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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整风运动的巨大胜利
——浙江日报十二月二十七日社论
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是一次整风大会。会议通过传达和学习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运用了大鸣大放、大辩论、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使到会同志正确地认识了目前的形势，统一了对于农业生产、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等重大政策的认识；并且通过对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发展工业生产问题的辩论，鼓起了大家努力争取全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革命劲头。特别值得指出来的是，这次会议还彻底揭发了隐藏在党的领导机关内的右派分子，严肃批判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大家的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纯洁和巩固了党的组织。这个胜利是党中央的整风方针的一次巨大胜利，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这个胜利，对于加强全省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对于促进本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都必然会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这次会议的成果生动地说明：整风是提起一切工作的纲。在各项工作中，只有抓住整风，采取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方法，才能够彻底解决应当解决的问题。这次会议实行了由到会同志自己出题目、做文章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前后共贴出七千多张大字报，两万多条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暴露出在某些方针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为着解决这些分歧而展开的大辩论，使得每个人都认真地开动脑筋，刻苦钻研，摆矛盾，找根据，讲道理，驳论点，夜以继日地工作，充分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大辩论的过程就是一个充分暴露矛盾、逐步统一思想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分清大是大非界线的过程，也是一个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过程。
这次会议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近一年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目前形势问题已经有了许多指示，而我们浙江党组织内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仍然是有分歧的。辩论的情况说明：对于中央的重要指示不经过大辩论、不经过自己的实践，是不容易正确理解的。一部分人看不到在目前形势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尖锐的，看不到资产阶级右派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而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出严重的政治动摇和温情主义。另一部分人则夸大了敌我矛盾，认为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概是敌我矛盾，因而怀疑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性和可能性。经过认真学习中央的指示，摆出大量的事实，展开热烈的辩论，大家才明确地认识到：在过渡时期内，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既可以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表现为敌我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前者是大量的，而后者是比较少数的。从本省上半年大鸣大放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闹事的情况看来，绝大多数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右派分子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但是，物极必反，当他们的反动面目充分暴露的时候，就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群众就起来向他们作坚决的斗争。这就告诉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右派分子和其他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毕竟是极少数。忽视敌我矛盾是错误的，但是夸大敌我矛盾，以至把不属于右派的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满都看作敌我矛盾，或者把富裕中农对于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满也看作敌我矛盾，企图用压服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也是错误的。
这次会议在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时候，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一方面涌现了大量的先进丰产事例，例如黄岩、温岭和温州市郊区的粮食产量平均每亩已经达到八百斤以上，慈溪的棉花产量平均每亩也达到一百斤以上，等等，而另一方面，却还有龙游、衢县、天台、丽水等十一个县1956年的粮食产量比1952年还要减少，有的县甚至年年减产。这是什么原故呢？辩论的结果说明：生产状况的好坏，反映了领导上是用先进的思想来指导生产还是用保守思想来指导生产，反映了领导作风是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作风，还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往往强调许多客观原因，例如说“生产到顶”了，来为他们的这种错误思想辩护。但是，事实证明：像黄岩、温岭等高产量地区仍然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们还强调自然条件差，不能增产，但是，事实证明，临安的自然条件远不如龙游和衢县，而临安的粮食平均每亩产量却比龙游、衢县高过二百多斤。他们还强调山区的水利条件差，难以改变，但是，会议中就出现了像黄岩县下梁乡群众移山开坝、引水过山、获得大面积丰产的事例。大量的事实证明，右倾保守思想的种种借口都是站不住脚的。事在人为，凡是领导上有劲头，有明确的奋斗目标，积极采用各种有效的增产措施，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克服一切困难；同时，又坚决地实行领导动手、深入实际、总结先进、组织推广的方法，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把劲头和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方法结合起来。这样，就一定能够争取农业生产来一个大跃进。
这次会议，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还彻底解决了浙江党组织内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大是大非问题。为什么在省委内部对某些方针政策问题思想上不能取得一致，贯彻执行中发生困难？在这次会议中得到了答案。党内存在着这些问题，是由于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等人一贯地利用“老党员”、“高级干部”等外衣，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宗派活动。并且长期坚持错误，拒绝党对他们的批评教育，自以为政治资本很大，好像老虎屁股是摸不得的。经过几个月来的反右派斗争，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迅速地提高了，毛主席所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给了大家明辨是非的有力武器。在这次会议大鸣大放当中，大家大量地揭发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使他们显出了原形，完全陷于孤立。这个事实证明：反党分子是见不得太阳的，他们害怕真理，害怕群众。当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擦亮了眼睛，提高了斗志，揭发的事实越来越多，是非界线越来越清楚，右派分子的反动面貌就在群众中彻底暴露了。
这次会议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中，不仅揭发了敌人，更重要的是教育了自己，使全省各级党组织的主要骨干都受到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大家体会得最深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同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不相容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全心全意为着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忘我地奋斗，还是念念不忘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根本不同的立场问题。一个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他们往往不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着想，而是首先为个人的名誉、地位和待遇作打算，当他们的个人名利欲望得到比较满足的时候，他们可能暂时表现得比较积极；当他们的个人目的达不到的时候，就会滋长起对党不满，发展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活动，以至拒不接受党的批评和劝告，最后走上反党的道路。会议中揭露的事实证明：右派分子都是一些极端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如果在萌芽状态时不加以克服，就必然会蔓延滋长，以至不可收拾。个人主义是万恶根源，是当前社会主义思想革命中的主要对象之一。只有经常地以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全体党员，经常地警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对党的队伍的侵袭，才能坚定广大党员的革命意志，振作精神，生气勃勃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忘我地奋斗。
这次整风会议的收获是十分巨大的：清除了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批判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随之而来的是广大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迅速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劲头大大高涨起来。这证明了：不破不立，不彻底暴露矛盾就不能正确地解决矛盾。我们要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要正确地解决各种矛盾问题，就必须坚决地把整风运动贯彻到底，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在一切工作中经常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出大字报的方法。学会了这一条，就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这次党代表大会的精神，把全省各项工作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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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机关放心 干部满意 地方欢迎
公安部在下放干部工作中充分进行思想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本报讯 记者连云山报道：公安部根据“统一安排，全面锻炼”的方针进行的干部下放工作已经胜利结束。公安部在进行这一工作中对全体人员反复进行思想动员；发动群众提问题，摆困难，充分讨论下放意义；从提名单，定名单到安排到农村，都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和负责到底的精神，获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在下放干部已经愉快地到达农村劳动。全体人员通过这一工作也受了一次生动的政治教育和干部政策教育。
最近，记者特地访问了公安部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详尽地叙述了做好下放干部工作的经验。他说：对全体干部反复阐明干部下放劳动的重要意义，并且组织充分的座谈讨论，负责干部同下放干部一一个别谈话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是做好这项工作的首要关键。公安部早在11月间由罗瑞卿部长对全体干部报告了下放一批人去劳动锻炼的各种重要意义后，立即掀起了以大字报要求下放劳动的热潮；三天之内，报名人数达全体干部的96％。但是，根据党组当时的分析和事后干部思想暴露的情况证实：要求下放劳动的96％的人中，认识比较正确，真正下了决心的只占20％左右；处于中间状态、随大流、并未真正下了决心的人占75％左右；虽然报了名，但思想抵触，认为下放劳动是领导上“甩包袱”的占5％左右。处在中间状态的大多数人，对于下放劳动是培养和造成无产阶级干部队伍和克服国家机关三个坏主义的根本措施普遍认识不足，他们认为名是自己报了，但如果真正叫自己去，便是不被信任的人，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中，不少人对下放还有种种顾虑，例如怕生活不习惯，怕吃不好饭，怕洗不到澡，怕看不上电影，怕找不到爱人，怕听不到报告等等。部分工农出身和斗争历史较久的老干部则认为自己经过劳动锻炼，所以虽然报了名，但并没有当真去劳动锻炼的思想准备。
根据以上情况，公安部党组首先抓住反复进行政治思想动员，提高认识水平这个工作，组织全体干部听了周总理在外交部欢送下放劳动人员大会上的讲话录音，部的领导同志也结合干部的思想认识情况继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同时组织全体干部参观了刘介梅今昔生活展览会，机关的文娱活动也配合这一工作，选映了有关建设山区、建设农村的电影。这些活动，对帮助干部正确认识下放劳动意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小组座谈 个别谈话 劳动锻炼究竟为了什么？
在这种思想动员教育的基础上，随即普遍以座谈会的形式结合自己的思想认识情况讨论下放劳动的意义，摆思想，摆困难，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座谈讨论的题目，大体是这样几个：“下乡劳动锻炼是培养干部的措施，还是单纯精简的措施？”“什么样的干部需要劳动锻炼？”“下乡劳动锻炼是进步还是退步？”“下乡向农民学习些什么”？“怎样锻炼自己，下乡后应注意什么”等等。通过这种普遍的思想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认识。为着更细致地做好这一工作，各处处长，各局正副局长，都找下放干部作了个别交谈，少的谈了一次，最多的交谈了三次五次。罗瑞卿部长和副部长们，分别找下放干部三三五五地集体谈了话。经过以上反复细致，普遍深入的思想工作以后，下放干部中原先思想坚决的更坚决了，原先处于中间状态的多数人，顾虑消除了，对下放的意义更明确了，积极分子的比例上升为95％以上，他们纷纷提出了保证不怕艰苦，同农民一起劳动，尊重基层干部，坚决改造自己等具体计划，形成了订立下放劳动公约的高潮。
统一安排 全面锻炼 留者去者 皆大欢喜
坚持“统一安排，全面锻炼”的干部工作方针，把下放干部作为整改的重要内容；从提出下放名单到最后决定名单，始终要通过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做好干部下放劳动的第二个重要关键。公安部开始动员干部下放时，有些局、处领导干部虽然知道下放干部劳动生产的重要意义，但具体执行起来，特别是要提出下放名单时，就有认识不足的地方；因为公安部在今年春天已经减去了一半干部，以后又调出数百人，所以很多领导同志认为可下放的人真是寥寥无几；党组第一次开会研究名单时，不少局都叫喊抽人困难，全部下放的干部要一百人都困难。有些局虽然提出了名单，但是一个强中选弱，去弱留强的名单。部分局把这名单拿到群众中去讨论时，效果很不好，群众看了名单后对下放干部的意义发生了怀疑，有的人提出下放究竟光荣不光荣？是培养锻炼干部的措施？还是“甩包袱”的措施？根据这些，党组几次扩大会议，反复讲明了中央关于这一工作的政策精神，着重说明了要从“统一安排，全面锻炼”去认识干部下放工作，不能把这一工作孤立起来。同时说明下放一批干部将进一步逼迫我们紧缩机构，和克服三个坏主义，改进工作；并且强调要走群众路线，发动全体干部根据一面要加强工作，一面要培养锻炼干部的原则，讨论是否还能抽出人？能抽多少？第一批谁留合适？谁去合适？党组会议还确定了提出和决定下放名单的程序是：一，自己报名，二，群众公议，三，各局初定，四，党组审定。经过这些工作以后，下放干部的名单从一百增加到二百、三百，最后定为四百五十二人。下放干部的质量也从一开始去弱留强的做法逐渐增加了各级领导骨干和较强的干部，接近了“统一安排，全面锻炼”的政策要求，最后确定下放的四百五十二名干部中，共产党员二百六十八人，共青团员一百五十六人，非党团员二十八人；局、处长级干部十七人，科长级和相当科长级干部四十八人，十八级以下干部三百八十七人；男同志三百二十七名，女同志一百二十五名；质量很好。这些干部的下放，是几经群众讨论，各局初定的程序才最后决定的。全部名单变更了三次，例如有的同志虽坚决要求下放劳动，但最后考虑到工作需要因而劝说他留下了。有的因身有病或家庭困难，也留下暂不下放，另外调换别的同志去。经过这样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深入讨论，不仅使下放的和留下的同志都心情舒畅，去留确当。而且使上下级和互相之间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工作量也都进一步心中有底了。于是，随着工作的进展，留下的同志纷纷向下放同志谈一人做两三个人工作的计划，下放劳动的同志也是心情愉快，情绪饱满的，有些局、处的留下和下放同志还互相订立了竞赛条件。
“设营”人员报告农村情况 下放干部决心走向农村
在思想教育工作方面始终要强调下放干部同农民打成一片，吃苦锻炼；在组织工作方面及早同下放地区党委互通情况，以负责到底的精神，协助当地党组织做好下放的编组和生产劳动等安排工作，是做好这一工作的第三个关键。公安部这批下放干部是到河北省河间、南皮两县的农村去的。在对下放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方面，始终强调了对基层干部和农民要多看优点。尊重基层干部、同农民打成一片。学习基层干部忠于党的事业，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等优良品质。学习农民坚决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勤劳朴实等品质。当然，农民残存的自由散漫、个人主义等消极方面不可学习，也不必指手划足去指责。而要同农民建立深厚感情后，再逐渐帮助他们克服。在具体地选定了下放地点后，党组随即组织了各局二十余名处级干部提前十多天前往“设营”，这些“设营”人员是不下放的，他们把下放同志安排妥当后就回来。他们“设营”的任务有二，一是了解当地情况随时写信报告，以便使对下放干部的教育更加接近实际，二是向当地党委介绍下放干部的情况，协助当地党委做好下放干部的编组，分配等工作，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事实证明这个做法是需要的，效果很好。例如“设营”人到农村后，看到农村浇麦、积肥、兴修水利是“白天红旗招展、黑夜灯火通明”的热火朝天生产高潮，随即写信回来报告，当地党政机关对协助中央机关干部下放劳动更是十分重视，地委、县、区、乡都召集了专门会议布置各项工作，合作社准备了骡马大车迎接下放同志，农民群众还把下放同志要住的房子事先打扫干净，有些贴了对联准备欢迎；部里把叙述这些情况的“设营”报告公布后，对下放同志鼓舞很大。他们介绍的当地生产状况、社会情况和农民生活习惯，使下放同志的思想准备更加接近实际。他们了解到的有少数基层干部怕中央干部下来后，文化高、能说会讲、不好领导，还有的怕下放干部“代替”了自己，顶了位子等顾虑，这对部里教育下放干部强调要服从领导，并多做解释工作等，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至于协助当地党委做好编组、分配等工作，更受当地欢迎。因为像把政治、文化水平高低不同，身体强弱，领导骨干等搭配得适当，地方是很难办的。此外还有一些具体问题，也本着下放单位负责到底和地方领导他们劳动锻炼的精神，作了适当解决。这些问题也只有事先安排好才各方面有利。总之，经过这些工作，结果是地方满意，下放单位放心，下放干部一到农村，马上就能安心下来，迅速投入劳动生产。
公安部的负责人最后说，由于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坚持了“统一安排，全面锻炼”的方针，并且把这一工作作为整改的重要部分，所以得到的收获是多方面的。开始时确定下放一百九十七人时，有些领导干部觉得一定会有很多困难，但因思想工作深入细致，并且贯彻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结果证明下放干部的困难一部分是思想认识问题，经过讨论解决了，一部分困难经群众互相帮助也解决了，例如留下同志支援下放同志的布票，总共达一千五百多尺。很多留下的同志自愿关照下放同志的家庭困难，最后要领导解决的问题很少。通过这一工作还对机关的工作量有了进一步的摸底，同时密切了上下级和互相间的关系。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收获，通过这一项工作，把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提高了一步。例如各局、处对下放同志已经不认为是“包袱”，而是看作他们自己的干部，将来还要回来。从各局派“设营”人员都是派最强的正副处长，为下放干部作安排一点，就是证明。现在机关工作方法虽然还需进一步改进，但留在机关的人工作都十分紧张，兢兢业业，情绪很高。部和各局的负责同志，还准备在新年和春节时都下去看望下放干部，向他们报告整改情况，同时带回他们参加劳动的事迹，推动机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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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下放之前先来一场大辩论
宋琤
11月1日，重庆汽车配件厂出现了这样一张充满了热情的词句的大字报：“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希望投身到劳动中去，做一个真正的生产工人。……我盼望着有那么一天能去开动马达，操纵机器，用我的双手去建设社会主义。……”贴这张大字报的是学生出身的青年干部郎芳宪。三天以后，同是这个年青的郎芳宪，却又贴出了和前一张迥然不同的大字报：“我响应号召下车间劳动，可是领导上不满足我的合理要求……。一个阴森可怖的环境在等待着我。明明是个陷阱，我偏要去踩，我骂我自己为什么这样天真。我下车间有什么好处呢？……取消了职称，今后是工人，得干活，搞不好按劳动纪律处理……工人不得特殊，学不到技术……”最后，他还奉劝大家“不要再蹈复辙！”原来郎芳宪是把下放到车间当成满足个人名利要求的敲门砖。他有一套美妙的打算。他原是检验科的技术员。可是他认为这工作学不到什么本领。干部下放的消息传来，他想着既然迟早都得下去，迟去就不如早去，他盘算着：自己带头下放，不但会受到称赞表扬，各方面一定还会有好多优待，决不会把自己当一般工人看待。领导上也一定会加意爱护加意培养，自己想到那个工种就到那个工种，过些时，都会成为又是工人又是全能的技术人员，还可以入党……。于是，他先挑车间，再挑工种，个人要求不能满足时，先是拒绝上班，终于按捺不住一腔怒火，连夜贴出了这张大字报，拒绝再到车间当工人。
举出这个例子的意思，决不是说已经下乡下厂决心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的同志们都是满脑袋的个人打算，就是这位郎芳宪同志，经过大家的帮助教育，也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服从了组织分配，到车间当工人去了。举出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正确认识劳动锻炼的意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能看到一个同志贴了大字报写了申请书，就以为认识问题已经解决。目前许多单位的情况是：只要领导上一次动员报告，80％、90％的工作人员就立即贴大字报递申请书，纷纷要求下乡上山参加劳动锻炼。另一方面，各机关又大多已经或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周密的组织工作，妥善地安排下放干部的工作、学习、生活、家庭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领导者就很容易低估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以为不必再做什么说服教育工作，就可以确定名单欢送大家出发了。
事实证明，问题决不这样简单。像郎芳宪那样怀着一套个人打算报名的，或者是根本不愿下去，只是报名表示一下“积极”的，在不少单位都已有所发现。有些人弄假成真以后，就找组织上大哭大闹。当然，这种假意报名的毕竟只是个别的。可是，在已经申请下乡上山的同志中，并没有真正的深刻的认识到劳动锻炼的意义，只是在迟早都得下去的情况下随大流响应号召的，却占大多数。这些在大势所趋的潮流中报了名的同志，还有不少思想问题有待解决，还缺少自觉地在劳动中锻炼和改造自己的决心。比如，有些人仍然在红和专的问题上打转转，怕下去三两年，影响自己的业务进修计划；有些人口头上承认劳动光荣，实际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想法仍然很牢固地盘据在心头，甚至要求不要把自己派回家乡，免得在乡亲父老面前丢脸；有些人十分害怕艰苦的生活，在下放终不可免的情况下，就想争取下厂而不要下乡；非下乡不可的时候又争取下郊区、下南方、下平原，而不要到那些偏僻高寒的山区；在非参加劳动不可的情况下，尽量想法参加轻劳动……。应该肯定，愿意随大流下放的同志们身上是有积极因素的，对于他们愿意下去的这种良好的意愿应当表示欢迎。但是，也决不能忽视这些同志的实际思想状况。
有些同志虽不否认要求下放的同志还有许多思想问题有待解决。但是，他们觉得，只要下去参加劳动认识就会慢慢端正，只要跳进染缸里，自然就会染红。不能把问题看得这样简单。前面谈到的郎芳宪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劳动是可以改造人的思想的，但是一定要劳动者有改造自己的自觉。据报载大学生们课余参加了一段义务劳动以后，多数人感到心情舒畅愉快，思想上收获很大；少数人却把它当成负担，说什么“参加体力劳动以后，就是感到苦和累，不能体会对思想改造有什么帮助。”有些人下到农村以后，仍然留恋着城市生活，“人在农村心在城市”，看不起农民，吃不来苦头，劳动中拈轻掂重……。总之，不是在那里愉快地从劳动中锻炼，而是在那里咬紧牙关挨时间。能不能把教育这些同志的任务交给农村中的党组织呢？当然，农村支部是要担负一定的教育责任的。但是，派干部下乡上山，一方面为了锻炼干部；一方面也为了支援农村。农村党组织本身任务就极其繁重，城市里的机关只有责任支援他们，决不应该再给他们增加负担，而且，教育这些下放同志正确认识我们的干部路线的任务，对农村党组织来说，目前也确是有很多困难，我们不能把这个责任一起推到农村支部去。
启发大家自觉从事劳动锻炼的最好办法是展开大辩论。北京石油学院的学生们原来对于参加体力劳动有很多不正确的看法，说参加劳动是浪费时间；认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道路有好多条，不一定非参加体力劳动不可等等。经过了一个半月的大辩论，大多数同学都认识到劳动锻炼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经之途，参加义务劳动的热情也提高了。有些同志觉得，大家已经知道干部参加劳动锻炼是党的既定的方针，再让大家各抒己见展开辩论，这似乎不大容易。其实关键还在于领导，只要领导者很好地解除了大家的顾虑，让大家不受拘束地摆思想，谈困难，提问题，不要轻易地把不同的意见顶回去，不要急于做结论，要相信群众自己能够教育自己，能够分清是非。事实证明，只要有领导地去发动群众，辩论还是可以展开的。石油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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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乌鲁木齐兰州包头等地访问后
吴觉迎副总理等回到北京
新华社28日讯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和他率领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由我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静仁等陪同在包头、乌鲁木齐和兰州等地参观访问后，今天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缅友好协会会长郑振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余心清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等人。
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鲁布桑和缅甸联邦驻中国大使馆官员也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兰州28日电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和他率领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今天上午十时乘专机离开兰州飞往包头。甘肃省省长邓宝珊等省市军政负责人都到机场欢送。
今天清晨，吴觉迎副总理和考察团全体团员在甘肃省省长邓宝珊陪同下，游览了兰州名胜五泉山。游览毕，贵宾们还在五泉公园茶社饮茶休息。贵宾们离开兰州以前，邓宝珊省长将精美的“敦煌壁画选”赠送给他们作为纪念。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27日电 以吴觉迎副总理为首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在乌鲁木齐进行了两天访问以后，27日上午从乌鲁木齐乘专机前往兰州访问。
到机场欢送的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副主席辛兰亭、杨和亭、艾斯海提，乌鲁木齐市市长阿·赛德，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驻军首长以及自治区各族各界人士。
26日，贵宾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杨和亭等陪同，在乌鲁木齐进行了参观访问。
吴觉迎副总理的夫人在下午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的各族负责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晚间，吴觉迎副总理等贵宾们参加了自治区主席赛福鼎举行的欢迎宴会。宴会后，贵宾们就自治区经济、文化建设等问题同自治区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
新华社兰州27日电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和他率领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今天下午从乌鲁木齐乘专机来到兰州。贵宾们在飞机场上受到甘肃省政府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贵宾们由甘肃省省长邓宝珊陪同游览了兰州市容，傍晚参观了黄河铁桥，俯瞰了冰凌滚滚的黄河。参观以后，吴觉迎副总理和夫人由邓宝珊省长陪同在兰州饭店共进晚餐，并且欣赏了甘肃民间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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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两国边境牧民代表举行联欢大会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27日电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牧民代表和蒙古东戈壁省牧民代表，最近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东戈壁省杭盖边防站，举行了友谊联欢大会。
这次友谊联欢会，是由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牧民代表团，为了答谢蒙古东戈壁省热情帮助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牧民抗灾保畜而举行的。今年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牧民因牧场干旱，8月中旬到11月底，曾有七千多头牲畜进入蒙古东戈壁省放牧。在放牧期间，东戈壁省政府和牧民，对中国牧民给了多方面的帮助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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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民主共和国民族访问团回国
新华社南宁28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民族访问团一行十人，在团长沈奕忠、副团长林仲书率领下，今天上午一时乘火车离南宁回国。
这个访问团在11月4日到达北京，在中国一个多月期间，曾经访问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沈阳、鞍山、抚顺、上海、杭州及南宁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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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勤克俭的优秀人物济济一堂
湖北省举行烈军属等模范大会
新华社武汉27日电 湖北省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拥军优属模范大会20日到25日在武汉市举行。到会的五百多名优秀人物和先进单位的代表，一致表示要拿出革命干劲来，在生产战线上贡献更大力量。
参加会议的积极分子们从广泛交流经验中，明确了在全省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革命高潮中，自己要在“勤”、“俭”两个方面起带头作用。在过去的一年，湖北省广大的烈属和军属、残废军人和复员军人在建设自己家乡的劳动中作出了很多贡献。双目失明的残废军人胡家吉、失掉双手的残废军人余协田，以超人的革命毅力，勤学苦练，终于战胜重重困难，学会了很多农业生产活路。新洲县军属、五十多岁的卢华先，是个勤俭持家的典范。她为自己的家庭制订了勤出工、勤积肥、勤学技术、勤搞副业、勤除四害、勤拣烧柴、勤算收支账和节省粮食、饲料、节约婚丧嫁娶费用、节省棉布、节省节日费用、节省零用钱、节约储蓄、节约备荒等“七勤七俭”规划，不到两年就积蓄了一百多元的存款。她的勤俭持家经验现在正在推广中。革命烈属徐修正老妈妈，她的当红军的丈夫和大儿子二十多年前在和白军作战中牺牲了，小儿子也被地主逼死。现在她已年逾七十，只身一人，但从来不向政府伸手要求帮助，她在今年大半年的时间里得到了六百多个工分。她的勤劳艰苦的作风已经成为群众的榜样，去年被吸收参加中国共产党。
出席大会的复员军人张学万等人在平息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事件中表现的革命气概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受到大家的赞扬。今年6月间，反革命分子王建国等制造的汉阳第一中学反革命暴乱中，张学万等十多个复员军人，冒着危险，挺身而出，同暴乱者进行搏斗，保护了党政机关。
参加会议的积极分子们表示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成就。军属、天门县小庙乡党支部副书记程爱先和烈属、京山县杨集乡女乡长张本英当场提出竞赛，她们准备回去后带头修改增产规划，并且发动全乡开展“七勤七俭”运动。军属、蒲圻县农场场长何介环过去有些自满情绪，现在他表示要迎头赶上，并且向大家宣布了他订出的“带头生产，搞两亩试验田，每亩年产量达二千斤”等五项保证。一度忘本、发表过错误言论的复员军人陈振国，在代表们的革命热情帮助和鼓舞下，作了深刻检讨，保证在劳动中赶上先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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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探望下放干部
新华社沈阳28日电 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25日到安东郊区农村探望下放干部。中共安东市委第一书记萧纯、书记段永杰等一起前往。
黄欧东在金板乡人民委员会，详细询问了这个乡的生产、收成和下放干部的生产和生活情况。黄欧东还在乡总支书记陪同下，到市粮食局下放干部宁波、王雨时的家中去看望。
在同下放干部举行的座谈会上，黄欧东具体讲解了劳动锻炼的意义，下放干部也在会上一致表示，一定要经得起劳动的考验。他们还邀请黄欧东明年来吃他们亲手生产的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