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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粮食总产量：三千七百亿斤
比1949年增加70％以上，比1952年增加五分之一，比1936年增加三分之一。五年累计总产量超过原计划二百五十多亿斤。
新华社28日讯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粮食产量连年增加。今年，我国虽然遭受了解放以来比较严重的旱灾，并有一些地区还遭受了水灾和其它灾害，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不包括大豆、下同）预计将达到三千七百亿斤，仍比去年增产；而去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就已经突破了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粮食总产量指标（三千六百三十一点八亿斤）。这五年间，全国共生产了一万七千一百九十多亿斤粮食，超过国家原定的五年累计粮食生产总量计划指标二百五十多亿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粮食生产任务，已经胜利超额完成。
今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加70％以上，比1952年增加五分之一，比解放前粮食产量最高的1936年增加三分之一。我国粮食生产的这种增长速度，不但远远超过旧中国，而且也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五年来，全国平均每年约有一点六亿亩农作物遭受各种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但是，全国这五年的粮食生产总量，还是比解放前农业收成较好的1932—1936年五年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约一万三千亿斤）多约三分之一。除极少数几个省外，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今年的粮食总产量，都比1952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在1949年的时候，粮食总产量在一百亿斤以上的省份全国只有七个，其中超过二百亿斤的只有一个四川省；到1952年，全国已有十二个省的粮食总产量在一百亿斤以上，其中超过二百亿斤的省增加到三个；今年，据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初步统计，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亿斤以上的省份增加到十六个，其中超过二百亿斤的有八个。和解放初期的1949年相比，今年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的粮食总产量，都增长了半倍以上和一倍左右。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我国原来的一些缺粮的地区，如广东、福建、甘肃、贵州等省和河北省的天津、沧县等专区，以及另外一些山区和洼地，都变成了粮食自给自足或有余粮的地区。
由于粮食总产量不断提高，虽然我国人口逐年都有增加，但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几年来还是有了不少增长。这样，加上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就保证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对粮食的需要，使全国人民的粮食消费状况得到了改善，特别是显著地提高了大多数农民的粮食消费水平，帮助受灾人民顺利度过了灾荒。
我国粮食产量连年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解放了的广大农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援下，依靠农业合作化的集体力量，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积极性；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改善生产条件，改进农业技术，顽强地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和重重困难，扩大了播种面积，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今年，全国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达十八亿多亩，比1949年扩大二点八四亿多亩，比1952年扩大一点二四亿多亩；每亩平均产量预计达二百零三点三斤，比1949年增产六十一点五斤，比1952年增产二十斤。全国农作物的平均复种指数今年已经达到139.5％，比1952年增加了8.5％；由于复种面积的扩大，今年全国的耕地虽然只比1952年增加六千四百万亩，而除粮食外的其它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又比1952年增加了一亿零八百七十多万亩，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也增加了一点二四亿多亩。
我国的粮食生产几年来虽然有很大发展，但是和国家建设需要相比，它的增产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1956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而来的农业生产高潮，在1957年，有些地方没有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松了一股劲，右倾保守思想又有滋长，致使一些有效的增产措施没有得到积极推行，甚至某些地区还放弃了一些曾在本地获得显著增产效果的措施（譬如今年全国农作物的复种面积比去年减少了，全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五千多万亩，水稻、玉蜀黍和薯类等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比去年少了），从而影响到今年的粮食不能获得更高的增产。所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克服右倾保守思想，领导农民以革命的精神找出增产关键、挖掘增产潜力，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争取我国粮食生产的进一步迅速增产。（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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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一次收获巨大的省党代表大会
最近，中国共产党各个省市组织正在陆续召开代表大会。从已经结束的一些省市党代表大会的情况来看，都是开得好的。其中广东省和浙江省的大会我们都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浙江省委的报告全文已在昨天本报发表。现在我们想就浙江省的大会说几句话。
浙江省党代表大会的特点之一是讨论了当前国内的阶级关系和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
1955年底、1956年初三大改造的高潮，标志着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决定性的胜利。所有制的改变，使我国的阶级斗争状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得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的矛盾得到了基本的解决。但是，所有制的改变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旧时代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虽然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在群众中已经是名誉扫地了。政治上多少还有些资本的是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他们对所有制的改变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地位都还不心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时刻准备着要瞅定一个时机跟社会主义较量一下。农村中的富裕中农，虽然由于大势所趋一般地加入了合作社，也有一部分人还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对他们有利。这说明，即使所有制改变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这一斗争还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即使在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究竟只是很少数。因此，他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只在很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在我国过渡时期，国内阶级斗争中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并存，而且敌我矛盾有时尖锐起来，有时又缓和下来，这种状况，在过渡时期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是必然的。但是对于这种状况，在我们党内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能有正确的认识。当党今年春天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有些人就否认还有阶级斗争，否认还有必要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当党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今年夏天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有些人又否认人民内部矛盾，否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性，要求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例如农民退社问题这样的人民内部矛盾。浙江省党代表大会对于国内政治形势展开了热烈的争辩，得到了正确的结论，批判了错误的倾向，这是一个重大的收获。
整风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是系统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这一点已经被无数事实完全证实了。凡是开展了整风运动的地方，不管是农村，是工厂，是学校，是机关，都出现了崭新的气象：群众的觉悟在提高，劳动纪律在加强，生产在迅速发展，工作在很快改进，多年不能解决的老问题解决了，一向认为难办的事好办了。浙江省党代表大会上反映的情况同样证明了整风运动的伟大作用，证明了通过整风运动集中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迫切需要，也证明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确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是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法。
整风的目的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用整风方法举行的各省市党代表大会，正是达到了这两方面的目的。浙江省党代表大会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等问题，都展开了讨论。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会议着重地批判了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这个问题对全国各地也有十分重要的普遍意义。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对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大跃进表示怀疑和悲观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缺乏作为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缺乏不怕困难、勇敢地向困难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事实证明这些“怀疑论者”和“悲观论者”都是没有根据的，全国绝大多数合作社是巩固的或者是基本上巩固的，全国已有许多不同地区的县、乡、社已经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标。浙江省党代会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彻底驳倒了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鼓起了“愚公移山”的革命干劲，订出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内，使全省三千一百多万亩耕地都达到八百斤的目标。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跟广东省的大会一样，浙江省的大会在大大地提高了全省党组织发展社会主义工农业的干劲、驳倒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怀疑论调的同时，大大地提高了全省党组织的革命觉悟，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队伍。浙江省大会的最重要收获之一，是揭露了反党分子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中共浙江省委财贸部长孙章录。这些反党的个人野心家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他们不但看不到浙江省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伟大成绩，而且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领导浙江人民取得这些成绩的党的浙江省委。代表大会决定把这些叛徒从党内清除出去，这无疑将大大地增强党的战斗力。
有人不了解，为什么像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这样一些“老”的共产党员竟然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呢？为什么他们在党内这样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早一点清除出去呢？大家知道，任何政党包括无产阶级的党在内，都不是孤立在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的党一方面在改造社会，一方面社会上的坏分子也会混入党内，党内的不坚定分子也会受着剥削阶级的影响而蜕化变质。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由于无产阶级的队伍较小，小资产阶级（他们大量传布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的力量十分强大，加以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政策，资产阶级对我们党发生影响的机会是很多的。我们党经常注意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作斗争；经常注意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正因为这样，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领导着我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但是总有一些人不是很快就会把自己的真面目完全暴露出来的，为了最后识别这些人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反右派斗争是考验每一个党员的好时机。因此，我们党在反右派斗争中才提出对待党内右派分子必须和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视同仁的方针，决不能因为他们有共产党员的称号而另眼相看。事实上，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这些党内右派分子暴露了他们的本来面目，证明了他们已经自绝于人民，因而党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
浙江省的党内右派分子沙文汉和杨思一的反党活动的一种手法是企图利用地方主义煽动一部分有落后情绪的群众，来抵抗党的正确领导，来满足他们的个人野心。地方主义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彻底的民主革命就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它和社会主义绝对不相容是显而易见的。地方主义分子常常宣称只有他们才能联系当地群众，才能代表当地群众的利益。这当然完全是一种胡说。只有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者才能最广泛地联系群众，才能真正代表群众利益。如果离开了共产主义，如果走上分裂人民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地方主义道路，即使是当地干部，也不可能联系那里的群众，也不可能代表而只能损害那里的群众的利益。这个真理，在广东省党代表大会上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浙江省党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得到了证明。全国所有的党组织都应当从这两个省的斗争中得到教训。
浙江省党代表大会的收获是巨大的。这是整风运动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我们祝贺浙江省党组织的成功。全国的党组织都应该像浙江省的党组织一样，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各种错误倾向，清除各种反党分子，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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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向东南沿海的交通大动脉
鹰厦路元旦正式通车
据新华社南平28日电 鹰厦铁路验收交接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白涛28日在鹰厦铁路验收交接签字仪式上宣布：鹰潭—厦门铁路全线工程施工质量良好，达到设计标准，可以一次移交国家使用。铁道部决定从1958年元旦起，办理正式营业。
鹰厦铁路验收交接签字仪式，28日上午九时在福建省南平市举行。刘白涛报告了关于鹰厦铁路的验收情况和对鹰厦铁路的工程质量总评。他接着说，鹰厦铁路干线全长六百九十七点七公里，加上莱（州）南（平）支线二十四点二公里、漳州支线十一点三公里，总长七百三十三点二公里，是通向祖国东南沿海的交通大动脉。沿线森林密布，矿藏很多。这条铁路的建成，在经济上和国防上都有重大意义。全线工程浩大，但是，这条铁路施工、设计和基建单位的全体官兵和职工发挥了高度劳动热情，克服了“移山填海”的一切困难，在短短的二十二个月就完成了全线铺轨通车（漳州支线除外），三十四个月内就交付国家正式运营，创造了我国新建铁路速度的最高记录。而且，全线平均每公里工程造价只有五十点五万元，比其他山区新建铁路工程造价低廉得多。他代表国家验收交接委员会向参加筑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全体官兵和施工、设计、基建各单位的全体职工致崇高的敬意。
刘白涛讲话以后，国家验收交接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在“鹰厦铁路验收交接总报告”书上签了字。交方和接方代表在讲话中一致表示同意国家验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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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体现促进国家建设迅速发展的精神
一九五八年预算草案初步制定
朱副主席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指出要作促进派不要作促退派
新华社28日讯 以讨论和安排1958年国家财政预算为中心任务的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27日结束。这次会议共开了十六天。会议根据中央确定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以及争取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任务，初步制定了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这个预算草案将提请国务院审查批准后再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朱德副主席到会作了重要指示。李先念副总理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都作了报告。
会议在讨论和安排1958年预算时，根据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工农业生产水平都有不少增长的情况和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千方百计地积极增加收入，使1958年预算收入比今年9月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拟定的指标有不少的增长；在支出方面贯彻了勤俭建国的方针，大力缩减了非生产性开支，特别是削减了不必要的事业费或降低了事业费的标准，把节省下来的资金，扩大了1958年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投资，因此1958年预算草案体现了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精神。
会议还研究了实行新的财政体制后可能发生的问题，并研究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新的财政体制的一些具体措施。
这次会议还贯彻了整风精神，各省市财政部门负责人举行了鸣放会，有的还贴了大字报，对财政部的领导工作和作风提出了不少批评和建议。
新华社28日讯 朱德副主席在12月25日向出席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全国税务局长会议和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的一千多名财政金融工作干部作了重要讲话，他号召财政部门和银行的工作同志，做好动员和分配资金的工作，来加速国家的建设。
朱德副主席说，我们今后总的任务是争取在十年到十五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在这个英勇豪迈的事业中，财政部门和银行担负着很大的任务。财政、银行部门的工作组织和完成得愈有成效，就愈能更多、更合理地筹集资金和分配资金，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前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财政部门和银行要成为促进派，不要成为促退派，凡是经过努力就可做到的建设项目的增加，财政部门和银行都应当积极支持，应当把一切可以筹集的资金都调动和集中起来，以便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朱德副主席接着分别谈到增加收入和节约支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他说，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就是依靠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交流的扩大，来开辟财源。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只有尽可能地多安排一些基本建设投资，才能保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才能保证增加收入。为了增加收入，还要依靠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积累。应当切实加强企业财务的管理工作，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材料和管理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加速资金周转，以增加内部积累的资金。朱副主席在肯定了财政部门和银行部门的成绩后，接着对财政部门和银行有些工作人员不主动开辟财源和只重视大量的主要的收入而忽视小量的次要的收入等错误，提出了批评。如财政部门现在只注意管预算内的资金，不注意管预算外的资金；银行系统只注意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这部分资金，而不注意整个社会的流通资金。有的干部单纯依靠生产的发展来增加收入而不注意从加强财务管理工作中来增加收入。因此朱副主席要求财政银行干部在业务上要加强全面观点，在筹集资金方面应当主动地多做些工作，千方百计地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
朱副主席说：在支出方面，必须坚持少花钱、多办事，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他说：必须狠狠地降低非生产性的支出，提高经济事业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在基本建设中，也必须多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少搞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近两年来，节减军政费用获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还有可能而且应当继续进行节减。各种事业费用的节约，作得还很不够，事业机构庞大、人员过多，工作效率低等等现象，到处都有。必须在事业费方面厉行节约。
朱副主席谈到了1956年有计划扩大建设规模和1957年有计划收缩的经验，他着重地驳斥了对于“多、快、好、省”方针的怀疑。他指出：发展建设事业，必须根据实际的可能，又必须充分积极。只要“稳妥”，不要“积极”，只想过轻松日子，害怕紧张的斗争，是绝对不行的。这样建设事业就将不可能迅速前进。必须指出，不论是财政方面或者金融方面，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都决不会怎么轻松的，我们必须准备过长期的紧张的甚至艰苦的日子。我们必须坚持又多又好又快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勤俭建国方针。
朱副主席接着对银行信贷和储蓄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他指出，目前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做好金融工作，来为工农业生产高潮服务。拿支持农业生产来说，发放农贷，支持工业部门生产农业所需要的化学肥料、机械、小农具，支持商业部门收购农产品，对农民供应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是对农业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银行要把这些都做好。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资金潜力也渐渐大起来了。今年的农村存款比去年增加十亿元，这是很大的数字。银行应当继续注意把农民自己的资金发动起来，“集腋成裘”，建设农村。此外银行信用部门还要帮助农业社搞好会计工作，健全财务管理，帮助他们统一地、合理地安排资金使用，反对浪费。朱副主席强调说，银行支持农业生产高潮，不光是拿钱；钱是要拿一些，最重要的是设法挖掘农村的资金潜力和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这样，就能使农民自己的力量结合国家的帮助，推动农业生产的跃进。
办好储蓄业务，是动员城乡人民群众的资金来推进国家建设事业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现在银行的城镇储蓄存款总数已经达到二十七亿多元，最近两年每年增加五亿多元，这是一笔可观的资金力量。但是目前各地储蓄事业的发展还很不平衡，中小城镇的储蓄工作还开展得不够，勤俭持家和节约储蓄的宣传做得不深入。今后要在大、中、小城市普遍开展储蓄工作，要研究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储蓄潜力，动员群众把剩余的钱都存入银行，这样，不但可以做到储钱备用，而且又为国家积聚了建设资金，同时也培养了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社会风气。农村存款也有很大的发展前途，今后要特别注意发展个人存款，如能把农村存款户由现在占农户总数的10％到30％增加到30％到50％，存款就会大大增加。要吸收农民存款，必须努力把信用合作社办好，特别要注意贯彻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便利群众”的原则。
朱副主席最后谈到改进财政体制问题。他说，新的财政体制是一个好办法，它的最大好处是在保证统一领导和重点建设的条件下，适当地扩大了地方的财政管理职权，使地方能够主动地安排自己的收支；适当地增加了地方的机动财力，使地方能够解决当地特殊支出的需要，从而将进一步发挥地方积累资金、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积极性，推动建设事业的发展。
朱副主席说，实行新体制以后，地方的权力大了，责任也加重了，地方在自己的收入范围内，应当努力工作，增加收入，同时也要合理地分配使用。在使用资金中，不论中央和地方都要以发展工农业生产作为重点。实行新体制以后，地方还应当比任何时候都要特别注意照顾全局。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建设事业的发展。实行新财政体制以后，地方不仅要把地方的企业和事业管好，还应当把在地方上的中央部管企业、事业管好。
朱副主席说，中央各部门必须加强综合平衡工作，加强对地方有关部门的政策方针的指导。这一工作可以从三方面进行：（一）通过国民经济计划（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和国家预算的编制，来审查地方各项建设事业的安排是否妥当，发现不妥的经过综合平衡加以调整。（二）中央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本部门主管事业的政策方针的指导，帮助地方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三）全国范围内必须统一的制度和定员定额标准等，要由中央来制定，中央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制定这些标准、制度来加强对地方工作的指导。
朱副主席最后说，目前的新体制主要是解决中央和省、市之间的问题；各省市应当研究解决省和县市之间的体制问题，适当地安排县市财政和企业财务的职权，全面地把新的财政体制的精神贯彻下去，使各级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地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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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大桥全部建成
新华社衡阳28日电 衡阳湘江大桥已经全部建成。大桥验收委员会昨天宣布，大桥钢梁部和公路桥面质量总评是优良，符合国家设计标准，可以交给国家正式使用。中共衡阳市委和铁道部广州铁路管理局决定在29日举行通车典礼。
这座桥是继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后新中国修建的第二座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通车后不仅把我国南部湘桂路和京广路连成一起，而且也把湘南公路网串连起来。
这座桥从勘测设计、钢梁制造到施工，都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由我国桥梁建设者自己担负的；全部建筑器材也都由我国有关工厂制造。参加建桥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大部分是长江大桥工地培养出来的新生力量。长江大桥的许多建桥经验，第一次在这里开花结了果。例如，采用连续梁和悬臂式拼装法等先进施工经验，就节省了大量的钢材和木材。整个桥的造价不到五百万元，比原计划节约五十多万元。
这座桥是1955年9月开工的，中间因为支援长江大桥曾经停工八个月，实际只有一年零八个月就修成了。可是过去国民党请了所谓美国专家在这里单修一道铁路桥，却花了八年时间；它通车不久，便在抗日战争期间全部炸毁了。（附图片）
我国继武汉长江大桥后建成的第二座铁路和公路两用大桥——衡阳湘江大桥 新华社记者 王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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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的最后一辆汽车出厂
第一汽车厂超产计划提早完成
据新华社长春28日电 第一汽车制造厂职工在27日下午装配好了五年计划期间生产的最后一辆汽车。它的牌号是“○○八七七二”，它是这个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超额生产的第四千七百七十二辆汽车。
当这辆汽车从总装配线的末端开出来的时候，车间响起锣鼓声，工人们欢天喜地带着大红纸写的喜报，向工厂的领导人报捷。
这一天，职工们很早就来到了车间。总装配线上的输送带终日转动不已。工人们熟练地进行安装，很快装成一辆汽车。新“解放牌”汽车一辆接一辆从总装配线上开出去。“○○八七七二”号汽车装配完成后，由曾经开出“○○○○○一”号汽车的调整工段工长谢士俊开出总装配线。这个有二十年工龄的老工长从车上跳下来，高兴地对记者谈起这辆汽车。他说：“我们的汽车经过不断改进，比最初生产的更好了，不论南方北方都很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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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辆国产三轮汽车诞生
本报上海28日电 第一辆国产三轮汽车，28日在上海马路上试车。这辆完全采用国产原料制成的三轮汽车，是由上海内燃机配电厂、上海汽车底盘厂、上海汽车装修厂三家工厂为主，组织许多小工厂协作制成的。
这辆汽车是吸收多种汽车的优点，结合我国交通运输的具体情况自行设计的，小巧、轻快、灵活，能载重一吨。车上装有三十匹马力的新型汽油发动机，耗油少，每公里的燃料费用只要三分钱。车上还装有特别的避震器，能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行驶。在28日试车的时候，车子开足了马力，走得很稳健，一点也不摇摆。正式试车的前一天，这辆汽车曾经作了一次爬坡试验。它载着二十一个人，从装车厂的底层，沿着十五度的坡道顺利地爬上了三层楼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