁，就请谁吃吧！”（刘骅 杨光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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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边寨傍晚
钧龙
边寨的傍晚是迷人的。
夕阳长久地吊在山岭，红绸般的阳光洒在井台上、竹梢尖……，嵌着金边的白云在空中飘浮，快收割的稻谷在田野里一片金黄，吃得胀鼓着肚皮的牛群戏闹着，向村寨归去……。
生活在这里的傣族人民，正在准备欢度他们一年一度的“赶朵节”
〔注一〕
今年的“赶朵节”比往常更快乐。土地改革以后建立的第一批合作社给人们带来了第一个丰收的秋天；沉甸甸地闪着金光的谷穗散发着芬芳的香气，象脚鼓的声音给人们带来欢乐。
黄昏的井边，显得非常热闹，小布少〔注二〕们三三两两地出来担水了。在平时，她们担水是在早上，如今，她们要在这个节日里选择自己的对象。担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许在这个时候会碰上个使自己满意的人。所以，平时不担水的姑娘也特地来担上几担。
小布卯〔注三〕们更是积极，他们都打扮得挺标致，早坐在井台上等着了。看见自己心爱的人，便跟踪而去；拉着姑娘的水桶一面走，一面表示自己的心意。如果两个或是三个小布卯同时看上了一个小布少了，他们便同时跟在她的周围，向她“进攻”，如果其中的一个或两个被拒绝了，他们也毫不嫉妒，相反，还祝贺获得成功的人。这时的井边，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恋歌：
太阳落了西山，
东山又升起了月亮，
月亮永远跟着太阳。
大雁回南方来了，
身边有它的伙伴，
它们比翼高飞，翅膀接着翅膀。
姑娘啊！自从我看见了你，
我就不能再孤单，
满腹的心里话想对你倾诉，
你却又躲躲藏藏。
哎，姑娘！既然，我真心爱上
了你，
你藏到海底，
我也要变个鱼儿把你追上。
夜幕降临了。大三弦的声音低沉悠扬地在竹梢上飞荡；象脚鼓的声音，震动着人的心弦；庄房〔注四〕前烧起一大堆篝火，人们从林间小道上，向着这里汇聚。
在等货寨的庄房前，挤满了欢乐的人们，刚从花生地里回来的姑娘阿屯，忙着洗脸打扮起来。她穿上一件淡红色的短衣和蓝地白花的统裙，在梳得光滑的发髻上，插上几朵白色的粉团花。她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的装束，笑了。她已度过了十七个“赶朵节”，但从没有今天快活。过去，她终年劳累，也没能挣到件衣服。今年，她在合作社的劳动中，得到了二千四百多个工分。她参加了青年团，并被选为妇女积肥小组长。她第一次用自己灵巧的手，为自己做了套漂亮的衣裳。打扮完了，她匆匆地朝庄房走去。
庄房前篝火烧得更旺了，人们踏着象脚鼓的节拍，狂舞起来。阿屯和姑娘们坐在一起，看着火边狂舞的小布卯们。一个小布卯从舞圈中站出来，他戴着灰色的呢帽，帽沿上插着几根孔雀毛，穿着洁白的短衣，油亮的皮鞋。阿屯一眼就认得出来，他是姐东乡团支部书记帅相。他是合作社里劳动最好，又是带头积肥的模范，阿屯很早就喜欢他了，只是没有向他表达过心意。帅相咳了两声，将灰色的呢帽往下拉了拉对着她唱起来：
对面那个布少请你把
话讲，
你可知道我来自很远
的地方，
不是为赶集，也不是
为开会，
你猜吧，但愿你的回
答不要使我失望。
阿屯的脸一下红了起来，别的姑娘推着她，叫她回答，她忸怩了一下，站起来唱道：
再弄〔注五〕的心情
我全都猜得到，
美丽的蔷薇需要水来
浇，
蔷薇花开在藤刺上，
有人想摘她，又怕把
手刺伤……。
帅相很高兴地笑了起来，接着唱道：
美丽的蔷薇花开在藤
刺上，
心爱的人常在心上，
要摘那朵花，我不怕
把手刺伤，
走吧，小布少，我摘那朵花给你
带上。
歌声停了，舞圈里发出一阵哄笑，象脚鼓的声音又雄壮地响了起来。
狂欢的舞蹈，吸引了坐在一边的老人，他们也挥动双手，加入舞圈跳起来，夜已深了，人们还在狂欢……。
注：〔一〕宗教节日，在每年十月十五日到月底。在这个节日里，这个寨的男女青年打着锣鼓到别个寨去，别寨的男女青年必须聚集起来，迎接他们，在庄房前烧起篝火，跳起舞来，用歌唱来选择自己的爱人。〔二〕傣语：姑娘，〔三〕傣语：小伙子。〔四〕佛寺又叫缅寺。〔五〕傣语：大哥。
——写于1956年
“看见自己心爱的人，便跟踪而去，拉着姑娘的水桶一面走，一面表示自己的心意。”（附图片）
苗地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