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论平等
迟蓼洲
卢梭在他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说，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叫做自然的或物理的不平等，它是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精神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所构成的；另一种叫做政治的或道德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于某一些人享有有损他人的各种特权，这种不平等的起源是由于私有的产生。在卢梭看来，由于私有被确定，天赋的自由就永久被破坏了，人类中自然方面的不平等，也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平等而大大增加起来，特别是专制制度的产生，就达到不平等的顶点。
卢梭，这位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和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虽然猛烈抨击专制制度，宣称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是产生不平等的原因，但是他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本身，而主张以小私有制代替大私有制。同时，他又发挥关于国家的创立是人们之间协商的结果这一思想，认为人民有权掌握国家的政权。实际上，他拥护的是那种保证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国家，一种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的王国。也就是说，卢梭也仅仅是把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平等。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才彻底地克服了这种对平等观念的理解的历史局限性。在平等这个观念上，恩格斯在深刻批判杜林对卢梭的平等观念竭尽庸俗的歪曲之后，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光辉的定义：
“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真正内容，都归结为废除阶级的要求。任何超越于这点之外的平等的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这就是说，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平等的要求已经不仅在于消灭阶级特权，而必须废除阶级。用列宁的话来说，即是“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这就是骗人的东西。”
但是，无产阶级叛徒们和我国资产阶级右派却在平等观上提出了一个极为恶毒的问题，他们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私有制表面上是消灭了，但支配生产资料的是少数人，他们享有一种权力，可以随便分配国民收入，规定工资，指导经济发展，也就是利用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任意处理各种财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的收入还不相同，贫富非常悬殊，各方面的不平等也扩大了。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会甚至已经出现了新的特权阶级和新的等级制度，这个特权阶级不仅自己的收入超过它的工作应有的报酬，而且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水准。
显然，这种论调十分恶毒，也十分荒谬。因为只要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阶级产生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私有制度，而且从根本上保证了阶级的消灭，更不会有新的阶级出现的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劳动人民，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在经济上也都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平等地参加劳动，物质的分配基本也是平等的，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等级制度，杜绝了新的等级制度产生的根源。本来，这种诽谤和诬蔑是不值得一驳的。但是，由于它牵涉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十分复杂的分配问题，而分配问题又牵涉到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利益，所以不妨在这里谈谈，我们和无产阶级敌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于全部社会产品以及国民收入是不是可以由任何人或所谓“特权”阶级随心所欲、任意处理呢？我们对于社会的一切产品和财产的处理是否跟资产阶级一样为着中饱私囊，置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准于不顾呢？回答是完全否定的。
我们大家知道，什么样的分配制度是由什么样的所有制决定的。在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着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关于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所谓“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的反动观点的时候曾经作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指出，集体劳动所得的全部社会产品，首先应该从它里面扣去：“第一，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所需要的费用。第二，用以扩大生产的附加部分。第三，为预防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而用来保险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扣除了这些以后，剩下的全部产品中的其他一部分，即作为消费品用的那一部分。而在把这个剩下的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又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一般的不属于生产的管理费用。
这一部分和它在现代社会（引者按：这是指资产阶级社会。下同）中所占的数额比较起来，将会立即大大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作为共同满足需要的费用，如学校、保健机关等费用。
这一部分和它在现代社会中所占的数额比较起来，将会立即大大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为丧失劳动力者设立的基金等，简言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方济贫的费用。”（“哥达纲领批判”）
从这个分配原理中可以看到，在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以后的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总的趋势是：第一，它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二，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这就保证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归根结底保证了人民的生活不断提高；第三，全部归劳动人民所有（在中国，也只有极少一点以定息形式付给资产阶级），而其中属于工人、农民的收入和社会福利的部分不断增加，而不属于生产的管理的费用（例如国家管理机构的行政费用）却日益减少。这就有力地驳斥了前述的无产阶级敌人的谬论，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分配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封建主对农民的劳动产品任意挥霍和糟塌，因而不能很好实现扩大再生产，使封建社会陷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资产阶级唯一目的在于追求利润，生产处于无政府的竞争之中，在分配国民收入方面，一小撮剥削者侵占了其中的一大半，而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劳动人民却只得到一小半，国民收入的大部分在剥削阶级穷奢极欲的寄生生活中消耗掉，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之于扩大再生产（例如美国在1928年—1938年的十年中，积累平均只占国民收入的2％），劳动人民连保证最低的生活水平也很困难。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是绝对不会来混同不同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这种不同性质的分配制度的。当然，怎样按照上述社会主义分配原理分配得恰当，使得分配能够和生产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马克思也说过，“扣除多少，应当按照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按照或然论来确定。”这是一个怎样正确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发展规律的极为复杂的问题。例如，在我国，目前就碰到下面这样一些问题：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即怎样分配国民收入的问题，工人和农民的消费比例问题，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问题。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问题，生产人员同非生产人员之间的比例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以适当分配，而绝不是像无产阶级敌人所说的那样，可以由少数人任意支配的问题。
无产阶级叛徒们和资产阶级右派不仅闭着眼睛抹煞我们在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性质；同时，他们也歪曲“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个属于个人消费部分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我们知道，“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是一个又平等又不平等的原则。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劳动者都平等地摆脱了剥削制度而得到解放，这时候，每个人都享有“各尽所能”的平等的劳动权利，每个人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是一个劳动者，每个社会成员都担负某一部分社会必需的劳动。这就是平等。但是，即使如此，就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不会有什么完全的平等，因为人们富足程度的差别依然存在。这种差别同剥削阶级社会里的贫富悬殊是根本不同的，它只是产生于社会在分配消费品方面还不可能完全平等。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消费资料的分配还不能消除“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所谓“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就是说，它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是把同一标准应用于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相等的人。这种“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还不能一下子废除。例如，“按劳取酬”，这是一个同一标准，每一个人既作出和别人相等的一分社会劳动，他就可以取得和别人相等的一分报酬。但是，各个人实际上是不相等的。某甲身体强，还没有结婚，他每月可挣工资一百元，某乙身体弱，有一妻二子，每月挣工资八十元，平均每人每月二十元。这很清楚的表明，某甲和某乙都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并且按照同一标准取得报酬，但是富足程度却有了不平等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在消费资料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式的法权”之所以必须存在一个时期，是因为社会主义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如列宁说的：“因为若不想陷于空想主义，就不能以为一推倒资本主义以后，人们立刻就可学会替社会劳动而不需要任何法权标准，而且资本主义底废除并不能立刻造成这种变更底经济前提。”（“国家与革命”）
同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农业之间还存在着差别，它们的所有制还不完全相同，并且还有商品生产，货币还没有消灭。虽然今天的货币已不像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可以成为资本，却终究是一种剥削制度的残余。
既然“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实际上是一个又平等又不平等的原则，货币形式又是一种剥削制度的残余，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属于个人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又会因为经验不足或不能及时的调整而局部地、暂时地扩大，造成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但是这都是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决不是什么少数人主观地、有意地造成的，并且将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途中逐渐减少以至于消失。同时，我们要知道，这种消费资料分配方面的不平等，还会成为产生资产阶级思想的物质基础。比如作家稿酬过高，工厂的奖金过多，以及特殊化的物质待遇，等等，就会扩大不平等的差别，从而会助长少数人要求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获的思想。所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会产生一部分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以及流氓、阿飞、贪污、盗窃等各种各样的坏人坏事，其经济基础就在这里。
对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无产阶级敌人的看法跟我们恰恰相反。他们把这种不平等现象绝对化，并且加以夸大，认为这就是新的等级制度的出现。他们不懂得，“按劳取酬”是和“各尽所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各尽所能”而只谈“按劳取酬”，这就割裂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按劳取酬”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原则，它只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一时还摆脱不掉资产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斑痕而采用的一种过渡办法。应当承认“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个人消费部分的主要规律，正确地掌握和运用这一规律就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也应该看到，当社会生产力达到空前的高度发展的时候，当人们把劳动当作“乐生的第一要素”的时候，以至达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密切结合的时候，“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就会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所代替。到那个时候，消费资料的分配也就实现了最大的平等。
资产阶级右派为着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新的等级制度，还利用了流行在小资产阶级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观点来进行煽动和攻击。
什么是绝对平均主义呢？绝对平均主义是一种反动的观点。它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它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绝对平均主义首先是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的一种反映。持有绝对平均主义观点的人们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他们看来，既然实现了社会主义，那么，就应该什么都平等，什么都平均，甚至每个人的需要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必须彼此一样。同时，绝对平均主义也往往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有一些人看到别人物质待遇比自己高，产生不满，要求同物质待遇比他高的人看齐。在他们看来，拿出赤裸裸的个人主义显得更丑恶，于是就拿出绝对平均主义的货色来。
为着克服绝对平均主义，毛泽东同志早在1929年12月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中，就曾经指出：
“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现在看来，事情还是如此。抱有绝对平均主义观点的人，既不能正确地理解“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一原则，更想不到应该照顾“工作的需要”。他们所认为不平等的现象，往往正是由于工作的需要而加以分配的，如毛泽东同志在上述决议中所指出的例子——官长骑马、司令部住一间大一点的房子，或者现在我们一些高级领导人员坐小汽车，以及分配有较多较便利的工作设备等等。我们说，为着工作上的需要，多分配一些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呢？当然，我们也经常强调反对那种借口工作需要而产生的铺张浪费，反对某些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生活待遇上的特殊化倾向等等，但这与绝对平均主义并无共同之点。
绝对平均主义者也不懂得，某些物质分配做到大体上的平均，只是一定的斗争环境所需要，也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所决定的。例如过去红军中的官兵薪饷平等，以及我们现时在粮食、布匹、食油的分配方面使得城乡间尽可能做到不过于悬殊。这种大体上的平均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
就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所实行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因为它并不是实现每个人的口味和需要都做到绝对平均的程度。同时，我们还可以设想，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恐怕那时候粮、布、油、盐、肉等等主要物资可以充分满足需要外，有些东西还是会有多有少的，因为社会上总有新的产品、新的花样、新的好吃好看的东西不断地被发明创造出来，而在开始时总不能大量的生产以满足需要。恩格斯也曾经说过：“在各个国家、省份甚至各个地方之间，在生活条件方面总是要存在某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来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居民与平原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有所不同。”（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
在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管理着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的时候，绝对平均主义所起的作用就比资本主义时期更为有害，因为这时候，它的矛头是完全对着社会主义制度，对着共产党的，它对人民的团结和革命队伍的团结起着瓦解作用。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地为着克服绝对平均主义而斗争，并且彻底粉碎无产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和原则所进行的诬蔑和攻击，就成为我们一项迫切而严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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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公布未发表的马克思的手稿
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第三期刊载了从未发表过的卡尔·马克思关于1854年11月“革命的西班牙”的一组论文的手稿片断。
1854年夏，在欧洲反革命势力嚣张的情况下，马德里爆发了革命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热烈地祝贺西班牙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他们在“纽约论坛报”上写道：“我们又看到了所向无敌的、不可侵犯的街垒。邪力消逝了。新的革命纪元成为可能。”
为了更好地探讨1854年事件的性质和原因，马克思着手研究西班牙的历史，特别是十九世纪上半期西班牙的革命。马克思在1854年9至12月在“纽约论坛报”上连载的一组论文“革命的西班牙”，就是这些课题的总结。共计刊载了八篇关于西班牙革命史的论文：从反对拿破仑第一的解放战争开始到吕埃果所领导的1820年1月1日的起义为止。但是，从马克思的笔记本上看来，除了这八篇论文以外，他寄给“论坛报”编辑部的还有三篇关于革命的西班牙的论文。这三篇论文一篇也没有发表，而这些手稿至今也未找到。但是，马克思所写的与研究关于西班牙的丰富著作有关的大量的手稿中间还保存有一篇用英文写的手稿，看来，它乃是11月21日寄往“论坛报”编辑部的论文的一部分。
手稿阐述了西班牙国会反对1822—1823年干涉的斗争的最后阶段，阐述了裴迪南第七的复位以及反革命势力的胜利。手稿缺第一页，第二页开头只有半句话。手稿中间部分分析了1820—1823年西班牙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包括一些对了解整个十九世纪西班牙历史有很大关系的重要的理论性的结论。马克思在其中仿佛给“革命的西班牙”一组论文作了总结，这对读者了解西班牙所发生的复杂的事件大有帮助。1820—1823年革命（按其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在于城市革命的居民没有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马克思在指出这次革命发展中的许多特殊的机遇时强调说，除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外，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和古老的传统，也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准备把这一部分手稿载入第二版马恩全集的第十卷。
（练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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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唯物史观的一个著名公式的探讨
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序言中提出过一个唯物史观的著名公式，即人类种族蕃衍和生活资料生产同样是决定社会及社会制度发展的原因。理论界一些人认为恩格斯的这个公式是“不确切的”、“不精确的”，甚至是“拿二元论的观点来代替一元论的观点”，“破坏了一元论历史观”等等。但也有人认为对恩格斯这个公式的这种论断是不对的。最近，骆耕漠在“哲学研究”第五期上，以“关于唯物史观的一个经典公式的研究”为题发表了文章，对这个原理作了探讨。
骆耕漠认为要理解这个公式的正确性，首先应该对唯物史观的“唯物”这一范畴的含义有正确的理解。他认为不能把“社会存在”、“物质生活关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仅仅理解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他说：“历史唯物主义者对思想、对历史作唯物的观察和分析时，原来是应该和必须考虑到各种有关的社会物质关系，原来不应该和不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限，虽然它同其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相比，始终是主要的一环（特别是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所以“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能被误认为就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别称，因为它只是后者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而已。
他说，至于人类自身的生产、种族的蕃衍，当然也不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力，所以斯大林说：“人口的增长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促进或延缓社会底发展”。这种影响是对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它对原始社会则表现得更强烈一些，因为那时生产工具非常落后。至于斯大林说，人口不能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和社会面貌的主要力量，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和恩格斯的论点并不矛盾。因为斯大林这话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总的概括的分析，而恩格斯是要通过他的著作进而专门说明下列问题：在人类原始社会这个阶段内，社会制度（主要即为氏族制度）如何发展变化？后来私有的奴隶制社会、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和站在社会头上的国家，如何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
骆耕漠认为，在原始社会阶段，氏族组织单位同时也就是社会经济组织单位，两者是分不开的。氏族制度的出现，当然也是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变化决定的，但是同时又受人类本身的生产的客观规律所支配。这在恩格斯此书的第二章论证得很清楚。骆耕漠说：“客观上有几个物质因素起作用，就是几个物质因素起作用，我们既不能人为地增加，也不能人为地减少”。恩格斯是根据对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的分析，证明其中人类自身的生产这一物质因素有特殊作用。“也只有恩格斯才能那样辩证地、全面地从历史事实本身出发，把那主要的血统的自然选择因素发掘出来，并作出完整的科学的说明”。骆耕漠认为，这一点也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二元论也毫无共同之点；恰好相反，这个专指原始社会氏族制度而言的公式，对于唯物史观来说，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不可少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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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上山下乡 锻炼文化队伍
文化部精简机构下放干部
本报讯 4日晚上，文化部召开了一个八千人的大会，由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做了关于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报告。
张致祥在报告中说，在整风的第三阶段，许多同志对文化部及其所属单位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提出了一万三千多条意见，不少同志提出了精简机构、紧缩编制的建议，并且提出下乡上山参加劳动的申请，这是很好的。
他说，文化部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确实是一个比较普遍和严重的问题。如文化部劳动工资司有不少干部无事可做；不少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不到出版社人员的一半；有些艺术团体，演员多，演出少；有些艺术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的比例是1∶1.2，有些教员每月只领薪水，不教课。他说，这种现象是极不合理的，是人的劳动力的很大浪费。
他指出，文化部的各级领导对精简机构要拿出革命的果断的决心，要发动群众，在群众的批评监督下面改正这些缺点，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今后要提倡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的作风。他说，这次的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是克服文化部领导上官僚主义，支援农业生产，锻炼干部的很重要的步骤。
张致祥在谈了这次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实现这个口号的条件以后，接着批判了许多干部只能脱离生产不能参加生产，只愿在城市，不愿上山下乡的错误思想。他还提出，这次下放干部，不仅是对农业生产的支援，而且还是使文化上山下乡，对农村的文化生活发生重大的影响。他号召大家要把下放地区，看成是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基地，大大开展这些地区的群众文化工作。通过开展群众文化工作，来锻炼我们的文化队伍。
他指出，文化部和所属单位的各级领导要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出发，决不允许有卸包袱的思想，首先要把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好干部下放，决不能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出发。他说，目前有些领导干部有一种“惜才”观点，而这种“惜才”观点，实际上就是“只专不红”的思想在干部下放问题上的反映，必须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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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田径协会电贺郑凤荣创造新纪录
本报讯 苏联田径协会于11月29日致电我国女子跳高选手郑凤荣，祝贺她创造女子跳高世界纪录，电文说：苏联田径协会衷心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女子纪录创造者祝贺，愿今后获得更大的成就。”
郑凤荣已于3日电复苏联田径协会，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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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一批文艺工作者下乡
据新华社合肥4日电 安徽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最近召开了第一届第四次常委（扩大）会议。中共安徽省文联党组副书记范源代表文联党组在会上作了文联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他说，文联的反右派斗争从今年6月开始到现在已告一段落，以戴岳为首的文联右派反党集团的全部反党活动，及其卑鄙的、凶恶的面目，已被揭露和批判；文联和“江淮文学”已完全摆脱了右派分子的掌握，重新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了。
会议讨论了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深入群众深入生活问题。会上作家陈登科，诗人玛金，青年剧作家鲁彦周，青年诗人严阵等表示，决定到贵池、嘉山、当涂等县农村中长期生活和工作；并决心和人民群众同生活，同劳动，同工作，同甘苦，共患难，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争取能写出一点东西来。
会议经过讨论之后，一致通过撤销了右派分子戴岳文联主席的职务，撤销了右派分子王影、石青、钱锋等七人的常委和委员的职务。会议增选了三位委员，并增选了范源担任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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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应上演坏戏
广州市观众提出批评
新华社广州4日电 广东省、广州市文化局和省、市剧协，对最近时期粤剧舞台上出现的大量坏戏因而造成剧目混乱的情况，没有及时处理，受到广州市粤剧爱好者的严厉批评。
近两、三个月来，广东省粤剧界不少剧作者和演员把曾经联名响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梅兰芳等号召戏剧界“不演坏戏”的诺言置之脑后，不顾对观众的影响，竞相编演一些不健康的甚至含有毒素的剧目。据报纸广告刊载，最近两个月广州十一个剧场上演的一百六十八个剧目，大部分充满着恐怖、色情的内容。如“碧海狂僧”、“重着旧袈裟”、“行尸复仇记”、“铁嘴鸡游鬼殿”、“雷劈好心人”、“狂僧娶艳尸”、“晨妻暮嫂”等，舞台上出现死尸、坟墓、斩杀等场景和色情描写。一部分编剧人员为了取得上演税，不惜采取卑鄙的偷窃和欺骗手段，将别人的剧本改换成所谓“新戏”来招徕观众。他们在取得大量上演税以后，生活腐化堕落。
这些情况广东省和广州市文化局以及省市剧协是了解的，但他们一直容忍不加处理。直到最近有关领导机关和广大群众提出批评以后，文化部门才开始重视并决定采取措施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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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卫星路线
据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消息：我国的海伦（黑龙江）5日可以看到苏联第二个人造卫星。
5日北京时间六点三十九分，卫星从苏联的波达伊波飞来，六点四十二分过海伦，六点四十四分到苏联的海参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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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心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
赵树理的女儿走向农村
本报讯 作家赵树理的女儿赵广建，11月24日晚上，已经乘车北上到故乡沁水县农村安家落户，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
赵广建同志今年二十一岁，从1945年随父亲出外以后，再没有同农民生活在一起。北京解放以后，她同父亲进入城市。八、九年来，她一直住在都市里，在父母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面学习着和生活着，她对农村的劳动和生活已经逐渐淡忘。她的思想同广大的劳动人民分了家，正如她的爸爸所说，她“看不起劳动人民”，不愿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不愿当售货员或理发员。
当作家赵树理给女儿的信寄到永济以后，赵广建的情绪十分不安。她留恋城市生活；她想，回农村以后，做饭、缝补，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如果做不了饭，缝不成衣服怎么办？何况参加农业生产，参加体力劳动，更要吃得起苦，要经受得住炎晒呵！赵广建的思想斗争着。
赵广建经过她父亲的耐心帮助，同时看到各地下乡青年在农业生产中的许多生动事例，她渐渐想通了，回农村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的思想，逐渐坚定起来，巩固起来。
当赵广建离开永济去沁水参加农业生产的时候，她的同事们和朋友们都十分欣喜。有的同志同她一起照相，有些同志在她的笔记本上签字留言。临别的时候，赵广建对大家说：“请放心，我决不会给大家丢脸。”她决心在三、五年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农业社社员。
（李修杰、苏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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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声乐教育上的创举
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在保加利亚声乐专家契尔金和苏联专家迪利济也娃的帮助下，开始分设歌剧专业和室内乐专业。现在歌剧班已经成立，室内乐也开始上课。这两个专业的开设，在我国声乐教育上是一个创举。
歌剧班将和上海实验歌剧院密切合作，现分甲乙两班，甲班成员以教员为主，他们将在一年内突击学完正规歌剧专业要学习的五年的课程，并且根据条件排练“蝴蝶夫人”、“后宫的诱惑”、“黑桃皇后”等歌剧的片断，根据歌剧片断的排练情况再排练歌剧。乙班成员是在该院三、四、五年级同学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将按部就班地接受歌剧的一些基本训练，并观摩甲班的排练。契尔金专家夫人和上海实验歌剧院导演张拓担任这一班的歌剧表演课程。
室内乐专业由苏联专家迪利济也娃负责。他根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进行教学，通过严格的训练，为我国培养独唱、重唱人材、室内乐教员和伴奏人材。
傣戏演出活跃
秋收结束了，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近百个傣族业余戏剧队，开始出发去走乡串镇演出傣戏。
秋收后演傣戏，是傣族人民在解放以来一年一度的盛事。今年规模更大过往年，出现了好些新剧目。潞西县傣族业余戏剧队现在就正在排演根据优美的民间传说编写的“艾左弄斩蛇”、“帕莫鸾”两出新傣戏。
傣戏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是傣族人民所喜爱的剧种。近几年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帮助傣族人民发展自己的戏剧，鼓励民间艺人创作新剧本，发掘和整理已经失散的传统剧目。如为傣族人民所喜爱的恋爱喜剧“千瓣莲花”，就已经整理出来，又和观众见面了。在整理中，并且特别注意固有的演出传统，提倡以本民族的乐器伴奏和以本民族的特有的舞技来表现剧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都昌高腔戏重生
江西省都昌县最近成立了高腔戏民间职业剧团。这个剧团集中了都昌、湖口两县二十多位老艺人，并且吸收了一些新生。
都昌、湖口的高腔，是著名的明代“青扬腔”的一个支派，它保持着“滚调”的特色。清代末年以前，都昌、湖口的高腔班社如“秀兰班”等，曾经常到安徽至德、宿松、太湖一带演出。1939年都昌、湖口的老艺人还保持着“秀兰班”的班社组织，在两县境内草台演出。但是由于反动统治者逼迫，终于不得不散伙另找生路。一年又一年，老艺人相继失去，这一名贵的剧种眼看要湮没失传。解放以后，这个剧种经过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帮助，才重新恢复起来。现在已经发现“琵琶记”、“白兔记”、“连环记”等四十多种正本、全部的传抄本。
（刘德华）
秦腔“火炎驹”将拍成彩色片
第一部秦腔彩色影片“火炎驹”将在本月开拍。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和摄制组在西安观摩了四十多个本戏和折戏，最后选定名剧作家李十三的遗著“火炎驹”作为拍摄秦腔电影的蓝本。这部影片将由张辛实同志担任导演。由秦腔著名演员刘毓中、苏育民等组成的“陕西省秦腔电影剧团”，近月来正在紧张进行排练工作，估计在本月里可以去长春电影制片厂进行开拍。（李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