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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高等学校开始出现新风气
放下知识分子架子 积极参加劳动锻炼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各地高等学校师生中开始出现热爱劳动的新风气，大批学生和教职员利用假日下乡参加体力劳动。
今年新学年开学以来，各地高等学校都加强了对学生的劳动教育，特别是在整风运动进入第三阶段以后，广大师生普遍要求参加劳动锻炼，改造思想，使自己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师生们参加体力劳动的热情普遍高涨。据共青团沈阳市委员会的统计，从9月初到11月下旬，沈阳十所高等学校已举行二十五次秋收和全市性的义务劳动，参加劳动的学生共达四万六千五百多人次。南京工学院最近一个多月来组织学生参加农业基本建设、环境卫生等劳动二十四次，出动学生一万三千多人次，做了三万零四百多个工时。南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也帮助一个农业社包修了一条二里长的水渠，可以排涝灌溉一百三十多万亩地。华中农学院和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最近有两千多教师和学生到武汉市郊区国营东湖农场垦荒。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体育学院、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和福建师范学院等校师生，都到附近农业社参加秋收、冬种或明春生产的准备工作。其中福建师范学院教职员和学生三千八百多人在福州郊区十个农业社做了四千八百多个工作日。东北师范大学学生除参加农业社劳动生产外，还到百货公司、电车公司、书店等当售货员或售票员，以及打扫马路等工作。
许多高等学校同农业社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师生们定期到农业社参加劳动。下乡参加劳动的教师和学生一般都能积极生产，虚心向农民学习，遵守劳动纪律，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干活。参加劳动时间比较长的山东农学院学生，逐步克服了体力不够和生活不习惯等困难，学会了一些基本的农业操作技术，被农民热情地称呼为“新社员”。据沈阳高等学校反映：许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参加农业劳动以后，才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所描写的农民的辛勤劳动。
在各地高等学校校舍建筑工程和校园整理工作中，师生们也热情地参加了劳动。湖北医学院有90％的学生和教师参加了建校的义务劳动，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的学生在校舍建筑工程中，还学着铺设下水道管子和修建风雨操场，西北俄文专科学校学生也在校园内修了两条马路。西南农学院学生还在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上建成了一座“共青团花园”。
高等学校许多生活方面的轻便劳动，已经开始由学生自己担负起来。南京工学院九十一个公共教室原来都由工人打扫，现在全部由学生轮流打扫，西安医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和长春兽医大学等校学生都参加了打扫校舍和帮助厨师做菜做饭等活动。重庆大学学生四千人，还把校内十六亩荒地开垦成为一个菜园，东北工学院学生也在校内挖了三个菜窖，搬运了七十万斤白菜。
现在，高等学校教职员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正逐渐形成经常的制度。沈阳师范学院、沈阳农学院等四校已经成立义务劳动委员会，根据季节不同安排劳动内容，规定每人每月参加劳动六到八小时。浙江农学院规定教职员每人每月参加劳动八到十六小时，学生结合教学计划通过农事操作、教学实习、生产实习和平时参加义务劳动等方式，参加体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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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省北流县农村
成立27所业余中学
本报讯 广西省北流县成立了二十七所农村业余中学，共有四十八个班，使全县两千三百多个高小毕业生能够边生产边学习。
这些业余中学由当地的党、政、团和有关部门组成校董会，具体负责学校设备、招生和经费收支等工作。学校聘请在乡的高中毕业生担任教师。为使学生上学和教师上课方便，各业余中学都借中心小学的教室上课，学校经费由学生自己负担。
这些业余中学规定，四年学完初中全部课程，每星期上课八节，使教师和学生都能参加农业生产，又能学习。现在，这些业余中学只开设语文、算术两科，今后准备逐渐增设代数、化学、生物、农业常识和政治课等。为了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和教学业务，该县教育行政部门，准备召开业余中学教师会议，研究提高教学质量。 （卢加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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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科学研究工作服务
北京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 北京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在14日成立。这个委员会由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医学科学院、农业科学院和农业大学、地质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图书馆的负责人，以及文化部、高等教育部的代表和一些图书馆专家组成。到会委员讨论通过了“北京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组织简则”和“北京全国中心图书馆协调工作初步方案”两个草案。
北京全国中心图书馆是由北京地区的若干最有基础的图书馆组成的，它是全国性中心图书馆的第一中心。根据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订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的规定，北京全国中心图书馆决定将立即进行下面一些工作：
（1）图书采购工作的分工。根据节约的原则并按照北京区各中心图书馆的特点和服务对象，确定图书采购范围。例如，规定北京图书馆以采购人文科学书刊为重点，其中特别注意中文善本和亚洲各国出版的书刊的采购；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技术科学中的基础理论和新兴学科的书刊为重点。
今后进口外文书刊将优先满足中心图书馆的需要。北京全国中心图书馆在订购外文书刊时，要本着节约的原则，认真地审查订购书单；各中心图书馆也要联系同类型的图书馆共同协商书单，既要做到避免重复，又要保证品种；补订外文过期期刊，在北京区每种以一份为限。
（2）建立联合书目和卡片目录中心。已经确定在1958年内完成的联合书目是：中国革命史联合目录、中国医药联合目录、中国政法联合目录、水产海洋联合目录、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全国方志联合目录等。关于建立全国卡片目录中心，确定由北京图书馆在明年起进行这项工作。
（3）图书调配工作。明年第一季度成立图书调配小组，进行工作的时候同高等教育部图书调配委员会取得密切联系。由于各图书馆积存的图书还没有全部整理完毕，因此，目前调配工作采取分期进行、边整理边调配的办法。调配的原则是系统和地区相结合，尽先照顾中心图书馆、边远地区和新建立的图书馆的需要。
（4）向科学工作者开放。目前北京图书馆已经成立研究室，专门供给科学工作者进行研究工作，但这项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如科学工作者的图书外借问题、抄写、复制等工作都要逐步加以改善。北京全国中心图书馆将争取在明年第一季度内为加强向科学工作者开放的工作，采取一些具体措施。
此外，北京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对国际交换、照相复制、馆际互借和干部培养等工作，也将在明年第一季度提出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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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美术展览会在京开幕
据新华社14日讯 苏联版画、招贴画、书籍插图和复制画展览，今天在北京苏联展览馆开幕。
展出的八百多幅作品，概括地介绍了苏联在美术出版事业和普及美术作品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展览会上高悬着列宁的名言“艺术属于人民”，展览会的内容显示了苏联艺术家们在遵循列宁指示中所作的努力。
展览共分五大部分。版画中有苏联近代最著名版画家八十高龄的法沃尔斯基和已故世的阿·克拉甫琴柯等人的作品。书籍插图中包括很多为世界文学名著所作的插图，画家米·皮可夫为中国古代诗人杜甫、白居易的作品和中国伟大作家鲁迅等人作品所作的十多幅插图也在这里展出。
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今天的开幕式上讲话。他说：二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就开始把俄罗斯的和苏联的版画介绍给中国人民。中国艺术家们从苏联美术各方面的优秀作品中，学习到苏联造型艺术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他特别强调苏联艺术创作中高度政治性和高度艺术性相结合的特点。他指出，中国艺术家特别应该学习苏联艺术家在创作劳动中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精神。
为展览会而前来中国的莫斯科美术家协会负责人之一卡·克拉甫琴柯，介绍了展览的内容和苏联的美术工作情况。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也出席了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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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处处便利病人 发挥潜在力量
许多医疗单位改革门诊制度
本报讯 在边整边改高潮中，山东、河南、黑龙江及北京等八、九个省、市的部分医院及诊所，在便利病人就医的原则下，先后改革了门诊制度。
大连医学院附属医院从11月25日起，把过去每天七小时的门诊时间改成十二小时，并放宽急诊条件，门诊时间为上午八时至下午八时，星期日开放急诊室。人力特别少的神经科、耳鼻喉科及中医科，也由原来的四至六小时门诊改为八小时，基本上作到了患者随到随诊。为了提高门诊质量，各科还轮派高级医师、教授去门诊部工作。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于11月22日开始实行门诊三班制后，取消了急诊室，改为值班室，每日上午八时至晚上八时，都调配力量便利病人就医。该院还把以前的划价、收费、取药等处合并一起，简化手续，又设置了询问台，引导病人就诊。
河北省河间县医院于10月20日开始，改变了和该县其他机关一起上下班的制度，现在门诊时间为上午八时半至下午七时，中午不休息，星期日不停诊。同时，还根据该县农村生活习惯，上午和逢集日看病人多，下午人少及医院门诊部只有十个工作人员的情况，划分了正副班，即上午为正班，工作人员全体上班，下午为副班，上班人数为正班的一半，工作人员轮换，既延长了门诊时间，又不增加医务人员劳动时间，还提高了工作效率，一月来门诊人次增加了10％以上。
北京市南苑区红星乡门诊部，根据农民在夏季天热时喜欢在早晨凉快时看病、冬季天冷时喜欢在中午暖和的时候看病的习惯，从11月份起把门诊时间改为自上午九时起至下午五时止，中午不休息，这样，就大大便利了农民就医，满足了农民要求。北京市清河制呢厂卫生所适应该厂工人三班轮流生产的情况，增设了夜班，从晚八时至十二时，为白天不能来看病的人诊病。
这些改革为时虽短，但由于是在经过大辩论的基础上进行的，有着牢固的群众基础，算过细账，也充分挖掘了潜力，因而试行以来，收到很大效果。如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眼科的曲光检查，已经预约到12月28日，实行三班门诊后，不但原来预约的病人可提前检查，还增加了治疗人次，做到随到随诊，提高了效率二倍。放射线科的胃肠透视已经预约到明年1月份，过去一天只透视一个病人，现在可增至三至四个病人，缩短了预约时间，提高了效率三倍多。同时，晚上来看病的75％是工人、干部和学生，这样一来，就大大减少了他们因看病而影响生产、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大连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部几年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患病人就诊拥挤现象，改变门诊时间后，医院门口的拥挤现象消失了，半夜来等挂号的病人没有了，门诊人次还增加20％以上。
门诊改革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如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实行门诊三班制后，11月26日晚上五点钟，从新乡市南五十多里的乡间来了一个农民老伯，他本打算先到医院看看什么时候能看病，再去找旅馆住下等候就医，结果来到就看了病，他高兴得连嘴也合不上。大连医学院附属医院改变门诊时间的广告在旅大日报登出后，即接到十多个厂矿单位职工打来的电话，表示欢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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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苏体操队举行比赛
本报讯 苏联乌兹别克体操队今天下午和晚上将在北京体育馆同中国青年体操队第二队举行比赛。
乌兹别克体操队共来了十六名男女运动员。他们中有十一人是运动健将，五人是一级运动员。个人成绩比较好的有：伊斯哈科娃（女）、丘克谢耶娃（女）和赫里姆巴奇（男）等。
今天同乌兹别克体操队比赛的中国青年体操队第二队是一支由新手组成的队伍，他们都是头一次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队中有男运动员蔡庚、于烈烽、乔振英等八人，女运动员黄新河、周芷湘、朱利亚等八人。乔振英是运动健将，其余的十五人都是一级运动员。
苏联乌兹别克体操队是13日到达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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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养员普通话训练班
本报讯 今年上海市教育局先后在本市新成、闸北等十八个区分块联合举办了六个幼儿园教养员普通话训练班，参加学习的共一千五百多人。她们通过拼音字母的发音、拼音、字调和一些教育教养用语的学习，逐步学会普通话。经过八至十天的学习，大多数学员看到用拼音字母拼成的标准音节，就能正确发音。这些学员的考试成绩，在七十分以上的占92％。教养员们运用拼音字母，来进一步说好普通话，这就可以用普通话来教育幼儿。 （杨居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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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寿山麓好劳动
——记北京八十三中的劳动教育
本报记者 戴月
在首都昌平区天寿山脚下，有一所风景秀丽的校舍——北京八十三中学。现在，有一千零六十二名学生在这里愉快的学习。
这所幽美的学校原来是一座破烂不堪的老爷庙，周围是坟墓，附近只有几家住户。解放后，政府为了照顾农村子弟上中学，就在这个废墟上建设了学校。1953年学校只有两排教室和三百多名学生，连个厕所也没有。院子里坑洼不平，一下雨满院子是水，学生也没有活动的地方。上课时学生要爬岗绕坑，晚间出门时稍不注意脚就会踩在泥坑里。
被分配到这里来的教师不安心工作；考到这个学校来的学生也不满意这里的环境。学校工作很混乱，学生纪律也不好。1953年初，河北省通县专区教育科派薛天同志到这里来担任校长工作，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
1954年春，薛校长和教师一起研究建校工作，根据当时情况，只有发动全体师生动手改变学校环境。可是有一部分师生思想不通。有的教师说：我们是来教书的，不是来参加劳动的；有的学生说：我们是来学文化的，不是来给学校当奴隶的。薛校长针对这种错误思想在全体师生中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并且以实际行动影响别人。当建校劳动的时候，他总是用最大的筐抬土，作最重的活；在业务工作方面，他除了担负校长的行政工作以外，还担任了两个班的班主任工作，担负一个班的政治课。因此，他每天从早晨五、六点钟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钟。校长这样忘我的工作精神，使教师学生都很受感动，鼓舞了全体师生的劳动热情，再也没有人发牢骚了。
这所面积近三百二十万平方公尺的学校，除了教室和宿舍是工人盖的以外，附属设备、操场、厕所、园地、平整院子、绿化等等都是师生自己建设的。经过建校劳动，学生们养成了劳动习惯，树立了正确的劳动观念。
学生参加体力劳动已经形成了风气。在课外活动时间里，到处可以看到学生们自动的把冬天升火用的木头劈成碎片，扫院子。女同学们缝衣服、补袜子、帮助厨师洗碗、洗菜，每个班都有一个积肥坑，同学们吃过晚饭就拿着粪筐到处拾粪、拾草积肥，供学校园地用或者送给农业社。在这所学校里，到处可以听到“为集体作好一件事”的口号，到处可以看到“为集体作好一件事”的实际行动。例如他们为了响应国家勤俭办学的号召，冬天取暖用的煤球就是同学们在课余时间作的，仅这一项就给国家节省工钱一百二十多元。
同学们还经常参加一些社会劳动。学校和农业社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农业社活多忙不过来时，就通知学校支援他们，学生经常到农业社参加劳动。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八十三中的邻居——井文屯农业社开水渠，劳动力不够，全校一千多名师生冒着大雪去帮助农业社开水渠。今年秋天，渠道两旁的水稻得到丰收，农业社请学生们去作客，社员亲切地招待他们。通过这件事情，同学们受到一次实际教育，真正体会到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
这里的学生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多数学生靠助学金上学，过去每月每班平均支出助学金一百二十元左右。经过几年来的劳动锻炼，学生树立了正确的劳动态度，因此，近一两年在寒暑假期间，全校有70％以上的学生到城市或到农业社里作工，还有些学生把学校的厕所和一些简单的杂活包下来。这些参加劳动的学生，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四、五十元，可以解决个人学费和生活费用，学生自动不要助学金，因此助学金比过去降低了50％左右。
劳动教育给学生将来参加生产劳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年暑假，八十三中20％以上没有升学的学生都愉快的参加了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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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语七十年
——关于国际辅助语问题和世界语运动状况
陈原
一
世界语是一种人造的国际辅助语，七十年前（1887）由波兰柴门霍夫博士（L·L·Zamenhof 1859—1917）公布的，作者署名为“D-ro Esperanto”（希望者博士，即希望人类有了它就能和平相处）——人们把这署名Esperanto当做这种语言的名称；我国最初译作“万国新语”，后来才通行了“世界语”一词。不过在世界语者看来，世界语只是一种国际辅助语，并不排斥民族语，也不是人类共通语（如果说人类将来会有一种共通语的话）。
在世界语出现以前，从十七世纪起，由于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崩溃，各民族接触愈益频繁，就出现过不少的国际语方案。哲学家笛卡儿、柯明斯基、莱布?兹等都设想过所谓共通语方案。三百多年来出现过的方案大约有五百种。一类方案是用号码、乐谱或随意拼成的音组构成的，难写难记难讲，几乎说不上语言；一类方案却是以自然语（民族语）为基础，加以合理的编排，这一类比较实际。十九世纪下半期流行过一时的伏拉朴语（volapük-＝world世界＋Speak说话），是世界语出现以前后一类方案（叫“后天型”方案）中最高的成就。伏拉朴语开过三次国际大会，头两次用德语交谈，最后一次用这种语言，才发现它不好讲、不好懂，大家提议改，而它的创始者史莱耶不肯改，伏拉朴语的支持者就转而支持刚刚出世的世界语了。伏拉朴语的死亡，却在世人的心目中投下了一个暗影：人造语是不是空想呢？怕行不通吧？
语言学界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几十年来曾经争论过几次。1931年在日内瓦第二届国际语言学大会上爆发的第三次争论，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会上，发表意见的专家有三十人。到了最后，法国社会学派语言学家梅耶（A·Meillet1866—1936）说过一句俏皮话：“争论这个问题——人造语可能吗？——现在已经是无的放矢了，因为世界语事实上已经存在着。”（参看苏联语言研究所副所长А·Бокарθв的报告油印本和“语言学问题”1956年第六期）。
有人说：人造语是可能的，但不是必要的；拿一种民族语来做国际辅助语，岂不干脆？干脆是干脆，就是行不通。学习外国民族语这是应该的，但它是另一回事，最近英国科学政策顾问委员会大声疾呼，要英国科学家赶快学俄文，但如果拿俄文做为国际语，好多国家是接受不了的。同样，英语曾被两个强国（英美）在外国推行过，但一样行不通。战后西欧联盟提倡过什么“两种语言主义”，即先学英语，后学法语，也不过是一种语言的大国沙文主义而已。
有人说，民族语不行，索性用死去的拉丁语如何？有过这样的企图和试验，但是用死去了的语言来表达现代生活的一切是有一定困难的，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人民群众学习这种死语言也是不容易的。有人说：那么，把拉丁语改造岂不妙？是有过不少改造拉丁语的方案，例如意大利数学家皮亚诺（G·Peano）1909年公布的lnterlingua（又称“没有变化的拉丁语”），就是较著名的一种，但它还是太难了，比拉丁语更不好用。
有人说：世界语出现后难道没有新的好方案吗，为什么它们敌不过世界语？方案有很多，例如1907年的ldo语，1928年的Novial语（改善了的ldo语）等等；敌不过世界语的原因也很复杂，大概，首先是因为世界语已形成一个运动，有许多文献和拥护者，人们认为不值得为了个别的好处，接受新方案而推翻几十年的活动；其次是世界语七十年来是像自然语一样，被使用它的群众集体地发展了，再则好些方案本身有弱点，不如世界语的既简易又丰富，有些方案丰富而太难，有些方案则太简陋（例如基本英语）。因此，国际上现在只有世界语受到比较多的支持。
二
柴门霍夫创造的世界语，是以印度欧罗巴语系为基础，吸收了它们共同的合理因素，加以简化而成的。这样，世界语就便于学习，适应性和表达力也很强。试从世界语的构造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发音。世界语采用拉丁字母，贯彻一母一音，一音一母的原则，既不变读，也没有不发音的哑字母，重音在单字倒数第二音节上。它不像英语发音那样变幻莫测，不像俄语那样重音没有规则，不像法语那样多的字母不念出来。世界语的音调有点像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词汇是第二个问题。世界语的基本词汇大约60％来自拉丁语系，30％来自日耳曼语系，10％来自斯拉夫语系（所以欧美人学起来很容易）。这里面没有（或很少）吸收东方语系的词汇，也许是一种缺陷；但是世界语合理而广泛使用附加语（接头、接尾）和合成语（一个单字加另一个单字）的结果，大大缩小了基本词汇，而且大大便利印欧语系以外的各族人民学习。例如七十年前世界语“第一书”的基本词汇九百零四个，可以由此加上附加语而产生约一万个单词。这种特性有人叫做粘合语特性（Aglutina karaktero）。比方“牛”
（Bovo）一词便可利用附加语变成公牛、母牛、小牛、小公牛、小母牛、牛群、牧牛人、牛肉、小牛肉……等一大堆单字，而在一些民族语里（例如英语）要用几十个不同的单字。（参看E·Drezen：“世界语论纲”，莱比锡，1931。）民族语词汇中的不合理成分不存在了（例如“鼻子”一词，俄语为男性，德语却是女性，法语又是男性，没有道理可说）。至于国际专业词汇本来是互相借用的，世界语也容易吸收。（比方“共产主义”，英文Communism，法文Communisme，德文Kommunismus，俄文Κоммунизм，世界语则是Komunismo）。
第三，语法。世界语以通行的民族语语法为基础加以提炼和简化（合理化），订成十六条规则。用不同的语尾来表示词性，变化都是简单而有规律的，格的变化采用了语言学上所称的分析语办法（利用前置词减少或取消名词的格的变化），只保留了目的格，动词的变化一共归纳成十二种语尾，互相结合即表达出最复杂的时称（如未来时被动名动词）。（参看I·Lapenna：“国际语”，伦敦，1954）。
以上着重说明了世界语的构造是简易的，但同时会引起一种印象或者担心，它是不是过于简陋了？
世界语之所以简易是因为它合理、有规则，这可绝不等于简陋。既然世界语的基础是建立在现代民族语之上，它具备了民族语中所有合理的有用的因素，那么，怎么可以设想，它不能表达现代人的一切思想呢？既然能够表达思想，而不能表达感情（！），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外国进行过不少试验来检查世界语的表达力，一般的结论至少可以承认世界语能够表达民族语所能表达的东西。由民族语译成世界语的许多文学作品，其艺术表现力也是世所公认的。
世界语在它存在的七十年间，在语言本身应当说是大大发展了，丰富了。以词汇来说明它的发展是比较明显的：1887年世界语有九百零四个基本词根（见“第一书”），能造一万个单字；1894年有二千五百九十九（见“国际词汇”一书）个词根，由国际语言委员会（世界语学院）规范化的结果，又增加了一千七百五十九个词根，1954年出的第四版“世界语大字典”（ PlenaVortaro）共有七千八百六十六个词根，由此可以获得八万个单字——大致和现代民族文学语言的用量相符合。（参看I·Lapenna上引书。）这一方面说明了世界语本身的发展，一方面也证明了世界语的丰富性。应当说明，这并不妨害世界语的简易性，因为简易是词汇和语法两方面的事情，而且日常应用一千个基本词根就够了。此外，例如四十五种学科有一百一十二种专业词典，也增加了世界语在这方面的适应力。
其次是，世界语的出版物日益增加，这样也使语言丰富起来。据伦敦不列颠世界语会图书馆的材料，到1956年止有三万种著作。这里面包括了大部分的文艺作品（翻译和原作），小部分的科学著作。各国的主要文学作品差不多都有世界语译本，其中不少是很精湛的翻译，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丰富了世界语。
世界语在各方面的实际应用，也使它发展成为比较完备的交际工具。比方在旅行（有六百个城市指南出了世界语本，许多国家的旅行社有世界语服务部）、无线电广播（去年十二个国家二十个电台用世界语播送了一千四百二十八个节目）、电报（1925年国际电报联合会决定以世界语为明码电报语言）国际大会等的应用，既显示出世界语的实用价值，而在使用当中，世界语本身也发展了。
经过七十年的时间，世界语不是僵化着，而是日渐变成一种活生生的语言了。
三
卢那却尔斯基1926年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世界语运动以不能驳倒的力量在开展着，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现象之一了。”
的确，不论你支持它还是反对它，你总不能否认世界语运动是现代国际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从十九世纪末到现在，各国许多先进文化人士都支持它。科学家当中，爱因斯坦、戈登（法国科学院院长）等人都支持世界语，去年逝世的苏联地质地理学家奥勃鲁且夫全家都是世界语者。文学界中老托尔斯泰学会了世界语，并热心宣传它。高尔基1919年为世界语作过辩护的讲话。罗曼罗兰和巴比塞都是世界语的热烈拥护者。
世界语运动的最初二十年（1887—1907），是没有国际性组织的。1908年才成立了国际世界语协会（UEA），但它只是一种着重在服务方面的组织，并不指导各国世界语运动。1936年分裂出一个国际世界语联合会（IEL），原因也就是在对运动的意见不同。1921年工人世界语者也从协会里分裂出来，成立了“全世界无民族协会”（SAT），1932年从这里又分裂出一些最进步的工人世界语者，成立“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IPE）。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况。（参见St?p－Bowitz:“世界语运动”，奥斯陆，1948。）
战后，“国际”不存在了，“全世界无民族协会”因为领导薄弱，有许多地方采取了工人贵族的政治观点，似乎力量削弱了。国际世界语协会则和它的反对派（联合会）于1947年重新合并，在政治上改变历来反苏、反进步运动的态度，采取和平中立路线，承认不同制度不同意识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在组织上广泛接受各国世界语团体为会员，也接受个人为会员，不只提倡服务，而且有意识地进行调查研究，开展运动。因此，协会目前已成为战后国际世界语运动的强大中心。协会每年召开一次国际大会。去年在丹麦开的一次是第四十一次，有四十几国代表二千二百人参加，我国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出席。这样的大会是增加各族人民互相了解的良好场所。今年在马赛举行第四十二次大会。
国际世协在战后为争取社会上的支持，曾组织了七十六国一千五百万人签名，向联合国组织申请考虑正式以世界语为国际辅助语（签名者中有萨波托茨基总统和西伦凯维兹总理）。联合国组织把这个申请书交教育科学文化组织（UNESKO）处理，后者于1954年通过决议承认世界语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各国人民交往方面的成就，并以国际世协为咨询机关，经常合作。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1937年以前苏联的世界语运动最发达，有好几万人学会世界语，参加组织的即有八千九百人。（见“世界语百科全书”下册附录，布达佩斯，1935。）在最盛时期，日本秋田雨雀曾用世界语游过苏联（“新俄游记”，1928），我国胡愈之同志也用世界语访过莫斯科（“莫斯科印象记”，1930）。后来不幸停顿了，到1955年才恢复，现在在莫斯科大学等处开了世界语班，并且编印各种字典课本（见News去年21期），今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也有世界语活动。波、保、匈三国世界语团体都已恢复，并参加了国际世协。南斯拉夫的世界语运动战后一直没有停顿过。捷克学会世界语的人很多，也在筹备恢复全国世界语组织。罗马尼亚的组织也已建立了。
在资本主义国家，世界语运动比较发达的有北欧（丹、挪、瑞、芬）和西欧（法、德、英、荷、意、西）诸国。在美洲，巴西一直是强大的中心，美国近年来有较大的进展。亚洲各国中，以日本的实力比较雄厚。
四
世界语传入中国有半世纪的历史了。第一个世界语组织是1908年成立的。从那时到“九一八”，世界语受到很多人的嘲笑，但也得到先进文化人士（其中有蔡元培、鲁迅）的支持。1921年北京大学把世界语列入正式课程，由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教授；1925年又成立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1928年胡愈之同志代表中国出席了国际大会。在这前后，靠了世界语，我们的文学界介绍了许多小民族、特别是中欧东欧作家的作品到中国来，这是尽人皆知的。“九一八”以后，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从1931到1945年这十五年间，中国世界语者先后编印过好几种对外刊物，介绍我们人民的生活和解放运动的真相，这些刊物在外国世界语者中间引起了比想像还深远的作用。刊物的读者大都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此外，我国世界语者还曾展开国际通讯，广泛结交朋友。国际通信是世界语所特有的现象，随便那一本世界语杂志都有愿意通信者的名单，你可以找你所希望的对象写信，还可以因此一传十、十传百互相介绍对象。靠了国际通信，我们既可以学好语言，学习到我们要学习的东西
（人民的生活，各种知识），同时又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和影响，广泛交到朋友。
革命胜利后，我们出过世界语的“人民中国报道”，很受外国欢迎。（这个杂志现已复刊）。全国性世界语组织是在解放后（1951年）建成的，即“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址在北京马家庙甲十二号）。今年3月，世协和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试办世界语讲习班。中国人民大学也正式开设世界语课。
世界语经历了七十年，其间有过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对于世界语是致命的打击），有过法西斯的奴役（西方和东方），但是它没有死亡，反而日益证明人造国际语是可能的，而且是人民大众进行广泛接触的行之有效的工具。它正依循着健康的道路前进着，发展着，日益受到更多人的注意、使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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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技术力量支援农村
北京水利学校的农田水利专业师生，最近在学习和讨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利用假日和实习时间，到京郊“三八”农业社支援水利建设。这是他们和社干部正在野外实地研究把一千亩旱地改为水稻田的水利建设计划。
新华社记者 傅军摄