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争取三年左右把全体农民的生活提高到富裕中农的水平
谭启龙就山东农村情况说明合作化的巨大优越性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我想就有关农村问题提供一些情况和意见。
合作社不是办坏了，而是办好了
山东省农村同全国一样，经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省96％的农户已经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其中85％的农户加入了高级社。这些合作社，经过去年秋冬的生产、整社工作，已经巩固下来。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产生资本主义根源的个体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制度，彻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宽广的前途，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去年是农业合作化后的第一年，大家几乎都是在没有领导集体生产的经验、又是在遭受较大的各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全省还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丰收，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五年农业计划指标，粮食总产量达到三百亿斤，完成了中共山东省委所提出的增产三十亿斤的要求。农田基本建设，去年一年仅水浇地就增加了一千八百多万亩（去年以前只有八百多万亩）。80％左右的合作社增加了生产。除灾区外，一般合作社70％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绝大部分贫农、下中农和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生活都较前有所改善，他们表示要在合作社里一心无二的坚决干下去。无可怀疑，农业合作化是一个伟大的成功，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对于这一方面认识不足，是要犯大错误的。可是去年秋收前后，山东党内外有不少人反映“农村情况紧张，农民口粮不够吃，柴草不够烧，没有零钱使，日子没法过。”一句话，合作社办坏了。为了澄清人们的思想认识，把合作化运动更好地推向前进，中共山东省委曾于去年10月、11月先后召开了两次委员（扩大）会议，12月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具体分析了农村合作化后的基本情况，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巨大成绩，严肃地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保护了干部和农民搞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批判了那种消极指责、向农民和干部泼冷水的错误思想；并且决定从各级领导机关抽调了二万多名干部，在中共各级党委书记率领下，深入农村领导秋冬生产和整顿合作社的工作。会后三个多月实际工作和合作社1956年年终分配，事实否定了人们形形色色的、总之是合作社办坏了的说法。事实也证明这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有关农业合作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不是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没有问题和缺点。像这样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如果没有任何问题和缺点，那倒是很奇怪的。那么究竟有些什么问题呢？经过我们的调查分析：第一、合作社中有一部分上中农（约占上中农这个阶层的20％—30％），原是在合作化热潮中抱着随大流的态度入社的，他们入社不是有真正的觉悟。本来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对于这一部分农民，是以等待和启发他们真正自觉要求入社时再吸收他们入社为好的。可是在运动高潮中，他们坚决要求入社，又不好拒绝。他们入社后，由于合作社尚在初创时期，有的还不能较入社前增加收入，有的感到不如入社前自由自在，有的虽也增加了收入，但又说贫农增产主要是沾了他们的光，说他们自己入社“好像长蛇游进竹筒，进退两难”。第二、合作化头一年，干部都缺乏办社经验，有些宣传说得不切实际；要求过急过高；经营管理上对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注意不够；有些社对勤俭办社注意不够，头一年基本建设搞得过多；使一部分社员感到控制过紧，零用钱困难。第三、年终分配工作迟缓，许多社员说：干了一年，究竟能分多少东西？大家摸不着合作社和自己收入的家底，引起一些不安情绪。第四、还有约占总农户15％的农户，因原来家底很薄，或因人口多、劳力少，或因遭受临时灾害等等，入社后生活也还有不同程度的困难。这些困难户合作化以前原就存在，合作化以后解决了一部分（“五保”户、“三定”户等），但是还有一部分困难户。对此，领导上预计不足，缺乏及早安排。第五、有相当一部分干部作风不够民主；办了一些外行事，如有些地方打井和技术改革不从实际出发等。这是农民最有意见的。第六、个别干部确有违法乱纪现象，引起有些地方社干和社员关系紧张。
采取四项具体措施解决合作化中的问题
根据上述调查分析，山东各级党政领导从去年10月以后，就按照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的部署，采取了如下几个主要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一）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各地都召开了县、区、乡、社干部和积极分子大会，通过传达中共“八大”决议精神，总结当地一年生产、办社经验，肯定成绩，指出缺点，支持干部和群众坚决办好合作社的积极性；结合整顿干部作风和总结介绍民主办社及勤俭办社的典型经验，提高干部领导水平；并有分别地处理了个别违法乱纪分子。（二）从去年11月以后，各级党政领导集中力量抓合作社年终决分，在分配中一般都执行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合作社的扣留连农业税在内只能占总收入的30％—40％，社员实际所得应占总收入的60％—70％的基本原则和按劳取酬原则。现在全省合作社的全年决分工作大体上已经搞完，只剩一些遗留问题，正在继续处理中。（三）对占农户15％左右的困难户，各地在去年年终分配时，除灾区加强全面生产救灾工作外，在一般地区采取了不少照顾办法，其中根本的办法是：把困难户分配到各生产队里去，由各生产队从安排全年劳动中加以照顾，包给他们一些可干的轻活，并根据劳动能力固定他们全年应做劳动日，给以较高的工分，鼓励他们积极劳动。这个办法今年都在普遍推行。个别基础较好的社在开始试行进一步的办法，即在订出全年的生产计划后，接着搞成本核算、劳动定额和包工包产，订出全年的用工方案和预分方案，各户全年干多少工，分多少粮款，在确定定额和包工包产时就大体定下来。对收入少、生活可能发生困难的户，就及早从劳动上加以安排。我们相信，在一般年景下，依靠合作社这一优越制度，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农村最后一部分困难户的问题，将会逐步地得到彻底解决。（四）在合作社全年决分一解决，党政领导紧接着全力抓生产，抓今年增产和增加收入的计划，抓包工包产，进一步建立生产秩序，具体组织生产行动。
经过上述措施，现在全省合作社已经初步巩固下来。总之，从山东农村情况来看，总的说来是很好的，但问题和缺点确实不少，有的还相当严重。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共山东省委在上月下旬召开了有全省县委书记参加的第四次委员（扩大）会议，根据党中央在2月间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来求得进一步巩固农业合作社和争取今年农业的全面丰收；并提出争取在三年左右（从今年起）农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达到七百斤，农副业总收入达到七十元，把全体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提高相当于富裕中农的水平。目前大家都在满怀信心地为实现这些要求紧张的工作着。
农民的生活不是不好了，而是好多了
这里我反映一下山东农民近年来尤其是合作化后一般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我举这样几个实例：今年春节期间，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有七个干部回家过春节，他们在家住了一个多月，调查了自己家庭和亲邻共计十九户社员的收入和生活情况。这十九户中有十户老中农、四户新中农和五户贫农。他们在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每口人的平均收入是五七点六四元，平均消费额是五四点三三元。1949年的平均收入是六九点四九元，平均消费额是六五点四九元（1936年和1949年的金额都是按1956年实物价格折算的）。而在去年，每人平均收入是七三点三六元，比1936年增长27％强。每人平均消费额是六八点一六元，比1936年增长25％强。在十九户农民中，1956年收入和消费额都比战前显著增加的有十五户；收入增加、消费额略为减少的有一户；只有三户因为人口增长太快，或是战前因雇人劳动，入社后又丧失了劳动力，而收入、消费都有减少。这里我简略谈一下省委办公厅秘书景如琴同志回家了解的情况。他家在莱芜县香山区赵嘴村（山区），是上中农成份。他回家前，家里不断写信向他诉苦要钱。他到家时，他的哥哥、前后院的婶子和大娘，一见面就众口齐声地说：“入了社，遭了殃，每人三百六十斤口粮，一甕子还不满，好就吃过正月，春天非扎着脖子不行，跑不了挨饿”等等。但是过了几天，家里准备了酒菜请他吃饭。他问：“家里这样困难，还弄这个干什么？”他哥哥才说：“实话告诉你吧，咱去年分的粮食旧历10月才开始吃，10月以前吃的是陈粮，每人口粮不是三百六十斤，是五百斤。你放心吧，保险够吃的。”他全家七口人，生活原来过得很好，1956年共买布一百七十尺，每人平均二十四尺，而1936年每人平均只二十尺，1949年每人平均只十三尺半。过春节时自己宰了一口猪，七十多斤肉，除送人十斤外，全部自己吃了。零用钱从来没有断过。烧柴确有些不足，但有个煤炉子，也没有困难。景如琴同志问他家里： “生活这样好，为什么还诉苦说困难呢？”他家人说：“别人比咱好的都说难办，咱为啥不说困难呢！”又说：“大家叫苦，都是想叫上级再多给留点粮食，多照顾一点；有的是怕露富，怕向社里投资。”类似这样的户，在该村一百零四户中约占20％。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莱芜县一地所独有的，它对于其他各地都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其次1956年底，我们调查了六十三个县（市）、七百九十个农业合作社、三万户入社农户的收益分配情况，据已审查的二十四个县、三百七十二个社、一万零三百六十户调查材料的基本情况：总收入二千一百四十四万七千六百四十一元，其中交纳国税占总收入的8.07％，生产费用占27.71％，管理费用占0.42％，提存公积金3.44％，提存公益金1.14％，劳动报酬54.88％，生产资料报酬3.73％，其他支出0.61％（按：这三百七十二个社的分配中，合作社的扣留还是过紧了一点）。粮食每人平均占有量全年六百零七斤，比1955年每人平均占有量（五百五十九斤）增加8.6％；每人平均实分粮食四百二十三斤。这一万零三百六十户社员中，比去年增加收入的占69.7％，不增不减的占10.5％，减少收入的占19.9％。减少收入的主要是富农和原来的上中农。再次去年12月我亲自在历史上非常贫苦的费县（山区）了解，全县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1953年为四百一十六斤，1954年为四百六十七斤，1955年为四百七十一斤，1956年已达到五百七十一斤。这个县过去很多农民用糠菜当饭，现在可以全部吃粮食了，虽然还包含不少粗粮。我在临沂专区（这个专区农民生活水平在全省是较低的）还访问了七个社（平原、丘陵、山区的都有）二十三户农户（原来的贫农、中农都有）共一百三十人，总收入折合现金全年平均每人五十八元。莒南县山区石泉湖村，过去是一个很穷的村，1956年全社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八六点六六元。
此外，对于物资供应的紧张问题，我们也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全省平均每个农民的购买力，据统计1949年为一一点九四元，1953年为二二点六八元，1954年为三三点七元。全省几项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情况：猪肉——1952年为三千五百零六吨，1956年为四千六百七十二吨，增加了33.27％。食油——1952年为三万一千六百一十三吨，1956年为九万八千一百九十七吨，增加了210.62％。棉布——1952年为五百七十五万匹，1956年为一千四百三十八万匹，增加了150％。煤炭——1952年为一百七十六万吨，1956年为五百二十万吨，增加了194.16％。很显然，供应紧张的原因不是物资供应的数量减少了，而主要是中共“八大”决议所指出的“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广大人民消费需要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很多农民过去纺土纱、织土布，现在改穿细布、好布了。临邑县五星农业社的妇女这样反映：做件上衣得三天，如果参加社里劳动，三天至少几元钱，几乎可买一件上衣。因此，她们不愿自己织布做衣服了，市场上的衣服也就供不应求。这个社五百一十九户，过去洗衣服几乎全是用灰水，现在大部分用肥皂。很多社员买了卫生衫裤，有些妇女还要求供应小脚的毛袜子。老年妇女和小孩戴的帽子，过去农户都是自己做，现在很多都是购买的。青年人很多戴“干部帽”。很多社员购买质量较好的花瓷盆、热水瓶等等。这个乡的供销社门市部，1956年销售袜子二千二百五十三双，比1955年（销售一千零二十二双）增加了120.4％；毛巾销售了一千四百七十七打，比1955年（销售七百二十八打）增加了102.8％。莒南县石泉湖这个仅有四十二户、二百零二口人的山村，1955——1956两年，就新添棉被八十多床，胶鞋、球鞋一百二十双，竹壳热水瓶三十一个，手电筒十五个。
当然，某些物资供应紧张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有关系，个别地区也曾发生过某些不应有的人为的紧张，但是，这仅仅是次要的。今后供应工作需要很好的改进，但是某些物资的紧张情况仍然是难于完全避免的。因此，我们认为关键在于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正确了解这一情况，从而努力增加生产，发扬我们勤俭朴素的优良传统，厉行节约。只有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广大群众生活消费的需要才能逐步地得到改善。
以上是我提供的几点情况和我对这些情况的看法，是否有当？请大家批评指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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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呼祖国的繁荣壮大
陈书农的发言
前几天我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对人民内部矛盾，明确指示了解决方法，语重心长，使人感动。当以明辨是非、认清敌我，作为我今后作事作人的指路碑。对周总理访问亚欧十一国的报告及李富春副总理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我完全同意，衷心拥护。我是个旧时代军政人员，曾经作过国民党十二绥靖区司令官兼行政长官，能够应邀参加这个庄严隆重的会议，共同讨论国家大事，深感荣幸。
我1949年7月赴台湾养病，看到美帝国主义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国民党某些人，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因此气愤填膺。于1950年2月由台湾移住香港，当时对社会主义真理及人民政府政纲政策，均欠了解，再加国民党反动宣传，我曾是个国民党高级将领，使我内心增加疑虑，因此长期徘徊。1955年夏天，我在九龙一个书店里，看到一张四川写生图，成渝铁道上有列火车，正经过内江县往西开，当时触动乡思，凝视很久，使我追想到国民党统治中国几十年，未在四川修一里铁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不久，为什么能够把成渝铁路修通，我当时认为这是个最大的奇迹。从此阅读进步书报，见到祖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仅仅数年时间，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国防各方面，都一日千里，起了根本变化，一切都象征着我们国家的繁荣壮大，这些使我受到最大感动。疑虑全消，响应政府号召，毅然回国，蒙党与政府宽大和照顾，使我非常兴奋。
回国后看到社会秩序井然，人人埋头建国，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彼此接触相亲相爱。不久即参加上海市政协学习，并往西北参观兰州、西安、洛阳、郑州各城市工业建设，接触面越广，越感到祖国面貌大大改变。参观西北建设后，知道工作中的每一个人，都了解是为自己建筑乐园，故能夜以继日的劳作不懈，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加倍发生了信心。从这些体会到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并认识到我们国家远景，无限光明。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并劝告台湾及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赶快响应政府号召，本着和为贵、和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反对美帝侵略而斗争。最后请允许我发出内心的呼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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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开展科普工作，更好地为增产节约服务
茅以升的发言
现在，我想就增产节约问题，对于一项具有积极意义和广泛影响的工作，介绍一些情况，并请各位委员、同志们予以指教和帮助，来加强和扩大它在增产节约中的作用。这项工作就是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以下简称科普工作。
科普工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象征，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在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进入空前高潮、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地走向最紧张阶段的时候，我国科普工作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巨大发展。这些发展已经在广大职工群众中，并在不少农村里，有了深广的影响，反映在提高了的劳动生产率和日益增多的合理化建议上，因而对于增产节约起了广泛的推动作用。同时，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这也助长了广大群众的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潮。像这样一个诞生于社会主义、转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武器，在我们过渡时期，是特别值得重视而充分利用的。
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会员已发展到十八万多人，几年来作了许多工作
有组织的、经常性的科普工作，在我国是解放以后才有的。不但各企业和文化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都已在陆续建立起这项工作，而且比较突出的，是从1950年起，就有了全国性的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我们这个协会是一个业余性的群众团体，所有会员都是自愿参加而义务劳动的。但我们的工作却是正规的，有计划的而且是大规模的。在1955年底，我们协会在成立了五年以后，就有了一百四十个分会和支会，三万八千多会员，在那一年就做了一万多次的演讲。然而到了1956年呢，我们在全国各省市和自治区，除了西藏和台湾外，都一律有了分会，共二十七个，在全国各县市，总共建立了九百八十三个支会，而且会员突然增加到十八万多人。在这一年，协会做了二十多万次演讲，举办了三千多次展览，放映了一万一千多次科学电影，出版了三千多种小册子和宣传资料，内仅总会出版的二百四十八种普及科学的小册子就发行了八百九十万册。因此，1956年是我们协会发展得最快的一年。不但如此，在这一年内协会还做了以下的这些工作：（1）与各有关机关、团体有了进一步的合作，如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了“关于1956年对职工进行科学技术宣传工作的协作计划纲要”，与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部队科学知识讲座的联合通知”，与林业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林业宣传的联合通知”，与电力工业部和电力工会联合发出了“关于在电力系统开展科学技术宣传工作的联合通知”，与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了“关于充分利用科学教育影片和幻灯片以加强科学技术宣传工作的联合通知”（今年初，协会又同全国妇联等团体联合发出了关于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宣传工作的通知）。（2）为高级干部举办了“世界科学技术新成就”讲座，并着手筹备编写 “干部必读”的通俗的科学知识丛书。（3）创刊了两种定期刊物，一是协会和劳动部合作，为青年工人编辑的“知识就是力量”月刊，每期发行数最高到二十三万册，这是由苏联劳动后备部的“知识就是力量”编辑部创议并协助而出版的；一是“学科学”月刊，是由协会为高小程度的工农兵编辑的，每期发行数已达十一万多册。此外，协会原有“科学大众”和“科学画报”两种月刊，每种每月发行数都在十万册左右。由于刊物增多，协会在这年成立了“科学普及出版社”。（4）在10月底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由全国二十二个省、两个自治区、三个直辖市及三十九个省辖市开了积极分子大会选举或采用邀请方式，产生了出席代表一千多人，在六天的会期中，广泛地交流了经验，并向全国职工发出了一封信，希望积极开展科普工作。（5）在9月下旬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科学普及展览会”，为期一个月，参观者有十二万多人。现在，这些展览品已运往旅大市展出，还准备运往四川，作巡回展出。此外，在6月间，还协助中国科学院、对外贸易促进委员会联合举办了“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并组织了全国二十七个分会和十四个支会的理化方面的会员们来京参观。（6）在北京西郊动物园对面兴建起“天文馆”，内有“天象厅”，在圆形屋顶上，放映日月星辰运行的“电影”，在几分钟内看到每月和一年四季的变化，还可以知道几千年以前和几千年以后的天空。这个馆占地五万平方公尺，设有展览厅，讲演厅，还有天文台和气象台。这个天文馆将于今年秋季开幕。此外，协会于北京东城泡子河，接收了“古观象台”，成立了“古代天文仪器陈列馆”，全年有三万多人参观，并于9月间组织了一次火星观测，观众有一万三千多人。
结合生产、结合实际、深入群众的宣传方法，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由于协会的任务是向广大群众宣传科学技术，来提高生产能力，破除迷信，因而它的宣传方针就必须结合生产，结合实际，而宣传方式就要深入群众，采取小型多样，通俗易懂，自愿吸取的各种方法；除了在城市经常举办较大规模的讲演会、系统讲座、科学电影、及各种大小型展览外，还要在工厂矿山的大小车间里，城乡的文化馆里，甚至农村场地上，进行定期讲演，持久宣传。此外，还要出版大量刊物，如期刊、小报、小册子、丛书和各种宣传资料，以供广大群众的需要。这些宣传工作，包括讲演的选题、编写、审查、试讲以至正式宣传，展览的形象资料的制作，电影、幻灯片的编辑、翻译和绘制，广播的写稿和讲话等等，都是在有关各方的积极支持下，由协会的广大会员在各级组织领导下，就业余时间，参加各样工作小组，坚持不懈地进行的，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如青岛自行车制造厂的协会会员工作组从去年9月至12月，针对生产上存在的关键问题，进行了一百七十六次的讲演，使全厂工人，几乎百分之百地都参加了学习，得到了提高。又如江苏如东县丰利区双德乡有协会的会员一人，宣传员二人，在去年四个月中就讲演了二十八次，有听众一千二百六十人。他们还向民校教师传播农业知识，由教师回校宣传。还有些在区乡的会员和宣传员，在农村成立了工作组，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了长期讲演合同。会员们对科普工作这样高的积极性，乍听起来好像有些奇怪，但他们在提高了的政治觉悟上，很容易明了科普工作对人民和对自己的利益的结合，认识到把群众中来的科学知识，通过自己的劳动，再传播到群众中去，因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使自己的工作也能更有成效，并提高自己的科学水平，是培养锻炼成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鲜明道路。这种思想情况最能集中表现在协会的“学组”组织上。协会为了提高宣传质量，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把会员中水平较高的科学家们，按照学科，组成各种学组，担负有关宣传的选题计划、写稿、审稿等任务，形成各种宣传的参谋部。协会的总会和较大的分会都先后成立了不少的学组。就总会来说，现已有了医学、农林水利、工业技术和基础科学各方面的学组二十一个，共有学组委员四百六十七人，包括大学教授、研究所研究员、产业部门工程师、医院院长和主任大夫和一些工农企业部门的负责人。委员中有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十五人。他们都是工作极忙的科学家，但都热爱普及工作，自愿投身到“科普”的行列中来。
当然，光靠会员们的积极性，协会是不可能取得以上这些成绩的。总结七年来经验，我们感觉到我们之所以能有所贡献，主要是由于党和政府对我们工作的关怀、领导和支持，其次是各有关的机关、团体的帮助和合作，特别是全国各地工农业和文教各方面的组织的协助。同时，全国科学界，通过生产、教育、研究等机构以及各专门学会，重视和支援我们的工作，因而加强了宣传品的科学性，也是我们发展业务的一个重要条件。所有这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业余团体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给了我们在前进道路上的很大勇气和信心。我们相信，虽然我们协会的工作中还有很多缺点需要纠正，而且在我们六亿人口这样的大国中，我们已有的工作还只是沧海一粟，但是在我们祖国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协会的发展，一定是会同所有其他科普工作的各项组织一样，具有无限的光辉前途的。
进一步开展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
最后，为了进一步开展科普工作，更好地为增产节约服务，我代表我们协会，向关心我们工作的各方面，提出下列愿望和要求：（1）各厂矿企业的基层党组，加强对协会基层组织的领导，希望各级党委把对协会的领导工作列入党的工作日程上。（2）与协会合作的各机关、团体，进行自上而下的整个系统的合作，把自己系统的宣传工作与协会系统的宣传工作，对等地、密切地、经常地结合起来。（3）各生产企业部门大力广泛地开展各种各样的技术业余教育，与科普工作配合，彼此带动，相互协助，加速提高职工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4）全国科学界，特别是各专门学会，给协会更多更大的指导和帮助，并动员更多的科学技术人员参加协会工作，扩大科普队伍。（5）全国工农群众积极参加科普教育，与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科普组织工作者密切合作，扩大科普作用，坚持顽强学习，化知识为力量，增产节约，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任务！（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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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文化工作的两点意见
曾昭燏的发言
我很光荣地、幸福地参加了两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听到了毛主席两次亲切的讲话，我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做好我的工作。
我对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和其他首长的报告完全拥护。
我今天要谈两个问题。
重视文物和博物馆工作
这两项工作都具有紧急性，工作落后于实际需要的严重情况应引起注意；希望有关部门和各地党组织加强对考古工作的领导。
第一是有关文物工作和博物馆工作问题。去年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文化局长会议，根据党中央所提出的文化工作的总方针——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对文化部门的各项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这使我们得到很大的鼓舞。我们认为在贯彻这个总方针的具体工作中，保护、发掘、整理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产的文物工作，与收藏这些遗物并通过陈列展览方法，使它们成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工具和提供科学研究资料的博物馆工作，是应有其适当地位的。在文化部那次会议的报告中，也曾提到这两种工作，但假使将它们放在更明确的地位，使它们和总方针有机地联系起来，可以使全国人民对这两种工作的认识更清楚一些，给予的支持更多一些。在现在国家集中主要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在文化建设事业中还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文物工作和博物馆工作提到怎样重要的地位。但两种工作都是有其紧急性的。文物工作是和经济建设相配合的，在生产建设中，大量文化遗址的发现和文物的出土，如不去清理，则无数的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遭受损失，损失了便不会回来了。博物馆的征集工作是和社会主义改造相配合的，在改造中，人民生活的面貌改变得非常迅速，如果不及时地将实物资料收集起来，则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人的将是个模糊的概念。因此，在现在对这两种工作给予适当的重视和支持，还是必要的。
我们党和政府对于文物是重视的，七年来，前政务院和国务院颁发的有关保护文物的法令、指示、通知达七个之多，起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我国历史悠久，地下宝藏特别丰富，而考古人才极端缺乏（据去年全国考古工作会议的统计，全国能做考古发掘工作的不过四百余人），于是出现工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的惊人情况。以黄河水库工程为例，经初步勘察，仅在三门峡、刘家峡两水库工程范围内，就有古代文化遗址近四百处，集中全国考古力量来发掘，费五年的时间，做不到10％。一个工程的情况如此，全国怎样，可想而知。我们今日不能要求大量增加人员，扩大考古队伍，但这种严重情形，是应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的。
此外，我们历史科学界还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历史科学工作者对古代社会分期问题争论不休，眼睁睁地等待着地下的资料来解决问题；一方面各个地区每日都有大量的出土物在毁坏，没有人去发掘整理；一方面仅有的少数的考古工作者还没有好好地组织起来，发挥集体力量。这种情形，是应予改进的。推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全国的考古工作，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没有通盘的筹划。希望有关机构重视而逐渐解决这问题，也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加强领导。
适当调整稿费
不管本身职务内应写的东西或是业余创作一律给予同样报酬、稿费偏高等现象，对科学实践工作和大学教学工作有不利的影响。
第二是稿费问题。解放以来，无论科学论文、文艺作品以及一般零星的报道，凡在刊物上发表的，都有报酬。这样鼓励写作，提倡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原是很好的。但在掌握上有不够妥当的地方。例如不管是本身职务内应写的东西或是业余创作，一概给予同样的报酬。再则稿费有偏高的现象，现在的稿费比抗日战争前提高四至五倍，和工资相比，失去均衡。因之，在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中，发生以下一些不健康的现象：（一）有的科学工作者不愿做实际的工作，有的在大学教书的人不愿在教学上多花时间，只愿关在房间里埋头读书写文章；（二）有些干部不愿做行政事务工作，有的人连技术工作也不愿做，只愿做研究，写论文；（三）有的业务干部不肯深入钻研，只忙着发表文章，文章可以写得短些的，偏要拉长，降低科学论文的水准；（四）大家都想做研究，产生不问政治、脱离实际的单纯技术观点；（五）出版的刊物有的不免粗制滥造，浪费纸墨与人力，甚至在国际上造成不好的印象。给稿费本为提倡科学研究工作，像这样反而降低科学工作的水准，甚至于影响科学的实践工作和大学的教学工作，则为益反损了。
现在文艺工作者逐渐走入专业化的道路，准备不拿工资，专拿稿费。而我们科学工作者有些人既拿工资，又拿很多的稿费，是不大妥当的。我知道好几位同志每年所拿的稿费，远超过他们的工资，他们自己也认为不合理。在国家这样精简节约的时候，雪里送炭是必要的，锦上添花则似乎不必。而且科学研究，对国防、国民经济、人民福利有重大关系的，如原子能、农学、医学，研究工作者要付出长期的、巨大的劳动来，才能得出结果，而结果的发表，有时不过一篇短短的报道。但另外一些人，例如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由于地下资料和文献资料的丰富以及人们传统的爱好，一写文章，动辄数万言。写文章是好的，但所得的报酬比做实验工作的人多好几倍，在我们自己看来，也是不太合理的。
为此，我建议：科学论文或报告，是作者本身职务内所必须写的，为了鼓励，只适当地给予稿费，或对质量较高的论文在一定时期内评给奖金，其业余写作，可按较高的标准给稿费。真正的科学家一定乐于将自己研究的成果贡献给祖国，贡献给全人类，而不会因为稿费少了或没有稿费而不肯将结果发表。在几年以前和最近，科学院好几个研究所的负责同志以及其他科学研究机关和大学的好些高级研究人员都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因此我提出来，希望有关机构考虑。
以上意见，可能是主观片面的，请各位委员和各位同志批评指正。（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