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
林默涵
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上的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最近以来引起广泛注意和争论的一篇作品。读者对于它有种种不同的反应：有人说好，有人说坏。评论者对于这篇作品也发表了各种不同的和相反的意见。对于一篇作品有纷歧的看法，原是很平常的事情。而经过不同意见的互相争辩和商讨，我们就能逐渐地达到正确的结论。但是，在这次讨论中，必须引起注意的是，由于作者选取了批评党委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现象这样一个尖锐的主题，而在作者的描写和看法上又确实存在着缺点，因而在一些批评文章中，就出现了一种片面的、对这篇作品一笔抹煞的论调；有的人甚至怀疑作者的动机，认为这篇作品是对于我们党的机关的有意诽谤。这种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不能帮助作者克服缺点，而只会打击作者的创作情绪，同时在读者中间引起思想混乱。这表现我们的文艺批评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这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对文艺创作的发展不利的。因此，现在，我想就这篇作品说一点个人的看法并对一些不妥当的批评提出我的不同的意见。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北京的一个党的区委会。一个原来在小学当教师的年青的共产党员林震，被调到区委会的组织部来工作。他一来就发现了组织部里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毛病。他同这种现象进行了斗争。结果虽然解决了由于组织部的拖延而没有及早解决的通华麻袋厂的问题（撤换了官僚主义的厂长王清泉），可是他却无力改变组织部本身的状况。这里的缺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小说就在主人公感到自己同反面势力斗争是“力量悬殊”的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中结束了。
生活中永远存在着新旧事物的斗争。作家不仅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新事物，用满腔热情来促使它的成长；还要善于揭发一切旧事物，号召人们向它们进行斗争。粉饰现实、掩盖生活中的阴暗面，只会引人离开同落后现象消极现象的斗争，因而妨碍新事物的胜利和成长。可以看出，王蒙是怀着同旧事物斗争的热情来写这篇小说的。
作者在这里描写了一群身上或多或少地都带着官僚主义习气的人物。其中着重刻画的是工厂建党组组长后来升为组织部副部长的韩常新和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有一个奇怪名字”的刘世吾。韩常新是一个表面上满能干而实际上对工作缺乏责任心的阳奉阴违式的人物。他只知道寻找可以供他写汇报的表面“材料”，而对于群众的要求和他们的困难是漠不关心的。刘世吾呢？是一个有能力、有经验的人，他为革命作过许多工作，在和敌人的斗争中受过伤。他的经验和才干使他能够看出工作中间和干部身上的缺点，但是他却并不深入追究，而是马马虎虎，一笑置之。一种看不见的灰色的东西侵蚀了他的灵魂，使他不自觉地丧失了对于生活的热情；对新事物没有感觉，对旧事物加以容忍，逃避责任，躲开斗争。 “就那么回事”是他的口头禅。这是一个政治上开始衰退的人物。
如果说韩常新是一个比较容易认出来的官僚主义者，那末，刘世吾身上的那种精神衰退现象，就不那么容易看出来了；那是一种看不见的细菌，它们隐蔽地、慢慢地腐蚀着一个人的灵魂，使他自己和别人都不容易觉察到。但正因为这样，它的为害就更可怕。在我们党的机关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看是有的。作者把这种人物真实地、艺术地描绘出来，就使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本来认识的熟人一样。可是，我们平常却没有注意他。在这里，就表现出小说的作者对于复杂的生活是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观察和思索的，因此，他能够在别人所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某种值得注意的东西。
可宝贵的，不但是作者的这种能够捉住生活中某些值得注意的事物的能力，还有他的敢于向缺点进攻的勇气。这篇小说，不但揭露了个别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习气和政治衰退现象，而且揭露了整个区委组织部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而这又是在首都北京的区委。正是在这一点上，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说：这种现象也许在边远地区还可能存在，在北京是决不会有的，因为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中央所在地的区委会组织部怎么会这样呢？用艺术的术语来说，就是作者所描写的不是“典型环境”，因而是不真实的，歪曲现实的。显然，这种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去推论，既然中央所在地的区委会组织部不可能有这些缺点，那末，中央的各部门本身当然更不会有这样的或者类似的缺点了。这就实际上给某一地区某些部门竖起了拒绝批评的“挡箭牌”，给一些落后分子、官僚主义者和坏人找到了安全的“避风塘”。这种意见的有害性，是显而易见的。
大家知道，“典型环境”的说法，是从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一封著名的信中来的，他批评哈克纳斯的小说“城市姑娘”，说那里面的工人对于作者所描写的具体的环境“伦敦东头”来说是真实的，可是，对于1887年这样的时代的现实环境来说，就是不“充分典型”的了。刘世吾这种人却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环境中可能产生的人物。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我们的党已经处于执政的领导的地位，这当然是很好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地位又可能使一些党员和干部骄傲自满，安于现状，丧失了战斗的激情，变成保守的官僚主义者和得过且过的俗物。刘世吾这种人物，正是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环境中的消极因素，他是具有典型性的，虽然也有不充分的一面。既然如此，这种人就可能出现在北京，也可能出现在别的地方。说北京不会产生这种人物，不但不符合事实，也表现有些人对于艺术上的“典型环境”这个概念是没有弄清楚的。
我们的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它在人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但这决不是说，在我们党的某些部门中就不会有缺点，甚至严重的缺点。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困难，而不是对它们闭起眼睛。指出我们的个别部门的错误和缺点，并不等于否定我们整个党的事业的正确和光明。但是，个别部门的错误和缺点如果不加以克服，它们就可能影响我们的整个革命事业。因此，公开地说出我们的错误和缺点，以引起注意，从而加以纠正和克服，这只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好处。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个道理，他们一见到文学作品中描写了一些消极的事物，就惊叫起来：“生活中是这样的吗？”或者说：“党的部门会这样吗？”再不然，“中央所在地会有这样的现象吗？”诸如此类似是而非的理由，只有使文学丧失尖锐地揭露矛盾、攻击旧事物的战斗作用，而变成粉饰现实的东西。这些人表面上是爱护干部，维护革命的利益，实际上是保护了消极的东西，支持了在一些工作部门和干部身上所存在的错误和缺点。这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只会有害处的。
但是，为什么许多人读完这篇小说以后，又会有一种不满意的感觉呢？这就不能不说到这篇小说的缺点了。
小说的作者不仅向我们指出了生活中存在着刘世吾这样的人，而且还进一步探寻了所以会产生刘世吾这种人的原因。这本来是很好的，可是作者却没有给我们提出正确的答案。刘世吾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人呢？作者让刘世吾自己说出了他的思想衰退的原因：“据说，炊事员的职业病是缺少良好食欲，饭菜是他们作的，他们整天和饭菜打交道。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旁点引者所加）也许缺乏食欲的炊事员可以做出好饭菜，对于生活无所动心的人们，却决不可能创造出什么新生活；刘世吾这种话是替自己作辩解的遁词，好像他的政治衰退，不是由于他自己思想上的原因，而是由于他所担负的党的工作，仿佛党的工作是一种什么腐蚀剂，正是它锈损了人的心灵，使人变得麻木、倒退起来了似的。显然，刘世吾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对于党的工作的一种歪曲。作者还描写过刘世吾的这样一种心情：“他（刘世吾）紧挨林震坐下，又半闭起眼睛，‘当我读一本好小说的时候，我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我想去作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作一个花匠，专门培养十样锦……’他笑了，从来没这样笑过，不是用机智，而是用心。‘可还是得作什么组织部长。’他摊开了手。”有一位评论者认为这就是刘世吾政治衰退的根由，因为他对革命斗争抱着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幻想一碰到日常的、麻烦的实际工作的时候就破灭了，厌倦、颓丧的情绪就油然而生。这种看法，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幻想可以使人逃避现实，也可以成为推动人前进的精神力量；至少决不能说一个人具有幻想，就是他政治衰退的根由。刘世吾的毛病应当有更深的思想根源。他虽然经受过一些革命斗争的锻炼，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他能够分辨是非，却缺乏为坚持真理、纠正错误所必需的原则性和斗争性。作者叙述刘世吾关于党工作者的“职业病”的错误看法，也许不过是借此来暴露这位组织部长的那种与共产党员的品质不相容的、似乎看破一切红尘的心理状态；但是，从整个作品所描写的气氛看来，与其说作者是在批判刘世吾的这种心情，毋宁说是在证实他的这种看法。虽然作者想叫林震去反驳刘世吾的这种思想，但那是完全无力的，因为作者所同情的林震自己也是抱着另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来看待党的工作的，这种幻想，实质上正和刘世吾的心情相通。而小说的其他部分的描写，似乎恰好成了刘世吾的哲学的注脚。赵慧文本来是一个颇有朝气的青年，自从调到区委会来工作以后，很快地就消沉下去了。从她的 “苍白的脸”上只能读到“疲倦”、“忧郁”或“惨然地一笑”。林震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区委会的，他“望着耀眼的区委会的院子，高兴自己新生活的开始”，“对于党工作者的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憧憬”，当他第一天坐了三轮车到区委会的时候，车夫看了看区委会门口挂着的大牌子，连车钱也不收了。这一切，表示林震和群众对于我们的党的机关本来是怀着多大的敬意和信仰。可是，结果，实际并不符合他们的想像，事实完全粉碎了他们的憧憬，这个党的机关几乎全是缺点。很快地，林震就发现区委会的生活是 “随意而松懈的”。也许作者是要写一个区委会由于处在官僚主义者和政治衰退分子的领导下，以致整个机关都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地方，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由于这里的一切是通过林震的眼睛反映出来的，作者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表现这个特定的环境，而林震本身又恰恰是一个带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绪的人物（这在后面要说到），因此，就不可能深刻、有力地批判刘世吾这种人和他那种为自己开脱的错误哲学，也没有能揭发出刘世吾思想衰退的真正根由。相反地，那些描写，似乎正好成了刘世吾的说法的证明，好像党的工作者真的不可避免地要染上什么“职业病”似的。这不能不说是这篇小说的一个缺点。
不少读者欢迎这篇小说，是因为他们从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榜样。他们喜爱这里的主人公林震，他们把他当作先进力量的代表，当作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的英雄。
作者也正是把林震当作同刘世吾、韩常新们相对立的正面力量来描写的。这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入党不久的青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区的中心小学当教员。作者对他是这样描写的：“作了教师的他，仍然保持中学生的生活习惯，清晨练哑铃，夜晚记日记，每个大节日——五一、七一……以前到处征求人们对他的意见。曾经有人预言，过不了三个月他就会被那些生活不规律的成年人‘同化’。但，不久以后，许多教师夸奖他也羡慕他了，说：‘这孩子无忧无虑，无牵无挂，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但是，这个“孩子般单纯的林震，也有自己的心事”，他渴望建立功勋，渴望创造、冒险和爱情。就这样，他从学校被调到区委会的组织部来工作，口袋里装着苏联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满心要照着小说中的人物娜斯嘉的方式来开始他的“创造”和“冒险”的历程。
作者是用了很大的热情来描写林震这个人物的。在林震身上也的确具有我们时代的青年人所共有的某些特征，比如：单纯、积极、对新事物敏感、对缺点不能容忍等等，这些都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林震的这些品质，并没有在实际的工作和斗争中得到锻炼和发展，使他成为一个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阶级感情的战士；相反地，一到实际斗争中，就表现出他的软弱、无力和沮丧了。是什么原因呢？由于他的幼稚吗？由于他的缺乏经验吗？但是，幼稚、无经验是每一个青年都要经历的阶段，而拖着林震的后腿，使他不能坚实地前进的，还有另一种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的情绪。读了“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这部小说，他一心要当娜斯嘉式的英雄。但他和娜斯嘉是根本不同的。尽管我们也许不大赞同娜斯嘉的斗争方式，但是，娜斯嘉确实是密切地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了一片。她不但了解群众的疾苦和愿望，而且不辞劳苦地直接为群众作了许多事情，领着群众去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因此，群众爱戴她，把她当作自己的人。这就是娜斯嘉所以能够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并且终于得到胜利的力量的源泉。林震却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看不到他和群众有什么联系。他到麻袋厂跑了两趟，看到厂长王清泉的一些官僚主义作风就认为已经摸清楚问题，到了要发挥战斗精神的时候了。他既不深入群众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也不想依靠群众，同他们一起来改变这种状况。他的斗争完全是孤立的，没有群众的支持的。
他一到组织部，就感到周围的一切都不顺眼。韩常新和他第一次见面，就遭到他的厌恶，刘世吾和他第一次谈话，就引起他的不满。整个组织部，除了和他意气相投的赵慧文，他不同任何人来往。他们把自己紧紧地包裹在孤独的小天地中，低徊叹息，觉得周围全是庸俗、肮脏的，只有他们才纯洁无瑕，与众不同。他们自以为感情丰富，其实是心地狭窄，热中于顾影自怜，远胜于关心别人。他们不但不想从自己编织起来的孤独的网子里脱出身来，走到群众的广阔世界中去，相反地，却在欣赏自己的孤独，以孤独为美丽。在偌大的区委会里，赵慧文居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同自己在工作上实行竞赛的对象，而只能“让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竞赛”，由自己 “买一条漂亮的头巾或者别的什么奖励自己”。这是何等孤独寂寞的心情呵！这种心情却得到林震的欣赏和赞美。而林震自己呢？除了同赵慧文在精神上互相支持互相体贴以外，就只能从他的天真的小学生的来信中去找寻安慰了。他们不知道从党和人民去汲取战斗的力量，所以，尽管他们嘴里说要“更积极”、“更坚强”，而在实际行动中就不能不显露出他们是软弱无力的。
林震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缺点和落落寡合、孤芳自赏的情调，显然是不健康的，是还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病。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作者倒是真实地写出了这样的人物。可惜的是，不但林震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些缺点，小说的作者也没有认识它们，相反，却抱着同情和欣赏的态度，把那些缺点也当作优点来加以爱抚和赞扬。这就怪不得一些缺乏经验的青年读者会误把林震当作自己的榜样了。
应该说，这篇小说在揭发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在描绘各种样子的官僚主义者和政治衰退分子方面是比较成功的，是具有一定的深度的。对于这种消极的现象和人物应该不留情地加以抨击。这样的作品，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但是，揭发和打击阴暗的东西，正是为了巩固我们的光明的新社会。因此，这种作品，必须给读者带来鼓舞和信心，使读者相信：不论经过多少困难、挫折，有时甚至可能遭到局部的失败，光明的新事物最后总是要战胜阴暗的旧事物。“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却给人一种感伤、忧郁的情调，使人觉得好像有一种什么硕大而无形的暗影压在人们的头上，叫人喘不过气。因此，读完这篇小说以后，就使人不由得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哀愁和迷惘。
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因为整个作品中弥漫着一种低沉感伤的气氛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作者没有能够给读者指出生活中的积极的因素，——这种因素在某一具体的场合也许处在不重要的地位，但它终究是推动生活前进的力量。作者痛恨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可是他却没有找到能够战胜这种消极事物的真正的积极力量。小说中除了让我们看到一批灰色的人物以外，作者当作积极的力量介绍给我们的如林震、赵慧文们，实际上却只是一些苍白、脆弱的，带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物。依靠他们来反对官僚主义，那是不可能有什么积极结果的。因此，斗争才一开始，林震就宣告失败了，胜利仍然是在刘世吾、韩常新这一方面。虽然林震最后鼓起勇气去叩响了区委书记的房门，给读者暗示了一线希望，却终究不能改变整个小说所流露出来的浓重的感伤、失望的情绪。
也许有人说：作者正是要写一个这样的青年由于本身的缺点而在实际斗争中遭受挫折的痛苦历程。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主题。但是，这篇小说并不是这样。不管作者的本意如何，很可能他是了解他的主人公的缺点的，可是，正像一个母亲溺爱她的有毛病的孩子一样，作者对于林震也是情不自禁地有着偏爱的。他不但不愿意对他有什么指责和批评，相反地，却把他身上的缺点也当作优点来加以美化和夸赞。这就不能不给一些具有和林震相同情绪的读者以消极的影响，使他们更加沉湎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的感情中去，而不是引导他们接近群众，同群众结合，在群众的洪流中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有一些人恐怕恰恰是在这个消极方面跟小说的情感起了共鸣的。
林震说：“人要在斗争中使自己变正确，而不能等到正确了才去作斗争。”这话是不错的。因为青年还幼稚，还不成熟，还有缺点，就教他们等着，等到有一天成熟了正确了才去参加斗争，那当然是可笑的；但同时也应该指出他们身上的缺点，帮助他们克服、纠正这些缺点，使他们在改造现实的过程中同时又改造了自己。林震、赵慧文们都是很好的青年，只要他们认识并且克服了自己身上的缺点，就会真正成为我们党的事业的先进战士。但是，由于作者宽容了他们的缺点，不是用批判的态度来描写他们的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因此，也就不能使读者从他们身上汲取到健康的有益的滋养。这样，就大大地减弱了这篇小说的教育作用。
小说的作者是抱了一种热情来描写生活中的新旧斗争的，并且直接批评了党的机关中的消极现象。可是，由于作者在理解生活和描写生活上面都存在着缺点，他虽然比较深刻地写出了消极的事物，却没有写出真正能够战胜旧事物的积极力量，因而作品给人一种不健康的灰暗感觉。而有些评论的错误，就在于忽视了这篇小说的两面性，或者否定了这篇小说的不应该否定的地方——它揭露了我们生活中的消极事物，或者赞扬了这篇小说的不应该赞扬的地方——它美化了青年身上的缺点。这两种评论都是片面的、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的。
反对官僚主义以及其他一切妨害我们的事业发展的消极现象，是当前的重要斗争任务。这种斗争，应该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有力的反映。王蒙的这篇小说，虽然存在着上述的缺点，但他提出了这样的尖锐的问题，并且表现了他的勇气和才能，就在这一点上，也是值得我们欢迎的。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的艺术才能将会在不断的斗争实践和创作实践中得到新的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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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的鲁迅图书馆
在布拉格，在幽静的拉申斯卡街，一座四层楼房的门前挂着“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牌子。1952年，这个研究所里面新成立了一个中文图书馆，图书馆的墙上有郭沫若的题字：“鲁迅图书馆”。
布拉格的鲁迅图书馆是目前中欧最大的中文图书馆。
图书馆以鲁迅命名是有它的来历的。鲁迅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作品同捷克斯洛伐克读者见面的现代中国作家。1937年在布拉格以捷文出版的“呐喊”，是第一部译为捷文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鲁迅在逝世前三月还为“呐喊”的捷文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祝中捷两国人民在寻求光明的共同道路上互相了解和接近。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今天的鲁迅图书馆从那时起就开始奠基了。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院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曾游学中国，回国时为东方研究所带去了许多中国典籍。但是，在资本主义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真正的中文图书馆是无法建立起来的。直到工农政府成立后，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们的愿望才有可能实现。1951年，普实克院士率领一批文化工作者再度访问我国，我国政府赠送他们一批中国书籍作为中国人民的礼物。为了满足捷人民对中国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在捷汉学家的努力和捷政府的充分支持下，这个中文图书馆终于在布拉格诞生了。
研究鲁迅著作多年的贝尔塔·克列布索娃博士，是鲁迅图书馆的领导人。她曾将鲁迅的许多著作译为捷文，还写过关于鲁迅著作的论文。去年她曾来我国参加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大会。
现在鲁迅图书馆约有五万卷藏书。它收集了各类中文书目。藏书每年大约增加五千册。鲁迅图书馆就是这样在不断地扩大。
鲁迅图书馆的日益充实和发展，也是中捷文化联系的一个具体表现。我国政府和学术机关通过交换或馈赠的方式，不断地将新的书籍送到布拉格。例如，鲁迅图书馆在去年收到了我国赠送的“新青年”杂志的整套合订本。
现在鲁迅图书馆不仅在有效地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们服务，而且，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主要是人民民主国家的汉学家）也常到这个图书馆访问。图书馆帮助汉学家们研究中国古今文化的各个方面。
对了解中国感到兴趣的不限于汉学家。每天都有许多大学生、艺术家、新闻工作者、音乐家等等，到鲁迅图书馆收集他们需要的材料。中国留学生也是这个图书馆的经常的读者，他们可以利用那里收藏的外国著作中译本来研究欧洲文学。
鲁迅图书馆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地方，它为捷克斯洛伐克朋友们了解中国生活搭起了一座桥梁。
（乃）（附图片）
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部分团员参观布拉格的鲁迅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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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国留学生
今天，中国留学生已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一些有高等学校的城市居民的老朋友了。特别是在布拉格，无论是电车司机、无论是机关的职员、无论是马路上的行人听到中国留学生说捷克语已感到很习惯了。
中国留学生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学习，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间所缔结的协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派去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是在1952年底来到布拉格的。在1955—1956年这一学年中，我国又派了一批学生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学习。总计现在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九十名中国留学生。
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大都是学习人文科学。为了祖国的经济建设，后来派去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是学习技术科学。因此，不仅在布拉格的高等学府里，而且在利培勒兹城的高等机器制造学校、在普里泽恩城的高等电力工程学校、在奥斯特拉瓦城的高等采矿学校和布尔诺城的药剂学校里，都可以看到中国留学生。
后来派去的二十九名留学生中已有十五人受完了高等教育。现在他们将在冶金、有色金属、金属加工、机械加工、涡轮机制造、电动机制造和机器制造等大企业中进行深造。
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同捷克斯洛伐克学生一起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中国留学生也在学校的食堂里吃饭，有病也享受免费医疗。总之，在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在享受待遇和权利方面也是没有区别的。
在放假期间，中国留学生和捷克斯洛伐克学生一起参加群众性的活动，如到工厂和企业里去实习，参加星期六义务活动和学生集体活动等。为了加强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留学生也时常去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城市、农村和休养所。
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留学生是中捷深厚友谊的结晶，他们是中捷两国文化的沟通者，他们将是建设祖国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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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一批文艺作品将获列宁奖金
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苏联自今年起将在每年4月列宁诞生纪念日颁发列宁奖金，奖励科学、技术、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优秀作品。列宁奖金名额共五十名，每名奖金为七万五千卢布。其中文学艺术方面的名额规定为八名。
列宁奖金委员会目前正在紧张地进行评奖工作。在文学艺术方面，由各有关机关和团体初步提出的候选名单有一百零七项。仅仅文学方面就有三十二部作品。列宁奖金委员会经过审查和讨论后，最近提出了供进一步讨论的文学艺术方面的候选名单，共十八项。其中文学方面为四部作品：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和奥维奇金的特写集，鞑靼自治共和国一位诗人的作品和关于俄国诗人?克拉索夫的一本文学研究著作。艺术方面有作曲家普罗柯菲耶夫和萧斯塔科维奇的作品，维列伊斯基为萧洛霍夫名著“静静的顿河”所作的插图。此外，著名芭蕾舞舞蹈家乌兰诺娃和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电影“大家庭”和其他几个剧的导演和主要演员等，也都被提为候选者。 （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