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二十多万条意见处理了80％以上
中央文教各单位下力气整改
目前正深入检查整改质量
本报讯 中央国家机关文教各单位整改形成高潮，大部分单位正对整改进行复查。
根据12月20日的统计，文教各单位在这次大鸣大放中，群众共提出了二十七万多条意见，现在大部分单位已处理了80％以上，一部分单位处理了50％以上，只有少数单位处理了30％—40％。
文教各单位在这次大整大改中，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解决了大量一般性的具体问题。这些一般性的问题包括生活福利、业务工作、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浪费、坏人坏事等。
在这次一般整改中，许多单位也解决了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教育部在整改的同时，研究和制定了关于在普通教育中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的方案、关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案，1958年教学计划等。北京医院在整改中对过去医疗制度中的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执行了高级干部的家属治病一律收费的制度。
这次的一般整改，有些单位还解决了许多过去长期拖延没有解决的问题。广播事业局的录音胶带，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在整改中，群众提出了统一管理胶带的办法，每年至少可以给国家节约四十万元，还可以节省大量外汇。教育部小学教育司在整改中接受群众的意见，处理了积压七年的五百多件展览品，还发现了一百多箱图书。
各单位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在这次一般整改中得到了普遍的揭发和初步解决。文化部曾经进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关于领导作风问题的补课；在其他单位，凡是被群众提过意见的领导干部，也大多数做了初步检查。
经过这次整改，各单位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比较显著的转变。现在教育部的部长和司局长级干部普遍参加有关基层单位的业务会议，中等师范教育司教学科在讨论1958年的教学计划的时候，主管这个科的副司长崔阶平亲自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且提了不少具体意见，群众很满意。许多单位还建立了领导干部接待群众的制度。教育部工农教育司两位党员副司长开始主动找一般干部谈话；他们还利用业余时间找从各地来北京参观的同志谈话，在谈话中，他们发现有些工厂矿区存在着严重的忽视工人业余教育的情况，他们把这些情况及时地向中央做了报告。
经过这次一般整改，各机关都出现了一片新的气象，机关里的民主自由空气大大加强，群众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作纪律松弛的现象也得到了克服，开会拖拉、迟到等现象也有了改变。
现在文教各单位在整改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根据初步检查，发现有些单位整改有虚假现象。卫生部药政司群众共提出了四百多条意见，在整改中，这个司把一部分意见转给部和其他司处理，其余二百四十条意见准备留待明年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解决，这个司认为他们处理群众意见已经达到100％，经过卫生部整风领导小组检查，发现这个司实际改的数量很小。在部的领导小组检查后，他们才集中力量处理了三天，达到70％。有的单位整改还不够彻底。教育部小学教育司有三十二条意见准备在专题鸣放的时候解决，经过检查，发现其中有二十六条意见可以在这次一般整改中解决。新华社行政处有七百四十四条意见留在专题鸣放阶段解决，这次检查有六百零五条意见可以在现在解决。在这次整改中，还有些单位改得比较粗糙；有的改得不合理；有些单位对群众的意见没有认真研究，答非所问；有些单位把群众提出的小问题漏掉了。
现在中央国家机关大部分文教单位正在对整改进行复查，并且为以后的专题鸣放和干部下放做准备工作。
第7版()
专栏：
适应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的要求
高等教育部大胆革新组织机构
本报讯 高等教育部在整改高潮中，经过反复研究争辩，大胆地革新了组织机构，给改进工作、下放干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适应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的要求，高等教育部的全体干部早就考虑过改变部的组织机构问题。当高等教育部整改工作一开始，组织机构问题便成为大家鸣放的中心问题之一，并且展开了热烈的争辩。高等教育部领导上适时地集中研究了群众的意见，提出了组织机构的初步方案，用大字报公布出来，组织大家开座谈会、专题辩论会和全部大辩论会，进一步展开争辩，最后又集中群众的意见，研究提出了修正方案，提请部务会议讨论通过。由于部务会议之前酝酿讨论比较充分、深入，所以会议得以顺利地通过了新的组织机构方案。现在高等教育部已将这个方案报请国务院批准，准备批准后实行。
高等教育部在这次改变组织机构的争辩中，主要遵循些什么原则呢？部内大多数同志认为，首先，要考虑到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地方和高等学校，进一步贯彻稳步发展、巩固提高的高等教育方针，百倍地加强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其次，要明确分工，减少头绪，减少矛盾，更好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克服三个主义。第三，要贯彻精简机构、减少人员的精神。
根据大家讨论的结果，新的组织机构是按业务分工、条条归口的精神设司的。取消了综合大学教育司、工业教育司、科学研究司、教学指导司和三个独立处。设立教学和科学研究司，负责教学、科学研究、教材、业余教育、体育等工作，其他工作分属政治教育司、计划财务基建司、学生管理司、干部管理司、对外文化联络与留学生管理司、中等专业教育司和办公厅管理。此外，为了更好地协助部长们工作，设立了研究室；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为了集思广益，走群众路线，准备成立教学与科学研究指导委员会，邀请部分高等学校教师参加，作为高等教育部的咨询机构。这样，高等教育部的组织机构从十五个单位改变为八个单位了。
新的组织机构方案宣布后，高等教育部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十分拥护的，因为新的机构方案有以下优点：第一，按照新的分工，各单位既是综合司，又是业务司，既能统一接受上级任务，又能按分工职掌全面管理自己的业务，负责到底。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是一个单位，这样就大大地减少矛盾和纠纷，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过去的机构分工，各司间互相牵涉，矛盾很多，造成一些相互扯皮、推诿和政出多门等现象，影响工作。机构改变后，每件工作只有一个司来管，解决了过去司与司之间的矛盾。部长们也可以抽出身来，加强对部内重大问题的研究和领导。
第二，新的机构有可能大大地加强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便于理论联系实际。过去，由于学校处在大力整顿、改革和发展时期，有必要设立各类学校主管司来全面考虑各类和各个学校的调整、改革和发展。今天情况不同了，高等教育事业处在稳步发展、巩固提高时期，在培养干部方面迫切任务之一是革新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质量。这样，就有必要也有可能把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单独设司，以便集中力量，加强对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改变过去学校主管司中基建财务和人事等工作常常挤掉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情况。新的组织机构的各单位由于对自己所管理的工作全面负责，而且是负责到底，这样不仅便于了解情况，而且制定的东西也容易切合实际。
第三，由于机构的精简，便有可能精简一部分工作人员去支援基层和农业建设。
但是，在争辩中，大家感到新的组织机构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主要是对每一类学校和每个学校的全面情况以及各种不同学校的不同问题，可能会放松或忽视全面的了解和统一的研究。为了补救这个缺点，设立了教学与科学研究指导委员会和研究室，负责综合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加强办公厅的咽喉和纽带作用，协助部长们做好全面情况的掌握联络工作。 （广业）
第7版()
专栏：
俄罗斯篮球队同北京队举行友谊赛
男子队打成平手 女子队北京队胜
本报讯 俄罗斯男女篮球队昨晚在北京体育馆同北京市男女篮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俄罗斯男子队以六十四比六十四与北京市队打成了平手，女子队以四十八比六十八败于北京市队。
第一场是女子队比赛。
客队以维克申娜、列斯曼、巴宾科、斯维特罗娃和叶格列娃上阵，主队以杨洁、王霞飞、李少芬、马申妹和周懿娴应战。比赛开始，客队忽而将球递给窜动于篮下的身高一点七六公尺的中锋叶格列娃，忽而令列斯曼、斯维特罗娃进行中距投篮，这一令人莫测的战术，使她们打来得心应手，接连中篮，夺得上风。主队则沉着应战，以周懿娴、李少芬作为篮下策应，其他三人作外围压缩，步步进攻，马申妹中距得分，周懿娴、李少芬跳起命中，分数逐渐赶上客队。最后，北京女子队以十四比十一胜了第一节。
第二节形成了有趣的拉锯战，客队叶格列娃的篮下倒抅，列斯曼、维克申娜的中距投篮都很成功，主队王霞飞、周懿娴跳起投篮也很准确，因此，比分始终十分接近：十六比十七；十六比十九；十八比十九；二十比十九；二十二比十九；二十二比二十一；……最后打成了二十四平。
第三、四节、客队换上身高一点八零公尺的齐里别尔鲍德和身高一点七六公尺的哈尔吉科娃，加强篮下威胁力。但是忽略了防守，使主队的胡英信、傅莲贞多次偷篮成功，和两次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快攻，终以四十八比六十八失败。
接着是男子队比赛。俄罗斯队出场的是：祖布科夫、康捷里、克拉耶夫、戈洛夫和巴特奂舍夫；北京队出场的是：杨伯镛、王利发、张福奎、张福山、钱澄海。客队的攻势是通过身高二点零四公尺的中锋祖布科夫和第二中锋康捷里投篮得分，再配合克拉耶夫的中距离投篮和巴特奂舍夫的底线切入。北京队针对着这个阵势，以张福奎和王利发打双中锋来双双箝制客队的双中锋，再以动作灵活的杨伯镛死盯住克拉耶夫，堵死他供给中锋的球路。而北京队自己则在得球后迅速转入反攻。
比赛一开始双方即展开猛攻，客队祖布科夫首先破篮得分，接着客队后卫犯规杨伯镛罚入一分，祖布科夫又勾手投入一球，比数成为四比一。客队的优势没有保持多久，杨伯镛、王利发、钱澄海连罚带投，连连得分。到第八分钟时，北京队得分超出客队十分。这时客队祖布科夫和康捷里利用身高体重，几次将球投入篮中，一直追到二十五比二十五。这时客队克拉耶夫五次犯规被罚下，由艾捷列夫替入。北京队也以善于抢夺篮板球的刘二柱易下王利发。刘二柱两次强行上篮得分。上半时结束时，三十九比三十五，北京队胜四分。北京队上半时打得熟练、灵活，快攻、拉开切入和中距离投篮都能得心应手，钱澄海能攻能守，投篮准确，杨伯镛端线切入和中距投篮也建了不少功。
下半场开始时，北京队不似上半时活跃，打来也不如上半时顺手，而客队的祖布科夫和康捷里却一再得分，北京队最多曾输过七分，这时客队主力康捷里五次犯规出场，后北京队又换上钱澄海和何诗荪，攻势又活跃起来，到最后三分钟追成六十四比六十三反胜出一分。
最后三分钟时，钱澄海犯规由替康捷里的勃列格曼罚入一分，比分成六十四比六十四。这时主队即放慢进攻速度，拉开阵线，打控制球，客队马上改成紧逼，但球在主队的稳稳控制下，客队始终没有得到球。在最后三十秒钟时，北京队何诗荪曾闪过对方，带球直奔篮下，他临时又改变了主意，把球带了出来，失却了最后一次获胜的机会。结果六十四比六十四，两队握手言和。
这四十分钟的比赛，始终扣人心弦。北京队上半时的进攻很出色，客队的两个高大中锋给了北京队很大威胁，祖布科夫和康捷里两人连罚带投就得了三十六分。这样精彩的比赛在北京还是不多见的。
比赛后，贺龙副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接见了双方运动员，并和他们一起照了像。（附图片）
女子篮球队的比赛场面 本报记者 曹桂江摄
第7版()
专栏：
“四害”的繁殖力
·老鼠·
“小家鼠”和“大家鼠”的繁殖力都很大。小家鼠一年可以繁殖七次到十次，每次约下仔四头到八头，幼鼠只需一个多月就发育成熟，母鼠在哺乳期仍可受孕；它一般能活二年。大家鼠一年四季都可以生殖，春季是它主要繁殖季节，一般每年生产五次到六次；每次下仔平均八头到十头，幼鼠约二、三个月就发育成熟，母鼠生产一、二天后又可以交配；它一般能活三年。 （李翠珠）
·麻雀·
在我国北方麻雀从4月到7月繁殖。每窝产卵四枚到六枚，多到八枚。所产的卵从产出、经孵化、育雏一直到雏鸟起飞，需时约五周。一对麻雀每年繁殖至少两窝。在南方，因气候温暖，食物丰富，一年中几乎每月都见麻雀繁殖，不过主要还是在春末到秋初；所产的卵一般三窝，有的四窝，或者更多。依此估计，每一对麻雀一年之间可以增加到十个，甚至到三十个左右。 （郑作新）
·苍 蝇·
苍蝇繁殖，每一世代所需时间的长短和当地气候有关。在北方（北京一带），家蝇每年约繁殖十五代；在南方（广东一带）每年约繁殖二十代。每代每一雌蝇可以产卵六百个，一对家蝇繁殖到第三代时就产生家蝇三十六万个，到第十五代，就会繁殖到“1，405，161”后面还要加二十八个“○”！
（龚坤元）
·蚊子·
蚊子的繁殖，在北方（北京一带），普通家蚊每年约繁殖十代；在南方（广州一带）每年约繁殖十五代。每代每一雌蚊可以产卵四百个，一对家蚊繁殖到第三代就有十六万只蚊子。到第十代的时候可以产生蚊子256×1018个，即二千五百六十万万亿个！ （龚坤元）
第7版()
专栏：答读者
怎么知道莱伊卡心情平静？
问：苏联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乘客，小狗莱伊卡，新闻报道说它心情平静，这是怎么知道的？
答：动物体的活动，往往伴随着很小的电流变化。如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有一个电流的起伏，科学家们把它叫做心电流或者心电波。脑子的活动也有电流的起伏，这叫做脑电流或者脑电波。科学家们分析这些电波的情况，就能够知道心脏和脑是否正常。同样，呼吸和血压的变化，也可以变成电流的变化。在苏联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装莱伊卡的盒子里，备有记录心脏活动、呼吸频率、血压等的仪器。这些仪器把莱伊卡的心脏、呼吸、血压等所引起的电流变化记录下来，在无线电发射机中放大，变成无线电讯号，然后发射到地面上来。科学家们收到这些讯号，就可以把心电波等重新描绘出来。根据这些电波的情况，知道莱伊卡的脉搏、呼吸、血压都很正常，从而推论莱伊卡在高空中心情平静。
第7版()
专栏：
泉塘无蝇社
福州市郊泉塘农业社已经做到常年没有苍蝇了。
这个社的二百九十七户社员，分散居住在五个自然村，过去由于不讲究卫生，苍蝇如麻，痢疾等疾病常年流行，碰到农忙时，生产就受到很大影响。去年，社员们在当地卫生部门帮助下，有组织地结合改善环境卫生和积肥工作，展开了经常性的群众灭蝇运动。除全社人人动手扑灭苍蝇外，还作到粪有盖、猪有栏、牛有舍，垃圾归堆密封，厕所、猪栏、牛舍和公共场所都定期进行打扫和灭蛆，因而消灭了苍蝇孳生地。由全社小学生和社会儿童组织的扑灭苍蝇队伍，也作到随时发现苍蝇随时扑灭。
这里过去经常发生痢疾等病现在已经绝迹，其他疾病也显著减少。
（新华社）
第7版()
专栏：
坚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
清华大学校长 蒋南翔
清华大学自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从旧式的综合性大学改为新型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各系第一次设立了专业，采用了新的教材，新的教学制度，新的教学方法；这在我们学校的发展史上，是经历了一次根本性质的变化和巨大跃进。当时对于教学过程中新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像怎样制订教学计划？怎样领导和组织教研组的工作？怎样开出新的课程和实验？怎样指导生产实习？怎样指导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过去都没有做过，根本缺乏经验。因此，在教学改革之初，我们不能不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学习苏联高等学校的一套先进教学经验，以便使我们学校的工作，能够正常地进行和有效地前进。
从1954年起，我们学校就成立了以刘仙洲副校长为首的科学研究工作委员会，负责筹划全校的科学研究工作。1954年至1955年，各系教师提出的研究项目三十九个，参加科学研究的教师一百五十一人。1956年各系教师提出的研究项目一百二十四个，参加科学研究的教师三百人。1957年各系教师提出的研究项目二百一十五个，参加科学研究的教师四百一十四人，其中教授副教授七十人，占全体在校教授副教授的66％，参加科学研究的教研组五十六个，占全校教研组的83.6％。
上述情况说明：虽然我们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还处在开始阶段，还有许多缺点和问题，有待大力改进，但是总的说来，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逐年在发展和前进。“坚定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和在教学改革的基础上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是我们学校所一贯奉行的基本方针；实践证明，这一方针大体上是符合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客观发展的规律的。
钱伟长及曾昭抡等右派分子曾经对清华大学的科学研究方针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们别有用心地到处宣传：清华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搞晚了，搞糟了。原因据说就是因为学校领导压制了科学研究工作。他们不但给清华大学而且给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作了结论：“今不如昔”，在解放以后的新中国远不如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旧中国。今年5月，他们甚至策动一部分科学家联名提案，要求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大会公开谴责所谓高等学校压制科学研究的现象。谁都明白，这是他们对全国高等学校的党的领导提出控告。在他们看来，共产党是科学研究工作的罪人。钱伟长在今年5月24日的民盟座谈会上就明白地说：“科学要中断了，我们不要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应当先补一下前十二年的课。这个问题共产党要负责！”但是真正危害科学事业的，究竟是共产党的领导，还是资产阶级的复辟呢？凡是真正了解清华大学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实际发展过程的人，凡是稍稍知道我国高等学校和科学界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的人，凡是具有客观态度和历史观点去观察问题的人，都不难识破钱伟长、曾昭抡等挂着“内行”、“专家”的招牌而进行的迷惑人心的宣传，是多么不符合历史事实，多么虚伪，多么怀有敌意。
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否不如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旧中国？周恩来总理今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作了有力的驳复。清华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否“今不如昔”？刘仙洲副校长在他的报告中提出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说明，这里不再多说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却值得在此特别讲一下，那就是党的领导对于发展科学事业的必要性。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它胜利地领导人民进行了革命的阶级斗争，它也将胜利地领导人民进行发展生产，征服大自然的斗争。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和征服大自然的生产斗争，是我国现代社会生活中交互影响和彼此联系着的两个最艰巨最根本的斗争，只有依靠集体，依靠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包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全体知识分子——的团结一致和共同奋斗，才能取得胜利。我们要对自然界开展广大规模的有效的斗争，这和进行阶级斗争一样，不但需要战斗队——由忠于社会主义的广大产业工人、技术人员、工程师、科学家所结成的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而且需要正确反映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领导。在新中国，任何有才能的个人，如果他“专而不红”，脱离了人民群众和正确的政治方向，那么不管他本人的科学技术水平如何，他将只能成为“散兵游勇”，不能在伟大的生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什么重要作用，甚至会堕落成为右派，成为反动阶级的工具。在今天的中国，谁来执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统一领导的任务？不可能是任何个人——不管他是精通了哪一行业务的专家；不可能是任何别的团体——不管它是学术团体还是政治团体；只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久经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考验的，和全国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的，最集中地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和集体意志的伟大的共产党。党的领导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同样也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的最根本的保证。有人认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共产党是“外行”，应该“让开道路”；而资产阶级右派倒是“内行”，应当敦请他们来领导，给他们“最高的发言权”和“绝对的决定权”，也就是让资产阶级的“内行”来负责领导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种逻辑岂不是太奇怪了吗？是的，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技术和对自然界作斗争的经验还是比较少，但是共产党曾在阶级斗争的实际锻炼中学会了领导阶级斗争，它也将在生产斗争的实际锻炼中学会领导对自然界的斗争。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伟大成就和首先成功地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事实，给我们提供了实际榜样和最雄辩的论证。在阶级斗争同样也在生产斗争中确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不是决定于任何人的主观要求，这是历史的选择。
不庸讳言，在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内，关于“如何开展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一问题，在我们学校的教师中，是有不同的理解的，是存在着原则分歧的。对于我们学校近几年来科学研究工作的估计，对于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的目的，对于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所抱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方式、方法，都存在着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
这里所说的科学研究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自然不是说自然科学中真正反映客观规律的某些公式或定理存在着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说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上，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如果要从牛顿的力学定理或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中去寻找不同的阶级路线，那当然是荒谬的；但是如果在整个科学事业的规划和组织上，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基本原则问题上，不能正确地贯彻阶级路线，那么这就将对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同时也对科学事业本身的发展，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要正确地开展我们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我们就不能掩盖和回避科学工作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
我们学校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不是提倡科学至上主义。
在我们学校中，有不少人片面地孤立地强调科学研究，认为只有科学研究才是唯一高贵的工作，其余一概不足道。有些人甚至刚刚开始做了一点研究工作，或是发表了几篇文章，就仰首看天，自认为高人一等，看不起劳动人民，看不起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以外的一切人；看不起实际生产，看不起科学工作以外的一切事。在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科学高”的影响下，有一些教师不但轻视行政工作，轻视政治思想工作，而且不愿意负担教学工作，只愿意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他们认为担任教学工作是为别人，是“输出”，是手段；进行科学研究才是为自己，才是“输入”，才是“目的”。他们所一心想望的是：
“学好数理化，什么都好办！”
“两耳不闻窗外事，三年搞个副博士。”
“只要能发表几篇科学论文，就可以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了。”
“有了学术地位，就有了政治资本，就可以待价而沽，有名有利。”
补习基础理论课程，做副博士论文和发表学术论文，当然都是可以的，甚至是值得赞助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业务进修和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同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相联系，不是首先为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是仅仅为了给自己镀金镀银，成名得利，那当然就是不正确的了。“学衔学位，心向往之；社会主义，与我无关！”——这不是我们所要走的道路。如果循着这条道路前进，科学研究工作将不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利益，而只是带来损害；科学工作者将不是通过科学研究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只能愈来愈脱离实际，脱离人民，走进象牙之塔，染上贵族习气。我们当然不能期望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可以在这种基础之上得到健康的和有力的发展。因此，正像我们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至上主义”，我们同样反对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至上主义”。
不管本人是否承认或是否意识到，在“科学至上”或“艺术至上”的高贵外衣下，事实上是包裹着“兴趣至上”“个人至上”的思想实质。这是脱离现实生活和违反历史规律的唯心主义思想。在历史舞台上，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人民群众，只有革命的集体，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人民至上，集体至上，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兴趣至上”和“个人至上”，“科学至上”和“艺术至上”，同样都是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观点。这种观点违反社会主义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能促进而只能危害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艺术的真正繁荣。
我们学校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主要的也是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为了使我们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最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正确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科学研究工作在高等学校中的位置问题。二是科学研究工作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问题。
科学研究工作在高等学校应该占有怎样的地位呢？
科学研究对于高等学校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对它的意义估计不足，采取消极保守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积极性，利用一切可能，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对于那些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自己的全部教学工作的教研组和教师，更应把科学研究工作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应当把科学研究工作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不能放低了，也不能放高了。具体地说，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应当和教学工作相辅相成，建立起一种正确的互相配合的关系。我们应当明确肯定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对于高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教师来说，完成教学任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干部，这是第一位任务。某些教师可以在某一时期以主要力量甚至同时进行某种必要的研究工作，但这是特殊情况，不能也不应成为学校中的主导趋势。高等学校所以必须重视科学研究工作，重要的理由之一，也正在于它是高等学校提高科学水平从而也是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措施。因此，高等学校的教师，应当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这样才能把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教学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积极因素，而不是削弱教学工作，成为改进教学工作的障碍。
在我们学校中，有些教师不大乐意做教学工作，他们认为高等学校和高等学校教师的主要任务不是完成教学任务，而是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他们不认为一个人民教师，应当在完成自己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去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他们借口开展科学研究而牺牲教学工作，对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在实际生活中，这种轻教学重科学的观点，势将促使他们走进资产阶级的“科学至上”“个人至上”的泥坑。教师对教学工作不负责任，有如工人对生产怠工，这是违反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基本义务，这是一条歧路。
不错，高等学校应该成为发展科学事业的重要据点。但高等学校对于促进科学事业的贡献，不单是体现在学校本身的科学研究的成果上，而且更基本的，还体现在学校教学工作的成绩上。学校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培养出政治质量和业务水平都较好的干部，补充和壮大了我国科学技术的队伍，加强了我国的工业战线和科学战线，这也就在更加深远的意义上，对科学事业作了宝贵的贡献。因此，要求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正确结合起来，要求高等学校把不断改进教学质量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任务，从全局的观点看来，这不但不是忽视科学研究工作，而且恰恰相反，这正是高等学校同研究机关、企业部门实行必要的分工，在最大程度上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
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应当怎样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呢？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科学研究工作应当更好地结合实际生产，结合教学工作，使我们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既能不断提高学校的科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又能密切配合国家的建设事业。
在选择科学研究的题目时，有人对生产中所提出的问题不感兴趣，认为生产是低级的，没有高深的理论；有人不愿意配合教学工作，认为教学工作只是重复劳动，缺乏创造性。他们一味追求抽象的理论研究，认为这样才有理论价值，才能一鸣惊人。
在科学研究中，理论研究是很重要的。真正从实际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正确的理论，对于推进实际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因此，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应当十分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忽视和轻视理论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只应当死死抱住理论研究，无需接触实际。实际是理论的源泉，理论脱离了生动的实际，它就丧失了活泼的生命力。有不少还比较缺乏实际经验的青年同志，一开始就只想钻抽象的理论，只想“攻坚”，一举成名；不愿脚踏实地地进行平凡的劳动，在日常工作中一点一滴地积累实际知识，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和有害的现象。我们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是要同时反对“轻视实际”或“轻视理论”的片面观点。但是就我们学校目前的实际状况来说，克服轻视实际的观点，是具有更为迫切的意义。有些教师能够给学生讲解专业课程的理论，但是却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实际经验，这当然是一种缺陷。由于我校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师资的培养和成长需要时间，某些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缺乏实际经验的情况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某些教师缺乏实际经验，而在于有些人明明缺乏实际经验，却还看不起实际经验，却还自我满足于自己的缺陷状态。正像一个游泳指导只能大谈游泳理论，而自己却根本不会游泳，下河就得没顶，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他还要认为实际“低级”，只有理论高超，那也就未免太迷恋于“理论”了。轻视实际的观点，不但妨碍科学研究的正确开展，而且会在教学工作上造成严重恶果。如果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厌恶和惧怕直接参加实际生产斗争，不想下工地，下工厂，下实验室；只想戴着白手套，坐在温暖的书斋里研究抽象理论，只想做高级专家，不知道任何高级专家都要经过一个实实在在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试问这样能够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什么贡献呢？对于一个工业大学来说，轻视生产和脱离实际的害处，是更加明显和不可容忍。
社会主义的建设，要求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与之相适应。在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要求首先明确地树立社会主义的方向。
（编者注：蒋南翔同志最近在清华大学第二次科学讨论会上作了题为“树立清华大学科学研究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开幕词。这里发表的是这个开幕词的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