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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摆事实，讲道理，自由争辩，以理服人
清华大学学生展开“红与专”问题大辩论
大家表示要做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本报讯 清华大学近万名学生以“怎样做一个劳动者，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题展开了社会主义大辩论。广大学生受到了生动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这次辩论的中心目的是要明确在知识青年培养目标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正确认识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等问题，批判忽视政治、轻视实践、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立志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使这次大辩论能顺利进行，学校党委还反复强调在辩论中必须注意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贯彻“摆事实，讲道理，自由争辩，以理服人”的精神。
在这一期间，全校召开了数以千计的辩论会。在辩论中，学生提出了许多问题，暴露了形形色色的思想。由于贯彻了“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目前全校形成生动活泼的辩论风气。
在这次大辩论中，关于政治与业务即“红与专”的问题是辩论的中心。有些学生主张“先专后红”论，也就是分段论。他们认为：“业务一年不学十年补，政治十年不学一年补”。在学校中，“主要把业务学好就行了”，将来要“红”起来是很“容易”的事。他们往往举出解放以后一些自然科学家的进步的例子，来证明“先专后红”的道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也是走得通的。有的学生则提出“多专少红”论，认为不“红”不好。但“红”了影响“专”也“吃亏”。所以提出要做个“红皮萝卜”，有点“粉红色”就行了。有人说，“社会主义是只大船，掌握方向的舵手是党，我只要老老实实作个乘客就行了。”这种“多专少红”论也可以称为政治上的“中间道路”论。也有人主张，“专了即红”论，也就是业务即政治论，他们认为“业务好就是政治好，一个人只要业务好，在政治上也就自然而然地红了”。
大家针对以上思想问题展开热烈辩论。许多人认为，主张走“粉红色”道路的人的错误之一就是否认政治对业务的推动作用。无数事实说明，社会主义觉悟是推动大家前进的动力。只有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使自己更好更快地成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专家。
主张“先专后红”的人认为要用有限的时间先学好业务。许多学生经过辩论，认识到红与专的关系不是时间上的问题。在学习业务的过程中，思想上不可能是真空的。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就会接受资本主义思想。不同意走“先专后红”的道路的学生，特别指出“先专后红”是过去时代的特点。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有的学生指出了“先专后红”的危险性，一个没有政治灵魂的专家，就像商品一样，要看价钱，谁出的价钱多，谁就可以买得到。这样的专家如何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红与专”问题的辩论中，大家还针对当前党提出十五年左右赶上英国的问题展开讨论。有的学生认为，要赶上英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技术，所以要先专。许多人指出，如果有了技术干部就能决定发展速度的话，那么英国、美国的技术干部并不少，又为什么科学水平提高的速度远落后于苏联呢？问题在于，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培养出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远超过美国的专家。这证明我们能赶上英国的重要因素，是我国具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赶上英国就要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干部，他们是无条件地服从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那些主张走“粉红色”中间路线的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服从国家利益，是有条件为人民服务的。依靠这些人是不能赶上英国的。因此，我们的方向很明确，要赶上英国，必须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
在为科学而科学的人生观的问题上，大家也展开了辩论。许多学生认为这种提法是错误的。这种观点以为从事科学工作才是高贵的工作，而其他革命工作是微不足道的，是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科学高”的资产阶级个人名利观点。有个学生举例说，如果有个科学家，见到一个小孩快被水淹死了，但他却说，下水救人是“简单的劳动”，而且自己还可能因而牺牲，而致放弃自己从事的“崇高的”科学事业。因此，他就不去做救死扶伤的高贵的事情了。试问，这样的科学家有什么崇高可言呢？
很多学生在辩论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问题时，都引用了动力系学生何正的例子。何正早在今年春天就提出了“先专后红”的论调。他认为只有学好业务，当上了科学家，就有了金饭碗，党就会请他入党。由于他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在大放大鸣时，这个平时高唱“不问政治”的人对政治表现得非常“关心”，他赞扬右派分子林希翎、谭天荣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恶毒地向党进攻，成为右派分子。这个事实说明，离开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行的，必定走上迷途。
大家在辩论中，深刻认识到“先专后红”论的本质，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以脱离政治作为号召，要人们拒绝改造自己，拒绝工人阶级的立场，这实际上是引导人们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路的口号。我们的知识分子必须懂得，政治是脱离不了的。脱离了革命的政治，就可能走向反动的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就可能陷入反动的政治立场。这样的人即使学到了一些知识和业务，也决不可能真诚可靠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全心全意地为工人农民服务。”
清华大学学生除对“红与专”的问题展开辩论外，还对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问题展开了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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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红与专”
李梓
在“红”与“专”的讨论中，首先应该明确“红”的意义。什么是“红”？刘少奇同志“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各种专家都应当下定决心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工人农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个人利益放在大众的集体利益之中，而不是放在大众的集体利益之上，这就是红色专家”。又红又专是不是说要每一个专家同时是政治活动家或政治理论家呢？不是的。要一个专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或政治理论家，那是困难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达到那样的要求。今天所说的“红”，就是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不为任何人服务？有人说他是“高尚地”为科学而科学。这句话本身就不科学。一个科学家把自己研究出来的东西交给科学。这是什么话？如果瓦特的蒸气机只束诸高阁不为科学服务，不许人民使用，那可能吗？过去一个科学家研究出来的任何东西，不是交给资本家去专利（当然自己也就有了名有了利）就是去为人民服务。“为科学而科学”这种怪论，是资产阶级编造出来骗人的。这个口号的目的在于使专家们脱离群众，在专家们脱离群众以后，他们就可以用名利把专家收买起来为他们服务。“为科学而科学”是资本家通过专家们的个人名利来使专家为资本家服务的骗人口号。在今天，阻碍某些专家接受“又红又专”的口号的是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
有人说“红”很好，但是太费时间，“红”会影响到“专”。这种把红与专对立起来的看法，是孤立的片面的看问题的方法。改造成为一个红色专家，在改造的初期，不可避免地要多参加一些会议，多阅读一些文件。这样在眼前来说，也许是花了一些时间，影响到更多看一些专业书籍。但是，只要自己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上的改进。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联系实际、艰苦钻研，在科学上他将更多更快地取得成就。同时，眼看着六亿人民的建设事业在飞速跃进，人民鼓舞着我们，支持我们，我们也就会有无限信心和决心，努力前进。红并不妨碍专。把红与专对立起来，那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造成的。恰恰相反，红对专是有很大帮助的。
要求专家们有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这难道是过分的吗？人民有权利要求专家们把这个问题明确起来。谁不愿意下决心改造自己，放弃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成为为人民服务的专家，人民也就下决心不要他这个专家。六亿人民决不能长期地花钱来养活一些为“个人兴趣”、“为科学而科学”、“为个人名利而科学”的专家。什么“先专后红”论、“红专分工”论，归根结蒂，不过是没有决心改造自己成为为人民服务的专家的各种托词而已。
祖国在前进。我们相信经过这一场红与专的大辩论，将会出现更多的专家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来为祖国的人民，祖国的建设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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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部队突击除四害
新华社27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许多部队展开了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有些部队还把这一运动同当前连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起来，或者列为机关整风中的整改内容之一。
成都驻军各单位在11月中旬开始发起除四害突击月，从将军到士兵，都积极参加。汽车某部在动员的当天就成立了除四害指挥部，组织了九个青年突击队和九十五个突击小组。据突击月上半月的统计，成都驻军各单位的官兵和职工们已经消灭鼠、雀两万一千零二十六只、蚊蝇三十一万多只，堵塞鼠洞近五千个，捣毁雀窠三千多个，清理污水沟一千六百多公尺，处理污泥、垃圾三千多担。
北京地区部队政治部在12月13日专门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传达了北京市开展冬季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计划，宣布了本部门的具体实施计划。会后，政治部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各宿舍分别组织了卫生小组和捕雀队，并举办了机关内部除四害、讲卫生的图片展览，放映了除四害的科学教育影片。官兵们在进一步认识了除四害的重大意义以后，正在大力展开各项具体活动。
人民解放军许多部队在近几年来一直没有间断除四害的活动，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成都驻军某部六连在半年中共消灭老鼠、麻雀两千五百七十六只，青年战士王安才一人就消灭了五百只。福建前线各部队近两年来共消灭老鼠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五十只，麻雀三十七万三千零二十只，以及大量的苍蝇和蚊子。由于长期坚持了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很多连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疟疾和痢疾等疾病的发生。为了进一步配合当地群众继续开展这一运动，福建前线部队领导机关最近又向所属机关、部队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立即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主动取得联系，全面安排，互相配合，进一步掀起声势浩大的除四害和爱国卫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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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做社会主义的物理学家？
南开大学物理系学生在辩论中
本报讯 南开大学的许多系和班的学生，最近都开展了“红与专”问题的大辩论。
物理系二年级学生首先展开了什么叫做“红”的辩论。有些人说：拥护社会主义就是“红”，他们还进一步引伸：今天的大学生绝大部分都已经“红”了。他们的理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只是少数右派分子，我们都拥护社会主义！”另外一些同学提出：“红”的标准是：不但要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共产主义人生观和高尚的道德，而且要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能“正确、敏锐地分析国内外和周围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并“预见事物的发展”。但是这些同学提出了这样的标准后，就赶快补充说：这样的标准大多数人“永远达不到”，它只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两种意见都受到了大多数同学的反驳。他们认为，所谓“红”就是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而它的最主要标志就是“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们坚决改造自己，我们一定会逐步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大军中的一个坚定战士。那种认为一辈子也达不到“红”的说法实际上是不愿意以工人阶级思想来要求自己。
有的同学提出：学物理不同于学社会科学的，它们的性质和对象都不同——社会科学家要改造人，而自然科学家要改造自然，因此红的标准也就应该有所不同。这样观点受到了反驳。大家指出，所谓“多专少红”实际上是“只专不红”的变相提法。因为“多专”究竟多到什么程度，“少红”又少到什么程度？这里面没个标准也没个界限。“只专不红”和“多专少红”本质上都是要“专”不要“红”。他们认为：“红”的标准对于无论是哪系的大学生都是一样的：“难道可以说物理学家就可以不坚决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不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么？”这些同学认为把学物理的跟学其它科学的割裂开来是不恰当的。
有人说：“先专后红”不好，我不采取，但“先专后红”是可能的。这些人的论据是：我国有已被改造了的一些旧的资产阶级专家。这些论点立即受到一些同学的反对，认为这种观点是违反历史条件的。绝大多数同学肯定，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先专后红”是行不通的，“又红又专”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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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拼音工具给我带来的好处
中国人民志愿军 管谦
久已渴望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布了，这是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它将对我国今后文化、科学的发展发生深远的影响。当我和我的战友们在朝鲜前线的山沟里看到这个草案的时候，大家都喜出望外地相互奔告。
我在十三岁以前是个文盲，以后虽然半耕半读上了三年学，但经过一年的学徒生活以后，仍然是个半文盲。参加革命以后，又进行文化学习，可是当时处在抗日战争的紧张阶段，经常战斗，也不容易学好。1945年在一个集镇上我偶然买到一本用拉丁拼音字母注音的小字典，我在小字典上学会了拉丁拼音字母的发音。从此以后，我就掌握了拼音工具，把它当作怀中之宝。不几个月，我就学会了两千多个字，远远超过我以前几年所学的总和。拉丁拼音工具就是这样迅速地使我摆脱了文盲状态。在以后的十二年中，这个工具还经常为我服务，除了继续帮我识字以外，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好处。
我曾经做过译电工作。电报是非常讲究时间性的，但由于汉字数量和笔划太多太繁，不能用电讯符号直拍，必须用阿拉伯数字或拉丁字母作媒介，经过翻译才能拍发。现在我们有了汉语拼音字母，就可以应用拼音字母作为省略符号。
我在朝鲜前线利用拉丁拼音字母自修俄文，由于我基本上掌握了拼音常识，在发音和学习文法中没有走弯路。拼音工具还帮助我们丰富知识。过去在一次战役中，战士们缴获了几瓶药品，上面都是拉丁文，我虽没有学过，但运用自己学过的拼音方法，同样也拼出了“配尼西林”几个音。
我是江苏人，讲话乡土音很重，和我在一块工作的同志都听不懂我的话。后来我就利用拼音字母纠正自己的读音，不久我就掌握了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就能举一反三地改正读音。现在我说话，再没有人听不懂了。
要把我学会拼音字母后带来的好处一下子都写出来是有困难的。我想从上面零碎的介绍中，已经可以看出拼音字母是个很重要的工具，学会以后，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方便。因此，不仅正在学习文化的人需要它，就是已经掌握文字工具的知识分子也不能缺少它。也可以这样说，拼音字母是工具中的工具，古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话说得很对。
我衷心拥护这个草案，并希望它很快地在群众中开花，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更多的好处。下面是我用刚学过的汉语拼音字母来拼写的两首打油诗：
拼音方案公布了， Pinyin fang’an gongbuliao，
工农战士齐欢笑。 Gongnong zhanshi qi huanxiao。
赶快掌握新武器， Gankuai zhang’o xin－wuqi，
攻占文化大碉堡。 Gongzhan wenhua da－diaobao。
拼音工具效力高， Pinyin gongju xiaoli gao，
扫盲识字它是宝， Saomang shizi ta shi bao，
学习外文它是桥， Xuexi wai－wen ta shi qiao，
你如不信试试瞧。 Ni ru bu xin shi shi q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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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庆祝三好丰收 展望快乐新年
向新年献礼
北京大学的师生们，正在积极筹备庆祝新年的活动。学生会准备在除夕晚上，举行一个庆祝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的化装舞会。同学们化装成下乡参加劳动的知识分子。
东语系印度语科的同学们将演出现代印度独幕讽刺喜剧“权力的维护者”，印度专家梵尔玛担任了这个剧的导演，并修改了这个剧本。这个剧中还插有印度舞蹈，梵尔玛专家夫人阿露女士不辞劳苦的教女同学学习舞蹈。东语系乌尔都语班四年级同学，将举行一个具有印度民族风格的诗会。哲学系的老师和同学们将在元旦那天，到联丰农业社去举行一个“庆丰收、迎新年”的联欢大会。
化学系二年级的同学为了贯彻勤俭办校的精神，开展一个拣废铁运动。现在他们已拣了旧铁丝四百多斤，钢管、水管十几斤，麻绳八百多斤交给学校，作为新年献礼。全校同学还将座谈一年来在学习、工作、身体上的收获和1958年的展望。 （静山）
拿出好节目来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和各系学生会正积极筹备文娱节目，迎接1958年。全校已经举行一次大扫除。同学们彻底打扫了宿舍，整理了文具用品，清除了校园垃圾。这几天，学生会分别向同学征求了新年演出节目，并搜集兄弟学校的优秀节目。
校工会有些部门委员会，将分别在年底前组织会员下乡访问下放农村参加体力劳动的人员，并慰问他们的家属。有些单位还将和下放干部进行联欢。
校长在除夕晚上，将邀请全体留学生举行茶话会，进行全校性的联欢。
准备同农民联欢
北京矿业学院为了庆祝新年，将在30日晚上邀请附近农业社农民和干部参加院内的新年文娱晚会。在31日上午还将组织各系同学到附近农业社进行义务劳动，劳动后和社员举行小型联欢，晚上并将以班为单位分别邀请农业社的同志前来学校和同学一起欢度除夕。
这几天，北京矿业学院学生会和一些文娱社团正积极地筹备新年的活动。舞蹈组、管弦乐队等五个社团正在进行排演，文学社正创作长篇组诗，准备印成贺年片向各班贺年，各系文娱部也都在积极布置游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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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青年们谈谈“政治和业务”的问题
清华大学副校长 刘仙洲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社会主义改造正在深入发展。在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各方面都会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也就是说，都会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问题。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关”。全国各方面都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关，国家社会主义才算巩固了。目前，我们党大力号召进行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就是针对着这一问题的具体措施。
高等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方面，它在过渡时期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也必须由资本主义的教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很自然的也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因此，也就很自然地要发生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问题。又因为对高等教育事业最有关系的人，如教师和学生，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就更容易具有资产阶级的旧思想。在反右派斗争期间，对学校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争论中，已经充分地表现出这两条路线斗争的存在。无庸讳言，几年以来在学校中不少青年里边所发生的“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或“红与专”的问题，也正是若干青年里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种思想斗争的具体反映。
有人对这样的看法也许不大服气，以为“先业务后政治”或“先专后红”都是可以的。他们认为，当业务学好了，不是同样可以为人民服务吗？为什么说是具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呢？那么，最好自问一下：这样的想法是不是认为同时重视政治学习就要耽误一部分学习业务的时间，就要对个人的前途不利？凡事只围绕着个人的利益打算盘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而且就过去几年的经验看，凡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即使业务学好了，也很难期望他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因为那时他更有了一些“资本”，更要围绕着个人的利益打小算盘了。
目前不少青年对于这一问题提出的表面理由有各种说法。总起来看，最重要的似乎是“分工论”。认为“政治”和“业务”可以分开而对立。
首先是按人和人来分工。他们认为：“政治和业务性质上是彼此不同的；学习时间上是彼此防碍的，一个人很难兼顾。既要争取做一个科学家，又要做一个革命家是不现实的”。他们有的更拿下面的事实作根据，目前在我国有不少科学家不是党员，也有更多的党员不是科学家，但是两者对国家都是有用的。他们不知道这种现象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根源的。因为在反动统治时期，国内一些科学家绝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长期地受到剥削阶级的教育，很少可能接触革命真理，因此绝少科学家能成为革命家；而革命家们又时时刻刻地冒着生命危险和敌人作斗争，更很少有时间进行科学技术的学习；结果就形成目前这种情况。苏联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后，据说也有同样的情况。解放以后，党一方面号召所有知识分子加强政治学习，并通过社会改革的实践和本身业务来进行思想改造，几年以来，已收到相当的成绩。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觉悟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一部分并已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在国家各项重要工作岗位上，有不少领导干部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和学习，他们对于负责领导的业务，已成为优秀的专家。更因为他们具有马列主义的修养，领导的成绩，多远远超过资产阶级专家以上。目前，这两方面，都正在向着“又红又专”的共同目标前进。这种事实，正可以补足这一历史缺陷。现在的青年们，一面有很好的业务学习环境，一面又有很好的政治学习机会，竟以过去黑暗时期产生的结果为标准，不愿把自己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人，难道说愿意先把自己培养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经过一段长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吗？这真是太可惜了。
我在反动统治时期，特别自1928年到解放前的二十年里边，因为痛恨当时的政治腐败情况，也曾经抱着搞政治和搞学问的分工论。立志专门教书写书，不但不参加当时的政府工作，连学校的行政工作都不干。
我这种思想直到解放以后，根据亲身的体验，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工作和过去反动政府时的政治工作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的一切计划和措施真正是为国为民的；也就是说：现在的政治工作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因为这样我对政治的看法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不但自己很愉快地参加了一些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并且认为所有具有爱国心和追求真理的人们都应当参加。尽我们应尽的一份力量，贡献给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些青年们现在还认为政治和业务可以分开，可以按人和人来分工，骨子里就是想着自己专搞业务不问政治。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
其次是，一个人按时间的前后分工。这些人认为在学习期间，因为时间少、课程忙，想着“先成一个专家，然后再学习政治”。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先专后红”的主张。也有人说：“钻研业务比较难，学习政治比较容易；在学校比较短的一段时间内，应该抓紧时间先学好业务，出校以后再学习政治也不晚”。更有一种完全暴露出资产阶级思想的说法：认为“有了业务就有了一切；业务是资本，只要业务好，名誉地位就都有了，甚至入党也容易了”！同时更拿国内已有少数年长的科学家、文艺家、教育家和工程师们被接收入党作例证。
国内已有少数年长的科学家、文艺家、教育家和工程师入了党确是事实，但是他们所以被接收入党，是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科学家、文艺家、教育家或工程师而入党的。大家想想，国内还有一些科学家、文艺家、教育家和工程师，不但没有被接收入党，反而成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这可以充分证明“先专”不见得就能“后红”吧！
这种错误想法，我从前也是犯过的。到解放以后，经过党的教育和几年的政治学习，才明确了今天的所谓政治，除前边所说的参加一部分政治活动或行政工作以外，还有它另一种更重要更深刻的意义；就是：“它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我曾对清华大学几个班的同学们说过：“因为我们现在学习的政治，主要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所以任何人也不可能脱离它。”例如，我若问一位同学：“你为什么考入清华大学的某一专业？”他可能答：“我为的是准备祖国在工业建设中对这一专业干部的需要。”但是，他也可能答（或者是心里想）：“我为的是这一专业很新，这一专业的人才特少，毕业以后，可以得到较好的地位，较高的待遇。”这是政治问题。我们再问一位毕业同学说：“你毕业以后到哪里去工作？”他可能答：“我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是他也可能答（或者是心里想）：“我要到给我的地位最好，工作最轻，待遇最优，环境最美，离家最近的地方去！”这也是政治问题。去年天津某大学的毕业生有分配到东北的，不肯去，嫌太冷。有分配到苏州去的，去了又跑回天津，嫌太偏僻。上海某学院的毕业生分配到汉口，去了又跑回上海，嫌汉口看电影不如上海方便。北京某学院许多毕业生的志愿是“三院”：科学院、设计院和留在本院（任助教）；愿到厂矿去作实际工作的人很少。今年暑假前，清华大学曾对某班将毕业的学生作过一次志愿调查和统计，结果也和“三院”思想差不多。有50％愿到科学院，有20％愿到设计院，有20％愿留校任助教。只有10％愿去工厂参加实际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计划的培养干部，像这样能行么？这都是政治思想觉悟问题。有不少的青年，等到专了就更不愿红了。
任何人的思想行动，都是受着他的政治修养的影响的，是时时刻刻无法脱离的。实在说起来，过去我个人那二十多年坚决不参加政治工作的思想和行动，它固然有某种程度的消极的抗拒反动腐败政治的精神，但终不能脱出当时的政治之外。若更进一步，就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当时那种不参加腐败政治的思想和行动，并不够彻底。因为在那样政府控制下的大学里，即使只担任教授，仍旧是为它培养了干部，仍旧是为它装饰了门面。结果，在阶级立场上看同样是为敌人服务！总之，任何人，只要有思想，有行动，都是无法脱离政治问题的。近年来青年们提出“先专后红”的主张，它本身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人又那能离开政治呢？那能做到先业务后政治呢？
有些人认为：政治课能得五分，经常听报告，就算学好了政治。这是错误的，因为这些都只是帮助学习政治的措施而不是学习政治的本身，必须是体验到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上来，才算是真正学习了政治。所以说“学习政治比较容易”也是不正确的。它需要长时期学习和锻炼。
在高等学校培养的青年都是将来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干部。在求学时代参加一些正当的社会活动以训练自己的工作作风也是很必要的。若在学习期间就有一定的训练，离校以后担负一定工作责任时，处理事务就比较容易成功。学习科学本身也需要有唯物观点的指导才能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所以学习政治和从事社会活动是有它的重要意义的。
总之，目前在一部分青年里边具有“重业务轻政治”或提出“先专后红”想法的人，无论是自觉的或是不自觉的，他们本质上都是或多或少的具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受到旧社会、旧家庭、或抱有旧思想的父兄师友们的影响的；同时它也是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过程中不易避免的一种表现。希望青年同志们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努力来克服它。不然的话，就很难通过社会主义的一关。不但自己的立场观点会常常和今后所处的社会发生矛盾，增加痛苦；一遇歪风，个人的立场更容易发生动摇。若任它继续发展下去，甚至有可能堕落到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过去一些大大小小的右派分子的情况就是前车之鉴！
像我们这样年龄已到六七十岁的人，亲身经历过一大段黑暗混乱的社会，那时国家时时有被人瓜分或灭亡的危险。到晚年能遇到祖国开始走向繁荣富强，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已经看到祖国前途的无限光明，感到非常幸运和愉快，并且衷心的愿意把余下的不多的年月、微薄的力量贡献给祖国。青年们生在这样的时代是比我们幸福的多。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祖国今后对于全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贡献，将是青年们的光荣任务。青年们，你们眼光应该放远，气魄要大，要尽量把旧社会旧家庭给你们思想上的坏影响完全去掉。在学习期间，一定要对政治和业务并重，并适当地参加义务劳动和体育锻炼，把自己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培养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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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纺织工学院在整改中重视了各系教学用具的使用效率和勤俭办校的精神，将该校棉纺织系的粗纱机、清花机等教学用具与纺织机械系共同使用，为国家节省了四万多元的教具购置费。这是纺织机械系学生们在棉纺织系的实习工场实习粗纱机的操作。 新华社记者 赵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