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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欢迎吴觉迎副总理的宴会上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吴觉迎副总理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我们的贵宾吴觉迎副总理阁下和他的夫人以及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的全体团员们表示热烈的欢迎。自从去年12月我和贺龙副总理访问缅甸并且同缅甸政府的领导人一起参加芒市中缅边民联欢大会以来，已经整整一年了。今天能够在北京同吴觉迎阁下再次会晤，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愉快。
副总理阁下，你来到中国以后，一定会像在芒市的时候一样，亲自看到中国人民对于缅甸人民怀有多么深厚的友情。这种友情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中缅两国人民之间，八年来，又在新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发展。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和缅甸人民是同样遭受殖民主义压迫和同样争取民族独立的患难之交。今天在维护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从事和平建设等方面，两国又具有共同的愿望和决心，并且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两国自从建交以来，一直保持着珍贵的友谊，这不是偶然的。我们经常记得，缅甸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并且一贯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我们两国在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促进亚非国家团结等方面曾经进行过具有成效的合作。我们两国和印度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几年来，我们两国政府遵循着这些原则，使许多问题得到双方满意的解决，从而显示了五项原则的充沛生命力。我们深信，两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必将日益巩固，日益发展。
副总理阁下，你这次率领一个友好经济考察团前来我国使我们十分高兴。中国人民一向注意和关怀缅甸人民在独立自主的道路上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我们两国今天所面临的共同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工农业建设，迅速克服国家的落后状态。近年来，两国人民都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积极努力。随着建设工作的进展和两国友谊的加深，两国之间经济上的联系比以前密切得多了。就贸易而言，最近三年以来，我们两国间的贸易额增加了四十二倍。技术合作也有了开展，很自然地，两国都感到有交流建设工作经验的必要。我们深信，副总理阁下领导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来到我国将大大有助于促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验交流，这对于实现万隆会议关于发展亚非国家经济合作的决议，也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中国人民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的目标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刚刚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是由于中国面积大、人口多、底子穷，我们在建设工作方面的经验也还不够，因此副总理阁下和其他缅甸贵宾们在访问各地的时候，将会发现我国在经济上还很落后，在建设工作中不仅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我们愿意把实际情况介绍给缅甸朋友们。我们也衷心地盼望缅甸贵宾们向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我过去几次访问缅甸的时候，都承缅甸政府和缅甸人民给予热情的接待，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希望吴觉迎副总理阁下和其他缅甸贵宾们在我国逗留期间，无论在北京或在其他各地，也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尽情地参观游览。
最后，我建议：
为吴觉迎副总理阁下和他的夫人的健康，
为吴努总理阁下的健康，
为吴温貌总统阁下的健康，
为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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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觉迎副总理的讲话周恩来总理先生阁下，朋友们：
请让我首先代表我的夫人，代表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周恩来总理先生阁下和所有的朋友所给予我们的非常热情的欢迎，再次表示衷心的感激。我们一向都感觉到中国人民的亲密友谊，因为我们作为兄弟般的邻居，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里始终保持着非常友好和亲密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渐渐亲热地、也是十分恰当地称中国人为“胞波”，意思就是同胞兄弟。因此，我们到这里来就像到我们的兄弟姊妹和亲戚的家里来一样，虽然我们中间大多数人以前从来没有到过中国。我们带来了热烈的问候和最好的祝愿，祝总理周恩来先生阁下幸福，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伟大国家的人民幸福繁荣。
总理先生阁下，虽然从中国获得解放和缅甸获得独立到现在只有几年，但是我们的友谊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我确信，这种友谊目前已经走上了巩固和持久的道路。我们两国都痛恨战争，而且我们也都反对殖民主义压迫。过去我们忍受过共同的痛苦，我们现在都希望为了人民的福利而进行各自国家的和平建设。我们两国曾经同印度一道倡导目前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是指导我们的国际关系的最好原则。我们一直是遵守并且忠实地执行这五项原则的。我们决心在今后继续执行这些原则。这些原则使我们的关系获得了很大的改善。我十分坚定地相信，通过继续严格遵守和忠实地执行这五项原则，我们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将会日益加强并获得空前的发展。
总理先生阁下，我们两国都同意这样一个原则：每一个国家可以根据它自己的情况选择任何的政治制度和进行自己的建设。因此，我们两国都一直是在走最适合于自己的道路。我们在这样作的时候也了解，在发展我们的经济的时候，我们必须吸取其他国家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我们曾经听说过你们 伟大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和所进行的努力，总理先生阁下好意的邀请使得我们有可能前来进行考察访问。我们一定要尽力学习，从你们的经验获得好处。对你们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会，我愿意再一次表示感谢。
在建立两国的友好关系方面，最重要的是互派代表团、交流知识和进行技术合作、互相了解和互相帮助。已经有好几个代表团访问了我国，而我们也派了许多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我们的第一个医学代表团曾经来到这里。不久，以吴巴瑞副总理为首的友好代表团将继我们的经济代表团之后来到这里。
在经济方面，贸易量增加了。正如承蒙总理先生阁下指出的一样，贸易量增加了四十二倍。缅甸经济以农业为主，大米是主要产品。我们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的大米。当我们手头上的大米有大量剩余的时候，中国以最优惠的条件向我们购买。我们没有忘掉我们兄弟姊妹们的这种行动。阁下对缅甸的访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代表团对缅甸的访问，都给我们留下了友好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相信，不断地互相访问将使我们的关系永远保持友好。
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现在请你们同我一起为周恩来总理先生阁下和毛泽东主席先生阁下的健康干杯，为缅中两国永恒的友谊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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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觉迎副总理游览颐和园
新华社5日讯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和夫人，以及由吴觉迎副总理率领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全体人员，今天上午游览了颐和园。
贵宾们在上午十一时来到颐和园时，他们在大门前受到了贺龙副总理、章汉夫副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杨英杰等人的欢迎。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和夫人以及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的夫人，今天也陪同贵宾游览。
来自热带国家的贵宾，对于已经结上一层薄冰的昆明湖发生极大兴趣。吴觉迎副总理几次漫步到湖边，用手杖试探冰的厚薄。在游览中，贵宾们还详细询问了许多建筑物和古代陈列品的历史与来由。
中午，贺龙副总理等陪同贵宾在听鹂馆共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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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会决定
向全国基督徒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新华社5日讯 从10月28日到12月4日召开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十次常委扩大会议，决定要在全国基督徒中开展一个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吴耀宗在本月4日的会上作了会议的总结发言。
会议在本月4日一致通过的决议中说，世界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力量。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和剥削，走向繁荣幸福的道路。全国基督徒必须和全国人民一起，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决议要求全国各省市三自爱国组织应该把在全国基督徒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当作当前的首要任务，并且在最近期内召开地区性的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认真讨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决议还特别强调全国教徒要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明辨大是大非，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警惕帝国主义继续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活动的阴谋，肃清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在基督教内的反动影响，更好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努力前进。
决议强调指出，正是由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基督教才能摆脱百余年来帝国主义的控制，由中国基督徒治理自己的教会，充分享受了宗教信仰自由。基督徒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决议接着指出，由于中国基督教曾被帝国主义利用，并且同剥削 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必须加倍警惕资产阶级右派利用基督教进行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全国基督徒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向基督教内的右派分子进行彻底揭发和坚决斗争。
决议还号召全国基督徒应对反动分子、流氓和坏分子以教会或“自由传道”的名义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作坚决的斗争，并要求政府依法予以处理。
吴耀宗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这次会议的主要收获是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明辨了大是大非，揭发出一批基督教界的右派分子，进一步肯定了基督教界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吴耀宗号召全国基督徒在反帝爱国和热爱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提高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力量的警惕，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在这次会议的召开期间，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和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曾先后出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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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采取具体措施及时解决上山干部的困难
江西省委对下放干部负责到底
新华社南昌5日电 中共江西省委正本着负责到底的精神，采取各种措施关怀和帮助上山干部。
省委认为，干部上了山，这对于各级领导机关来说，下放干部的工作仅仅是有了良好的开端，并不是结束。今后，对这些干部，还必须给予多方面的关怀和帮助。
省委负责干部亲自带领干部上山或是和上山干部建立经常联系，这是中共江西省委采取的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措施。江西省省级机关第一批下放干部，已经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亲自带领下上了山。方志纯上山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实地了解干部上山后在工作上、劳动上、生活上的困难和问题，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以便及时帮助解决。为了同样的目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邵式平、刘俊秀和省委的几个常务委员，正在分别同这批上山的干部建立经常联系。省委已决定把这种联系固定下来，以便及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中共江西省委认为，干部上山的初期，领导机关尤其需要及时帮助他们，把他们上山时的热情巩固下来，并继续坚定他们开发山区和进行劳动锻炼的信心。因此省委还决定，在12月中旬，从下放到十二个垦殖场的干部当中找几个回来，听取他们的汇报，比较系统地研究和解决他们上山后所遇到的问题，并再一次向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同时，江西省委对上山干部的配备也作了相应的安排。十二个垦殖场都配备了两名高级干部和一部分处长、科长级干部，领导是比较强的。这批领导干部上山时，各自带去了他们本机关本单位的一部分干部；今后第二批干部上山时，也将尽可能地把过去在他们领导之下或者是同在一个机关工作的干部配备在一起。这样，就等于把他们原机关的一部分搬上了山，给上山干部的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带来许多方便和有利的条件。
此外，省委对于这批下放干部的生活、疾病医疗和家庭问题，也给予了周到的照顾，并初步制定了统一的处理办法。对于分散地下放到各地的干部，省委责成各地委、县委经常给他们以关怀和帮助。
中共江西省委的这些措施，更加鼓舞了广大干部参加劳动锻炼的热情，坚定了上山干部克服困难建设新山区的决心和信心。由省委书记方志纯带领下放到大茅山垦殖场的干部说，他们在那里开发山区，不仅有各部门和周围农民的支援，而且有党的亲切的关怀，是没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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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蒙古发生强烈地震
我国西北部也有震动
新华社5日讯 我国二十三个地震台的地震仪，4日都记录了当天发生的一次强烈地震。据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地震专家说，他们在综合研究了各个地震台报来的地震记录以后，知道地震中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西部。发生的时间是北京时间4日上午十一时三十七分半。我国西北部许多地方也有震动。包头、银川等地居民都感到有较强的震动。包头有一部分居民因地震而头晕。兰州市内悬挂着的电灯曾发生摇动；许多坐在房内的人也感到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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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又有一批外国的工会代表到达北京
新华社5日讯 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前来参加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又一批外国工会代表，5日乘飞机到达北京。他们是：赤道非洲总工会司库托莱—冈加·阿贝尔，智利工人统一工会全国组织书记路易斯·菲盖罗阿，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工会代表伊斯梅尔·拉伊斯，泰国工人大会总书记乃素帕猜·西沙蒂。
4日，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泰国自由工人协会总书记乃巴博·素空和泰国玻璃业工会主席乃沙尼·沙旺攀，也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董昕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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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文化考察团回国
新华社南宁5日电 前来广西省考察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文化考察团一行十人，在南宁等地访问结束后，有八人已于今晨坐火车离南宁回国。
考察团团长瞿辉近和副团长陶维其因其他事情已在4日去北京。
越南文化考察团11月30日到南宁后，曾经了解了广西几年来有关少数民族的群众文化、艺术、电影、出版、科学普及等工作的情况，看了桂西僮族自治州歌舞团表演，参观了广西民族学院、并深入武鸣县三个农业社了解如何根据民族地区特点，开展农村俱乐部工作问题。
越南文化考察团是在10月下旬来到中国的，曾经先后到北京、沈阳、鞍山、南京、上海、杭州、长沙等地访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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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化学工业考察团
启程赴日本访问
新华社3日讯 中国访日化学工业考察团一行十四人，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侯德榜率领下，3日晚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日本。
这个代表团是应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化学工业协会、硫铵工业协会等化学工业团体的邀请，去日本对化学肥料及合成纤维等化学工业进行访问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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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悬崖边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思想到了这种地步，还不应该猛醒？
本报记者 王青
煤炭工业部的大楼里，在贴满走廊的无数大字报中间，有百来张大字报都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张文。
张文是谁？是什么原因使他引起了这样多人的注意？群众对他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张文在思想上、作风上又有哪些明显的弱点？这些都是问题。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张文现在是煤炭工业部安全监察局的副局长。安全监察局的任务是监督和保证全国煤矿工人的生产安全，作为这个局的负责人（1957年以前没有正局长），张文所担负的责任不能说不重要。可是，几年来张文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辜负了党和国家的委托。
在工作中，张文不是兢兢业业地对革命事业负责，而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譬如，局里有时开会，他独自在一旁看报，既不分析情况，又不听取群众意见，会议结束前，他起立发言，结果他说的和大家谈的完全两回事，使大家莫名其妙。部务会议，他不愿意参加，派人去参加回来，对部的决定他又拒绝执行。有一次，部务会议决定关于保安规程的指示规程的编制问题，由安全监察局负责。张文嫌麻烦，不同意，并且大发脾气说：“谁愿干谁干，反正我们不干！”另一次，部决定安全监察局起草“煤矿事故报告规程”的工作，张文又不同意。由于各地煤矿急需这项规程，因此，局里的许多工作人员出于对工作的责任心，不得不避开张文而偷着干。有时同志们开会研究工作，被他发现了，他竟把会议驱散。等到同志们把这项规程草案拟出来以后，张文又长期积压，拒不签发。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生哲学，使得张文对工作抱了极端的冷漠态度。他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工作，也没有主动地向领导请示和汇报过。每天，他逍遥自在，在自己的办公室吸吸烟，看看报，甚至工作时间内到处、科找人闲聊，影响工作。这些年来，安全监察局在张文的领导下，从局到处，没有系统的计划，工作长时期陷于自流而忙乱的状态。
谁“太天真”
张文常常爱用教训的口吻警告他的下属：“太天真！”这“太天真”指的是什么呢？
安全监察局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工作没有开展，许多干部闲得发慌。于是有些人便去找张文要工作。对群众的这种工作热情，张文的答复却是：“你们太天真了！”
一次，有几名干部下矿检查事故发生的原因，回来以后向张文汇报，希望能得到他的指示，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或是由张文向上级汇报，转请部领导解决。这种正常而又正当的要求，同样遭到指责。张文大发脾气说：“发生这样的事故，部长不知道吗？生产司不知道吗？你们本事真大，太天真了！”又是“太天真”。
去年，鹤岗煤矿连续发生事故，局里的几个干部要求下去进行检查。他们向马局长请示得到同意以后，便去准备行装。他们正在向财务司领钱要去买车票的时候，遇上了张文；张文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又是那句老话：太天真！
“太天真”这句话，在张文口里，实际上是他推卸责任、发泄不满的代名词。
不寻常的“出差”
张文有时也下去检查工作。不过，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走马看花”。其实，他是连“花”也常常不看的。
不久以前，张文带着人去峰峰煤矿帮助成立安全监察局。在峰峰，他共停留了十多天。峰峰矿务局的负责人对部里来人抱着很大的希望，提出了去矿井检查安全情况的要求。可是，张文并没有去，他住在招待所睡觉、打扑克。矿务局党委书记来找张文研究建局的问题，张文打扑克的兴趣正浓，那有心思谈工作，党委书记等得无可奈何地走了。
从峰峰，张文又到了井陉煤矿。在这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招待所休息。当然，他也去了矿井，但是行色匆匆。从一矿井上来，矿长希望听到张文对工作的指示，张文却让随从干部去谈，自己倒在沙发上，闭起双眼，休息起来。从沙发上起来，张文提出要去看新安装的风机。矿上立即派来了汽车代步。可是，他并没有去看风机。井陉是张文的故乡；在风机的附近他下了车，转到一个村庄去看老朋友去了。
在井陉，张文还做了另一件事：找了很多朋友，花了不少钱，费了时间，为死去的父亲和弟弟立起了石碑。
从井陉回到北京，张文既不能向领导汇报，也不能向下级作指示。闲住，聊天，看朋友，修坟墓……，他能够拿出些什么来呢？
张文的出差对工作没有帮助，对任何人也没有帮助。就因为这个，安全监察局的青年们，谁也不愿意跟着自己的张副局长外出了。
厌倦了党的生活
张文是共产党员，有着三十年的党龄。按照一般的情况，他应当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应当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应当严格地而且充分自觉地履行党员的义务。但是不然。他对政治学习没有兴趣，从来不大看学习文件，即使在规定的学习时间之内。党的会议，他不愿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他感到厌倦。几年来，由于他的主张和坚持，安全监察局的党的小组会议，多是占用工作时间——他不肯“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他参加党的会议，常常带着烦躁的心情，开会之前问：“又开什么会？”开会中间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还不是那一套！”“谁还不了解谁，哪有那样多的意见！”严肃的会议，他看成了最大的负担。
最能表现他和党的关系的，还是在交党费问题上。
长期以来，张文每当领到薪金的时候，他就从薪金袋里抽出一张五元的钞票，让党小组长和工会小组长“分配”：三元五角交党费，一元五角交工会会费。但是，按照他的收入，按照规定，五元是不够的：党费不足，会费也少些。党的小组长当然不能同意，去找他让他缴足。可是，张文非常蛮横，每次都要发生争吵。为了这件事，他竟向党小组长发过五次脾气，他甚至还说：“交党费是自愿（？）！”“你们像资本家要账的一样！”
“过去受资本家压迫，现在受共产党压迫！”……。有一次吵得太过份了，竟有一位普通工作人员要拿出钱来为张文垫足党费！
张文！你究竟还算不算一个党员？把党看成了什么！三十年的老党员，竟在思想上这样糟糕，那你怎样理解党章的规定的，你又是怎样理解党员的义务的？
志趣的一斑
既然对一切都淡漠乏味，那么，张文有些什么志趣呢？说来也许不会相信，许多人竟不能作出答案。但是，有人也揭开了他的一些秘密。
翻开“煤炭工业”月刊，连续几期上都有张文署名的文章。但是，了解内情的人们知道，这并不是出自张文之手，而是监察局其他同志劳动的结果。这些同志写了文章，请张文审阅；张文作了极少的修改（有一篇只加了四个字，最后还被刊物编辑删去了），却加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且强分稿费。一直到整风第三阶段开始，煤炭工业部整风领导小组发出通报以后，他才把稿费退了出来。
在别人的文章上署名，张文还不止是为了分得稿费。在他去大同出差的时候，他竟问当地监察局的工作人员：“看到我的文章没有？”洋洋自得地炫耀自己。
用别人的劳动来换取享受和名誉是不光荣的，这种志趣实际是一种极恶劣的剥削阶级思想。一只脚跨出了党的大门
张文是煤矿工人出身，他的父亲也是煤矿工人。他在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过党的地下交通员，县委组织部长，华北煤矿管理局生产处处长和管理局副局长。在那些紧张斗争艰苦时日里，他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日日夜夜地为党工作；在煤矿管理局，他也曾深入现场，钻研生产，在工作中有所建树。可是，在今天这一切并没有成为督促他不断前进的力量，他陶醉于自己的资格老，出身好，为党作过些工作，并以此而自恃，而停滞不前，而故步自封。很多曾经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大踏步前进了，他不是借以激励自己，而是牢骚满腹，抱怨组织。对那些党龄不如他长的领导同志，他竟采取了对抗和轻蔑的态度。党发现了他的一系列的错误，为了挽救他，曾经找他谈话，党支部和党小组也曾为他开会，给他以批评和教育。可是，这一切并没有使他猛醒悔悟；他拒绝帮助，怨恨揭发他的错误的同志，甚至对同志们大发脾气，说什么“你们不如说我是反革命，台湾派来的……”。
到这里，张文的一只脚已经跨出了党的大门。什么是党的事业，哪里是前进的方向，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怎样使用才有价值，这一切，张文已经丧失了辨别能力？他没有了理想，爱憎在他身上也失去了明显的界限。就这样，无端的自负，无穷的抱怨，加上自己在身上撒下的自私自利的霉菌的蔓延，就使得这个曾经从战斗中走过来的有着三十年党龄的人，完全丧失了朝气，政治生命慢慢地枯萎了下来。
张文用自己的行为表明，他正在向悬崖之边跨出最后的一步。谁能来挽救他呢，除了党，就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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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扩大会上
披着宗教外衣的右派分子现原形
据新华社5日讯 披着宗教外衣的基督教界右派分子刘龄九、周清泽、董鸿恩、范爱侍和周福庆，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已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十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被充分地揭露和批判。
右派分子刘龄九是基督教刊物“田家”半月刊的主编。在大鸣大放期间，刘龄九曾经诬蔑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生活，诽谤说解放后“共产党怕人说话”，已使全国人民变成“唯唯诺诺”的“奴隶”。刘龄九猖狂地叫嚣要为基督教界的反革命分子“平反”。
“田家”半月刊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农村基督教徒，刘龄九利用“田家”公开散布所谓全国“农业合作社没有办好，减了产”的谰言，诽谤农业社员经受着痛苦的强迫劳动，竟说“农民宁愿饿死而不愿累死”。他还在“田家”上刊登大量诬蔑国家宗教政策的谬论，煽动教徒起来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这个刊物一度在农村教徒中起了很恶劣的影响。
在今年5月鸣放期间厦门市宗教事务处召开的座谈会上，中华基督教会鼓浪屿堂会牧师周清泽，曾经散布了许多恶毒的谬论。周清泽曾经公然胡说什么今天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要生活下去而却活不下去，人民要求自由一些而却得不到自由。他还造谣说全国人民的生活已困难到“沙当米吃”的程度，“全国80％的农民都在埋怨”。周清泽还无中生有地诬蔑三自爱国运动搞得一团糟，把这个广大教徒热烈拥护的反帝爱国运动说成是“极有损于教会的宗教生活”，企图利用宗教煽动广大教徒起来闹事。
会上还揭露了中国布道会上海教会基督徒会堂牧师董鸿恩，他至今仍与在香港的帝国主义分子勾搭。大鸣大放期间，董鸿恩到处为基督教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喊“冤”。并利用各种机会，歪曲事实，攻击宗教政策，诬蔑宗教活动受到干涉，企图煽动教徒群众反对共产党。在教徒中，董鸿恩一贯强调爱教就不能爱国的谰言，毒害青年教徒，阻挠他们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会上揭露的另一个右派分子范爱侍，解放后一贯利用讲道的机会大量散布反苏反共谬论。范爱侍是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宁波教区主席，在今年7月的鸣放期间他恶毒地要共产党“让位”，他说：“如果有其他政党比共产党更成熟，共产党就应当要让它”。一贯反对三自爱国运动的范爱侍，还公开宣传“传道人爱国的事情做多了，爱教的事情就少做了”，有意把每个公民必须承担的爱国义务和个人的宗教信仰对立起来，以散布反动的毒素，蒙蔽教徒。
身为上海市政协委员的上海灵粮堂长老周福庆，在这次会议上竟公开诬蔑政治协商会议反右派座谈会是共产党“布置一套”，“简直像美国表决机器一样”。在今年3月上海政协宗教组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公然诽谤肃反运动说，政府是“借肃反来消灭宗教”。对于以反帝爱国为宗旨的三自爱国运动，在1954年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的前夕，周福庆就曾在上海纠集一批教会中的反动分子和落后分子几次密谋，进行破坏。
这些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搞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并且为了掩盖他们的丑恶面目，都曾经披起宗教的外衣，打着“为了信仰”、“为了教会”的幌子，把他们的罪恶活动说成是由于“信仰虔诚”和“热爱教会”，并且有意识地在广大教徒中散布“要爱教就不能爱国”，“为了信仰虔诚就不能追求政治上进步”等反动谬论，公开诬蔑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以便拉拢某些落后教徒，为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张目。
这次会上揭露的材料，还充分证明了这些右派分子在解放前就一贯效忠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解放后他们不愿割断同帝国主义分子的联系，他们包庇和窝藏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一心与人民为敌。早在1938年就同帝国主义分子相勾结的范爱侍，在1948年和1949年的解放前夕，就曾经帮助帝国主义分子毕范宇两次到宁波，宣讲什么“共产党十大罪状”，并商谈教会的“应变事宜”。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浙江溪口时，范爱侍三次去溪口给蒋贼“讲道”，第一篇讲题是“往前走”，鼓励这个刽子手继续拿起屠刀镇压人民。解放后，范爱侍坚持反动立场，先后在他家里以及利用教堂窝藏过反革命分子、逃亡地主和破坏国家金融的刑事犯罪分子多人。并同这些人结成密友。在1949年解放前夕就曾打算到美国依附帝国主义分子而未能成行的董鸿恩，不仅至今对此还“十分惋惜”，并且最近还曾打算逃出国境去投靠帝国主义分子。
在集中揭露和批判这些右派分子的七天大会发言中，站起来和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的共有一百多人。有些因为时间限制而没有在会上发言的，还写了书面发言。在会上发言的人都一致指出，基督教界的所有爱国教徒都必须和这些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继续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和全国人民一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华圣公会主席主教陈见真在揭发了范爱侍的反动言行后指出，基督教界的右派分子其所以要打着
“为了信仰”、“为了教会”的幌子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其目的是要掩盖他们恢复帝国主义对中国教会的控制的企图。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恨之入骨，绝对不是什么基督教徒的个人信仰问题，而是他们坚持反动的政治立场，硬不悔悟。
现任江苏省副省长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吴贻芳，在发言中以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并举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宗教界代表参加的事实，说明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爱国教徒的尊重和信任，严正地驳斥了所谓共产党与人民政府要消灭宗教的谰言。吴贻芳以许多她在美国亲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诬蔑中国没有民主和自由的谬论，揭露了所谓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实质。
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在会上说，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使我们的教会不再成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也使我们能够真正地做一个正直的爱国的信徒，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全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广大爱国教徒都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来自上海、南京、河南、山东等二十五个省市的几十位基督教界代表人士，在会上还列举了他们亲眼看到的城乡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和人民热爱共产党的种种事实，以及各地正确执行宗教政策的情况，驳斥了右派分子说人民“已生活不下去”和诬蔑宗教政策的各种谬论。
经过激烈的辩论，这些右派分子理屈词穷，他们在会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