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6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全国高等学校正以革命精神改进工作
生气勃勃群情活跃的新局面开始出现
本报讯 全国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于10月间先后转入整风运动的第三阶段——着重整改阶段。各校党委根据中央“坚决地放、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和“坚决地改、大胆地改、彻底地改”的精神,再次发动群众,掀起了一个鸣放和改进工作的热潮。据北京市各高等学校的初步统计,到11月30日,师生员工共提出三十二万七千条意见,已处理的近十九万二千条,多数学校已处理的问题在50%以上。上海各高等学校到11月上旬共提出十二万七千多条意见,据十一所高等学校的初步统计,已经处理了五千多条意见。山西省四所高等学校在省委书记陶鲁笳作动员报告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提出了七千多条意见。目前高等学校正以革命的精神来改进工作,出现了生气勃勃、群情活跃的新局面,有些过去认为不能解决或长期拖延不解决的问题,现在都能很快地解决了。整改工作现在已经走向深入,有些学校结合改进工作,正进行专题鸣放,开展大争大辩,有些学校对前一阶段的整改工作正准备进行复查。
加强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在反右派斗争中,许多人都深刻地认识到,要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因此,如何在高等学校中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这次鸣放和整改的主要问题之一。
不少人对贯彻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提出了意见。例如,有人认为笼统地取消调干助学金和停办工农速成中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农学生升入大学,也有人提出高等学校对工农学生帮助少,对他们学习上的困难注意帮助不够,部分教师甚至存在歧视工农学生的思想。目前,除了高等教育部协助国务院大力研究解决如何贯彻阶级路线、增加高等学校的工农成分学生外,许多学校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帮助工农学生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如山东工学院专门研究了如何加强工农学生的教学和辅导,并且抽调了教师加强了工农班习题课的教学工作。北京大学最近也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关于培养工农学生的问题。
用革命精神培养新的知识分子,革新和加强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是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方面。各校在党委领导下,已经开设或准备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并且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交通大学派了二十五名党员干部到各系作政治工作,并确定党委副书记胡辛人、党委委员邓旭初等十九名党员担任政治课、党课和时事政策课的教员。整风运动给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极其丰富的内容,生动活泼的辩论方式,使大家能够深刻地认识问题。比如对“先专后红”还是“又红又专”的问题,上海市上万大学生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激烈辩论,使绝大多数同学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生必须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北京石油学院讨论了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的关系问题,北京医学院讨论了“大学生应不应该打扫厕所”的问题。这些讨论使学生受到深刻的教育。
各校劳动教育也在加强,开始形成踊跃参加体力劳动的新风气。学校经常组织师生参加农业生产、修整校园、操场、道路,打扫教室、宿舍等劳动。哈尔滨工业大学曾组织师生帮助农民连夜抢收庄稼。山西农学院组织师生千余人帮助农民秋收三天。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和农业社建立协作关系,决定全院师生每月下乡劳动一次,暑期下乡一至二周。复旦大学共青团物理系教师支部倡议举行经常性的“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日”。许多学校成立了体力劳动委员会等机构领导这一工作。现在,国务院正在研究在校学生和毕业生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使参加劳动能从制度上巩固下来。
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许多学校都开展了反盗窃、流氓的斗争。这场斗争也是一堂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教育课。
改进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在鸣放中师生对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提了很多意见。据统计北京市高等学校师生员工所提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意见占全部意见的31%多。所提的意见如:学习负担过重、学习内容重复、讲课质量不高、联系实际不够、生产实习组织不好等。各校都把这个问题作为整改中的中心环节来对待。许多学校注意了精简学时,增加选修课。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石油学院都修改了教学计划,把上课时数从每周三十至三十四学时减少到每周二十四至二十六学时。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把一、二、三年级学生每周上课时间减为十八至二十学时,四年级减为每周十六学时。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广大教师研究解决了长期无法解决的有关习题课、学生作业、年轻助教讲课、辅导等问题。北京大学数学系、生物系等都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研究加强教研室领导、教学小组集体活动、助教和学生联系等问题,并对某些教师的教学态度提出批评。在科学研究方面,注意了和实践结合、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方向,尽量改善科学研究的各种条件,如改善资料供应、改进图书馆工作等。
坚决贯彻勤俭办学的方针
检查铺张浪费、树立勤俭朴素、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校风正在许多学校中推行。清华大学检查了实验室设备方面的浪费现象,在这方面做的较好。北京大学化学系揭发了设备管理不严造成的浪费现象。最近不到四天中就从师生手里清回了玻璃仪器近一万八千件,瓷器、铁器、木器、电料等近八千件,药品二千二百多瓶,价值十元以上的仪器二百五十九件。有的人以科学研究为名,把照像机、显微镜等仪器,锁在柜子里,据为己有。揭发积压浪费现象,对贯彻勤俭办学方针有很大意义。
基本建设方面的浪费也很严重。不少学校在求大、求新的思想指导下,修建的实验室、教室等都有浪费。有的学校占用土地过多,据高等教育部检查,仅西安交通大学等九校就浪费土地一千八百亩,几占九校用地面积的五分之二。
紧缩机构,下放人员,改进工作也是贯彻“勤俭办学”的重要方面。据北京、湖北两地多数高等学校初步估计,目前可精简下放的行政职工约25%—30%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拟精简教职员工八百八十人,占总人数的35%左右。校部编制几乎裁减50%,多余的干部下放充实基层,目前仅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交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等四校,已下放干部九百七十人。要求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和安家落户的热潮正在形成。
认真改进领导作风
高等学校领导深入群众、深入教学克服官僚主义的作风正在成长。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校长贴了一张大字报,表示接受同学们的意见,愿意多抽一些时间深入下层,多和同学见面。这张大字报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许多学校都规定了校长、党委书记接见群众的时间,许多校院长已经常常在同学们的饭厅吃饭或参加同学们的活动,借以了解同学们的生活情况。
许多学校领导同志已开始深入教学,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听教师讲课,东北人民大学和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等校的校院长和党委书记都参加了教研室的工作。这对提高教学质量有很大好处。
向学校基层派干部是克服脱离实际的有效办法,上海市十五所高等学校里,从学校党政领导部门调往各系作总支书记、系主任、系主任助理等工作的干部已有三百五十名,如复旦大学下放三十四名党员干部作学生党支部书记,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下放干部几占全体下放干部的一半,许多共青团的干部和同学同吃、同住、同娱乐、同学习。
高等教育部抓紧整改工作
目前,高等教育部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彻培养干部中的阶级路线、检查克服浪费、精简机构下放人员,贯彻勤俭办学方针,以及解决高等教育、中等专业教育领导体制等问题为研究中心。同时,把问题排队,归纳为政治思想教育、教学及科学研究、业余教育及贯彻阶级路线以及中等专业教育等问题。将全部领导同志分为七个专题研究小组,发挥群众力量,要求按计划按时完成任务。目前,高等教育部已初步拟出“关于切实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学方针的指示”,即将发给各校执行,并拟出“关于改进考试制度的几点意见(初稿)”“关于高等学校制定教师教学工作量分配办法的意见和参考方案”等文件,准备发给部分高等学校,结合整改,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以便进一步修改后实行。
高等教育部曾于10月8日通知各校报送需要部里解决的问题,截至11月23日止,共七十三所学校,报来意见一千四百一十七条,其中除了三百三十五条意见已转其他单位处理外,其余一千多条意见,高等教育部有关司、处正在积极研究处理。为了更及时深入地了解学校整改情况,部分领导同志分别和北京市有关高等学校联系,看大字报、参加一定的整改会议。另外,分别约各地高教局负责同志来京汇报高等学校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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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掀起鸣放热潮 提出批评建议
  教育部集中力量进行整改
本报讯 教育部(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四个直属单位)自11月10日进入整风第三阶段以来,许多工作人员纷纷张贴大字报,对教育部各项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和建议。截止11月29日,已有一千二百零八人贴出三千三百零三张大字报,提出意见六千七百七十五条。这些意见主要批评了教育部领导和各个业务司、局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现象和贯彻方针、政策方面的偏差。如部内不少大字报批评了某些党员副部长有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主管工农教育的党员副部长一次也没有去过工农教育局参加会议,也很少下去检查工作。个别党员副司长把自己的戳子,长期交给主任秘书代签处理公文。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汉语编辑同志批评党员副社长不常到编辑室进行具体领导。有的大字报批评教育部在学校设置上贯彻阶级路线不够,中学特别是高中多集中在城市,对农民子弟进城上学限制太严,致使学生中工农子弟成分增长比较慢等。此外,大字报中对于机构方面,党、团工作,干部培养,物质福利以及机关中的浪费现象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中也包括有积极性的建议,如不少同志对今后在教育工作上如何贯彻阶级路线和精简机构提出了具体方案。出版社有的同志提出编辑部和出版部分开,以便于编辑集中力量编好课本等。
这次鸣放高潮是和运动开展前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分不开的。首先,部的领导小组在进行转入第三阶段的准备工作中,根据领导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情况,反复进行了思想动员。如部领导小组召开了党员司局长会议,不少单位召开了科以上党员干部的会议,使领导干部有引火烧身接受批评的思想准备。同时召开了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大会、全体工作人员的动员大会,根据群众的思想情况,一再解除顾虑,并号召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带头鸣放。经过这一系列的动员工作,使全体工作人员在思想上明确了整风第三阶段的性质、任务、目的、要求,从而掀起鸣放的高潮。其次,领导的决心和诚恳的态度鼓舞了群众鸣放,在11月10日的动员大会上,张奚若部长、董纯才、陈曾固副部长都以诚恳的自我批评的态度,表示了整改的决心。这就使许多干部能消除顾虑,打破情面向顶头上司提意见。据初步统计,司局长级以上干部已鸣放的占参加运动的司局长级干部人数的70%以上,处科级干部已鸣放的占参加运动的处科长级干部的91%。一般干部中有94%的人进行了鸣放。
目前,全部已投入集中整改的高潮中,不少司局宣布了整改事项。部的各个专题小组正在根据大家提出来的问题分别排队,进行研究。能马上解决的决定立即解决,如对机关生活方面能马上改的一些意见已进行解决。至于涉及到教育部的方针政策、业务工作和任务体制、机构等比较重大的问题,还需要经过反复研究,再作出处理决定。教育部整风领导小组正督促检查各单位集中整改并号召大家继续积极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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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农村去!
  复旦大学的整风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校园里到处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师生员工们争向领导写决心书,要求下放农村接受劳动锻炼。第一批被批准的有一百八十人,他们正愉快地整装待发。
这是复旦大学的师生员工们,纷纷向领导上要求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 赵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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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还要改得透
柏生
全国高等学校正以革命精神轰轰烈烈地改进工作。许多学校在整改中开始树立了新的学风,出现了蓬勃的朝气,大大活跃了学校的民主空气,沟通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有些过去长期不能得到解决的问题,也获得了解决。这是高等学校继反右派斗争胜利以后,在整风运动中取得的一个最大的战果。但是我们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根据目前情况来看,也有不少高等学校的整改工作还没有搞透,需要展开复查。有些学校只满足于轰轰烈烈地搞了一下,解决了群众提出来的一部分意见,就松下劲来了。有些学校只注意强调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展开大辩论,而对于群众提出来的一些具体问题,没有下决心先狠狠地改。有些学校则认为已经改得差不多了,能解决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有些问题再研究一时也解决不了。
这些思想,对于改进高等学校的工作是有影响的。这些思想落后于群众的要求。群众要求我们彻底改进工作,我们应该赶上去。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时的轰轰烈烈,改得不深不透,就松了劲。凡是群众提得对的意见,从小到大,一件件都要改。目前已经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大辩论的学校也要结合整改工作进行。如果我们松了劲,不抓住整改,已经取得的成绩就不容易巩固下来。这必然会影响广大群众对改进工作的信心和积极性。在高等学校中,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大辩论是要很好地开展的。有些学校如果的确工作改进得彻底了,对群众提出来的问题和意见需要及时展开大争大辩,可以开展专题辩论,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有的学校已经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大辩论的,如果还没有彻底改进工作,也应该将辩论的中心放到改进工作上来。结合整改,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大辩论,也是最生动的实际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从目前一般高等学校的情况来看,必须集中力量,在这一段时间内先狠狠地改进工作,同时对前一段整改工作进行一次复查,做到在改进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大辩论。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得到彻底的改进,并从而使群众受到实际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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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整改跟不上鸣放现象开始扭转
  卫生部领导上决心“引火烧身”
新华社5日讯 卫生部及直属单位开始扭转整改跟不上鸣放的现象。
截至11月30日止,卫生部及直属机关二十八个单位,在贴出的六千一百多幅大字报和举行的一千多次座谈会上,共提出意见二万三千多条(按人次计算)。意见涉及到方针政策、体制编制、领导思想作风、各项业务及生活福利等方面的问题。但是在鸣放高潮掀起来以后,卫生部及直属单位曾出现整改工作跟不上鸣放的现象。其原因除了领导上对整改工作表现拖拉外,存在着领导和群众结合不够,领导只“抱西瓜”、忽视“拣芝麻”的缺点。同时,个别领导干部对群众提出的批评表现抗拒、委屈情绪,也影响了整改工作的迅速开展。在人民日报11月24日在“整改为什么跟不上鸣放”一文中对卫生部提出了批评以后,卫生部领导上立即召集会议,认真研究整改办法,整改工作立即在全部形成了高潮。到目前为止,有三千八百多条意见已作了处理。其中有些是涉及面广而又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如原来卫生部一件公文进出,少则十二道手续,多则十九道手续,现在已减少层次,订出公文运转的新制度。各直属单位中解决问题较好的,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已解决了一百五十多个问题。特别是解决了编审和出版工作的脱节问题,为克服过去由于编审、出版脱节所造成的严重浪费现象创造了条件。
大部分领导干部对群众提出有关自己思想作风方面的意见表示接受和坚决改进。中国药材公司经理,接受群众批评,改变过去不深入群众的作风,除了经常注意联系群众外,还订出每月15日下午接见本公司干部的办法。有个别领导干部对群众意见抱着抗拒态度,如干部进修学院总务科科长徐济民,不但不虚心接受群众意见,还叫别人代写检讨来应付,卫生部领导上已对他进行严厉批评和处理。
为坚决贯彻整改精神,卫生部领导上决心“引火烧身”,鼓励群众继续鸣放,并采取与群众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边整边改,以求作到对群众的意见件件有交代,把卫生部门存在的问题整好、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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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扫除文盲以后
  记工管账,全由农民充当
民校比家还要亲,
一天不学不放心。
五年闪眼过去了,
瞎汉变成文化人。
记工账,当会计,
全是摘了文盲帽子的老农民。
这是山西平顺县北社村爱国社社员歌颂自己文化翻身的一首歌谣。
远在1952年,北社村的文盲半文盲占青壮年总数85%。随着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干部和群众深深感到没文化的痛苦,他们首先遇到的是读、写、算的困难。但是,现在北社村已经变了样,经过五个年头的扫除文盲,全村已经有二百五十六人扫盲毕业(占青壮年文盲的64%),初步掌握了文字工具,有一百多人参加高小班、初中班学习。
北社村基本上扫除了大量的文盲以后,正像他们自己的那首歌谣中所说的:合作社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全是摘了文盲帽子的农民。在扫盲毕业的学员当中,有八十五人当了乡社干部,有五十人担任了合作社的会计、保健员、技术员、记工员,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和农村各项工作。
农民有了文化,在农村形成了新的社会风气。过去那些白天不劳动,夜来串门户的现象改变了,学习文化的新风尚正在增长。
北社民校到现在已经坚持五年之久。乡社干部认识到扫除文盲是办好合作社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加强对民校工作的具体领导,并且注意向群众进行学习文化的思想教育,村的党、团员也都参加这一学习,乡、社干部组成干部班,加速扫除他们中间的文盲,带动群众学习。
几年来,北社民校所以一股劲儿坚持下来,主要是紧密结合生产,根据春、夏、秋、冬忙闲不同情况,具体的安排文化学习时间,灵活改变教学形式,冬季以集中学习为主,在春耕开始后,改变学习组织和教学方法,大忙以班定期集中布置检查,转入田间复习,辅以上门送字、小组读写等方法。同时根据生产分业,组织了粉坊、油坊、饲养员副业等分散学习小组。民校贯彻“自办、自学、自教”原则,坚持群众办学路线。民校的大小事情,如经费开支、义教还工、建设教室、放假开学等,都是经过群众的讨论得到解决的。
  文盲村变成了文化村
傅家塬是陕西省耀县稠桑乡山沟里的一个小村子。人口很少,过去村子的青年、壮年都是文盲。
1955年冬季村里办起了民校,经过了一两年来的学习,三十五个青壮年当中,已有十一人扫盲毕业,十三人认识一千三百多字,十一人认识五百到八百字。现在,村里订有陕西农民报、青年报、农村宣传员等六、七种报刊,还成立了一个图书室、两个读报组,读书看报已经成为社员们的习惯。从前村里少见的笔和本子,现在已经成为社员们在生活上的必需品。从前人人不识字,现在家家有人学文化。一个偏僻山沟村庄,已呈现出一副新的面貌。(队动辄得咎上)
天津市第一绱鞋合作社五十五岁的老社员王文彬,在旧社会拉了二十年人力车,在这次扫盲学习中他积极参加,一年多来他已学会一千多字。他在认真写字,左边是他写的墨笔字。 新华社记者 张映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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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性“体育活动日”
新华社福州5日电 福建省各县市包括许多山区和海岛的城镇在11月间先后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日”。仅据二十九个县市的统计,就有十九万多人参加了“体育活动日”的各种体育运动,观众达二十三万六千多人。
这次普遍开展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日”,内容丰富多采,很多地区根据本地特点和群众爱好进行多样化的体育运动和比赛。漳州市在
“体育活动日”中共举行了各种球类、游泳、自行车、拔河、举重、射击、航空模型等十多种体育运动比赛。厦门市共有六千七百十五人参加了“体育活动日”的火炬接力赛、自行车环岛旅行、舢舨等比赛和武术、拳击、摔跤、击剑等表演。地处偏僻山区的邵武县城关镇举行“体育活动日”以后,还开展了“二十分钟运动月”,每天有数百人坚持参加二十分钟劳卫制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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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勤俭办校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记清华大学关于实验室工作问题的大辩论
  新华社记者 朱继功
实验室工作问题的大辩论,揭开了清华大学教师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对于教学上和科学研究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序幕。
清华大学有五十七个实验室,学校几年来在有关实验室方面支出的经费,约相当于全校经费的三分之一。它对清华大学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学研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但是过去实验室工作中还存在着浪费、损失等很多严重缺点,在10月下旬,当学校的整改运动进一步深入的时候,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会就以“整顿实验室工作”作为专题之一,发动教师和实验室工作人员检查实验室的工作,并且在揭露问题的基础上,认真地开展辩论。中共清华大学党委认为,这不仅仅是铺张浪费的“大少爷”作风问题,必须提高到应有的思想高度来认识,就是:如何贯彻勤俭办校的方针问题;如何重视劳动实践和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而归根结蒂,是怎样按照社会主义的思想办工业大学的重要问题之一。
揭发浪费现象
当学校整改领导小组召开了关于整顿实验室的扩大会议以后,各系、教研组教师们纷纷下实验室清点设备、清查账目。群众热情很高,贴出了几百张大字报,揭发了许多严重问题:有的实验室根本没有财产账目,有的实验室账目混乱并且发现有贪污现象,有的设备买来后长期搁置,无人负责等等。
土力学实验室有个实验员,他以实验室为“家”,用磁皿炒花生,用玻璃槽养鱼,这些情况被揭发出来以后,引起了大家的愤慨。土木系施工实验室以十二万元买来一架多戽挖土机,长期搁置不用,积土很厚,长了青草。有的实验室里,电子管不翼而飞,被私人拿去装收音机了。
在学生们举办的“勤俭办校展览会”上,也可以看到这些怵目惊心的数字:物理实验室两年中损坏的温度计达三百多支。电子学实验室四个月烧毁了十三个电子管,四架瓦特计,共值一千六百元。物理实验室由于学生们粗心大意,通电过多,烧坏了电流计二十多架,共损失一万一千多元。电机系拖动实验室烧坏的示波器振子七个,每个价值五百元。普通化学实验室一个月损坏烧杯、量筒、钳锅等仪器五百零一件,平均每天损坏十七件左右。此外,被损坏的还有贵重的天平等。像这样动辄成百上千元的人民财产轻易被毁的严重现象,据学校负责人说,有些实验室每隔二年——五年,损坏的物理和化学仪器的价值几乎等于重新置备一套。
在辩论中
问题揭开以后,学校党委就引导大家进行辩论。辩论是从每个单位的一些具体问题开始的。
机械制造系工程画教研组教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浪费是不能避免的”,他们的理由是:因为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教学计划经常变更,资料和教学模型就不得不随着有所改变,而这样势必造成浪费。
这种意见提出以后,遭到了许多教师的反对。大家认为,虽然上述理由可以作为客观因素之一,但并不是主要的。他们举出一些实例说,就拿工程画教研组来说,教学改革以后就从来没有考虑过把原来的教学模型在新的教学计划要求下适当地加以利用,而是整套地废置不用,打入了“冷宫”,另外设计新的整套的模型。
机械制造及机床教研组的教师辩论了一个相类似的问题:有人说“既然有了飞机,为什么还要坐牛车呢”,就是说要用现代化的东西,不用旧有的设备。这个问题是因为机械制造及机床教研组购置了一台价值九万多元的座标镗床,辩论中有人认为它从经济上来考虑太浪费,没有必要,可以用万能机床来代替。但是,反对的人提了上述意见。另外一些教师就打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来反驳这种说法,他们说:一般说,雨衣比雨伞要方便些,但你为什么只买雨伞不买雨衣呢!他们认为根本问题是有的同志缺乏勤俭办校、精打细算的思想,因而是一味追求先进标准。
动力机械系汽车拖拉机教研室教师辩论了盲目追求豪华、美观和“世界第一”问题。
这个实验室拥有四千平方公尺面积,到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被利用。有些房间的墙面用高级油漆一直漆到天花板。特别是燃料润滑油试验间,不仅有油漆墙、磁砖地、喷漆桌、连桌面都是用大理石做的。原来实验室有一批陈列桌,有些人嫌它不够好,就重做一套,还特地用铝皮包起来。但是设计这个实验室的人,竟还“理直气壮”地说:“用大理石做桌面,多花二百元不贵,现在刮的是‘节约风’,五年以后会证明我是正确的。”
在辩论中,教师们对追求“世界第一”,不从勤俭办校观点出发的错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几年以前,这个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每当见到一种新式规格的汽车、拖拉机,总想都买一辆,力求各种规格、型式的车辆配备齐全,应有尽有。现在,原有的和新买的共有了十六辆汽车,十台拖拉机。但是,在这里做实验的学生每次不过十五人到三十多人,绝大部分的汽车和拖拉机都闲着。
与此同时,这个实验室的党、团员对浪费的标准也展开了辩论。有人说:“可以盖水磨石的实验室,也可以盖茅草屋和泥土地的实验室,什么是浪费的客观标准呢?”
这个问题争论得很热烈,许多教师最后认为,所谓浪费没有客观标准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实质上就是否认有浪费现象的存在。因此大家说,要避免浪费,首先要树立起主人翁态度,要有劳动人民的勤俭作风,多想想工人农民创造财富的艰巨性,这样在思想感情和立场对头的基础上,进而掌握三个原则:(1)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性;(2)满足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3)贯彻勤俭办校的精神。
  为什么产生这些缺点?
大家在辩论中,揭露了和批判了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
水利系有一个高水箱,原来满可以供给土木系给水排水实验室共同使用的。但土木系偏又另起炉灶,多花了四万五千元钱。水能结构实验室花了六千五百多元做了一个大钢槽,但是在这个实验室附近的水力学、水工实验室都有现成槽子并未充分利用。
在辩论中很多同志认为造成许多器材积压、设备重复的现象,本位主义思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人还举出苏联列宁格勒工业大学的例子说,那儿没有水能实验室,借用其他教研组的实验设备,照样做实验。
教师们在辩论中也进一步明确了这些严重的缺点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在于自己轻视劳动实践和轻视理论联系实际。部分教师对于自己所教授的专业方面的实际技能很差,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些方面揭发出不少“典型”事例。有的教研室教师从来不下实验室,把辅导实验及改实验报告的任务都交给实验员负责,因而自己对好些实验中的实际问题不懂,可是有些教师还觉得心安理得。
在改进的道路上
这次辩论对改进学校实验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教师和工作人员在精打细算以后,已向学校领导撤回了订货单,有些学生提出要爱护仪器。现在辩论正进一步深入中,学校领导方面也将为实验室配备一些干部,订立一些规章制度,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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