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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苏联政府的和平建议的声明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分别写信给印度、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等国政府的领导人，提出了对于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的许多建议。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苏联政府又向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政府和瑞士政府发出了照会，重申这些建议。苏联政府要求美国、英国同苏联一起，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共同宣布从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起停止核武器试验，并且彼此协议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别国的领土上设置任何类型的核武器。苏联政府建议采取以下的措施来实现世界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主张：由华沙条约成员国和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签订这两个国家集团之间的互不侵犯协定；保障中近东地区国家的独立和和平；停止敌意的宣传；在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和文化联系。苏联政府还表示准备同意大国领导人的直接会谈，并且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举行高级代表的会谈。苏联政府的这些建议是解决整个裁军问题、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极端重要的步骤。中国政府完全赞同并且全力支持苏联政府的这些建议。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统治集团利用苏联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作为借口，加紧扩军备战。在国内，美国统治集团已经提出了“多一些大炮，少一些牛油”的口号。在国外，美国统治集团提出了所谓“互相依赖主义”，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为一个广泛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战略计划作出更大的牺牲，放弃更多的主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它们同意使自己的领土成为美国配置核武器和火箭武器的基地，要它们交出更多的资源、人力和科学技术，由美国统一支配。美国统治集团还企图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这类侵略性的军事集团用某种形式联系起来，加紧在亚非地区推行殖民主义政策。
制造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用战争威胁进行讹诈，本来是美国统治集团惯用的政策。但是，十几年来执行的结果说明这个政策完全失败了。美国统治集团的讹诈政策不仅丝毫没有吓倒社会主义国家，相反地，却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加倍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巩固自己的国防。现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不仅在政治影响方面，而且在若干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已经肯定地超过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功和今年十一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的两次会议所达到的空前团结，集中地表现出在国际局势中东风压倒西风这样一个新的转折点。美国统治集团的讹诈政策也没有能够吓倒民族主义国家。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国家不愿意把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走上了和平中立的道路。埃及、叙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人民英勇地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更证明了，只要有坚决的意志和团结的队伍，帝国主义的任何威胁和挑衅都是可以粉碎的。美国统治集团的讹诈政策也越来越难于吓倒本国的和西方各国的人民。在帝国主义各国内部，爱好和平的广大群众正在为反对沉重的军费负担和反对战争政策展开越来越广泛的斗争。
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已经强大得足以使美国统治集团不敢为所欲为地发动战争。苏联在生产最新式武器方面所占的优势使美国统治集团的讹诈政策正在宣告破产。为了进行讹诈而制造出来的对于战争的神经过敏和恐惧，不仅没有达到目的，相反地，却吓倒了美国统治集团自己。尽管美国统治集团正在更加疯狂地扩军备战，企图挽回局面，但是结果必然是使自己在世界上更加孤立，为自己招致更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如果美国统治集团竟敢挺而走险，企图从战争中寻找出路，那么他们就是自取灭亡，为自己挖掘坟墓。
对于美国统治集团和他们的追随者来说，现在是进行冷静的考虑和作出明智的抉择的时候了。苏联政府提出的停止军备竞赛和实行和平共处的各项建议，指出了在当前局势中的唯一出路。尽管苏联在科学研究方面和军事技术方面肯定地占了优势，但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没有以自己的优势来威胁别人的意图。我们一贯主张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并且进行和平竞赛。苏联政府所提出的建议正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真诚的和平愿望。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热烈地欢迎和支持苏联政府的建议，他们正在密切地注意着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的反应。联合国大会第十二届会议，在闭幕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各国和平共处问题的决议，正足以反映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和和平力量的强大。走向自己的毁灭，还是走向各国的和平共处和合作，这就是摆在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面前的问题。
不管美国政府和它的追随者如何选择，我们相信，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一定会主张在和平共处中友好合作、团结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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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政法部门需要彻底的整顿
最近，本报连续揭露了在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窃据重要职位的六个党内右派分子。他们是监察部副部长王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副庭长朱耀堂，研究室主任鲁明健；最高人民检察院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惠之，一厅厅长王立中。这些右派分子的共同特点，就是企图把国家的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这样重要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揭穿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肃清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影响，是我国政法战线上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胜利，这对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将产生积极作用。
我们的国家机关必须坚决地彻底地维护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我们的国家要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通过自己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共产党实现这种领导，这一点在宪法中已经作了庄严的规定，就是右派分子也不敢公开反对。但是，右派分子却挖空心思，找出种种的理由和借口来反对党的领导。
政法部门中的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党的领导还特别制造了一种借口，仿佛党只能制定法律，制定政策，不能过问这些机关的“业务”。这就是说党只能作原则上的领导，不能作具体的领导，否则就是“党政不分”“党法不分”。显然，这种理由是十分可笑的。党的领导当然首先应该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可是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不等于就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方针政策。党如果不对各个业务部门贯彻执行政策方针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党如果对这些机关没有具体的领导，如何能够使得方针政策正确地贯彻执行？如何能够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如果说这样作了就叫“党政不分”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就需要这种“不分”，如果说这样作了，就叫“干涉”的话，社会主义建设就需要这种干涉。因为只有这种“不分”和“干涉”，才能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当然，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在原则上应该有所区别。但是，党为了贯彻执行自己的方针政策而作的具体领导和右派分子诬蔑的“不分”和“干涉”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右派分子的攻击而放弃党的具体领导，我们也不能对某些党组织包办代替和不必要的干预行政的现象加以容忍。
维护和贯彻党的领导作用是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应该有党的组织，应该有共产党员参加领导工作。这些负责的共产党员在国家机关中绝不是以个人的身分在活动，而是代表着党的利益和意志在活动。因此，这些负责的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不仅要处处依据党的方针政策行事，而且要经常地密切地依靠党的帮助和指导，把自己的工作严格地置于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而党内右派分子则完全相反，他们力求摆脱党的领导，生怕党来“干涉”他们的工作，百般强调所谓“独立思考”和“独立活动”。王翰、刘惠之强调的“垂直领导”和贾潜强调的“独立审判”，实质上就是反对党在这些机关中的领导。因此，他们就完全丧失了党性，成为和共产党员的称号完全不相容的右派分子。而一切企图摆脱党的领导而“独立活动”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应该从揭露这六个党内右派分子的事实报道中得到一些教益。
我国人民政法部门的总任务是镇压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而右派分子恰恰相反，他们制造种种荒谬的言论，提出种种荒谬的主张，其目的就是要改变人民政法部门的性质，就是要把打击敌人的武器反过来对付人民。王翰、刘惠之等主张要有“监督的监督”，要有“最高的监督”，要有“上方宝剑”，其目的就是这样。而为了给自己的阴险目的找寻根据，他们几乎如出一辙地制造了“过渡时期已经结束”，“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谬论。因此，他们主张对反革命分子、对违法犯罪分子应该“从宽”，不应该“严惩”，主张对他们要“爱人以德”，要“无罪推定”。事实证明，我国的阶级斗争远远没有熄灭，而且在党内也有阶级斗争的强烈的尖锐的反映。王翰、贾潜、刘惠之等党内右派分子的被揭露，就是明证。他们完全站在敌对阶级的立场上，不是去镇压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而是完全相反地在保护敌人、宽容罪犯、打击人民。他们是敌对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应该承认，这种阶级斗争在整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都会存在的，并且在过渡时期结束之后，社会主义建成之后，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存在，也就会有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存在，阶级斗争也就会继续存在，国家的专政机构也一定要存在，它的镇压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的任务也就不能取消。在任何时候，只要有阶级敌对分子存在，无产阶级同阶级敌对分子之间的阶级斗争始终会带着你死我活的性质。对于这些阶级敌对分子只有无情的镇压和严厉的惩罚，专政的武器对他们永远不应该成为仁慈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阶级敌对分子的有罪设想成“无罪”。对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性质如果缺乏清醒的估计，我们就会丧失警惕，迷失方向，有利于阶级敌人，而不利于人民。
政法部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要害部门，为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首先应该加强政法部门，要加强政法部门，就要整顿政法工作人员的队伍。反右派斗争证明，政法工作人员的队伍确有整顿的必要。因为在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要害部门中，揭发了大批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右派分子，其中有非党干部和一般干部，也有像王翰、贾潜、刘惠之这样负责的党员干部。
而且问题也不只是在政法部门中有大批的右派分子，问题还在于政法部门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 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如何对待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的问题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许多其他具体问题上，政法部门中有一部分干部存在着程度不等的糊涂观念。他们虽然没有主张对敌人实行片面的宽大，但是对实行片面宽大的事实却视而不见。他们对民主和专政的认识不是统一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观点，而是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或者在左右之间摇摆着。现在在政法部门中虽然已经进行了反右派的斗争，并且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要使政法部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纯洁起来，就必须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展开大辩论，彻底地克服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彻底地整顿政法工作人员的队伍。政法部门是刀把子，这个刀把子必须掌握在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手中。在这里不但不能容许右派分子的存在，而且不能容许右倾思想的传播。我们一定要把政法部门作一番彻底的整顿，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王翰等党内右派分子的被揭露还说明，任何人都要进行经常的彻底的思想改造，老党员、老干部也不例外。这六个右派分子的党龄最短的也有十五年，最长的将近三十年。他们经过了长期的革命锻炼，他们在国家机关中担负着相当重要的职务，为什么也会堕落成右派分子呢？为什么也会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呢？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中间有的人本来就是拖着剥削阶级的一条尾巴进党来的。有的人则受了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入党之后，他们的立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思想改造也没有彻底进行，他们的骄傲自满情绪发展了，个人主义发展了，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经常和党处于对立的地位。这样，在我们国家生活处于急遽变化的时期，当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我们党疯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地从内部向党发动进攻，终于变成了党内右派分子。
我们千千万万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他们多年来是在党的教育下和革命斗争的环境中把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过来，脱离了本阶级的影响，而脱胎换骨地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的。王翰、贾潜、刘惠之等应该说是和我们千千万万党员和干部处于同一环境之中，同样受着党的教育和革命的锻炼，他们改造思想的环境并不比别的人差些，但是为什么别人能够在十多年，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而他们却堕落为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呢？这证明要改造思想，不但要有环境，更重要的是还要有自觉。仅仅有改造思想的环境而没有改造思想的自觉，思想是无法彻底改造好的。
这六个右派分子的被揭露也证明，教育绝非万能，教育只能对那些能接受教育的人发生作用。党对王翰、贾潜、刘惠之的教育不可谓不多，也不可谓不严。十几年、二十几年都在对他们进行教育，甚至长期对他们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但是，他们还是变成了右派分子。这说明他们根本缺乏接受党的教育和改造的自觉。这六个右派分子的被揭露，等于给我们上了如何对待思想改造的有意义的一课，促使我们进一步懂得在思想改造中必须发扬每个人的自觉性。那种认为只要参加了党，参加了革命，在党的教育和革命教育的春风化雨之中，一个人的思想一定会自然而然地脱胎换骨，成为新人的观点是危险的。
这六个右派分子的被揭露也证明党绝不会无原则地庇护自己的党员。王翰等六个右派分子所以坚持自己的错误，固然和他们没有决心改造自己有关，也和他们的居功自傲、认为党奈何他们不得有关。他们以为，自己是这样老的党员，这样老的干部，对党和人民又有过“这样多”的贡献，因此，即使违抗党的指示、拒绝党的领导，宣传同党完全不同的主张，跟党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动，党也不会把他们怎样，甚至党还会对他们让步，和他们妥协的。事实完全作了相反的回答，党没有对他们让步，也没有同他们妥协，党不但在过去经常同他们的错误作了斗争，而且在这一次反右派斗争中对他们作出了恰当的结论，把他们确定为右派分子。这充分显示了党的大公无私，党的原则性和战斗性。一切犯了错误而又居功自傲、不打算改正错误并且等待着党的让步的共产党员应该彻底地清醒过来。
王翰等六个右派分子的揭露，对于巩固我们国家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武器的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是大有好处的。我们应该从此得到深刻的教训，下决心进一步彻底地整顿政法部门，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从这里吸取必要的教训，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和实际锻炼，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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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畜牧业生产座谈会提出方针和任务
让祖国的山野遍地是牛羊
据新华社19日讯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农业部最近联合召开了牧区畜牧业生产座谈会。朱德副主席在会上对畜牧业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作了总结报告。
座谈会汇集的情况表明：几年来我国畜牧业生产获得了巨大成绩。到今年全国已有大牲畜八千四百二十七万头；绵羊、山羊九千七百六十九万只；猪一亿二千五百万头，都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比1949年和1952年也都增加很多。但是畜牧业的生产还不够稳定，大家畜的纯增率从1955年开始出现了下降趋势，今年大家畜的数量比去年减少1.5％。有些地区，由于大家畜头数减少，耕畜的负担比过去加重。在耕畜中，出现了幼畜少老残多壮畜多的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现象。
为了改变畜牧业生产的不稳定状况，促进畜牧业生产大发展，座谈会总结和交流了畜牧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研究了各类地区的特点，提出了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和任务。
根据各地的特点和具体条件，座谈会认为，草原牧区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方针应当是：在积极而又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畜牧业，逐步改游牧为定居放牧，实行农牧业结合（首先是饲料生产）兼营畜产品加工业等副业生产，发展以牧业为中心的多种经济。山地牧区的方针应当是：在争取粮食、油料自给有余的基础上，在不破坏水土保持的原则下，积极发展畜牧业，发展农林牧副业相结合的多种经济。座谈会指出，不论草原牧区和山地牧区，它们的任务都是：不仅要发展牲畜，而且要外调牲畜，不仅要供应肉食和畜产品，而且要对农业区畜力不足的地方提供耕畜和役畜。一般农业区必须克服对畜牧业重视不够的现象，要充分认识农业和畜牧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必须大量发展畜牧业，逐步做到所需牲畜自养自给或部分自给。
座谈会要求当前各地必须做好保护牲畜安全过冬的工作，同时立即着手进行耕畜调剂工作，以解决部分地区的耕畜不足问题，保证明年春耕能够适时进行。
这个座谈会是11月25日到12月7日举行的。参加会议的有内蒙古、青海、甘肃、新疆、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河北、山西、陕西、吉林、黑龙江等十四个省、自治区畜牧部门以及部分县、旗和中央有关各部的负责人。（附图片）
八年来畜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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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到京
新华社19日讯 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的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蒂姆·布克今天从莫斯科乘图—104喷气式客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赵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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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蒂斯曼等到京
新华社19日讯 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包括团长苏蒂斯曼（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团员乌达约（候补中央委员）和努恩吉共三人于回国途中昨天到达北京。他们将在中国作短期逗留，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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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也门王太子将来我国访问
新华社20日讯 也门王国王太子、副首相兼外交、国防大臣塞弗·伊斯兰·穆罕默德·巴德尔，应我国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即将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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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朱德副主席在畜牧业生产座谈会上号召
全党重视畜牧业的发展
新华社19日讯 朱德副主席在牧区畜牧业生产座谈会上对畜牧业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要求全党重视这个工作。
朱德副主席说，畜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广义的农业部门中，除了粮食生产以外，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畜牧业的发展，不仅在畜力和肥料上支援了农业生产，并且供应了工业原料和城乡人民的肉食、奶食等；同时，牲畜和畜产品，还是重要的畅销的出口物资，可以换取大量的外汇。据统计，1950年至1956年六年间的各种畜产品的出口总值，可以换回钢材九百七十九万吨，对于国家的工业建设事业，作了巨大的贡献。从长远的发展前途来看，畜牧业（特别是发展生猪和奶牛）也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因此，发展畜牧业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全党重视的。
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畜牧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大家畜1957年，已经达到八千四百二十七万头，比1952年增加10.6％；小家畜（包括山羊、绵羊，不包括猪）1957年已经达到九千七百六十九万头，比1952年增加58％。猪也有了很大发展。从总的数字上看来，牲畜头数虽有增加，但都没有达到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指标。同时从牲畜的年度发展情况看来，发展也是起伏不平的。如1954年牲畜发展最多，1955年就减少了一些；1956年是个平年，1957年又减少了一些。至于猪的头数，在1957年则有了很大的增加。如果考虑到全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在1956年完成，牧区的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了重大发展的这种情况，我国的牲畜数目基本上没有减少，这是使我们高兴的。但是畜牧业的发展没有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就这点来说，已有的成绩又是不能使我们满意的。我们应当进一步地大大发展我国的畜牧业。
朱副主席指出：我国人民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党中央已经提出，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水平上，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一基本任务下，畜牧业必须相应地跟上去，既要供应工业发展上所需要的畜产原料，支援农业生产的畜力，适当地供应城乡人民的肉食；又要扩大畜产品的出口，换取外汇和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并支援兄弟国家。因此，畜牧业必须更快地发展起来，才能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
他说，我国发展畜牧业的条件是充分具备的。全国土地总面积有一百四十三亿亩，其中耕地仅占11.6％（云南仅占5％），森林占7.9％。再除去一部分沙漠和雪山，其他60％—70％以上是荒山和草原。这些地方大部分都可以利用起来，大规模地发展畜牧业。
在畜牧业的发展上，全国大约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区，这里草原辽阔，潜力很大，畜牧业向来有基础，可以大量发展。另一种是广东海南岛、广西、云南、贵州以及长江流域各省。这些地区，气候温暖，四季长青，人力充足，既不愁水草不足，又不用多大的建设投资，如果利用现有的荒山荒地发展畜牧的话，条件比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区还优越。第三类地区是黄河以北和东北各省，这些地区荒山也不少，同时与平原的农业区紧紧地连在一起，以畜力来支援农业，更有现实的重要意义。这些地区如果饲草不足可以利用麦收地种半季玉米，以便作为青贮饲料。以上三种地区，只要根据不同的特点，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每一个地区的畜牧业都是能大大发展的，我们的畜牧业是大有可为的。在许多地区，进行水土保持工作和兴修水利，不仅是发展农业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条件。还应当指出，在上述许多地区中，除了发展马、牛、骆驼、羊等家畜的饲养外，还可以有计划地驯养鹿、狐等野畜。在南方各省，应当注意发展羊的饲养。在不少地区，虎、狼、野猪等害兽，对于畜牧业、农业和人民的生命安全，有很大危害，应当有计划地加以消灭。必要的时候，可以开民兵和保安部队去剿除。在全国各地，都应当注意牧场的建立和养护工作。
养猪是畜牧业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除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各地都必须注意发展养猪事业。报载，最近河北省行唐县，已经出了一个万猪乡（安香乡），全乡每户平均的养猪头数，已经超过农业纲要草案所规定的1967年的最高指标——两头半到三头的三倍。这个事实发生在北方省份，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全国各地都应当注意推广河北省行唐县的这个经验。
朱副主席说，为了适应畜牧业的发展，应当加强畜产品的加工和牲畜购销工作。畜产品的加工企业应该分散到牧区去，就地吸取原料。一般说来，这些加工企业，如奶粉、奶油、皮革、肉食、屠宰、冷藏等，宜小不宜大，以便适应牧区的分散性和流动性。因为企业小，投资就少，就易于举办，牧区供销社和牧业生产合作社就可以搞起来。关于牲畜的购销工作，除耕畜、肉畜统一收购外，应特别注意依照历史上牲畜的流转路线，来调剂牲畜。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恢复旧有的牲畜市场。
朱副主席对牧业区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也作了指示。他说由于牧业的情况很复杂，发展不平衡，改造的进度不能强求一致，具体做法，也不能完全相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必须注意到牲畜是个活东西，必须注意到牲畜的保护和发展。因此，应竭力防止牲畜遭受损失和破坏。对于牧主的改造，小牧主可以允许参加牧业合作社（双方愿意），对大、中牧主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步骤可以采取公私合营方式。凡是游牧的地区，应当首先定居下来，以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外来的汉族工作干部中必须注意反对大民族主义、全心全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同时，在少数民族中必须注意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因为这种民族主义也是同样妨碍民族团结的。很明显，只有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较先进的汉族人民的帮助之下，少数民族地区才能迅速地建成社会主义。
朱德副主席最后说，这次会议是开得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大的方针和办法都有了。我相信，按照这些方针和办法做下去，我们的畜牧事业，一定会迅速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